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中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命题。人口高质量发展以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为科学内涵和内在规定，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人的生产”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实现了人口理论从数量逻辑到质量逻辑的范式跃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求二者协同适配、双向赋能、动态平衡，是实现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相统一、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旨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人口根基，开创了人的自由全面进步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统一的文明新路，为人类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具有世界范本意义的新范式。
关键词：投资于物；投资于人；人口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孙景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孙景宇，孙震.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中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J］.改革，2026（6）：34-46.
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时期，深入阐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自觉发展，又是应对人口形势结构性变化挑战、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
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将人口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高度，为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深刻理解和把握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其原创性贡献，不仅为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深化对新时代人口一般规律和特殊国情的认识厘清了理论范畴，而且为切实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人口工作成效锚定了战略目标。
（一）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明确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内在规定，构成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遵循。
人口素质优良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质态跃升，具体表现为公民身心健康的素质改善、科学技术和劳动能力的储备应用、善良道德意愿情感的普遍形成。健康是个体生存发展并参与劳动等社会实践的生理前提，全民族、全人口身心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保障了劳动者稳定参与生产过程、将潜在劳动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力支持；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决定着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全面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推动了公民树立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培育了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对产业升级的适应能力，对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思想道德素质关乎个人操守、精神滋养和社会责任感，直接影响劳动协作效率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有助于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共识，形成人力资本效能释放的良好环境。
人口总量充裕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支撑，要求在现有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趋势下，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的人口存量和劳动力供给能力，涵盖了适度的生育水平、合理的人口规模、健康的增长态势等具体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我国仍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态势下，稳固的人口存量基本盘要求维持适度生育水平，以确保劳动力长期稳定供给并实现有序更替迭代，确保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和应急动员能力具有充足人力资源储备，防范化解劳动力要素战略性短缺、创新动能衰减和产业空心化风险；同时，充裕的人口规模有助于维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注入内生动力。此外，人口总量充裕还要求人口规模始终处于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配的合理区间，寻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容量的动态平衡，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根基。
人口结构优化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调控机制，主要体现在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比例关系的统筹协调和系统优化，包括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社会关系结构和产业就业结构等维度。优化人口年龄结构，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将人口抚养比维持在相对合理区间，维持人口代际更替的基本平衡；优化人口性别结构，要求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至正常水平，倡导积极婚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家庭结构小型化、婚育观念多元化、社会分层复杂化等趋势，要求人口结构优化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结构形成良性互动、和谐共生。此外，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结构，劳动力供给体系应与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同步优化，使人力资源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流动畅通、配置高效。
人口分布合理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协同需要，要求人口在城乡、区域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配置布局与国土空间格局、区域发展战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形成动态协调。城乡人口结构融合共生，要求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畅通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渠道，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回流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通过多元路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镇繁荣与乡村振兴相得益彰的空间格局；有序引导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要求顺势而为、分类施策，在人口流入地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承载力，在人口流出地通过集约配置公共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实现“精明收缩”，保证人口集聚程度与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就业吸纳能力相匹配，避免人口分布与生产力布局错配导致的资源空转。此外，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动态平衡，要求人口分布与环境容量相匹配，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口合理分布，有助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空间红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也有助于促进人口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生产效率，激发创新活力、增强经济韧性。
（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社会发展的构成基础，而社会是“现实的人”的社会，“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从而进一步提出了“人的生产”理论，形成了内涵丰富、层次鲜明的思想体系。第一，人的生产包含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双重属性。马克思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将“人的生产”范畴从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口繁衍，拓展至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第二，人的生产同时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的素质的提升。马克思大量使用“人本身的生产”“工人自身的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等概念，从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人的生产的视角丰富了“人的生产”的内涵。他明确了劳动力是在人的活体中存在、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并指出“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从而将人的生产从单纯的生命再生产，拓展至体力智力全面发展及其再生产。第三，人的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两个相互制约的方面。恩格斯指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结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和社会关系发展对阶级运动的历史影响，确立了“人的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
人口高质量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高质量再生产，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突出强调了新时代人口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从三个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的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第一，人口高质量发展拓展了“人的生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人口高质量发展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要求劳动力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并通过追加教育培训投入实现“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将“素质优良”确立为现代化人力资源塑造的首要目标，要求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扬弃了异化劳动对人的机械、片面的素质要求，拓展了劳动者再生产自身的内涵要求和实践向度。另一方面，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将结构维度和空间维度引入人口再生产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当前我国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延伸了马克思对劳动力数量供给和人口代际更替的分析进路，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系统扩展了“人的生产”范畴的外延边界。
第二，人口高质量发展对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协同关系提出了系统性要求。一方面，人口高质量发展重构了“人的生产”的价值定位，凸显了人口生产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目的归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人口生产理论的价值逻辑和根本立场的转换，将“人的生产”的工具性范畴升华为人民幸福的目的性范畴。另一方面，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纳入统一的资源配置框架，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求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在数量规模、结构层次、时空布局上形成协同，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指出“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将人口再生产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系统整合为贯穿社会个体生命全程的公共性制度安排，完成了对“人的生产”的社会历史属性的实践内涵的建构。此外，人口高质量发展还超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引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历史分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不断细化优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辩证认识经济发展与就业民生的关系，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第三，人口高质量发展突出强调了人口高质量再生产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方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口再生产新的战略定位。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身再生产和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将人口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和前提，强调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决定作用。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和优势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最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将人口高质量再生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实现了人口发展功能定位的历史性跃升。另一方面，人口高质量发展深化了对人口红利内涵特征的规律性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劳动者素质全面提升，要求新型劳动者具备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持续强化综合全面的科技素养、实践技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要求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了从“人口红利”向“人口综合红利”的创造性转化。
贯彻落实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部署、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基础上，阐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基本特征、内在机理和价值导向。
（一）准确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意涵
投资于物，是指对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一般生产条件的资源投入，包括机器设备、厂房建筑、基础设施等劳动资料及原材料、能源、数据等物化劳动对象的补偿、更新和扩张，旨在为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基础和载体支撑。投资于人，是指对与人口素质提升和民生福祉改善直接相关的领域的投入，包括教育体系、医疗卫生服务、就业培训和支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旨在为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新主体、提供新动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则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兼顾对物质资料生产与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资源投入，使物的积累与人的发展形成协同适配、双向赋能、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最终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对我国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提升优化，内蕴着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统一、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统一、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适配，要求二者在规模、结构和时空上保持合理比例与协调关系，使社会投资形成系统合力、避免错配和浪费。在规模层面，要求在宏观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中保持二者之间合理的总量比例；在结构层面，要求二者在不同的细分领域中形成精准对应，保证社会各类生产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需求得以充分匹配，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时空方面，要求二者在规划编制和项目落实中同步推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生产资料形成与新型劳动者队伍建设的时序周期衔接和区域分布适配。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要求打破二者作为单一要素各自参与生产过程的孤立、片面的思维定式，在物质技术与劳动者的双向交互中实现生产质量和效能的倍增。一方面，投资于物赋能于人，要求通过改善物质条件降低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和成本。通过现代化教育设施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物质载体支撑能力，拓展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工具手段；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用于学习、培训、健康管理和文化休闲的自由时间；通过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供风险保障，降低家庭生活发展需求满足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投资于人赋能于物，要求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物质资本的迭代升级和高效运转。高素质劳动者能够更加熟练地操作先进设备、降低设备损耗和故障率，显著提升物质资本使用效率；创新型人才通过技术研发推动设备升级、工艺改进和产品创新，带动物质资本形态先进化、高端化转型；通过管理质量优化改善生产组织方式、优化企业资源配置，使物质资本的组合效率实现跃迁。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动态平衡，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形势变化和技术创新进程的阶段特征和长远趋势，自觉进行持续性、前瞻性调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合理调节投资比例，克服短期增长压力下的政策短视或超越发展阶段的盲目扩张；要求投资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流动特征和素质提升相适应，完善对人口形势变化的灵敏监测和前瞻响应机制，使投资布局与人口发展需求保持适配；把握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的前沿走势，联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现代化劳动者技能素养培育，健全资源配置的弹性机制。
（二）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推动“两种生产”相统一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并建构唯物史观的客观根据。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一个全面的层次体系，这种全面性体现在人能进行自由自觉的生产，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并指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从“全面的”生产视角出发，狭义的生产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和存在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把这一生产理解为人的本质性、始源性的活动；广义的生产的外延则更加广泛，物质生产虽然是马克思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但不是唯一内容。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从而将生产的意指拓展至人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交往关系的生产，实现了唯物史观下人类社会的生产理论内在范畴的统一。
物质生产是指人类创造物质产品的活动和过程。人类通过劳动这一创造性活动改造自然物的存在形态，使之成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从而实现对自然物的利用、控制和占有。人的生产则是指人的生育，既包含通过劳动进行“自己生命的生产”，又包含通过生育进行“他人生命的生产”，这是人本身的体力和智力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认为这形成了“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即人的增殖基础上的家庭关系。精神生产是“关于意识的生产”，是人类创造思想、观念和意识，并构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乃至科学实验、艺术生产等诸意识形式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为人类提供理论观点、科学知识、价值取向和行为规约。社会交往关系的生产是人们“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而形成的。马克思强调交往形式的生产，即社会、国家、制度的生产，实质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的习惯的、政治的、法的形式。各种生产活动之间不是孤立存在和展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构成全面的社会生产的有机统一体。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是社会物质实体形成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对立统一于社会生产实践过程。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生产相统一，体现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协调了物质产品供给和人口消费，推动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在量上相统一。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科学技术条件等社会客观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资本有机构成，进而决定了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内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要求两大部类各资本价值量之间，以及总资本价值量即生产规模之间保持恰当比例。同时，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和消费的同一尺度，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反映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上，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统一问题。物质资本投资主要用于两大部类不变资本耗费的补偿和追加，直接推动了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补充更新，形成了社会物质产品、基础设施和人的生活景观，积累了社会财富；人力资本投资则主要用于两大部类可变资本耗费的补偿和追加，即通过工资、奖金、津贴、社会保障等多种形式增加劳动者可支配收入、满足劳动者生存和发展需要，形成与扩大的生产能力和社会总供给相适应的社会有效总需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求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统筹了各类生产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协同配置和更新，避免了生产资料闲置或失业率高企引致的资源利用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有助于充分释放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实际消费需求，引领物质资本投资形成的社会产品供给创新，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了物质生产力水平与人口能力素质全面提高，推动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生产在质上相统一。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既构成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又“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即通过运用固有的自然力不断发挥自身潜力、确保自身的主体性，成为沟通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关键环节，并指出生产劳动同人的教育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揭示了物质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实践路径。一方面，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求劳动资料迭代升级、拓展劳动对象种类形态与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优化组合，并通过完善教育体系、健全医疗保障、强化社会保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提升自身技能素质、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时，“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通过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形成人才综合红利，为物质资料生产水平提高不断注入内生创新动能；另一方面，二者紧密结合要求着眼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既要理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新型分工协作模式推动生产生活社会化，丰富人的交往关系和社会联系，推动“局部工人”走向“全面发展的个人”，又要推动劳动从谋生手段逐步向“生活的第一需要”转变，增加劳动者用于个人充分发展的自由时间，优化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社会价值观念、构建社会伦理秩序，通过上层建筑更新推动“现实的人”的发展。
（三）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理想
马克思认为，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人的发展状况，本质上是由“两种生产”的发展状况及其关系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本剥削剩余劳动，表现为“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通过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要素条件，但这种发展是以普遍异化的形式实现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表现为对个人来说“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人创造的经济力量成为奴役和统治人的外部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逐利性全面统摄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劳动者不仅受到资本家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时等绝对剩余价值剥削，还受到由产业后备军制约的实际工资下降等相对剩余价值剥削，被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资本“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资本主导逻辑下的投资天然偏好易于量化、回收期短、收益可独占的物质资本领域，人口发展投资始终从属于资本增殖需要的限度，并被视为预付资本而非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人的发展建立在对商品货币关系力量的依赖之上，彻底遮蔽了资本逻辑下人口再生产的一系列矛盾，“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的发展陷入片面化和工具化。
马克思认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社会生产，物质资料生产服从并服务于人自我实现的自由活动，就能发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自身的生产从资本节约成本的需要中解放从而真正服务于人的体力、智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和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明确提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要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人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具体涵盖人的需要、能力、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彰显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赓续和延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
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从三个层面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第一，建构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系统性满足和保障体系。马克思认为，需要的不断满足转化为人的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类投资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提供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高程度的社会参与、更高水平的公平和正义、更有保障的安全，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第二，形成了人的能力全面生成的多维支撑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通过系统性投资构建全方位支持体系，以多元协同投资赋能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技能提升和数字素养培育，构建覆盖从基础教育到终身学习的全生命周期能力发展网络，全面提高人民健康素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第三，丰富和拓展了人全面普遍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认为社会关系决定着个人的发展程度。优化投资格局，要求更加注重发挥投资对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空间相匹配、实现城乡人口要素双向流动和融合发展的作用，并通过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超越短期的、见物不见人的投资导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增强惠民生产品和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当前，我国传统投资模式面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等严峻挑战，投资于物的拉动作用渐趋下降，投资于人的短板依然突出，民生领域覆盖不足，卫生、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与需求仍存在缺口，高素质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中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制度设计、主体激励、运行保障和环境营造等多个实践维度协同发力，聚焦民生福祉提升、构建全方位人力资源支持体系、提升物人协同投资效能，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起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加强顶层设计：以国家战略规划引领物人协同
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系统性地嵌入国家投资规划体系的规划编制、项目审核等核心环节，建立贯穿全过程、覆盖全领域的制度闭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以及各专项规划中，明确将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服务覆盖等核心指标纳入战略目标体系。探索将人力资本存量变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长期发展指标纳入规划框架，形成导向性制度约束，使人的发展需求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依据。加快编制人口发展专项规划，加快建立人口安全预警和需求反馈常态化机制，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将居民满意度调查、服务质量评估等纳入规划编制的前期研究。
建立物人协同的项目审核标准，构建人口、产业与区域融合发展投资新模式。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指南中增设“人力资本协同度”专项评估内容，要求项目申报方同步提交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公共服务配套等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配套投入规模、人才匹配数量及其具体路径。对于新兴产业项目，重点审核设备升级与技能培训是否同步规划；对于新建医院、学校、养老机构等公共服务项目，须在概算编制中明确医护人员、教师、护理员的配备标准和培训计划；对于民生保障类项目，重点审核受益人群覆盖面和公平可及程度，优先安排面向农村、边远地区、流动人口等薄弱环节的教育和医疗补短板项目。同时，将人的发展相关投入纳入概算审定刚性约束，探索建立跨领域项目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基金引导等工具，降低综合投资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构建以“大人口观”为引领的投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在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中同步纳入人力资本增值、公共服务覆盖、就业质量改善等长期性指标，建立覆盖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全周期评估框架。改革以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建立以常住人口为基础、以人民获得感为导向的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将义务教育巩固率、技能人才增长率、医保覆盖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纳入地方政府和部门绩效考核体系。同时，将公共文化服务覆盖率、全民科学素质达标率、社会心理服务水平等反映精神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指标纳入评价范畴。建立跨任期的长期绩效评估和责任关联机制，对重大项目运营的长期效果进行项目后评价。
（二）激发市场活力：深入挖掘对物和人的投资潜力
引导企业成为投资于人的重要主体。强化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激励，完善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对组织在岗职工开展技能提升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对纳入培育范围的试点企业，按投资额比例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引导企业将设备升级与岗位技能培训同步规划、同步投入。试点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对参加培训的企业新录用人员和转岗人员给予补贴，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由企业按规定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对培养或引进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的企业，按技能等级分档给予一次性工匠培育补贴。支持企业将技能人才评价结果与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直接挂钩，推动建立“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激发企业投资于人的内生动力。鼓励企业设立生育支持福利、弹性工作制度，将人口友好理念嵌入企业治理。
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民生领域投资渠道。建立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协同联动机制，依托中央预算内投资撬动社会资本，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医疗等民生领域PPP项目给予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和融资担保支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域建设，拓展社会资本参与民生领域投资的准入范围。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规模，重点支持养老、助残、儿童关爱等民生领域项目，对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服务收费等多种方式获取资金予以规范支持，同步完善第三方绩效评估机制。创新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产权置换、共建共享等方式盘活低效闲置资源，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建立社会资本投入民生领域的风险分担和收益保障机制，通过税费减免、运营补贴等方式，保障社会资本获得合理回报，有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民生领域投资的内生动能。
培育银发经济和托育产业等新的内需增长点。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特色信贷产品，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对智慧健康养老、康复辅助器具、适老化改造、托育家政等产业加大信贷投放，注重精神文化服务内涵培育，支持老年教育、老年文化娱乐、亲子阅读、婴幼儿早期启蒙等兼具物质消费和精神滋养功能的新型业态发展，推动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在更高层次上融合互促。加快培育人口发展服务产业园，对入园企业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按规定享受技改融资贴息等政策支持，全面落实用水、用电、用气按居民价格标准执行的价格优惠政策，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对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符合条件的普惠服务机构，给予场地租金补贴和运营补贴，减轻机构运营压力。重点支持县级公办养老机构改造提升、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补缺新建等项目，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
（三）强化制度保障：完善跨周期物人资源协同投资机制
建立长周期预算和跨期平衡机制。健全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相匹配的跨年度财政规划体系，编制覆盖完整经济周期的中期财政支出框架，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投资于人领域的支出刚性纳入滚动预算编制，设定人力资本投资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目标及增长要求，确保关键民生支出增速持续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速。建立财政存量资金与人口需求变化的动态调配机制，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每年根据人口结构变化和公共服务需求重新核定支出科目优先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将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服务覆盖等投资于人的长期成效指标纳入跨年度预算绩效评估，建立覆盖从立项到运营全过程的闭环评价机制。
完善人口与生产要素相匹配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常住人口为核心锚点，推动财政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人口实际分布相挂钩，构建联动配置制度链条，实现公共资源随人口流动精准适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常住人口为基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大的城市给予额外的转移支付或税收分成奖励。深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改革，将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与常住人口增量直接挂钩，推动有发展潜力的地区获得充分用地保障，调出节余指标的地区获得合理财政补偿，实现土地要素向优势地区高效流动。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将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基本医疗和养老服务等关键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规模足量配置、动态调整，确保公共资源配置与人口实际分布精准契合。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流动和公共服务需求监测平台，依托政务大数据实现各地人口规模、结构和流动趋势的实时感知与动态分析，为财政资金、建设用地指标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年度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构建覆盖人口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资源配置机制。围绕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关键环节，构建人口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全程贯通。推动教育领域学段贯通、校舍跨域共享、师资柔性调配，根据学龄人口峰谷变化动态调整学位供给；统筹养老、托育服务资源，实行“老幼共托”空间复合利用模式，推动存量校舍、闲置公房按需弹性转换为养老或托育设施；稳妥推进基本医疗保障省级统筹，逐步统一待遇政策和管理规范，缩小区域间、群体间保障水平差距。坚持普惠兜底与精准施策并重，持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确保全体居民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运用大数据画像技术动态监测民生需求，以需求为导向精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将民生实事落到实处，让公共服务更加可感可及；重点补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普惠养老等服务短板，加大对接受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城镇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的倾斜支持力度。
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建立由发展改革、财政、教育、人社、卫健、住建、民政、文旅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物人协同发展综合协调机制，统筹制定产业投资政策和人才培养政策，协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确保重大项目建设与配套人力资本投入同步规划、同步审批、同步实施、同步验收。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筹机制，将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与产业升级需求、人口素质提升目标相衔接，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融合。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平台，打通统计、人社、税务、教育、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动态监测各地区、各行业的物质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质量匹配状况。推动建立跨区域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机制，对跨地区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支出实行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合理分担，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率先探索公共服务一体化协同治理，推动形成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政策合力。
（四）优化投资环境：营造人口友好型市场投资环境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畅通要素流动制度通道。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常住人口规模相挂钩，同步提升居住证持有人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实际享有水平。打通人才跨区域、跨体制流动的制度通道，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内率先推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和居住登记互认，畅通人力资源跨城流动渠道，建立“一地认定、多城通用”的高层次人才联评互认机制，统一人才分类目录，打破地域壁垒。全面推行高层次人才“双岗互聘”制度，支持高层次人才在高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柔性流动，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智力资源跨行业、跨地域调配。
培育耐心资本形成机制，构建以长期资本为核心的多元化融资体系，破解人力资本长融资困境。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示范引领作用，配套组建存续期更长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带动地方与社会资本长期资金供给。明确引导基金长期经营定位，建立财政长期稳定投入和回收资金循环滚动投资机制。拓宽长期资金来源渠道，支持保险资金按市场化原则投资创投基金，推动下调保险公司长期持股风险因子，降低资本占用约束，激活保险资金向人力资本转化的潜力。放宽社保基金股权投资比例限制，推动年金等中长期资金增配股权投资，明确社保基金五年以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年以上的长周期业绩考核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人才创新风险补偿资金池”，对早期人才培育和技能培训项目的失败投资给予部分成本补贴，减轻投资者与人才团队的试错压力，构建面向长周期创新的容错纠错制度体系。
健全收益分配和激励机制，构建以投资于人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实行岗位薪酬与岗位价值、技能等级双挂钩办法，合理确定技能岗位的起点薪酬，科学确定企业技能岗位薪级档次。完善技能人才工资增长机制，工资总额增量应当向技能人才倾斜，一线技能人才平均工资增长原则上不低于相应层级的管理人员和生产后勤辅助人员。建立与“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相对应的能级津贴制度，形成“技高者多得”的清晰收入梯度。推广多元化中长期激励方式，探索建立人才发展账户和行业统筹技能培训基金，将高技能人才纳入企业中长期激励范围，按规定开展股权期权、项目分红、岗位分红等多种形式激励，合理提高技能人才的激励占比。规范编制分类分级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参考指引，将技能水平纳入企业薪酬核算的核心要素，建立以创新能力、工作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强化法治和产权保护，稳定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推动投资促进、融资支持、产权保护等关键政策法治化，明确各类主体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履约保障机制，确保相关方严格履行规划承诺、政策优惠等约定，建立协议履约督查机制，将违约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的产权保护和风险分担，制定风险分配清单和补偿触发条件，明确职业教育培训、产教融合、文化创意等领域的产权归属、补偿及收益分配规则。对生育支持、教育投入、养老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等涉及长周期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大政策，健全信用承诺保障机制，创设多层次风险缓释工具，对重大政策调整导致的长期投资损失给予阶梯式补偿，形成风险可控可预期的人力资本投融资生态。加强劳动者终身学习权利法治保障，明确企业按工资总额一定比例提取培训经费的法定责任，加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立法，针对平台经济、灵活就业等新业态，建立适应其特点的劳动基准、社会保险和集体协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