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正统观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包含“大一统”正统观、中华礼乐文化正统观、仁德正统观、中华统绪观等内容，其中蕴含重视国家统一和文明传承、崇尚以民为本与以德服人的中华文明传统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礼乐相承、徳洽四海、中华一脉等政治理想的共同追求，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古代正统观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共同价值观念、共有历史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提供了精神动力源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历史文化底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
关键词：正统观 中华文明史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还强调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民族跨越五千余年的文明历程，从历史走到今天，凝聚成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是什么铸就了中华民族超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赋予中华民族跨越历史上各种艰难险阻的巨大能量？除了经济、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精神意识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在中华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中，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入手，才能找到透彻的解答。
正统观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观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解答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精神动力之问的一把钥匙。近现代以来，围绕正统观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梁启超《论正统》、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具有开创之功，对学界具有深远影响。杨念群、刘浦江、江湄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整体视角及中华文明史的宏观视野出发，对中国古代正统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正统观历史意义的全面客观评价，也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探讨中国古代正统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从精神意识层面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动力根源，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和凝聚的文明基因密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有鉴于此，本文以学界前贤研究为基础，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视野出发，尝试揭示中国古代正统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加深对中国古代正统观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的认识。
一、中国古代“正统”概念的内涵与特点
何为“正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正统”一词主要指在政权的兴衰更迭中，所涉政权是否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是否符合列入中华历代政权谱系的要求，符合者即为正统政权。传世所见文献中，“正统”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文论作品《典引篇》。在这篇作品中，班固着力论述汉王朝获得天命眷顾，“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具有当之无愧的统治合法性。由此开启了“正统”一词用于评判政权合法性的先河。可见“正统”一词从诞生之时，就被赋予了获得“天命”、标志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含义。例如，北魏大臣高闾曰：“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 这里的“正统”就是指北魏政权据有中原、获得天命、理应获得正统之意。唐代王勃作《大唐千岁历》，纵论自远古以来历代政权正统问题。他认为，“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于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这里的“正统”一词也是指政权，意思是按照五德历运的推演，自黄帝至汉代的历代政权皆为正统政权，而魏晋南北朝、隋朝皆不是正统政权。
“正统”概念的内涵体现了重视政治伦理道德和国家统一的鲜明特点，反映了儒家政治思想对正统观的指导意义。这一点在欧阳修的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欧阳修认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欧阳修突出强调“正统”概念的政治性质与道德意蕴，突显了“正统”一词的道德评价性质及其与“大一统”的密切联系，充分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
“正统”与“正朔”“正闰”等概念具有紧密联系。“正朔”一词源于中国古代历法，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政治文化含义，成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与“正统”含义形成高度重合。《礼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史记》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因此“正朔”逐渐成为“正统”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例如，十六国时期前秦大臣王猛临终遗言曰：“晋虽僻陃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 这里的“正朔相承”体现了王猛以东晋政权为正统王朝的观点。“正闰”是正统、闰统的合称。与“正朔”概念一样，闰统也是由历法概念演变而成的政治文化概念，被赋予伪政权、偏安政权的含义，与“正统”“正朔”相对立。中国历史上的“正闰”之辨，就是正统与非正统之争。
“正统”与“大一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前所述，“正统”与“大一统”密不可分，自秦汉以来，“大一统”被历代统治者视为获得正统的重要条件之一。例如，清代乾隆帝宣称：“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但是“正统”与“大一统”又有明显区别。“正统”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综合性评判，其核心是政治道德评判，属于精神意识层面的内容；“大一统”强调的是政治、疆域的统一，是对政权的统一实体的追求，属于实际政治层面的内容。政权正统性的评判标准是多元化的，统治者华夷身份、施政方式、文化面貌、政治与疆域状况等各种因素都包含在内；“大一统”只是评判政权正统性的诸多标准之一。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的“正统”概念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突出体现了儒家对政治伦理道德的重视和国家统一的追求。饶宗颐指出，正统观有两大理论来源，一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二是《公羊传》的“大一统”说，其中既包括时间的一统，又包括空间的一统。 可见，中国古代正统观具有两个基本维度，即空间上的一统和时间上的一脉相承。历代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由于不同身份地位和时代背景，对于历史上的王朝“何为正统”提出了不同的评判标准。梁启超先生列举了古人评判正统王朝较为常见的六个标准，包括统治时间的长短、统治地域的大小、血缘关系的远近、统治者的华夷身份、都城是否为前代旧都、是否完成“大一统”等各个方面。这些标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仍然不够全面和准确。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与影响来看，在众多评判政权正统性的标准中，以“大一统”正统观、中华礼乐文化正统观、仁德正统观和中华统绪观意义尤为重大，影响尤为深远。它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表达了中国古代华夷各族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共同价值观念、共有历史认同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源泉。上述诸种正统观交叉重叠、交融互动，形成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
二、 “大一统”正统观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大一统”概念源自公羊派儒家学者对《春秋》旨意的阐释，其文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里借对历法一统的诉求，强调王权独尊、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衍生出对政治和疆域一统的追求。“大一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正统观的理论源头和权衡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大一统”正统观蕴含了崇尚和追求国家统一的中华文明传统思维。在“大一统”正统观的引导和激励下，历代统治者和仁人志士始终追求、向往“大一统”政治，以实现和巩固国家统一为最高政治理想和终身奋斗目标，为结束政治分裂、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有力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经萌芽。商朝统治者以四海一统、万邦来朝之语称颂商王的统治盛况，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周人对周王的统治也有类似描述，如“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并强调“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将“大一统”的政治景象与仁德政治联系在一起，表达了通过以德服人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繁荣景象，为“大一统”正统观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和丰富的文化滋养，推动了“大一统”正统观的初步形成。汉代儒家学者对“大一统”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理论阐述。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为“大一统”赋予神圣的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通过汉代儒家学者的理论建构，“大一统”正统观得到不断充实和完善，实现和维护“大一统”逐渐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仁人志士不可动摇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例如，司马相如认为：“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意为有作为的国君应以未能实现“大一统”为遗憾和耻辱。
在“大一统”正统观的引导下，无论是华夏统治者还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均以实现“大一统”为人生抱负，以未能实现“大一统”为终身遗憾。例如，身为羯胡的后赵国君石勒，其晚年所忧之事是未能完成国家统一，担心后世不认可其正统地位。他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所谓“不应符箓”，就是不获天命、无缘正统之意。源自鲜卑的北周皇帝宇文毓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其临终遗诏曰：“九州未一，二方犹梗，顾此怀恨，目用不瞑。” 意思是在位时期建未能消灭北齐和南朝政权，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因而深怀遗恨，死不瞑目。
“大一统”正统观为华夷各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赋予了争夺中华正统的资格和底气，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实现“大一统”以获得当之无愧的中华正统地位，是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发动灭宋战争的重要原因。当时，大臣刘整向忽必烈建言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 忽必烈深受触动，下定决心发动对南宋的战争，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清朝统治者源自东北边疆地区，在“大一统”正统观的引导和激励下，不但入主中原，以中华正统自居，而且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了恢宏的政治版图，为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辽阔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朝统治者为此深感骄傲自豪，多次强调本朝实现“大一统”疆域，具有无可置疑的中华正统地位。例如，雍正帝宣称，“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意为清王朝实现了政治、疆域的“大一统”，是名正言顺的中华正统王朝。
总之，“大一统”正统观蕴育了崇尚和追求国家统一的中华文明传统精神，具有包容和凝聚华夷各族的精神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在“大一统”正统观的引领和激励下，华夷各族统治者和仁人志士追求和向往“大一统”政治格局，以“天下一家”为政治理想，为结束政治分裂、完成国家统一而奋斗。“大一统”正统观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跨域“华夷之辨”的思想藩篱，参与中华正统之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推动了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礼乐文化正统观与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也是中华传统社会的标志性存在。礼乐不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而且被中国历代统治者视为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是教化臣民、标榜正朔、强化权威，进而增强确立和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正如东晋戴邈所言：“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黉校之仪。” 中华礼乐文化以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为核心，突出强调通过礼乐教化的方式确立和规范政治秩序，其中蕴含礼制传统、礼治意识和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中华礼乐文化长期被视为可以超越“华夷之辨”，获得正统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统治者不分华夷身份，只要推崇儒家思想，宣扬儒家文化，尊奉中华衣冠礼乐，就被认为具备位居正统的资格。
先秦儒家民族观是中华礼乐文化正统观的思想源泉。先秦儒家学者一方面强调华夷有别，提出“不与夷狄之主中国”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强调不以血缘、种族，而是以文明程度为标准来区分华夷。《左传》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语，孔颖达对此的解释是：“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意为“华”“夏”的本意是衣冠礼仪盛大华美。在儒家学者看来，华夷之别的本质是文明之别，因此华夷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跟随文明程度发生相应变化，甚至可以互换。董仲舒注解《春秋》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意思是孔子所著《春秋》采用灵活含蓄的书写方式，将不讲礼义的晋国视为夷狄，而对本为夷狄却行君子之义的楚国待以诸夏之礼。韩愈对此作了精炼的概括，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儒家民族观，确立了以中华礼乐文化划定华夷界限、认定统治者身份和评判王朝正统性的基本原则，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突破“华夷之辨”的思想束缚，参与中华正统之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通过学习儒家文化而改变夷狄身份，参与正统之争提供了的理论空间和切实的实现路径。在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统治者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传承和发扬中华礼乐文化，为争正统积累文化资本。例如，北魏孝文帝崇尚儒家文化，以“仿像唐虞”，即开创儒家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为目标，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效。南朝将领陈庆之亲自体验北魏统治下的洛阳风貌后，对北魏的礼乐文化表达由衷的钦慕和赞叹，他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北朝后期，南北形势发生转变，南朝在梁武帝经营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礼乐文化得到发展，而北朝经历了北魏末年的政治动乱，社会乱象频出。东魏统治者高欢对此忧心忡忡，担心人们以南朝为正统，影响他的统治，他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由此可见礼乐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中的重要分量。契丹人主动学习和仿效中华礼乐，认同中华文化。辽道宗自豪地向臣子表示：“上世荤粥、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意为辽朝已经拥有了中华礼乐文化，不属于夷狄之列，因而不需要对与“夷”相关的内容过于敏感避讳。这是以中华礼乐文化界定华夷身份的突出体现。金朝大臣杨奂撰写《正统八例总叙》一文，强调“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目的就是宣扬金朝已经采用中华礼乐制度，因而拥有当之无愧的中华正统地位。又如，清朝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和推崇中华礼乐。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誓吿天地，以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勖诸大贝勒等”。顺治帝在位时，封赐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下令“祭告先师孔子于弘德殿”。他还要求“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这些传承和弘扬中华礼乐文化的文化举措，为清朝统治者论证清朝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文化资源和自信的底气。雍正帝认为：“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无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中华礼乐正统观也是历史上汉人精英阶层支持和认同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引领和支撑下，历史上不少汉人精英阶层，特别是汉人士族阶层主动归附和效忠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及其所建政权，为他们充任智囊角色，积极践行“以夏化夷”的儒家政治理念，推动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进程，为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化、争夺中华正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主动归附北魏皇帝拓跋珪的汉族士人张衮，辅佐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汉族士人刘秉忠，效忠于努尔哈赤等清朝四代帝王的汉族士人范文程等人。
综上所述，中华礼乐文化正统观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统一性、和平性，体现了重视文化而非血缘或种族的中华文明传统，突显了以礼乐教化影响和凝聚各民族的中华文明和平本色。在中华礼乐文化正统观的引领下，华夷各族统治者主动传承、守护和弘扬中华文明。尤其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同样以中华文明继承者自居，自觉尊崇、学习、传承中华礼乐文化，加强了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与认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四、仁德正统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重视仁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德配天”理念是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仁德正统观，统治者拥有仁德品质、奉行仁德政治是获得正统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实现“大一统”政治和推行中华礼乐是获得正统的外在要求和有形标准，那么践行仁德政治则是对统治者及其政权获得正统提出的内在要求。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礼与德是表与里关系，礼是修身进德的阶梯。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乐制度又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在中华文明传统思维体系中，践行仁德政治比推行礼乐制度具有更深层、更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古老朴素的民本思想，为仁德正统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和平性的基因。借用上天神秘力量作为统治权力来源，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共性，中、西文明皆是如此。西方中世纪流行“君权神授”说，直到启蒙时代这一说法才遭到质疑并逐渐淡化。然而在中华文明中，由于民本意识的萌芽和儒家仁德正统观的形成发展，神权政治理论淡化演变的时间比西方要早得多。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将国家兴亡的命运与以民为本的仁德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夏朝文献中，已经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内容， 表达了以民为本的朴素的思想认识。周人认为，“天命靡常”，统治者必须“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意思是天命只给予有德之人，统治者必须依靠修德来才能赢取民心，膺获天命。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突出强调仁德是政治的根本。例如，孔子认为，实行仁德政治才能获得众人的拥护支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还认为，对于周边各民族，应通过文德教化，以和平的方式促使对方心悦诚服，而非粗暴地诉诸武力。《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于“季氏将伐颛臾”事件的态度，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孟子倡导推行王道，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依靠野蛮的武力制胜，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孔子、孟子关于仁德的论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具有纲领性的指引意义。两汉时期，董仲舒加强了对仁德政治重要性的理论阐述。董仲舒提出“以仁厚远”“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主张以仁爱之心厚待和感化“四夷”。这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仁德政治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推动了仁德正统观的初步形成。
宋代儒学的发展，使仁德正统观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新阶段。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儒家学者突出强调仁德对于获得正统的重要意义。欧阳修认为：“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 其中蕴含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功业思想。欧阳修还认为，“惟天下之至公大义”可以使“异论息而正统明”。这里“至公”“大义”的实质就是对争正统者提出政治道德要求，要求统治者及其政权施行仁德之政。欧阳修把这种思想渗透到《新唐书》的编纂工作中，提出“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的历史观。宋人还提出了“以仁守位，以德配天”的口号，表达了南宋君臣以仁德者为正统的集体政治共识。元末明初遗民杨维桢著《正统辨》，认为评判正统的标准是“天命”和“人心”。他说：“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在这里，“天命”与“人心”并列成为评价正统的重要依据，并强调了“公”，即王朝统治中践行公正、公道的重要意义。
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阐述和宣扬，以民为本、以德服人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华夷各族统治者的政治共识，仁德正统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尤为重要的是，仁德正统观成为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跨越“华夷之辨”身份困境的重要路径，对他们参与中华正统之争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激励作用。例如，前赵国君刘渊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 前秦国君苻坚认为，“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南凉统治者秃发乌孤认为：“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清朝历代皇帝尤为重视和强调以仁德获得天命的观点。例如，皇太极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 雍正帝认为，清朝入主中原统一天下并非只靠武力，而是更多依靠仁德之政赢得了民心，“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
仁德正统观蕴含了朴素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以民为本、以德服人的中华文明政治价值取向，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在仁德正统观的引导下，历代各民族统治者都主张采取以民为本、以德服人、因俗而治的方式，推行羁縻怀柔政策，包容、引领和凝聚周边各民族，使得以民为本、以德服人、重视民生、崇尚和平、谴责暴政的政治理念成为各民族共同尊奉的政治道德准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
五、中华统绪观与中华民族共有历史认同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统绪观是“正统”概念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历代政权及其历代帝王在政治法统上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一个不间断的中华正统谱系。中华统绪观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至辽宋金夏时期，主要以战国时期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五德历运说，依照五行次序排定历代政权的继承关系，排定历代中华正统政权谱系。第二个阶段是元明清时期，主要以历代帝王功业为评价依据，排定历代中华正统政权及历代帝王的谱系。
五德历运说始于秦汉，终于宋代，绵延1500余年。其主要内容是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轮转次序，依照“五德相克”或者“五德相生”的规则，排定历代正统王朝所对应的“五行”属性，即王朝的“德运”。从秦代直至宋代，历代统治者皆热衷于推演五德历运次序，将上至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下至辽宋金夏时期的大部分政权纳入其中，由此构建了一个以五德历运次序为纽带的历代中华正统王朝谱系。而有的政权则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未能完成“大一统”，或者统治者的政治道德不被认可，被剔出正统王朝序列，另外列入“闰统”。因此，五德历运说主导下的正统王朝谱系往往因人、因时而异，处于变动之中。例如，秦始皇自认为“秦代周德，从所不胜”，将秦朝定为水德。西汉王朝建立后，先后自定为水德、土德。西汉末年，刘歆对“五德终始说”进行改造，依据”五行相生”的规则，将西汉定为火德。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以秦朝实施暴政为由，彻底否定秦朝的正统地位，将其列入“闰统”，确定西汉的德运为继承周朝而为火德。班固认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作“五胡”的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加入中华正统之争的行列，排定本政权的五德历运次序。苻坚被羌人首领姚苌俘虏后，痛斥向他索要传国玺的姚苌，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当时，传国玺和五德历运一样，被视为政权获得正统地位的象征。苻坚之语表明，当时北方社会舆论中形成了一个公认的以“五胡”为主线的五德历运次序。北魏统治者道武帝拓跋珪、孝文帝元宏先后两次讨论和确定北魏的五德历运行次。拓跋珪定为土德，理由是“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意为拓跋氏身为黄帝后裔，德运行次要与传说中的黄帝一致。元宏在位时期，组织群臣讨论修改北魏德运行次。经过激烈讨论，最终他拒绝了高闾等人提出的北魏继承“五胡”德运次序的建议，采取了李彪等人提出的“越近承远”的方案，决定“承晋为水德”，即承西晋之金德而为水德。北魏统治者不管是将北魏政权定为土德还是水德，都是要突出强调和彰显自身位居中华正统的地位。金朝统治者也多次在朝中讨论金朝及此前历代王朝的五德历运次序，最终在金章宗时期确定金朝承宋朝之火德而为土德。金宣宗在位时期再次组织群臣讨论德运问题，并将讨论的奏议、省札等资料编纂成册，命名为《大金德运图说》。该书收录的德运承袭图,认同从神话传说人物伏羲至宋辽金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充分反映了金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观念。 通过这一时期华夷各族统治者排定五德历运的政治实践，契丹、女真建立的辽、金王朝加入中华正统谱系，华夷各族政权之间的政治继承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得到加强。
毋庸讳言，五德历运说通常与各种祥瑞灾异之说混杂在一起，显示出一定的神学色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抛开五德历运说的神学成分，这一观念的历史价值仍然值得充分肯定。五德历运说的核心是借助“五行”轮转的形式展开政治与历史评判，以“五行”的轮转为介质，构建一条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主线清晰的历史脉络，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中华正统王朝谱系。五德历运的推演体现了华夷各族统治者自觉认同历史中国，以继承中华政治法统、弘扬中华文明为己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历史认同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参与五德历运推演并确定其五行次序的历史事实，为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
宋代以后，五德历运说逐渐走向没落。但是其中蕴含的中华统绪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观念并没有随之终结，而是沉淀在中华文明中，得到传承和发扬。例如，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提出了“绍百王而纪统”的宏大志向，意为他将传承和发扬中华圣王先贤的美德，追随他们的脚步前行，体现了忽必烈对继承中华统绪、弘扬中华文明的雄心壮志，也充分体现了忽必烈以中华文明传承者自居的心态，以及由此生出的文化自豪感。明清两代王朝在历代帝王庙举行的祭祀历代帝王的国家祭典，是中华统绪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观念的突出体现，是“绍百王而纪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整体性的生动呈现。清代统治者的表现尤为具有典型意义。清朝统治者多次整理、修改历代帝王庙受祭帝王及配祭名臣的入选原则和具体名单，其祭祀名单经历多次变化，但始终包含三皇五帝、夏、商、周、汉、唐、宋、元、明等历代王朝及华夷各族统治者。清康熙帝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历代帝王入选历代帝王庙的标准，即“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弒、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这一标准主要与帝王功业、品行有关，与华夷身份无关。乾隆帝在位时期，最终确定了188位历代帝王入选帝王庙，其中包括北魏、辽、金、元等政权的29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帝王，然而秦始皇和秦二世，以及其他实施暴政的帝王或者亡国之君不在其列。此外，华夷各族的80位历代名臣也列入配祭名单。乾隆帝还明确申明，举行历代帝王庙祭典的目的是维护“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对于守护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与历史担当。清代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名单，构建了一份完整的中华正统王朝谱系，勾勒出一条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清晰脉络。而秦始皇被排除在历代帝王庙祭祀名单的做法，与东汉以后历代统治者依照五德历运之说将秦朝列入“闰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以不同的形式宣告了秦朝的非正统地位。这并非巧合，而是表明五德历运说与历代帝王庙的祭典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核和历史的延续性，共同表达了华夷一体、中华一脉的历史意识，共同彰显了正统观的道德评价功能。
综上所述，中华统绪观先后以五德历运次序和历代帝王庙的国家祭典的表现形式，诠释了天命转移与王权传承的内在逻辑，表达华夷一体、中华一脉的历史意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历代统治者自觉构建和融入中华统绪，强化了中华民族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主线清晰的历史脉络，增强了以中华民族政治法统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共有历史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根基。
六、结 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古代正统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政治思想引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观念。中国古代正统观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从中华文明史的整体视野对中国古代正统观展开探讨，是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精神动力问题的重要窗口。
中国古代正统观包含了空间统一性和时间连续性两个理论维度，本质上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全面评判，突出体现了儒家对政治伦理道德的重视、对政治统一和文明延续的执着追求。从评判政权正统性的具体标准来看，中国古代正统观包含“大一统”正统观、中华礼乐文化正统观、仁德正统观和中华统绪观等丰富的内容。这些评判标准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表达了中国古代各民族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和文化理念，体现了重视政治统一性、关注文化包容性、强调政治伦理性、关怀文明连续性的中华文明传统精神，凸显了重视国家统一和文明传承，崇尚以民为本、以徳服人的中华民族精神。各种正统观在评判王朝正统与否的具体标准上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并不是各自独立、截然分开，而是交叉融合、相互关联，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礼乐相承、德洽四海、中华一脉的理想社会。
中国古代正统观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正统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源泉，发挥了包容、引领与凝聚华夷各族为一体的重要作用，塑造了中国历史上华夷各族共同的政治文化取向和精神风尚，铸就了历史上各民族在精神与心理层面的共同性，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共同价值观念、共有历史认同的凝聚进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历史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源泉。正统之争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原与边疆、南方与北方、华夏与四夷交融汇聚的过程，也就是各民族从多元逐步凝聚为一体的过程。
当然，中国古代正统观也存在某些消极、狭隘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梁启超先生斥之为“史家之谬”“陋儒之毒”，视之为“奴隶根性”的表现。 例如，“华夷之辨”民族观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深刻影响了正统观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形成了“华夏正统观”，即以中原华夏统治者创立的政权为正统政权，否定“四夷”，即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及其所建政权的正统性，显示出一定的民族歧视倾向。此外，五德历运说掺杂了封建神学思想，使正统观某种程度上呈现庸俗化的面貌。对于这些不足，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分析看待，既看到其历史局限性，也要看到正统观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上述不足之处呈现总体减弱、最终被历史淘汰的趋势。例如，五德历运说在宋元以后逐渐衰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华夏正统观在历史上不断受到来自少数民族统治者及各民族有识之士的抨击和抵制，逐渐被淡化，乃至被其他因素所淹没和覆盖。例如，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大一统”正统观、中华礼乐文化正统观、仁德正统观皆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激励作用，引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及华夷各族有识之士多次跨越“华夷之辨”的思想樊篱，加入中华正统之争的序列，并且取得了成功。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自我更新、创新发展的能力。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创新性和发展性。
中国古代正统观蕴含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当代价值体现为蕴含开放包容、重视民心、讲求正义、重视文明传承的思想元素，包含了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执着追求和向往天下和平安宁的政治取向，体现了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和谐并存、高度合一的特点，显示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对于中国古代正统观，我们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充分认识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同时摒弃狭隘、消极的成分。唯其如此，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永葆勃勃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繁荣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源泉。
作者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办公楼，邮编100081。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