第三节 园艺农业与母爱

一、农业的起源问题

农业的低级阶段称为园艺农业，高级阶段称为集约农业。由人类学的调查资料来看，母系社会通常存在于园艺农业社会。

“在园艺农业民族的社会中，妇女的劳动对于维持生计尤其重要，在那里母系继嗣占有优势地位。在南亚——旧世界食物生产的源头之一——存在大量的母系社会。它们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中国西藏和中国南部的许多社会。在北美各地的原住民和非洲各地，母系继嗣也有显著地位。”[1]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狩猎采集曾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生计模式。仅仅在1万年前，地球上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生产。

可以说，单从生存的角度看的话，狩猎采集社会的生存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发现狩猎采集人群食物丰富，与农耕者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寿命更长。今日的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压力比农耕社会要小，……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食物生产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劳动的强化。”[2]

总的来说，狩猎采集并不是太辛苦的谋生方式，只要能够迁移到资源丰富的地方就可以享受相当不错的生活。可是，人们一旦成为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农夫，就要辛勤劳作，而且其成果可能会受到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侵扰。那么，人们为何要从狩猎采集者变成农夫而自讨苦吃？

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前提是掌握相关的植物栽培及驯化技术。在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活中，人类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动植物的经验和知识。“食物生产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并不陌生。澳大利亚的土著，北美西南的印第安人，亚马孙丛林的印第安人都会移植和管理他们需要的植物。”[3]

调查资料显示，有些史前人类的生存方式是在狩猎采集与食物生产之间来回转换的。例如，中国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的古人，“气候适宜时进行食物生产，不合适时就回到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4]由于这个地区处在环境的过渡带上，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于是，古人采取了通过调整生计模式来适应环境变化的策略。

这些事例似乎表明，食物生产并不是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确认近东地区、中国、中美洲、南美洲、美国东部5个地区为农业起源的原生区。此外，还有4个‘候选’地区”。[5]那么，农业生产为何在互不关联的5个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

关于农业生产的起源，很多学者认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原因在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更新世晚期，地球的气候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物种消亡，以致人类无法继续依靠狩猎采集方式生存，不得不走向农业生产的谋生方式。

但是，“气候变化的解释受困于一个事实，即在整个更新世阶段气候和环境一直是不稳定的。不仅是各种类型的气候，而且人类在栖居欧洲和中东的150万年里，至少发生过10次剧烈的气候和环境波动。中北非的林地和疏林草原也发生过剧烈变化。如果气候变化对于更新世末和后更新世的文化转变至关重要，那为什么这些转变没有更早发生？”[6]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压力是原始农业产生发展的原因。“科恩将人口压力作为世界各地食物生产开始的最主要原因。其潜在含义是：人口有不断增长的内在趋势，且人们难以控制这一增长趋势。科恩认为：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持续的人口增长与膨胀导致全新世伊始人口占满全球，人口难以向其他地区迁移。”[7]人们只好设法在限定区域获取更多食物，从而走向虽辛苦但能够收获更多食物的农业生产方式。“然而，该理论中假设的晚更新世人口扩张没有证据支持。”[8]

人口压力说的最大问题是：“它与采集狩猎民族一般把人口稳定在特定地区所能维持的人口水平下这种人人皆知的趋势相矛盾。”[9]即使存在过人口压力问题，正如布赖恩•海登所指出的那样，“从理论观点和民族学观察来看，十分明白的是，没有群体能够避免与资源间的阶段性失衡。”[10]气候的急剧变化，不管它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有可能引发饥荒。但，这与人口密度无关。由此看来，很可能在整个更新世反复出现过人口压力问题，出现在更新世末的人口压力在种类和程度上都不会是什么新的东西。

与强调生存斗争的上述主张相反，有观点认为，大型村落的建立和农业生产得到强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某种社会性动力。在近东地区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伯德（Byrd）陈述了如下看法：“进行食物生产的大型村落的建立，其原因并非人类学会了植物栽培的方法，因为植物栽培早于此时约1500年之久业已肇始；也非环境压力所致，因此时环境明显改善；亦非某种驯化植物使得粮食更加高产使然，因植物遗传学上的主要改进（即‘驯化’）大都发生在大型村落建立之后。虽然定居的村落生活与粮食作物的栽培、动植物的驯化一般被认为是‘新石器革命’的‘一揽子交易’，然而在这场漫长的‘革命’进程中，这些要素之间发展的地点和时间均有所不同，并非紧密相连。村落建立的原因可能是社会动力方面的，甚至是人的认知领域的。”[11]

即，由于某种社会原因或人的认知出现了定居村落，因而栽培活动和驯化活动得到持续强化，最终确立农业生产的谋生方式。

张光直也认为，农业的产生原因并不是生存压力，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于某种富裕的狩猎采集社会。“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发展出来一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12]

关于农业的起源问题，除了上述几种观点之外还有其他多种观点，但都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有关农业起源的推动力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

二、园艺农业的特征

园艺农业的特点是技术简单，没有人工的灌溉系统，也不使用犁和畜力。所用的工具仅限于刀、斧、铲、掘土棒等等。早期使用的是用石头、蚌壳、木材等材料制作的工具，后来才有了金属工具。即，早期的园艺农业像狩猎采集活动一样完全依靠人类的体力，所用工具也没有质的差别。尽管如此，能够生产生活所需的一切，足以保证自给自足。

与集约农业相比，园艺农业的产量很低，需要大面积土地，是典型的广种薄收。“刀耕火种”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典型的园艺农业，它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种二三年后，若地力耗尽，人们就换一个新地方进行耕种。由于不断地放弃旧的田地，开辟新的田地，若村庄周围土地都开垦完毕而地力尚未恢复，就需要整个村落迁移到新的地方。因此，刀耕火种又称为“游耕农业”。

园艺农业是对生态系统影响很小的生产方式。这种农业多半处于亚热带和热带。在这些地区，各种植物生长在一起，相互依存，而不是分区生长。通常，从事园艺农业的人们模仿这种生态环境，在同一块田地里种植多种作物，以便利用生态系统的原有功能。“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曾经指出：‘从生态而言，游耕农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结合于原先既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任何类型的农业，都试图努力改变某种生态系统，以增加流向人类一方的能量，而游耕农业只是技巧地模仿自然系统。’”[13]

由于园艺农业社会是刚从狩猎采集社会脱胎而出的低级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狩猎采集活动往往仍然占据重要位置。20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中国云南省的独龙族由狩猎采集转向农业大约只有百年历史。“如以1956年对一个家族的5户人家的调查为例，生产的粮食与采集的野粮比例为100：84（将野粮也折合成粮食计算），如果再加上渔猎的收获，则农业所占的比重还低于狩猎和采集。”[14]

在所有类型的农业中，园艺农业所消耗的能量最低。“经营这种农业的民族从不将自己的精力或土地的肥力消耗到最大限度。生产的粮食只要能维持生活即可，所以人们还是有相当多的空余时间，不必终岁劳动。”[15]

梅克兰诺蒂·卡亚坡印第安人社会是位于巴西亚马孙林区的园艺农业社会。“作为预防坏年景的措施，而且为准备接待其他村落的人，他们种植比其需要多得多的农产品。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必非常辛苦地劳动以求生存。他们每周花费在各种劳动上的平均时间量表明，在园艺社会里，生活过得多么容易：8.5小时，园艺；6.0小时，狩猎；1.5小时，捕鱼；1.0小时，采集野生食物；33.5小时，所有其他工作。总而言之，梅克兰诺蒂人每周必要劳动时间少于51小时，而且这包括工作的往返、烹饪、修理损坏的工具，以及我们通常不算作我们工作周一部分的所有其他事情。”[16]

可见，园艺农业并不是艰苦费力的生计模式。更重要的是，园艺农业本质上是简单模仿自然的生产方式，它所需的经验、技术及工具与狩猎采集社会并没有质的差别。换言之，园艺农业所需的经验、技术和工具是能够依靠狩猎采集社会中所积累的经验来足以提供的东西。即便在园艺农业中出现未曾在狩猎采集社会中遇到过的新问题，它们也都是依靠狩猎采集生活中所积累的能力来足以应付的东西。

概言之，从生存方式的角度来看，狩猎采集与园艺农业的差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表面形式上的差别。可以说，狩猎采集是为了寻找能够提供食物资源的生态环境到处游荡的生存方式，而园艺农业是把能够提供食物资源的生态环境移植到自己周边，以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的生存方式。由此可知，若环境条件许可，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园艺农业社会的转变并不是技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

人类学调查资料也显示，当今的狩猎采集社会之所以仍然采取狩猎采集的生计模式，“或者因为由于环境逼迫使他们陷于寻食是最好生存手段的处境，或者因为他们只是喜欢以这种方式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感到其生活方式是令人满意的，就如坦桑尼亚北部的哈扎人，他们竭力避免采纳其他生活方式。”[17]

“有趣的是，哈扎人……拒绝新石器时代革命，只为安享闲暇。虽然垦殖者环伺四周，他们直到最近还抗拒着农业，‘主要是因为农耕需要太多艰苦的劳作’。这一点上，他们和桑人别无二致，而桑人用另一句话回应了新石器时代的问题：‘世界上有那么多猴面包树的果子，我们为什么还要种地？’”[18]

综上所述，从狩猎采集到园艺农业的转变，关键在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使得农业耕作成为可能的生态环境；其次是人们的选择。可是，由于农耕既辛苦又费太多时间，狩猎采集者更喜欢既轻松又能够享受更多闲暇的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园艺农业的出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从生存方式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与园艺农业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只不过是游动与定居的表面形式上的差异而已。可是，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与以园艺农业为基础的母系社会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狩猎采集社会以横向的婚姻关系为主轴的核心家庭为其基本单位，而母系社会以纵向的母子关系为主轴的母系家族公社为其基本单位；狩猎采集社会以横向的旁系亲属关系为主轴的亲类为其主要的社会群体，而母系社会以纵向的直系代际关系为主轴的母系继嗣群体为其主要的社会群体。

亲类是从以横向的婚姻关系为主轴的核心家庭派生出来的亲属群体，而母系继嗣群体是从以纵向的母子关系为主轴的母系家族公社派生出来的亲属群体。因此，狩猎采集社会与母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是以婚姻关系为主轴的核心家庭为基本的社会单元；还是以母子关系为主轴的家族公社为基本的社会单元。

如此说来，农业的起源问题最终归结为，为何人们会选择以母子关系为主轴的家族公社生活方式。由此可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生活中母子关系的意义何在。

三、母子关系与依恋需要

二战期间，许多儿童成为无人照料的孤儿。人们发现，孤儿院的儿童即便得到充分照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变得对人冷漠、焦虑忧郁，而且身体发育也较一般儿童缓慢。在探究其原因的过程中，儿童与照顾者的情感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此幼儿的依恋需要开始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这里，依恋指的是，幼儿与他的主要照顾者（一般为母亲）之间所形成的强烈的情感联结。

依恋理论的发展主要得力于鲍尔比和因猴子实验而闻名于世的哈洛的研究。鲍尔比指出，依恋需要并非产生于母亲的喂食行为或人类的性驱力，它是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从出生到死亡始终起重要作用的心理需要。从情感的强度来看，“没有什么形式的行为所伴随的情感强烈程度可以超过依恋行为。”[19]

虽然依恋需要是始终存在的心理需要，但在儿童早期表现得最为强烈。幼儿只与极少数人形成依恋关系。并且，一旦形成依恋关系，就想更加亲近依恋对象。由于依恋对象让幼儿产生安全感，只要依恋对象在其旁边，就不会对陌生环境感到不安，反而会感到好奇，表现出积极探索的倾向。

依恋理论认为，幼儿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建立温暖、亲密、稳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幼儿既能够获得满足，也感到愉悦。一般来说，在人生的早期阶段所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对其各种人际关系发生长久又深刻的影响。

在人的一生中，母子关系是最早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如果幼儿长时间失去母亲的爱而无法形成亲密的依恋关系，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不安，最终在彻底的沮丧中陷入绝望。这不但会带来深深的内心创伤，甚至会夺去幼小的生命。

哈洛的猴子实验表明，依恋需要对动物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之前，心理学界多以营养供应的观点来解释婴儿对母亲的依恋现象。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爱我们的母亲是因为母亲给我们奶喝。可是，哈洛的实验告诉人们，幼猴离不开母亲并不是为了奶水，而是它绝不能没有母爱的温暖。

实验表明，失去母爱的小猴子长大后表现出极度的反群体行为。不但无法和其他猴子一起玩耍，甚至性成熟后不能进行交配。“母猴不仅会攻击公猴，也不知道正确的性交姿势。有些猴子甚至出现类似自闭的症状，如：不停摇晃、啃咬等自残行为。毛茸茸的手臂到处是溃烂的伤口，血流不停……有只猴子甚至咬掉整只手臂。”[20]

为了弄清这些幼时失去母亲的猴子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哈洛发明了所谓的“强暴架”， 并成功地让20只拒绝交配的母猴受孕产下幼仔。结果是，“这些在强暴架上受孕的母猴，有些杀死幼猴，有些对幼猴漠不关心，有些表现‘还算正常’。”[21]

哈洛的实验清楚地告诉人们，失去母爱而无法建立正常依恋关系的猴子，不仅因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而无法正常成长，更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称职的母亲。对猴子来说，对爱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基本需要，甚至是比饥饿和干渴更强烈的基本需要。貌似本能的母性行为也不是不学而能的天性，而是在母爱的温暖中才能形成的品质。

在动物的进化过程中，除了满足饥渴性等生理需要的生存活动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便是繁育后代的亲代抚育行为。“亲代抚育行为（Parental care）是指亲代对子代的保护、照顾和喂养，包括一切有利于子代生存的活动。”[22]

纵观进化史，可以发现，亲代抚育行为呈现出从没有亲代抚育到很高级很复杂的亲代抚育活动的进化系列。尤其是，“在哺乳动物中，由于雌性个体有专门为幼兽发育提供营养的乳腺，因此先天决定着母兽将会更多地参与亲代抚育工作。雄兽很少与雌兽一对一地组成单配制家庭，这样的种类只占整个哺乳动物的大约4%。”[23]因此，哺乳动物的亲代抚育行为也称为“母性行为”。

在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母子关系的进化呈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母子关系表现为，不具备自立生存能力的幼仔为了满足其生理和安全需要不得不依靠母亲，而母亲只为幼仔提供食物和安全。

在第二阶段，幼仔开始表现出有别于生理和安全需要的心理上的依恋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即便生理和安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若依恋需要得不到适当满足，幼仔就无法正常成长。哈洛的猴子实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阶段，母子关系表现出越来越亲密的依恋关系，而且维持亲密关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在第三阶段，动物的依恋需要表现为与生理过程无关、从生到死始终存在的独立的心理需求。在这个阶段，母子关系开始表现出以亲密的依恋关系为基础一辈子相依为命的特征。完全成熟的黑猩猩日夜守护母亲的尸体直至绝食而亡的情景清楚地显示出这种与生理需要无关的强烈的依恋情感。[24]

如同母子关系的进化，母性行为的进化也呈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母性行为仅以满足幼仔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为其目标。在此阶段，随着幼仔的发育成熟，母子关系会渐渐松懈，最终完全解体。因此，母亲仅仅表现为身体的培育者和守护者。

在第二阶段，随着幼仔开始表现出心理上的依恋需要，母性行为越来越以满足幼仔的依恋需要为其重要内容。在此阶段，母亲不断提升为更加充满母爱的存在。因此，母亲不仅表现为身体的培育者和守护者，而且还表现为心灵的培育者和守护者。

在第三阶段，母性行为表现出与子女建立相依为命的终生依恋关系，为子女尽其所能奉献一切的趋势。在此阶段，母亲表现为一辈子以子女的幸福快乐为其最高使命的母爱的所有者。

总的来说，动物的依恋需要和母子依恋关系的进化呈现为从“无”到“有”，从与生理过程紧密相关的短期现象到与生理过程无关且一直存在的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这充分表明，心理上的依恋需要本质上并不是无法自立的幼仔为了满足生理和安全需要而表现出的附带现象，而是有别于生理和安全需要的另一种独立需要，并且是随着进化不断增强的需要。

同理，母爱的进化也呈现为从“无”到“有”，从与生理过程紧密相关的短期特征到与生理过程无关且一直存在的心理特质的发展过程。这充分说明，母爱本质上并不是因怀孕和分娩而突显出来的附带现象，而是与生理过程无关的独立能力，并且是随着进化不断增强的心理能力。

作为与生理过程无关的独立需求，心理上的依恋需要具有与生理需要完全相反的特征。饥渴性等生理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就会减退，甚至暂时消失。而幼儿的依恋需要随着依恋关系的建立不但不会减退或消失，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烈。与此相同，母爱也随着付出不但不会衰减或消失，反而会更加强烈地涌现出来。与生理需要相反，依恋需要和母爱都具有不断发展的潜能特征。

因此，随着依恋关系的发展，母子关系不仅会得到持续强化而形成越来越亲密的依恋关系，而且依恋关系的水平也会得到不断提升，从而形成越来越完善的依恋关系。由此可知，作为动物进化的最高产物，人类是具有最迫切的依恋需要和最强烈的母爱的存在，是追求最亲密、最完美的依恋关系的存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具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并认为，这五种需要构成人类需要的阶梯状等级系统，人们一般倾向于从低级需要开始依次得到满足。

在这阶梯状等级系统中，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若生理需要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安全需要就会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需要。若生理和安全的需要都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归属与爱的需要就会开始支配人的动机和行为。在这一需要层次的人，把友爱看得非常可贵，希望能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渴望在团体中建立和谐的同事关系。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良好的归属感，感到集体的温暖。如果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强烈地感到孤独、寂寞，感到在遭受抛弃，内心会产生极其痛苦的体验。

作为“原初的丰裕社会”，狩猎采集社会是能够充分满足人类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社会。尽情享受闲暇的自由自在，以合作分享为乐的生活方式，喜欢交际的富于人情味的生活，这一切意味着狩猎采集社会已超越生理和安全需要的层次，上升到归属与爱的需要的层次。

从动物的进化过程来看，爱发端于母子关系，所谓的归属与爱的需要根源于个体与生俱来的依恋需要。由此可知，本质上归属与爱的需要所追求的是依恋关系，而依恋需要是最根本、最强烈的归属与爱的需要。但是，若从依恋需要的角度看，富于人情味的狩猎采集社会其实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社会。

在狩猎采集社会，由于需要经常迁移，人们能够携带的东西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对于行动困难的儿童和老人来说，这种限制所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如果一个妇女在分娩后不久又生下一个婴儿，通常会将这一新生的婴儿杀死，因为对于到处流浪的群体中的妇女来说，要同时哺育和携带两个婴儿实在太艰难了。”[25]

行动不便的老人要面对的境遇也毫无二致。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大包袱，老年人也许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彼得·弗罗伊肯曾在因纽特人中间生活了数十年，他描述了一位老祖母的令人同情却又不失尊严的自杀，这位老祖母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她已跟不上群体的行动，她那把疼痛的老骨头和不断喘息的肺脏已使生活对她本人和亲属都成为一种负担。”[26]

关于此类现象，萨林斯说：“方法就是冷血无情：……具体说来，就是溺婴、杀老、哺乳期禁止性行为，等等，都是食物采集者闻名遐迩的方式。……这些被去除的人，正如狩猎者时常悲伤地提到的，恰是那些无法有效游动的人，他们会给家庭或营地的移动拖后腿。”[27]

因为要生存就必须经常迁移，对狩猎采集者来说，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绝非不是万分痛心的事情。对骨肉相连的至亲来说，尤其是对母子来说，世上再不会有更残酷的事情。除了这些偶尔发生的极端事例之外，人类学家还发现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狩猎采集社会是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亲属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的社会。通常，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希望与自己关系亲密的近亲生活在一起。如此说来，游团内大部分成员之间应该存在亲密的亲属关系。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居住营地内的人们相互之间大多没有亲戚关系，或仅仅是远房姻亲关系。”[28]

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家对狩猎采集社会所做的调查显示，“在所有人际关系的总和中，紧密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都只占25%左右，而非亲关系比例较高。”[29]与此相反，在邻近的农业社会中，“非亲关系只占人际关系总量的极小一部分（4.2%），紧密的血亲与姻亲关系比例也更高。”[30]

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家马克·戴博认为，男女两性在选择居址时的平等地位，可能是导致狩猎采集社会营地内亲属关系程度低的关键因素。他说：“假若只有男性可以选择住址，那么在这一地区内会逐渐形成一个稠密的亲属关系网，人们之间大多是亲戚。然而当夫妻双方都可以这么做时，亲属关系网就不再那么稠密，反而会加入很多没有亲戚关系的人。”[31]

这顶多是流于表面的解释而已，离本质相差甚远。无论其原因何在，从依恋关系的角度来看，狩猎采集社会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偶尔发生的极端事例上，更是广泛地体现在日常的社会关系上。

相反，母系家族公社是充满着非常亲密的依恋关系的共同体。除了母系近亲之外，在母系家族公社内生活的还有妇女们的丈夫。不过，这些丈夫是没有家族公社成员资格的“外人”。由此可知，摩梭家屋是没有包含“外人”的纯粹形态的母系家族公社。

摩梭家屋是以母亲与（侄）儿女的纵向关系为主轴、以姐妹兄弟的横向关系为辅助关系的共同体。它所奉行的是以家屋的团结和睦与敬老爱幼为核心内容的母子式“爱的同盟”原则。所谓的母子式“爱的同盟”，其实质就是母子关系般的依恋关系。家屋的团结和睦与敬老爱幼的真正内涵就是家屋成员之间建立母子关系般的依恋关系。

换言之，摩梭家屋是充满母爱的共同体。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在当今产业社会中无法依赖任何依恋关系的独孤老人，再看看充满母爱的摩梭家屋中安享晚年的老人，就很容易理解依恋关系不但对幼儿而且对老人有多么重要和宝贵。可以说，摩梭家屋的男女老少从生到死一直生活在母爱的怀抱中。

综上所述，狩猎采集社会是在满足依恋需要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社会。相反，母系家族公社是以母子关系为主轴，所有成员之间形成充满母爱的依恋关系的共同体。那么，促使狩猎采集社会转变成以母系家族公社为基本单位的园艺农业社会的动力就是人类的依恋需要吗？

如前所述，虽然从依恋需要的角度来看存在种种缺憾，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仍然认为，与农业社会相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更令人满意。这意味着，仅仅依靠个体的依恋需要来实现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园艺农业社会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与母系社会之间存在质的差别，两者本质上是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因此，未经革命性的变革，只依靠狩猎采集社会本身的渐进变化自然而然过渡到母系社会也是不可能的。

许多学者已尝试过的，以生存斗争来解释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变也是行不通的。虽然生存斗争作为解释动物进化的原因取得了很大成功，人类所具有的生存能力看似也是生存斗争的产物，但从建立进化论的达尔文开始到现在，以生存斗争来解释人类起源的努力未曾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

尤其是，早期园艺农业是单纯模仿自然的生产方式。从生存方式的角度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与园艺农业社会的差异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别而已，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并不存在本质区别的生存方式如何成为本质殊异的社会文化出现的原因？根本上，立足于生存斗争的观点，不仅无法解释本质上不同于灵长类动物社会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出现或人类的起源，更无法解释狩猎采集社会与母系社会的社会文化差异。

总之，从个体的依恋需要、社会文化或生存斗争的角度出发，都无法解释由狩猎采集社会到母系社会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1]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289页。

[2] 郑建明：《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综述》，载《农业考古》，2005（3）：33-38页。

[3] 陈胜前：《中国晚更新世-早全新世过渡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载《人类学学报》，2006（3）：195-207页。

[4] 陈胜前：《中国晚更新世-早全新世过渡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

[5] 彭鹏：《试论近东地区的农业起源——以植物的栽培和驯化为中心》，载《四川文物》2012（3）：37-47页。

[6] [加]布赖恩·海登：《石器时代的研究与进展：狩猎采集群的技术转变》，陈虹译，载《南方文物》，2010（3）：135-145页。

[7] 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载《中原文物》，2010（2）：36-45页。

[8] 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

[9] 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

[10] [加]布赖恩·海登：《石器时代的研究与进展：狩猎采集群的技术转变》。

[11] 彭鹏：《试论近东地区的农业起源——以植物的栽培和驯化为中心》。

[12] 郑建明：《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综述》。

[13]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92页。

[14]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92页。

[15]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91页。

[16]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181页。

[17]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171页。

[18] [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2页。

[19] [英]约翰·鲍尔比：《依恋三部曲·第一卷，依恋》，汪智艳、王婷婷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17：200页。

[20] [美]斯莱特：《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郑雅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7页。

[21] [美]斯莱特：《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141页。

[22] 尚玉昌：《动物的亲代抚育行为》，载《生物学通报》，1999（10）：7-9页。

[23] 尚玉昌：《动物的亲代抚育行为》。

[24] 张鹏、[日]渡边邦夫：《灵长类的社会进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233页。

[25]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51页。

[26]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33页。

[27] [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41页。

[28] https://www.sohu.com/a/72006319_119097.

[29] https://www.sohu.com/a/72006319_119097.

[30] https://www.sohu.com/a/72006319_119097.

[31] https://www.sohu.com/a/72006319_119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