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一二五七年的索邦神学院坐落于今天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核心，地处典雅秀丽的卢森堡公园与庄重宏伟的先贤祠之间。这座传承了法兰西历史文脉的悠久学府在数百年间几易其名，却从未失去她的声誉。当我二0一七年第一次徜徉在这所拥有标志性穹顶的学术圣地之时，发现为数不多的几间阶梯式大讲堂都以索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命名，其中一间的精致门楣上就镌刻着“GUIZOT”的大字。眼前的所见与脑海的所学顿时产生一种时空的交叠，一下将我带回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那个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这个神圣的学术殿堂，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从一八二八到一八三0年讲授的文明史课程轰动一时。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基佐刚刚因极端保王派内阁的下台而得以恢复教职，讲台上的他不得不呼吁激动的听众保持冷静，这些听众之中就包括蒙塔朗贝尔和托克维尔。尽管基佐的声名因政坛的失意与后世的建构而毁誉参半，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位历史学家的文明史观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群体，同时也为法国的自由主义史学打下了深深的基佐印记。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特定时空，后来成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勒南的“法兰西知识与道德改革”的先声。时至今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依然是中国学人理解欧洲文明演进与史学变迁的重要读物。
然而另一层面，基佐的政治思想似乎并未受到如此推崇。长期以来，关注其政治思想的中国学者寥寥可数。这一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中国学界。美国学者奥勒连·克莱图（Aurelian Craiutu）二00二年在为重新出版的《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他创造的词‘致富（Enrichissez-vous）使他成为著名的中产阶级捍卫者，但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基佐则在英语世界被遗忘殆尽。”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故乡法国，对基佐的重新关注也仅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几十年时间。
在法国这片热衷平等的土地上，以基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难以根深叶茂地发展壮大或许相对容易理解。而在英美学者眼中，法国式的自由主义，用克莱图的话说显得“神秘而令人困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渗透于其中的“中庸意识”—包含了一系列同旧制度的和解。这也为中国学界以往对政治家基佐的冷落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长期处于革命的年代，崇尚激进的革命史观自然会给基佐贴上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标签。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基佐的政治思想没有历史价值和启迪意义呢？
十九世纪的法国虽已告别了大革命，却依然面临着旧势力与新时代激烈的纠缠与斗争。革命后的法国应如何在两种水火不容的力量的夹缝中实现重建，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当代政治思想史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认为基佐及其所代表的自由派“在很多方面最为清晰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抱负”。对基佐及法国的自由主义，只有放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國历史和政治处境中加以考察，才会以了解之同情发现其独特的内涵与价值。另一方面，相较于打碎一切的革命，基佐更为关注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改革进程，而这正吻合了今天的时代格局。当“改革”取代“革命”成为变局时代的价值主流时，基佐对重构社会的团结与秩序以及民主与自由张力问题的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这些内容在《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中得到了独具匠心的解答。
《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基本内容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基佐在巴黎大学（即原先的索邦大学）任教期间关于代议制政府历史问题的讲义，但正式出版是在一八五一年，并经过了基佐本人的重大修改。因此，尽管这套讲稿是基佐的早期作品，却在修改中融入了他此后几十年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生活体悟。在这套讲义发表之前，法兰西已经先后经历了绝对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雅各宾专政、督政府、拿破仑独裁以及复辟的波旁王朝，俨然成为各种政体的试验场，然而法国社会依然分崩离析、烽烟四起，始终无法从革命的泥淖中站立起来。在基佐看来，法国之所以始终没有恢复秩序、重建自由，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传统的抛弃，二是对专制主义的迷恋与热衷。在《起源》的第一章中，基佐就严厉地指出，“蔑视逝去的岁月是盲目的、该诅咒的忘恩负义”，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也许具有不同的美德和光荣；但每一个时代都理应得到后代的尊敬”（《起源》，6 页）。基佐之所以推崇英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制度往往是自然演变而非理论设计的结果。相比之下，他若有所指地说：“现代社会充满了科学和谋略……在规范化的名义之下，事物被扭曲了，从而迎合某类特殊的利益，或顺应某种理论。”（345 页）对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哲学的反思，不仅存在于基佐的思想中，而且构成了托克维尔、巴朗特、鲁瓦耶- 科拉尔、雷米扎等同时代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思想底色。
与托克维尔欣赏美国的制度文化不同，基佐的视野投向了隔海相望的英国。基佐指出，选举制度在英国的活力和持久性，原因在于选举权与其他公共和地方权利的密切结合，选举人和社会事务参与者长期都是同一批人。这些人不会为暂时的激情和冲动所左右从而影响自己的判断，而是因共同的利益和纽带而团结起来。在选举过程中，选举人应当以自然影响和相互联系为基础，选区应当以公民共同体联系和思想的熟识范围为边界。这是因为，如果选举不是惯常看法的表达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时的激情，选举集会成了持续时间很短的、奇特的、庄重的集会。基佐在这里似乎暗讽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这一观点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分析有相通之处—这样集会的结果，相当于人的胸膛和肚皮吞噬了大脑，最终只能导致人体的紊乱和失控。
基佐更深恶痛绝的，是大革命以来政治制度中阴魂不散的专制主义。基佐之所以既反对君主专制、贵族专制，又反对民主政体，是因为在基佐看来，这类政体本质上是一类的—它们都承认人们天生有权为自己制定法律，更直白地说，承认某一类人天生拥有统治权。无论这些人是多数还是少数，实际上造成了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专制。即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是打着统治权属于人民的幌子进行实际上的专制统治。法国大革命形成了反党派的政治文化，然而当每个特殊团体都以超越党派的“法兰西人民”的卫士自居时，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又究竟是谁呢？
由此引出了政府原则的另一种类型。这一原则与正义和理性相关联，它仅以正义和理性为指导；这类政府不承认任何人拥有绝对权利来获得统治权，而且它们号召整个社会来帮助发现唯一有资格授权于它们的正义和理性原则。这就是代议制政府。在基佐看来，只有代议制政府才能坚持理性、保护自由—“理性”与“自由”是基佐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理解了这两者，才会理解基佐对代议制政府的合理性的阐释。
基佐认为，正当统治权的基础是理性而非意志。他运用了相当篇幅来驳斥卢梭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按照卢梭的思想，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绝对主人，唯一合法的原则就是他的个人意志，这一意志不能被转移或代表。基佐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论证了卢梭主义的不合理性。从逻辑出发，个人意志的多变性，以及个人意志与根据个人意志建立起政权的内在矛盾性，都意味着意志本身的不确定。因此，理性而非意志才是正当统治权的基础，代议制政府的原则就是把权利赋予理性而非意志。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基佐为什么反对多数人的政体了—因为多数人的意志很可能在激情的引导下失去理性，就像苏格拉底正是死于多数人的暴力。由此引申出基佐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按能授权：能力是指根据理性行事的能力；人们应当从社会中寻找和识别那些可授予权利的有能力的人。
基佐还认为，自由与权利密不可分。在社会形成以前，个人自由的主要保障是他们的分隔状态。一旦社会形成，没有权利作为保障的自由只会产生暴力。基佐在《起源》中对西哥特人的立法和英国《大宪章》倍加推崇，但是两者都没有被有效实施，原因在于良好的法律没有力量的保障。正因如此，基佐指出，自由和权利这两个法则，相互依赖、必不可少；如果自由没有变成权利，如果权利没有变成权力，无论是权利还是自由都不会存在。由此引申出基佐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分权原则。在他看来，分权是自由的真正保障，任何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彼此之间相互制约。
既然统治权交付给任何人都会导致专制的产生，就只能为权力寻找一个超验的来源。代议制政府建立于下述的事实之上：统治权不属于任何个人，因为人类不完美的本性不能持续地应用正义和理性。由此诞生了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形式：分权、选举及公开性。前两者的依据在于，任何权力都不能完全拥有正当的法则，只有在联合商议中发现这一法则，它们才可以拥有统治权。公开性则是代议制政府的基石，通过公开辩论和新闻自由在社会与政府之间建立纽带。
综观基佐关于代议制政府的政治理念，我们或许可以对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有一份更直观的认知，同时也可以对克莱图所说的“神秘而令人困惑”的评价更为感同身受。显而易见，虽然以基佐为代表的知识群体不乏崇英精神，但是基佐的自由主义与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脉络相比，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大相径庭。在通常意义上，后者的主流倾向于认为经济对政治具有优先性，而且政府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存在。基佐则恰恰相反，不仅认为经济问题从属于政治及社会问题，而且将权力视为实现自由的關键途径。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事实就是，基佐在担任七月王朝的实际领袖期间，几乎从未讨论过经济问题，而他本人在日后皇皇八卷的《回忆录》中对经济也只字未提。英法思想的这一分歧事实上在大革命之前就已有所体现。同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流派，法国的重农学派要比英国的亚当·斯密更为重视经济自由的政治保障。有趣的是，基佐固然不会赞成重农学派提出的“合法专制”，但却并不掩饰对后者的欣赏，因为重农学者相较于那些热衷于“智力游戏”的同时代者更加关注“政治本身”。因此，基佐的“自由主义”其实也是法国独特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无论上文的“按能授权”，还是分权、选举与公开性，都没有将视线投出政治之外。
毫无疑问，基佐所主张的按能授权实际上是精英主义的治国方式。但是基佐绝不赞成统治阶层长期固化，这是理解基佐思想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基佐非常反感封闭式的“特权阶层”，在他看来，旧贵族之所以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就在于他们已经不再作为社会理性和政治道德的代表而存在。他明确指出，按能授权选拔出的执政者需要持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否则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他人所替代。
基佐在担任公职期间所力推的两部法律《新闻和选举法》和《伟大学校法》，正体现了基佐推动社会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的意识。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基佐经鲁瓦耶- 科拉尔推荐担任内政部秘书长，开始了政治生涯。其间他推动的《新闻和选举法》的出台，为新闻自由打下了基础。一八三0年，基佐当选下院议员，进入七月王朝政府；两年后身为教育部长的他起草了《伟大学校法》，建立了全国性的小学制度，并提出“学校中不存在派别和党派”。舆论自由发挥了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同时也能够吸引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公民教育则旨在普遍提高公民的理性思维和政治素养，以便更称职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有助于冷却自一七八九年以来的革命与暴力狂热。
经过认真审视就会发现，基佐的政治主张绝不能以简单化的“软弱妥协”笼统概括。他是从法国当时的现实处境出发，希望在革命烈火的猛攻和保守势力的死守之间走出一条秉持理性的“中庸”道路。基佐从未写过法国革命史专著，但是他对大革命的众多评论分散于其著作与演讲中。不同于柏克、迈斯特等保守派对大革命的猛烈批判，也不同于路易·勃朗等社会主义者对大革命的辩护与歌颂，甚至不同于托克维尔等自由派对大革命的冷眼旁观，基佐对革命的解读带有文明史的视角—虽不赞赏大革命的暴烈与激进，却充分肯定大革命推翻贵族特权的巨大成果。基佐一八三七年在演说中表示：“我接受一七九一年和一七九二年；但是对于随后的那些年，我能够接受它们在历史中发生，但不希望它们在未来中发生。”不同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革命大众，基佐敏锐地指出：“民主只是一个攻击和破坏的武器，从来不是用来建立自由的工具……它是一个由多数人执行的恐怖却又短暂的独裁—一个一旦多数人完成了破坏工作就终将结束也应该结束的独裁。”
无奈的是，基佐的现实主义，在一种浪漫激越的政治文化大行其道之时却像一种另类的“理想主义”，同当时的政治空气气味不符，其政治姿态与史学观点一样，在两大阵营之间左支右绌。当然，基佐政治上的失意，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对于实践基佐的政治方案尚不成熟。基佐之所以对选举权进行财产资格限制，是因为普通大众尚未通过教育提高理性。可悲的是，事实的确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基佐的预见性—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了基佐扶持的政权，却用普选迎来了路易·波拿巴。
基佐的政治方案适用于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仍挣扎于传统与现代边缘的、激情四射的社会。代议制政府能够在英国实现，正如基佐自己所言，也经历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数百年的尖锐斗争。当人们经常将英国的政治文化作为崇尚妥协、温和演进的典范时，不能忘却英国历史上约翰一世、亨利三世抑或查理一世时期的一次次内战。战争频仍使人们认识到秩序的可贵—正如基佐所说：“人类的心理很难信任混乱，渴望得到自己的秩序、发现事物的状态。”他认为，只有当社会的全体成员意识到某种至高无上的规则时，社会才完整地形成，实际上这就是理性的社会。当英国代议制确立之时，英国已经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基佐所身处的法国社会距离理性还相去甚远。这正如同《法兰西知识与道德改革》的作者勒南的叹惋：“法兰西在思考什么是荣耀时，从来都诉诸情绪而非冷静的公正。……对于那些认为爱国主义不需要任何预见性的人而言，基佐先生似乎完全不是其同时代的人（而我相信他会引以为荣）。”
不可否认的是，基佐确实对下层民众怀有某种鄙夷的姿态。但他针对选举能力也曾敏锐地指出：“法律所規定的作为选举能力状况的外在特征，既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纯粹从有形事实中得出。”这一观点非常重要，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意味着基佐并非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他始终在关注社会的动态发展，认为制度设计应当同现实社会相协调。当社会条件变化时，制度和法律也应随之调整。
以今天的眼光看，基佐的政治主张无疑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基佐对于建设理性社会的思考，对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基佐的思路，恰恰可以从他担任公职期间推动颁布的两部法律中充分体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是政治的封闭性，由此导致社会之中谣言四起，民众普遍相信所谓的“贵族阴谋”，对政府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今天被建构为法国大革命光辉起点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实际上正是谣言发酵的结果。正如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所指出的，革命前夕关于时事的公众言论“始终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在政治的外围和总是受到质疑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领域之间”。政治的内外隔着一层厚厚的障壁，彼此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对立，饱含着好奇与亢奋，渴望与猜疑。基佐正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对立关系。在他看来，只有保持政治上的公开透明，才能使政权在公共空间树立良好的形象。由此可见，基佐或许是最早确认“社会舆论也是权力的一部分”的政治家之一。
更能体现基佐深谋远虑的是他对公众进行理性教育的理念。在基佐乃至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知识群体看来，十九世纪的法国人相较于获得普选的权利，更为紧迫的是获得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今天的国人常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事实上也正是十九世纪的基佐所努力的方向。在《起源》的语境中，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只有通过教育普遍提高公民的理性，建立于其上的公民社会才会根基稳固、成长健康。《伟大学校法》只是公众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实际上，基佐此后还试图推广全国性的中学教育，只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作罢，需要等到第三共和国的茹勒·费里继承他的衣钵。
巍然矗立的古老索邦也见证了法兰西绕过弯路寻求正途的艰辛历程。第五共和国的代议制政体或许是到目前为止法国最为稳定的民主政体，而在它独具特色的半总统半议会的制度特征上隐约可以看见基佐分权理论的影子。或许基佐早已预见到了这个历程？至少，他在《起源》的自序中说了下面的话—那个时候，他刚刚被一八四八年革命赶下政坛，置身英伦—“在我们朝目标前进的途中经常误入歧途；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还要走很多新路并越过许多险途。但让我们的目标一如既往吧，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安全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