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是19世纪法国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也是“历史学的世纪”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后革命时代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史学家与政治家，基佐为“历史学的世纪”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主导建立的法国史学研究机构正是史学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突出例证。基佐之所以能够建立两大史学机构，既源自其身为历史学家所秉持的学术理念，也受益于其身为教育大臣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这一举措推动了当时法国史学阵营走向政治的时代热潮。两大史学机构的建立展现出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对于“理性主权”的推崇，凸显出法国式自由主义具有的中央集权制度特色，在思想层面推动了法国历史知识大众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

关键词：基佐  法国历史学会  文明史  历史学的世纪  自由主义

19世纪在欧洲被视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奥古斯丁•梯也里（Augustin Thierry）早在1834年就预言，史学将成为“这个世纪的印记”。同时代的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也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以至于它对所有工作都产生了影响。”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在其1876年创办的《历史评论》中更是作出了最为人熟知的回溯性论断：“我们的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这一论断的出现，不仅因为史学热潮支配了当时的文化界，更因为以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为代表的众多历史学家走上了政治舞台。史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成为19世纪的时代特征，这同19世纪上半叶以国家权力推动史学发展的努力密不可分。这一特征在基佐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复辟王朝时期，基佐作为历史学家，因其文明史课程而蜚声学界；到了七月王朝初期，基佐身为教育大臣，又通过政治行动将自身乃至一个群体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法国历史学会和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就是标志性的成果。

史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是基佐的鲜明标签。然而，在基佐去世后不久就已浮现将两种身份区别看待的倾向。这一方面与两种身份的各自命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第三共和国以来法国构建民族国家和塑造集体记忆的意图相关，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影响着学术界对基佐的评价。然而，基佐双重身份之间的关联不应受到忽视。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其重要原因是史学研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不能整合二者，无论对学术史还是政治史都无法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两大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为此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梳理这两个机构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基佐对“历史学的世纪”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新史学”的兴起推动了法国学界对19世纪法国史研究视角的更新。一方面，政治史的回归促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升温，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的《基佐的时刻》就是代表性作品。另一方面，记忆史的兴起激发了学界对史学机构等记忆场所的兴趣，基佐作为法国最早的史学研究学术团体的奠基人也重回学界视野。法国历史学会在成立150周年之际专门组织了纪念活动，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也在1985年召开了以“史学成为科学的时代”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两场会议都回顾了史学机构的创立过程及行动计划，但未对基佐建立两大机构的思想动机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近年来，欧洲学界的思想史研究出现新趋势，一是将思想史与社交史相结合，考察思想流派在特定时空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二是关注民族国家的“空间特性”，探讨不同文化传统对政治和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二者都有助于突破以往思想史谱系的局限，丰富对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潮的认识。以基佐为例，学界愈加关注其个体经历和社会交往，避免将他仅仅放置在宏大的政治光谱中予以解读，尝试将其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有机结合。泰斯（Laurent Theis）关于基佐的新著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国内学界对19世纪法国政治和史学思想的研究也日益丰富，重点考察了法兰西民族历史记忆建构在19世纪取得的突出成就。然而，国内外学界尚未从具体实践的角度，对法国史学机构的理念基础和建立过程，尤其是基佐通过学术机构将史学同政治联系起来的目标和意义，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本文以基佐代表性著作、《法国历史学会公报》等一手文献和相关二手研究为依托，从基佐与两大史学研究机构关系的角度阐述二者的建立过程及理念基础，由此讨论史学机构在19世纪的法国扮演了何种政治角色，及其如何体现了法国自由主义乃至政治文化的特色。本文将思想史与政治史结合，尝试展现出19世纪法国史学与政治建立联系的过程，以及基佐所创史学机构给法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造成的深远影响。

一、两大史学机构的建立过程和主要成就

法国历史学会和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是法国最早建立的史学研究专门机构。前者成立于1833年12月，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学术团体；后者成立于1834年7月，是一个公共性质的政府机构。时至今日，两大机构依然是从事民族记忆挖掘与保存工作的活跃主体，承担着创始人基佐所托付的使命。委员会官方网站的首页醒目地展示了创始人为之规定的工作内容与目标——“由弗朗索瓦•基佐于1834年创立，其目的是确保法国历史未刊文献的研究与出版，并与知识团体建立最为紧密的联系。”如今，委员会已如基佐所愿，成为一个由3000多家知识团体构成的学术网络的领导者。

两大机构共同推动了19世纪法国的史学研究走上官方化、专业化的轨道。这一成果离不开基佐在1832年就任教育大臣后的一手推动。当时，法国距离1830年的“光荣三日”已过两年，自由派虽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正统派与共和派的斗争却依然暗流涌动，里昂还刚刚爆发了织工起义。苏尔特元帅（Jean-de-Dieu Soult）用暴力平息了织工起义并就任首相，而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大臣基佐则寄希望于理性教育，以平抑革命激情、建设民族国家，其优先采取的举措之一正是建立史学机构。基佐既要凭借政治权力，也要依靠知识界的社交网络。政治权力是必要的，但学术网络才是基佐得以为史学发展作贡献的独特优势。在步入政坛之前，基佐依托三段经历搭建起其日后的学术网络，为其政治理念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一是结识新教圈子，二是在索邦大学任教，三是以报刊为阵地参与政治斗争。

新教圈子塑造了基佐的自由主义史学观，并为其青年时代的社会交往创造了条件。基佐在大革命之后全家流亡日内瓦期间，结识了时任当地州长巴朗特之子，即基佐后来在学界和政界的挚友、法国历史学会终身主席普罗斯珀•德•巴朗特（Prosper de Barente）。基佐同以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为中心的科佩会建立联系，他和母亲都曾是斯塔尔所在的内克家族的座上宾。在日内瓦和巴黎，新教蕴含的摆脱权威的自由精神，聚拢了众多的自由主义者。从1806年到1830年，基佐先后加入共济会、巴黎新教会、基督教道德协会等新教团体并多次担任领袖职务。基督教道德协会深受政治自由主义思潮的浸润。依托该协会，基佐结识了在学界和政界的众多友人。

索邦大学构成了基佐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起点。这不仅由于其文明史课程在思想上影响了一代知识群体，而且因为其所属的教授群体本身“上升为一种社会力量”。1822年，保王派内阁迫使基佐离开讲坛，一同被停课的还有魏莱曼（Abel François Villemain）和库赞（Victor Cousin），前者讲授文学史，后者讲授哲学史，他们与讲授文明史的基佐共同构成了有名的“教授三人组”（triade universitaire）。在日后由基佐主导建立的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中，曾为患难之交的魏莱曼与库赞分别担任第一委员会与第二委员会的副主席，基佐本人担任主席。索邦大学是基佐政界关系的中枢之一。他在索邦结识了鲁瓦耶—科拉尔（Royer-Collard），后来与之共同成为在政界举足轻重的“信条派”（Doctrinaires）的核心。七月革命后，基佐步入政坛，米什莱（Jules Michelet）接替了他的讲席，后又在他推荐下成为王家档案馆历史部负责人。

报人身份则为基佐加入政治斗争直接提供了团队和阵地。1819年，他在议会演说中表示，报刊使整个法国能够参与到议会的辩论中。恰恰是通过报人的身份，基佐构建起另一个网络，为日后的政治行动，特别是为建立由他主导的史学机构服务。在基佐眼中，报人群体不仅是一股社会力量，更是为政治做准备的一支战斗团队。1827年，“自助者天助会”依托《环球报》成立，其目标是推动资产阶级参加选举，组织自由主义的舆论。对基佐而言，报人身份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其实现政治抱负、搭建政治网络的渠道。同年的议会选举结果也证明了基佐及其追随者在政治动员上取得的阶段性成功，为1830年自由派的大获全胜奠定了基础。

尽管上述三段经历的身份不尽相同，但是政治诉求贯穿了基佐青年时代社会活动的整个过程。因此，泰斯略带夸张地指出：“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弗朗索瓦•基佐都是从政治层面思考、行动和反应的。”基佐从史学家成为政治家的过程，也是19世纪法国史学阵营走向政坛的具体体现。

基佐建立史学研究机构的第一步，是以自己的社会关系为核心成立一个学术协会。1833年6月27日，法国历史学会的创始会议在王家图书馆举行，当日有20人出席，基佐本人位列名单的第一位，其他大部分与基佐有着各种学脉联系。1834年首次正式会议公布的会员名单中既有来自宫廷、议会和内阁的达官显贵，也有来自索邦大学、文献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与其说该学会是一个预示着史学职业化方向的学术组织，不如说它更像一个由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甚至可能后者居多）组成的大规模学术沙龙。自1834年起，学会开始出版自己的官方刊物《法国历史学会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在第1期便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会的三个宗旨：第一，推动史学的普及。“通过一种健康的批判，特别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搜集与使用，推动民族历史研究与兴趣的大众化（populariser）。”第二，促进史学的革新。这一目标包含三个层面，为研究者提供尚未发现的珍贵史料；为研究成果提供发表途径；为历史学与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广义的史学研究创造交叉与互助的条件。第三，建立史学研究者之间的网络。通过构建以历史学会为中心的组织关系，为知识的交换和成果的流动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法国历史学会在七月王朝时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首先是会员的持续增加。学会在1833年创始会议时有20名成员，到1834年迅速增至150名，到1851年已经达到377名。其次是成果的不断涌现。基佐努力使复辟王朝时期文献编纂的个体工作变成学会的一项集体事业。到1851年，学会已经出版50余卷各类文献：其一是编年史，如图尔的格雷戈里、维塔利斯、维尔阿杜安、艾因哈德等人的作品；其二是叙事史，如《诺曼底公爵史》和已经在汉诺威被编入《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里歇尔《法国史》；其三是历史人物回忆录、日记和书信，包括马扎然、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等人的著述；其四是法律文献集成。出于将历史知识大众化这一目标，历史学会优先出版了《法兰克人史》和《征服君士坦丁堡》两部有助于推进历史教育的作品，并在此后多次印刷。

然而，该学会在创立后若干年间依然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首先是专业问题。如上所述，在这个带有沙龙色彩的学会中，大多数成员并不具有专业的学术素养，这造成该学会组织涣散，使更有研究热情的专业学者要么心灰意懒，要么敬而远之。其次是资金问题。作为一个私人团体，该学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缴纳的年费和刊物销售的收入，以及一份每年来自教育部的微薄的“一次性补助”。学会刊物对外售价为9法郎，对内却免费提供，学会内部就消化了发行量的一半左右，这一情况直到七月王朝后期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扭转。基佐对此心知肚明。早在学会成立当月，他就在呈递给国王的报告中阐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希望法国历史学会向科学之友们发出的呼唤不会徒劳无功，我本人也加入到了这份努力之中，但我不能视而不见的是，即便它能够掌握比它所预想的更丰富的资源，它的行动也只会是不全面的……在我看来，对于将关于我们祖国历史的重要未刊文献完整刊行这样一项宏大事业，只有政府能够完成。对于完成这项事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只有政府能够掌握。”由此可见，基佐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沙龙式的学术团体。在他看来，史学研究这块事关民族命运的“立国柱石”只能是一项国家事务。

因此，基佐建立史学研究机构的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是将史学研究转变为国家职能，建立一个拥有权力的政府机构。基于1834年7月18日法令，基佐建立了一个“负责领导与法国历史相关的未刊文献之研究与出版的委员会”，日后更名为“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并延续至今。除了取得国王的御准，基佐还推动议会通过了该委员会的预算，获得了资金保障。这笔数额达12万法郎的特别拨款，相当于历史学会当时会费收入的40倍，更是历史学会当时所得教育部年度补贴的240倍。

基佐还尽心竭力地为委员会开拓人才渠道。一方面，他充分调用历史学会、法兰西学院、国立文献学院等机构的人才加入委员会的千秋大业；另一方面，他积极鼓励地方团体以省长推荐或自荐的方式开展合作。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由此发展的通讯成员从1834年12月的87名增加到1835年5月的153名。为了安排这些略显饱和的人员，基佐于1835年1月10日组建了第二委员会，负责“促进对于与法国通史相关的文学、哲学、科学与艺术未刊文献的搜集与出版”，这实际上也落实了法国历史学会关于不同领域知识交叉的宗旨。基佐本人同时担任第一与第二委员会的主席。

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旨趣深受当时盛行的文明史观的影响。通过这一机构，基佐推动了其抱有政治目标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到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米涅已经出版了两卷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文献；库赞正在整理阿伯拉尔（Abailard）的未刊选集，其中包括刚刚在阿夫朗什发现的《是与否》（Sic et Non）手稿；被基佐任命为王家档案馆历史部负责人的米什莱，则在起草一项关于西南各省图书馆与档案馆情况的报告。尽管委员会日后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不断面临经费、人员、效率等问题，机构本身在不同时期也历经多次调整与重组，但是，它同法国历史学会都始终发挥着文献出版与学术枢纽的作用；基佐为之赋予的使命也从未断绝，两大机构成为第三共和国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思想先声。

史学研究机构成为基佐为法国留下的一份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其一，两大机构推动了史学研究的革新。莫诺于1876年在《历史评论》第1期中回顾了法国自16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用相当篇幅肯定了基佐的贡献：“论起历史文本与档案的出版工作，没有人比基佐先生的贡献更大了。”这份贡献不仅是建立了一系列史学研究机构，还在于这些机构所秉持的文明史观促进了文学形式与博学传统的融合。这与两大机构旨在推进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目标密切相关。

其二，两大机构促进了法国中央与地方学术团体的合作。一方面，委员会搭建了思想层面的“驰道”，促使地方团体逐渐向巴黎所提倡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向靠拢。例如，诺曼底考古协会的创始人科蒙（Arcisse de Caumont）本是正统派和地方分权主义者，其协会成员也以贵族和教士为主。基佐与之建立联系，弱化了该协会的地方主义倾向，而科蒙本人也在1834年被历史学会接纳。另一方面，巴黎研究成果的日新月异刺激了外省出版历史文献的热情。在基佐带动下，史学机构在皮卡第、兰斯、朗布依埃、约讷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到1869年已经发展出26家新的地方团体。

其三，史学机构所秉持的重视历史教育的理念，为法国提供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法国共和制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最终确立依赖于两个基础：其一继承自路易•波拿巴——第三共和国延续了在1848年以后已经深入人心的普选制度；其二继承自基佐——第三共和国注重史学研究的政治价值，通过历史教育培育了共和公民。儒勒•费里（Jules Ferry）一方面通过“费里法”推进了由“基佐法”开启的基础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史学机构，而后者常常为人所忽视。“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这一沿用至今的名称及其组织形式，正是在费里时代正式确定的。

二、两大史学机构背后的政治理念

基佐是19世纪法国无法忽视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复辟王朝时期，作为历史学家的基佐以其文明史观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群体，同时也为法国的自由主义史学打上了深深的基佐印记。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特定时空，成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勒南的“法兰西知识与道德改革”的先声。七月王朝时期，基佐作为先前的反对派进入政府，先后担任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成为奥尔良政权的实权人物。尽管基佐历任多职，但是教育大臣的生涯是其最为意气风发的政治时刻，也是其最受世人推崇的人生履历。泰斯指出，无论是在议会下院还是在大众舆论中，正是历史学家这一品质使他受到赞誉，即便是其对手也表示敬佩。基佐的两种身份相辅相成：一方面，政治家基佐仰赖其史学家的学界声誉与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史学家基佐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实践作为其思想的落脚点。基佐建立史学研究机构的举措，正是源于他对历史发展轨迹的洞察，以及他对史学政治功用的思考。他认为，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理性主权”优于“人民主权”，历史学可以为“理性主权”提供思想基础，而政治世俗化的发展则为史学与政治相关联提供了可能性。

法国大革命构成了19世纪初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政治思想的现实背景。大革命爆发后，保王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生死缠斗深深震撼了自由主义者。基佐认为，无论是一人的统治还是众人的统治，都有沦为暴政的危险。出于这样的恐惧，基佐及其所属的“信条派”奉“理性主权”为其核心理念之一。这一理念包含两层重要内涵：其一是政治学层面，理性主权与人民主权相对立，批判卢梭学说，崇尚基于理性的精英政治，“信条派”反对的是无序的政治民主；其二是社会学层面，理性主权不是一种封闭的、固化的主权，而是强调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信条派”认同的是社会民主。不过基佐认为，中产阶级作为后革命时代中坚力量需要接受思想启蒙，培养一种更为清晰的自我意识，从而取得参政能力。这既是建设理性社会的需要，也是培养政治精英的前提，“智识政府”（le gouvernement des esprits）的迫切意义由此凸显。在后革命时代，法国社会陷入了一种“原子化社会”的无序状态，历史认知发生断裂，精神和信仰出现真空，自由主义者认为需要重塑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

政治世俗化为新思想观念的确立创造了条件。政治世俗化，意味着国家建设要摆脱教会势力和宗教教义的控制。这一进程早在让•博丹（Jean Bodin）时代就已经开启，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推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它首先通过政教分离推动了现代国家的诞生，其次通过科学与信仰的分离实现了思想解放。由于教会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再具有支配性的作用，自由主义者不必继续被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基佐指出：“一方面，那些思考人类精神的贤才、那些博学而又深邃的思想应被吸纳到国家中，自由地围绕着它，自然而又习惯地与它共存；另一方面，国家应深入参与道德的进步。随着新一代人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些人应当同上帝赐予他们的国家建立紧密的联系。”世俗化使得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成为可能，这构成了“智识政府”的核心内涵。基佐强调了新思想观念在两个层面的作用，其一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其二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亦即知识所应发挥的教育功能。

运用权力为重塑思想观念搭建平台是基佐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基佐并不是在就任教育大臣之后才认识到建立法国历史学会的必要性。早在复辟王朝时期，尚未进入政治中心的基佐就已经在思考建立知识协会的问题。正是以这样的设想为基础，他在1832年向国王提交了重建法兰西政治与道德科学院的提案。重建之后的科学院与随后成立的史学机构共同构成了基佐所提倡的“思想社交网络”的重要场所。在他的安排下，科学院和史学机构的人员也多有重叠。在建立史学机构的过程中，基佐充分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个机构的人才。

运用新思想观念启蒙社会是基佐文明史观的现实目标。基佐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提出“阶级斗争”的概念，不过，不同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基佐是从文明史角度解读作为崛起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基佐并不否认中产阶级应当拥有自身的经济基础，因为经济独立是个体独立的重要保障，但是，仅有经济实力不足以匹配基佐所追求的“新贵族”的标准。对基佐而言，作为新时代精英的“新贵族”更应当成为一种政治贵族、道德贵族和社会贵族，而非旧制度后期沉湎宫廷生活、脱离政治事务的旧贵族。因此，当我们重新完整地审视基佐长期以来被断章取义的标签式口号时，就会收获新的认知——“建立你们的政府，巩固你们的制度，让你们自己更开明，让你们自己更殷实（enrichissez-vous），改善法兰西的道德与物质状况：这是真正的革新。”显然，基佐在众议院发表的这段演说中的“enrichissez-vous”，并不是人们习惯上所理解的“发财去吧”，甚至可能和这种理解大异其趣。

历史学成为新思想观念的重要资源。对于基佐等历史学家群体而言，历史学对19世纪的政治社会具有三个维度的现实意义：

第一，史学教育有助于增进大众对现实的包容。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提出的重要线索之一，就是文明演进的历程始终伴随着不同群体的斗争与妥协，这种斗争与妥协塑造了欧洲文明的多元一体，也构成了欧洲社会的自由之源。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在一个民族所走过的一代又一代的漫长岁月中，每一代都转瞬即逝。我们的经历如此短暂，因此我们的视野如此局限……当我们将曾经出现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片天空下的事件和人物带回如今的社会时，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科学与想象的乐趣，而且会使今天的思想和激情变得不再那么狭隘与暴烈。”史学教育可以使大革命“正常化”，平抑革命带来的狂热与彷徨，使大众从文明延续的时间维度，而不是新旧制度的二元对立思考社会的前行方向。

第二，史学成果有助于巩固资产阶级政府的合法性。如果说波旁王朝的合法性源于血统，拿破仑帝国的合法性立于军功，那么只有从历史、从文明发展必然性的角度，才能证明七月王朝的横空出世是理所当然的。在旧制度时期，档案和文献从来都不是公共所有物。大革命打破了王室对历史解释的垄断，将王家档案馆变成了国家档案馆。档案的开放带来了记忆的争夺。尽管拿破仑不需要用历史为自己的军事独裁正名，但为了应对与教廷的冲突，依然考虑到历史的重要性，委派国家档案馆馆长多努（Daunou）编写一部抨击教皇世俗权力的作品。面对政治权威的真空与历史档案的开放，既无世袭、又无军功的七月王朝所面临的形势尤为紧迫，只能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自身走上历史舞台的合法地位。

第三，史学教育有助于动员资产阶级走入政界，成为致力于改善法兰西“道德与物质状况”的“新贵族”。基佐指出，中产阶级既没有家国意识，也没有独立意识。“中产阶级受到推崇、重视、称赞甚至尊敬，但很少被人畏惧。它从未使它的对手感到它是一股强大和高傲的力量，真正的政治力量。”他希望帮助中产阶级摆脱羞怯与自利，以主人的姿态进入政治社会。这一方面需要使他们从大革命中“脱罪”，另一方面需要为他们提供走向政治的勇气与经验。无论对于哪一方面，历史解释的作用都不可或缺。在基佐眼中，历史学可以成为照亮中产阶级前行道路的熊熊火炬。

在这个意义上，基佐堪称法国中产阶级的葛兰西：如果说葛兰西认识到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必要条件，那么基佐认识到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身处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的中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键。历史学为这份领导权提供了最为实证而雄辩的证据。与基佐同时代的佛利耶、西斯蒙第（Sismondi）、梯也里、米什莱等历史学家都在史学研究中对第三等级给予了关注，但只有基佐为史学研究赋予了最为明确的政治使命，也只有基佐凭借教育大臣的身份为史学研究创造了强大的政治动力。法国史学机构的建立，不仅出于为七月王朝提供合法性的政治诉求，也包含着基佐希望改善法国中产阶级知识与道德状况的政治理念，只不过这对当时依然充满革命激情的社会现实而言略显超前。或许正因如此，勒南对基佐充满敬意与惋惜：“法兰西在思考什么是荣耀时，从来都诉诸情绪而非冷静的公正……对于那些认为爱国主义不需要任何预见性的人而言，基佐先生似乎完全不是其同时代的人，而我相信他会引以为荣。”

三、两大史学机构的政治功用和历史影响

两大史学机构在很多方面具有独创性，反映了基佐对史学功用的理解。首先，基佐对两大机构各自作用的设计，体现了其“智识政府”的独特内涵。其次，两大机构对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特别关注，体现了基佐希望史学发挥理性教育功能的理念。最后，基佐以史学机构为载体推进思想界的统合，展现出法国自由主义区别于英美自由主义的某种中央集权倾向。

尽管基佐同时在历史学会和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但他对二者的态度存在差异。首先，他在回忆录中极力回避自己对创建历史学会所发挥的作用。尽管一手创立了历史学会，基佐却将主席的位置让与巴朗特，数十年间从未担任该学会的正式领袖。其次，基佐对历史学会的研究工作经常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例如，对于学会秘书德努瓦耶（Desnoyer）所看重的一项工作，即恢复出版曾于1778年被中断的《法兰西历史文献集成》（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France），他婉言谢绝参与其中。实际上，基佐在历史学会成立之后很少参与其学术活动，仅表示会努力为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相比之下，他为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付出巨大的心力，不仅亲自担任该机构两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为机构的资金与人员四处奔走，尽可能动员一切资源为委员会服务。

基佐对历史学会的要求就是上述差异的有力体现。在他的授意下，德努瓦耶在《公报》第1期就提出：“按照基佐先生的期望，法国历史学会直接受命，为由政府推进的历史文献出版工作提供帮助。这项工作在任何意义上都远不会损害学会的成功，也不会使学会失去存在的价值，而只会使它受益……”这一表态虽然强调了两大机构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却展现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且明确规定了历史学会对委员会的辅助功能。

作为一个“学术沙龙”，历史学会的成员背景各异、思想庞杂。除专业学者外，勒维尔侯爵（marquis Le Ver）、杜尔班侯爵（marquis Fortia d’Urban）等显贵也被纳入历史学会，与其说是凭借学识，不如说是凭借其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卡博内尔刻薄地指出，勒维尔侯爵“唯二”的学术价值，就是编辑了《高卢法兰西历史学家著作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的地名索引，以及拥有一座汗牛充栋的罗克福城堡。杜尔班侯爵藏书丰富，而且慷慨解囊赞助文献出版，不过这些文献的实际价值要另当别论。基佐甚至有意识地邀请这些思想各异的人士加入历史学会，以展现历史学会的开放、包容、客观和独立。

然而，史观的多元不完全符合基佐以史学重建政治社会的初衷。因此，基佐利用不同的社会关系搭建了不同的平台。对于历史学会这一“沙龙”机构，基佐给予了更大的开放与包容，其本人在学会成立后退居幕后。相比之下，对于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基佐则更加审慎严格，在意成员的选择，重视委员会在观念上同自己的一致性，以确保这项宏图大业按照其本人预定的方向前行。基佐从历史学会中选择了盖拉尔（Guérard）、米涅、商博良—菲热克（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Figeac）、佛利耶、维泰（Ludovic Vitet）等5人进入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这些人都是基佐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特别是魏莱曼和库赞，基佐选择他们担任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不仅因为他们是索邦大学的患难之交，更在于他们同基佐在历史发展认知上意趣相投。

作为两大机构的奠基人，基佐对二者态度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其“智识政府”政治理念的两个维度。一方面，知识精英应当向政治权力靠拢。如果说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论证并未直接指向政治层面，那么基佐在1828年与之相似的一句表述则展现了“信条派”对参与政治权力的重视：“对于一切可能以人为对象的事业，我们不仅要认识（connaître）人，而且要统治（gouverner）人。”另一方面，进入政治权力的知识精英应当致力于吸引更为广泛而多元的知识阶层，让政治权力同知识阶层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基佐看来，在衰退的血统贵族和兴起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支知识派别，他们人数不多，却是舆论的掌舵者。为了走出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二元对抗，政权有必要与知识界（intelligentsia）联合，将后者作为建立“良好的思想秩序”的主体。

从这一双重维度审视两大机构，可以更好地理解基佐赋予法国历史学会和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的使命。委员会是政府机构，基佐可以借此直接行使权力，利用国王与议会提供的政治与资金支持，将史学研究与史学教育变成一项国家事务；历史学会是学术团体，充当政治与社会、权力与舆论联结的纽带，成为基佐运用私人关系聚拢知识阶层的途径。功能不同的两大机构共同推动历史学成为弥合社会分歧、教育社会大众的重要手段。

通过建立两大机构，基佐试图将历史学作为同激进政治势力作斗争的武器。其中，私人纽带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是基佐还是库赞都在努力运用私人关系将知识阶层围绕在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周围。库赞曾骄傲地说：“哲学教授们组成了我的军团。”正是运用了自己在沙龙时期、索邦大学和报人经历中建立的学界关系，基佐将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史学研究机构作为自己分散却坚固的壁垒，以此在七月王朝这个暗流涌动的政治战场上抗衡自己的敌人。当时的政治人物科尔莫南子爵（vicomte de Cormenin）指出：“基佐准确地感觉到……首先应当聚拢和吸引那些能够生产思想的人。”对于实现“智识政府”这样一种后革命时代法国政治的构想，基佐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就人脉、理想和权力而言，基佐几乎无一或缺。

无论从横向的欧洲层面，还是从纵向的法国史学发展脉络来看，两大机构都可以被视为时代潮流的一部分。横向而言，当时欧洲兴起了一场关注过去的思想运动，以史学研究为目标的团体在欧洲各国纷纷诞生。法国历史学会正是这场民族记忆追溯浪潮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德意志史学机构的经验。纵向而言，“历史是权利之源”的观念早在旧制度时期就已逐渐形成。从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富凯（Nicolas Fouquet）到路易十五的财政律师莫罗（Jacob-Nicolas Moreau），都为法国文献机构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一努力在革命和帝国时期也没有中断过。

两大机构既是对法国文献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同时相较于欧洲各国的史学团体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性。就法国自身传统而言，历史学会的研究对象传承了中世纪以来的文献学传统，但是在研究宗旨上与旧制度的文献机构存在着本质区别。旧制度的文献机构服务于个人，服务于王室和贵族证明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历史学会则面向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大众，在法律功能之上融入了用文明传统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功能。按照历史学会的“大众化”宗旨，《公报》对学会的研究领域也指明了方向：“对一个民族的深入了解，不能只建立在战争叙事和王朝更迭之上，它同样需要研究政治、民事和宗教制度，公共与私人道德，贸易，实业，文学与艺术……这些社会活动的各种产物共同构成了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历史的真正基础。”这一说法将“文明”一词同民族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联系在一起，深化了最早由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创造的“文明”概念的内涵，进而为法国从崇尚征伐的王权民族国家向追求物质和精神进步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提供了史学的支撑。基佐等人的文明史观，在学会目标乃至法国史学日后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法国历史学会徽章的设计过程也体现了其区别于中世纪传统的革新意识。由勒诺尔芒设计的徽章以一把古代火炬为主体，象征着“对共有知识的相互分享”。一些会员在讨论时倾向于选择一个源自中世纪的标志，勒诺尔芒则认为学会的工作非中世纪所能涵盖，其意见最终被采纳。由此可见，历史学会完全不是中世纪文献机构的翻版，而是通过阐释中产阶级在文明进程中走过的长时段轨迹，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历史学的世纪”依赖于历史知识的大众化，而这种大众化的动力是文明史观，源于基佐一代历史学家在后革命时代为中产阶级所赋予的政治地位。

就整个欧洲而言，两大机构相较于欧洲各国史学团体的鲜明特征，在于其创始人为之赋予的中央集权的特色。基佐不仅从一开始就希望将政治权力作为史学机构的依托，而且希望使之成为联结各省学术团体的枢纽。《公报》在宣告自身目标时多次使用“中央集权”（centralisation）一词：“在从事相同研究的全部友人之间建立一项联系，除了便于各种孤立知识的相互交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央集权意图。”“这种中央集权完全不会弱化法国各地众多的研究团体的重要性，能够为这些分散的工作建立联系，并为他们最大程度地提供宣传。”虽然这些文字意在强调中央集权的无害性，却反而暴露出其希望集中领导各地团体的意图。

因此，两大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毁誉参半。思想界充分肯定基佐为史学发展所作贡献，但也注意到其政治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作为法国自由主义的两条脉络，基佐路线与托克维尔路线之间的分歧在当时的议会辩论中已充分暴露。1834年1月，议会针对史学机构的预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基佐的支持者认同他的理念，相信官方推进的史学研究有助于提升社会成员的政治能力；反对者则担心，以国家为主导会导致史学研究的官僚化（fonctionnarisation）。加尼耶─帕热斯议员疾呼，政治家基佐已经背离了史学家基佐的初衷，“这位教育大臣先生身上存在两种人格，学术的人格与政治的人格。同样，在其大部分提议中，我能够感觉到两种思想逻辑，学术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在基佐的反对者看来，由国家为史学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实际上扶持了官方的出版物，削弱了独立的出版物。

基佐路线最终取得胜利。基佐在回忆录中说：“议会在这种问题上信任我。”两大机构，特别是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以权力为依托落实“理性主权”政治原则，也揭示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某种悖论。在评价由基佐创立的史学机构时，让─米盖尔•皮尔化用福柯的说法指出，当国家运行的是一种以“生产主体”（produire du Sujet）为目标的机制时，事实上却确认了奴役的持久化。在皮尔看来，这一悖论植根于法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即维护重要社会利益的前提是保住权力。当自由与权力走到一起时，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变得不那么“自由”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经指出，法国自旧制度时期就已形成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这一传统在大革命中再次得到强化。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大革命当中，革命派政治领袖罗伯斯庇尔甚至提出了“自由的专制”的提法。以基佐为代表的“信条派”作为后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难以避免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中思考和行动。在法国这块具有深厚中央集权思想根基的土壤之上，自由主义染上了法兰西的特色。

事实上，基佐的“理性主权”正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主权理论，这是他与众多自由主义者的相左之处，恰恰体现了法国政治思想史学者图沙尔（Jean Touchard）笔下“掌握权力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e au pouvoir）与“作为反对力量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e d'opposition）之间的张力。“信条派”的自由主义走出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政治权力之外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直接进入了权力当中。他们不再将社会与政治权力的斗争视为产生自由的源泉，而是将政治权力自身作为实现自由的依托。无论是作为“学术沙龙”的历史学会，还是作为政府机构的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实际上都担负着后革命时代重建法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使命。

以中央集权实现自由主义，不仅是法国史学研究机构的独特之处，也是法国自身政治文化的独特一面。长期以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构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叙事。在这一脉络中，托克维尔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在法国的“支脉”，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社会团体等的论述，成为英美式自由主义的颂歌。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处于支配地位的其实是以基佐为代表的法国式自由主义。基佐一代政治和知识精英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民主化的条件下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法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土壤，导致政界无论左右，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国家主义的色彩。英美式自由主义通常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在法国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困境。当时法国主要的政治流派几乎都将中央权力的制度设计视为重中之重，基佐等人也不例外。他明确指出：“只有一个全国政府能够使一切有益事业成为可能。”基佐等自由派坚信，民众不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自由，只有通过国家主导的理性教育才能习得。

由此可见，政治层面的代议制度，社会层面的舆论引导，文化层面的历史观念，都是开展民众教育的手段，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府。在中央集权理念的指引下，法国式的自由主义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在政治领域，强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主张在中央层面实现分权、选举和公开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地方分权造成新的“封建割据”；第二，在经济领域，注重国家在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和大型工程中的主导作用，警惕私人资本的投机行为；第三，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在捍卫舆论自由的同时，主张政府运用舆论引导和教育民众，将舆论作为同革命派和保王派这两支“极端”派别作斗争的工具。如上文所述，法国式自由主义呈现出的这些特点，都是为了在大革命之后重建契合民主化现实诉求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些特点解构了单一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展现出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的多元样貌。尽管七月王朝政府在1848年革命中被推翻，但随着路易•波拿巴的回归，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模式反而因时势而不断增强，并在时至今日的法兰西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中不断显现出自身特性。

结语

作为法国最早的史学研究专门机构，法国历史学会和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由时任七月王朝教育大臣的基佐一手推动。二者的建立离不开当时法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群体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即建立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自由派政府，通过塑造基于文明史观的历史记忆，打击激进思想、弥合社会分裂，实现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转型。

在基佐所处的19世纪上半叶，旧的王权民族国家已经解体。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新的民权民族国家的重大原则，却没有为走上历史舞台的中产阶级提供实践权利的思想动力。在这个思想缺乏权威、档案面向公众的时代，解释历史就意味着引领未来。在这一背景下，史学与政治在法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历史学家群体在史学著作中阐释自身的政治信念，通过公共舆论发表自身的政治主张，在获得社会影响力后参与选举并走向政坛。这些进入权力中心的历史学家将传承革命遗产、建立现代代议制政体、启迪社会大众的希望寄托在历史教育上，由国家主导的史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两大史学机构将历史知识大众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先声，在凝聚思想共识、传播文明观念、塑造现代法国民族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自19世纪至今的法兰西民族国家建构。两大史学机构印证了“历史学的世纪”的到来，也展现出法国自由主义的鲜明属性以及法国政治文化的独特内涵。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