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展开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不过，以不了了之收场。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其实是用西方哲学解释传统中国思想所导致的困境。
改革开放乃至近代以来，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始终沉浸在“依傍西学”的研究模式，一直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过去一百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虽经几代人的艰辛摸索，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反而陷入所谓的“汉话胡说”“曲解自己”的困境。时至今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无论同西方文明相比，还是同其他古今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从历史的角度看，商朝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多有相似之处。但是，周朝的兴起几乎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正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1]周朝建立了以礼乐制度为鲜明特色的宗法封建体制。从此，中国开始展开自己独特的文明历程，并延续到今天。
顾名思义，宗法原本是规范宗族内部关系的制度。但是，周人把宗法扩展到政治领域，把宗族与政权、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建立起“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国家体制。在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家族或宗族是普遍存在的一般现象。但是，在古代国家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像中国一样家国始终紧紧相连以至同构共理并不是普遍的历史现象。
张光直明确指出：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厉害和强烈，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经验作出的结论，用它来看中国具体的史实似乎很合理，然而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2]
在国家产生之前，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家族为核心的亲属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的社会。可是，在走向国家文明的时候，中国与西方分道扬镳，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两种文明。因此，要理解中西文明的分化及成型过程，首先必须了解家族与亲属关系，以及其演化过程。尤其是，要了解家族的产生及分化的历史过程。
今天，若要了解家族在人类历史上的演变过程，依靠文化人类学之外别无他路。因此，本书以文化人类学资料与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家族的产生及分化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资料，立足于家族生活方式的视角，从文化观念、制度规范及社会结构三个层次阐述了由部落社会到大同小康、再到孔子仁学思想的演化脉络，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自然发生及成型过程提供了全新的本土化路径。最后，从对比的角度简要论述了西方文明的成型过程及中西文明的基本特征。
[1]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451页。
[2] [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