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的成就极为卓越，历代有关唐诗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介绍有关唐诗的文献，有助于读者的学习，有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
唐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从早期的情况来说，依仗下面三项有利条件：（一）唐五代时积累了许多有关当代诗歌的基本材料；（二）在宋初帝王的倡导下，注意搜集和保存唐代文献，从而推动了唐诗的整理和编纂的工作；（三）印刷术的发明，使各项成果能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存与传播。
文集
首先可从宋初帝王的热心保存文献说起。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中央政权在不断遭到削弱之后，终告覆灭。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后，接受前代教训，采取偃武修文的国策，其后几代帝王都很热心文化事业，并做出了成绩。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曰：“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各五十卷，成书，命赞宁为首坐，其书不传。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龟》；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亦世不传。”于此可见当时修书的规模之大和编纂的收获之丰。
这些书中，尤以后世称为宋初四大书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价值为大。《太平御览》为类书，《太平广记》为小说总集，《文苑英华》为文学总集，《册府元龟》为分类政治通史。这四种书，都是各个门类的集成之作，至今仍为探讨这些门类的问题时从中发掘材料的渊薮。
对研究唐诗来说，《文苑英华》的价值尤高。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敕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人修纂此书，又命苏易简、王祜等人参修，雍熙四年（987）编成。这书为接续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而作，文体分三十八类，也与《文选》全同。诗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文体，也是容量最大的一种文体。
《文选》所收，上起先秦，下讫梁初。《文苑英华》即上起梁代，下讫于唐。唐代之前作品录入的很少，所以《文苑英华》中的作品，什九以上为唐人之作，以唐诗而言，即有一万余首之多。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周必大致仕家居，始行刊刻。其时此书历经传写，已多误脱，必大乃命门客彭叔夏等援用唐代的许多文献详加校雠。叔夏后撰《文苑英华辨证》十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异文，且发凡起例，将考订成果分为二十一例，逐项论述，成了校雠学上的一部名著。
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述及唐人文集流传的情况时说：“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收入。”可见其中收容之富。后人也就利用此书广泛地进行纂辑，即以《四库全书》中所保存的七十六家唐人文集而言，其中李邕、李华、萧颖士、李商隐等人的集子，都是这样辑出来的。
君主热衷于保存前代文献，臣下自然会热烈响应，例如太宗时参与三大书编纂的宋白，就曾利用有利条件进行搜集和整理，《宋史·宋白传》曰：“唐贤编集遗落者多，白缵缀之。”
与宋白同时的宋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其子宋敏求，于此做出了更大贡献。他曾预修《唐书》，又私撰唐武宗以下实录一百四十八卷，说明他对唐代的史事极为熟悉。先是宋绶曾编有《唐大诏令集》一种，宋敏求重加厘正，分为十三类，于熙宁三年重为之序。唐代典册赖此传世。宋敏求还编有《长安志》二十卷，记载唐代都城的形胜遗迹，这些都为了解唐代文化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材料。
宋敏求家多藏书，还乐于供人使用。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就是利用他所珍藏的文献编纂的。关于此书的编者和性质，后世多异说，经过近代学者的缜密考证，确认此书仍为王安石编定，他利用的是宋敏求家藏的唐诗百余编，其中绝大部分又当是唐代进士的行卷，因此这些集子的卷数每与书目上的记载不同，而且内容也与传留下来的集子不尽相同。
目前能够看到的唐人文集，差不多都是经过宋人搜集整理而编纂出来的。材料来源不同，整理加工的水平有差异，各种集子的面目也就有所出入了。
这里可举韩愈文集的流传为例，说明宋代学者在整理和保存唐代文献的工作中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韩愈殁于长庆四年（824）冬，门人李汉即收拾遗文，进行编纂，《昌黎先生集序》中称“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七百之数显然是不对的。有的本子作七百一十六，有的本子作七百三十八，方崧卿《韩集举正》云其数“皆有不合”，而始从“阁本、杭本，要是唐本之旧”。而据方氏介绍，唐代即有令狐（澄）氏本、南唐保大本和赵德《文录》本。这些本子中当然也有很多差异。
但宋初学者见到的韩集，大体上与李汉原编相去不远。《崇文总目》著录仍为四十卷，柳开在《昌黎集后序》、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也说韩集得其全，所以后人对韩集的整理加工，主要放在辑佚和校订上。
按宋代目录所记，唐人文集正本之外，常见有“集外文”的著录，如《郡斋读书志》于《高适集》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二卷、别诗一卷”，《李观文编》三卷之外，别著“外集二卷”；《柳宗元集》三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一卷”；刘禹锡《梦得集》三十卷之外，别著“外集十卷”。韩愈的情况同样如此，于《韩愈集》四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一卷”；到了赵希弁编《郡斋读书附志》时，则除《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别著“外集三卷、《顺宗实录》五卷、附录三卷”。显然，四十卷之外的作品，除《顺宗实录》等因体例不同有时分别著录外，应当就是宋代那些热爱韩文的人辛勤搜集得来的了。
宋代学者整理韩集时，还做了大量的文字校订工作，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前有方崧卿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刊行的《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方氏将采获到的各种不同版本仔细地做了比照，所据者有石本、令狐（澄）氏本、蔡谢校本、南宋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赵德《文录》、谢任伯本、李汉老本，以及《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在校雠体例上，也有很好的创树，云是“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字须两存而或当旁见者，则姑注于其下，不复标出”。应该说，这是很严肃而科学的一种校雠法。
随后朱熹于宁宗庆元三年（1197）撰《韩文考异》十卷，在方氏的基础上又把整理工作提高了一步。朱熹为一代大儒，经他加工的著作，自然更有可观。他认为，方崧卿的弊病在于识见不足，“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他本虽善，亦弃不录”。朱熹本人则“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这样也就在重视底本校勘的基础上，兼用了一些理校方法。由于他态度严谨，学识高明，所以《考异》一出，《举正》几废，说明宋代的文献整理工作沿着精益求精的道路正常地发展着。
唐代文集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加工而流传下来的。
研究唐诗必须根据现存文献，当然无法回避版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人文集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才能知道各种本子的优劣，从而有所抉择。
版本问题与印刷术的发明有关，这里也应做些介绍。
唐代中晚期时，已有印刷品出现，但多限于佛像和历本等物。五代之时，已有官府主持雕版印制的五经和九经，也有一些私人主持印制的总集和类书，但这项技术用于印制文集，要到宋代之后方才普遍。
一些热爱前人诗文的文士，自然会想到运用这项新的技术把喜爱的集子流传下去。穆修刻印韩柳二集，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关此事，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卷三、《曲洧旧闻》卷四等书均有记载。后人综合诸说，作《穆参军遗事》，引《辨惑》曰：“穆参军老益家贫，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釜募工镂板印数百集，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伯长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赠。’自是经年不售。”生动地记录了这些文士的热忱和干劲。
穆修整理韩集，倾注了巨大的精力，时历二纪之外，文字才行点定，刻印成集后，自行设摊出售。由此可见，随着新技术的采用，书籍迅速地成为流通商品，这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意义。
唐人诗集也就以更大的规模流通于社会。
如果说，唐代诗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不致散佚泯灭，费尽了苦心，还是难以经受兵燹的洗劫和时光的冲刷。即使像白居易那样，经过周密思考，将六七十卷的文集抄写五本，三本藏在少受外界侵害的佛寺，两本分付亲人。但就是这样，各处藏本还是不能保证安全。香山寺的本子经乱不复存在，东林寺的本子则为淮南军阀高骈仗势取去，随后也就不知所终，于此可见，仅靠抄本传世，何等困难。至于那些穷苦文人，无力进行抄写，更是无法确保其诗文的存亡了。
宋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也就为保存唐人文集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一经印刷发行，那就不是区区“五本”的问题了。读者容易购置，也容易保存，唐诗之能以传留下来，应该归功于宋人的及时整理和印刷发行。
后人研究唐诗，总是希望得到宋版的集子作为依据，这是因为除唐写本之外，宋本已是最近原貌的了。
从事校雠工作和整理古籍的专家，重视宋版，即使是残缺的本子，也无不视若拱璧，原因就在求真。宋本不可得，则求明复宋本或影钞宋本，目的都在力求复现这些本子之中保留着的作品的原貌。
白居易《郡中即事》诗有“遥思九城陌，扰扰趋名利。今朝是只日，朝谒多轩骑”之句，马元调本《白氏长庆集》作“双日”，日本那波道圆本作“直日”，都难通读。宋绍兴本作“只日”，卢文弨据之校改。《宋史·张洎传》：“自天宝兵兴之后，四方多故，肃宗而下，咸只日临朝，双日不坐。”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举此以证，遂怡然理顺。于此可见宋本存真之可贵。
宋人刊刻唐人诗集，参与的人多，成果也可观。总的看来，要以陈起的贡献为最大。
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云：“陈起宗之，杭州人，鬻书以自给，刊唐宋以来诸家诗，颇详备。亦有《芸居吟稿》板行，芸居其自号也。”他是江湖诗派中的核心人物。既有诗才，又喜诗道，因此经他整理刊刻的唐人诗集，水平大都很高。尽管有人说他喜以己意改字，然无显证，而他做出的成绩，时人给予高度评价。刘克庄《赠陈起》诗曰：“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但他是专业的书商，这与穆修有所不同。
江湖诗派本重中晚唐诗，陈起为了张大诗派的声势，出版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所以周端臣《挽芸居二首》中曰：“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说明他在保存唐诗和扩大其影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起所刻的书，卷末或署“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或署“临安府棚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或云“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或云“临安府陈氏书籍铺刊行”……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介绍，传世尚有《韦苏州集》十卷，《唐求集》一卷，《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张蠙诗集》一卷，《周贺诗集》一卷，李中《碧云集》三卷，《鱼玄机诗》一卷，《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孟东野诗集》十卷，韦庄《浣花集》十卷，《罗昭谏甲乙集》十卷，《朱庆馀诗集》一卷，李咸用《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常建诗集》二卷。实际上自不止此数。江标影刻《唐人五十家小集》，很多本子原为陈起、陈思父子二人所刻。这些书籍，出自棚北大街陈宅，故习称书棚本，向为藏书家所珍视。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吴下出现一种“唐十二家诗”，《杜审言集》前有庐陵杨万里序，《孟浩然集》前有宜城王士源序、韦縚重序，《岑嘉州集》前有京兆杜确序，《王摩诘集》前有王缙的《进王摩诘集表》。这些地方保留着宋本的原始面貌。这种“唐十二家诗”的行格为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和书棚本行格一样。这是从正德年间的一批唐人诗集中选出十二家加以重印或复刻而编成的。推究起来，其源应当出自书棚本。
嘉靖时期朱警刻《唐百家诗集》，其行格也是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朱氏在序言中说，各家诗集均以宋本为底本。后人当然不能贸然断定他是根据书棚本而重刻的，但推断其中有不少本子原出陈起父子所印的宋本，当去事实不远。由此可见，陈起父子当年刊行的唐人诗集，除有大量的中晚唐时期的诗集之外，也有很多初、盛唐时期的作家作品。
总的看来，唐诗由于宋人的及时整理而多少得以保存原貌，又由于宋人及时刊行而得以传留后世。
上面只是举书棚本系统的诗集的流传情况为例，说明唐诗通过怎样的条件保存了下来。由于宋代书肆林立，印刷业发达，刊刻的唐人诗集为数是很多的。有的诗集则以钞本的方式流传下来。到了明代，文化事业更见发展，文坛上又时而兴起崇尚盛唐之风，时而兴起崇尚中晚唐之风……书商也就配合着搜集、整理、刊刻相应的诗集以求售。这时出现了许多唐人诗集的合刻本，除朱警《唐百家诗集》一百八十四卷外，黄贯曾刻《唐诗二十六家》五十卷，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七十八卷，黄德水、吴琯刻《唐诗纪》一百七十卷，等等。到了明末，就出现了胡震亨所编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清初又出现了季振宜所编的《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其后清圣祖玄烨命彭定求等以季、胡二书为底本，重修《全唐诗》，成九百卷，唐诗的整体面貌也就大体上固定了下来。
史传
史传史传一类著作，名目繁多，大体说来，有正史（纪传）、编年、别史、伪史、杂史之别。“正史”“伪史”之分，自然是从皇朝的正统名分着眼的；“正史”“编年”之分，则是从著作体裁区分的；“别史”的性质很杂，其中一部分为政典；“杂史”的性质则近于小说。
研究唐诗，应该首重正史中的资料。因为李唐皇朝重视修史，建有一套完整的征集史料制度。这在《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内有详细记载。如云“祥瑞”则“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则“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则“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则“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其后又云：“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说明史官还有征集史料的责任和权力。
唐代的达官贵人，身殁之后，无不请人撰写行状传记，呈交史馆，以备采撰。有人认为某人应该入史，也可将其事迹径送史官，以备采择，如元稹有《与史馆韩侍郎书》，介绍甄济的事迹；柳宗元有《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状》，介绍段秀实的事迹，可见唐朝的史馆中采择史料的渠道是畅通的，史源相当丰富。
正史的来源比较可靠，历朝历代又起用著名的文人学士撰写，后起王朝编纂前代史实，组织措施和修史程序都比较正规，因此相对地说，正史的记载总是比较可靠。
但这并不是说正史中的文字全然可信。由于唐代距今已久，传主的生活年代距离修史之时也已历有年代，文献难免有所散佚，而原始史料中的记载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因此引录史文时，仍然需要细加考核。例如高适其人，官高位重，在盛唐诗人中是很突出的，因此新、旧《唐书》中都列有详细的传记。传记大体可信，但在叙及后期入川任职时，却都记作先任蜀州刺史，后任彭州刺史，以致后来的《唐才子传》等书均袭此误。这与高适的仕履显然不合。据此研读高诗，就会显得扞格难通。后来黄鹤等人注释杜诗，援用了柳芳《唐历》和房琯《蜀州先主庙碑》等文献，确证高适入川实为自彭迁蜀。柳芳《唐历》为盛唐时期的编年史，柳芳、房琯均与高适同时，二人之文今已不传，但为宋人的注文所征引，可以据之订正两《唐书》的错误。这就说明，研究唐代某一诗人，不但应当援据正史，同时还要参稽与之有关的各种著述，特别是与此一诗人同时或与其时代相近的文献，以补正史书之不足。
唐、五代的史书，列入正史者共四种，即后晋刘昫领衔实为张昭远等人修撰的《旧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撰的《新唐书》，宋初薛居正领衔实为卢多逊等人修撰的《旧五代史》，欧阳修个人修撰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这些著作各有其优缺点，援用之时应当有所了解。
关于《新唐书》和《旧唐书》的高下，前人议之颇多，大体说来，可做这样的区划。宣宗之前的人物传记，可以偏重《旧唐书》中的记载，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个朝代，有关的帝王实录等重要文献大体上还算保存完整，吴兢等人修撰的《唐书》保存得也较完整，张昭远等人据此修撰，也就容易显示水平。宣宗之后，由于国史中断，也未编成实录，时衰世乱，史官也难以多方搜求文献，这样也就影响到史料的完整。《新唐书》继起，欧阳修和宋祁等人鉴于中唐之后史料不足，大量吸收笔记小说等方面的文字入史，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的传记确比《旧唐书》有所提高，但在《本纪》部分，则因力求简括之故，许多重要史料被删削，反而不及《旧唐书》之详悉。
唐代的人大都能诗。一些达官贵人，都有诗篇传世。因此，新、旧《唐书》中的列传部分，也就是考察这些诗歌作者的有用材料。但纯以诗名而又够得上入史的人毕竟不多，绝大部分诗人，声名不显，只有部分赫赫可称的人才能进入文苑。这些人就不见得有完整的行状、墓志等材料留存，史官也就只能大量采择小说为之立传了。
例如王勃，一共只活了二十七岁，生平没有干过什么大事，但文才出众，小说中多所记载，于是《新唐书·文艺传》中也就援用了这方面的不少材料，如有关写作《滕王阁诗序》事，出于《唐摭言》卷五；有关腹稿之事，出于《酉阳杂俎》卷一二《运次》；有关王通居白牛溪教授门生甚众事，出于《贾氏谈录》；有关王勃作《唐家千年历》事，出于《封氏闻见记》卷四《运次》，……又如杜甫，《新唐书·文艺传》中叙及严武欲杀之事，出于《云溪友议·严黄门》；《严武传》中叙及武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则出于《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这类记载中夹杂着很多传闻失实的东西，在引用时，必须加以别择。
正像《唐书》有新、旧两种传世一样，《五代史》也有两种传世。《旧五代史》虽无完整本子留存下来，但经过四库全书馆臣邵晋涵等人的努力，利用《永乐大典》等书中的材料重行纂辑，一般认为已是十得七八。因为薛居正等人修书时依据的是帝王实录等重要史料，因此有其可贵之处。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着重借修史体现自己的史学思想，但在史实方面，也有一些异同和补订。宋初陶岳著《五代史补》五卷，乃补《旧五代史》而作，叙事首尾详具，可参看。
五代十国，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四分五裂的大地上，也活动着不少诗人，虽然成就并不太高，但也反映出了这一时代由唐入宋过渡时期的特点。其中部分诗人的事迹，也见于史书。
五代有史，十国之中，除北汉外，也都有史书留存。如南唐有马令《南唐书》三十卷，陆游《南唐书》十八卷，后蜀有张唐英《蜀梼杌》三卷，吴越有钱俨《吴越备史》四卷，南汉有吴兰修《南汉纪》五卷、梁廷柟《南汉书》十八卷，而合长沙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兴三国事迹，有周羽翀《三楚新录》三卷，而合十国中之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五国事迹成书者，则有北宋人撰《五国故事》二卷。读者如想研究某一位厕身于割据一方的军阀统治区内的诗人，了解其周围的环境，也就可以找这些书一读。
在这些地区内，南唐和蜀地的局势比较稳定，经济条件也好，许多著名的文人前去避难，留滞于此，提高了两地的文化水平，流传下来的史料也就丰富，而撰述南唐野史者为数更多。史载记江南史事者有六家，徐铉、王举、路振、陈彭年、杨亿、龙衮均曾有书，此外有郑文宝《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志》三卷，史虚白之子《钓矶立谈》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江南馀载》二卷。有关南唐诗人的事迹，可以从中搜求。
这些私人著作，限于个人见闻，失实之处颇多，需要利用各种材料互证。例如马令《南唐书》卷五《后主书》中记载：曹彬破金陵，“煜举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属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赋诗云：‘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按元宗李璟共十子，后主为第六子，显与诗中所说兄弟四人的情况不合。再检郑文宝《江表志》卷一，得知此诗实为吴让帝杨溥于泰州永宁宫之作，这样全诗才能豁然通解。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于此早已考释清楚，然而至今还有不少人仍将此诗误归李煜名下，这是他们不熟悉当时的史料，也不知道杨溥其人的缘故。
十国的历史更见混乱，后代一直有人企图系统地加以整理，使之明晰可读。宋代路振著《九国志》，采吴、南唐、吴越、前后二蜀、东南二汉（东汉即北汉）、闽、楚九国事，成四十卷，其后又经张唐英增入北楚事，成五十一卷，然已残佚，今传世者仅十二卷。虽然可供参证之处不少，但终使人不无遗憾。时至清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一书出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全书计一百一十四卷，内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纪元表世系表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实属研究十国历史的佳制。这书是吴任臣的精心结撰之作，搜辑既勤，体例又精，成就自高。目下已有徐敏霞、周莹的点校本出版，研究这一阶段诗歌的人，可以充分利用此书了解所谓残唐五代割据区内诗人的动态。
到了元代时，出现了西域人辛文房写作的《唐才子传》十卷。这是一部研究唐诗的专著，共录诗人三百九十七名，介绍事迹，间加评论，实为学习唐诗的必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然辛氏考订欠精，错误也不少。如该书卷五《张登》曰：“尝晚春乘轻车出南薰门，抵暮诣宜春门入，关吏捧版请书官位，登醉题曰：‘闲游灵沼送春回，关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老翁无品秩，三曾身到凤池来。’其狷迫如此。”与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等文中记叙的张登事迹殊不合。查《湘山野录》知此实为宋人张士逊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四：“（康定元年）五月壬戌，宰相张士逊拜太傅、鄧国公，致仕”，“士逊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罢，凡三入相，仅三年”。辛文房所看到的，当是《湘山野录》的原文，该处正作张鄧公，而偶有残夺，讹作“登”字，辛氏遽尔录入，遂成大错。
为此之故，后人起而订正者有之，加说明者有之，最近几年里就出现了好几种校注本。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集合各方面的专家详加笺释，反映出了近年来唐代诗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就，足资学者参考。
最后还应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略做介绍。这是一部编年史的名著。《唐纪》部分，委托唐史学家范祖禹纂为长编，自行删定，在材料的取舍和综合上极见功夫。因此《资治通鉴考异》中的唐代部分，也是史学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功力至深，特别是阐述唐代官制和地理的文字，尤为精到。但顾名思义，司马光著此书的目的，是给皇帝提供政治上的借鉴，文学问题非其措意，因此有人曾说，假如王叔文在政治斗争失败时不朗诵杜甫《诸葛亮祠堂》诗，那么杜甫的名字也就不可能在书中出现。只是研究唐诗的人如想了解某一阶段的历史情况，那么阅读《资治通鉴》，不失为便捷可据的途径。
小说
总的说来，见之于史传的唐代诗人，为数还是很少的。我们今天要想更多地了解唐代诗人的情况，就得从小说中去寻找。
“小说”一名的内涵，古今有很大的差别，就以古时使用这一概念来说，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四库全书》中的小说家，包括过去目录书中所说的“杂史”“传记”“故事”“小说”等类，因此当代学术界常用笔记小说一名来指代，借与近代所说的小说这一文体相区别。
笔记小说的内容极为丰富，文人信笔所之，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当然无所不可包容了。其中一些喜欢记录文坛掌故的小说，对于研究唐诗来说，价值更大。例如中唐时期李肇著《国史补》三卷，记录了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之间的逸事琐闻，里面有关李邕、崔颢、王维、李白、韦应物、李益、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记载，都是后人经常征引的资料，又如五代时期孙光宪著《北梦琐言》三十卷，详载唐末、五代及诸国杂事，记录了许多中晚唐及五代时文人的事迹，诸如顾况、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韦庄、和凝等人的逸事，还记载了有关文人温卷等情事，都是研究文史的好材料。
利用小说研究唐诗，能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举例做些说明，借以证实小说确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是可见时代风气。例如《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对元和时期文坛上的新风貌是一个高度的概括。研究唐诗的人，自当细细体会。又如《北梦琐言》卷七：“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浚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汭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主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可以想见晚唐五代时的诗坛争逐新异，以致导向某些诗篇的内容浅薄无聊，也可看出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欣赏水平的低下。
二是可测政治风波。例如《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卢氏杂说》曰：“唐卫公李德裕，武宗朝为相，势倾朝野。及罪谴，为人作诗曰：‘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视具僚亡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有余波达鬼村。’又云：‘势欲凌云威触天，朝经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倾出武关。’”二诗对李德裕政治上的失败持幸灾乐祸的态度，所言与史实多不合。今知《卢氏杂说》的作者为卢言，乃是牛党中倾陷李德裕的主要人物。读此诗后，可以了解当时各派以文字进行政治斗争已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三是可考诗人年代。笔记小说的作者限于个人见闻，有时二人同记一事，年代会有很大出入。如中唐时期的诗人宋济，《全唐诗》小传云是德宗时人，与杨衡同栖青城山，而《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则记宋济为玄宗时人，岑仲勉在《读全唐诗杞记》中采《唐摭言》说，但他后来撰《唐人行第录》时，则据《太平广记》卷一八○引《卢氏小说》中德宗见宋济事，改订为德宗时人。因为《太平广记》卷二五五引《卢氏杂说》，记宋济与许孟容相善，许孟容知举，宋济不第，借故讥之。可见岑氏在小说中发现了新材料，重新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四是可辨名字正误。唐代诗人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名字，在流传中难免不发生点画之误。例如中唐时期的诗人张祜，一作张祐，二者显有一误。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九：“张祜之祜，人多作祐字者。小说，张子小名冬瓜，或以讥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则张之名祜不名祐，可知矣。”按此事原出冯翊子撰《桂苑谈丛》，可知早在《又玄集》等书中记作“张祐”者均误。
五是可征诗篇遗佚。有些不知名的诗人，并无专集，或虽有集而不传，仅靠小说偶载其诗，因而传世，例如《北梦琐言》卷九：“江淮间有徐月英，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事久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戏也。”又如《唐语林》卷三叙骆浚事，骆为度支司书手，尝题诗一绝于柏树曰：“干耸一条青玉直，叶铺千叠绿云低。争如燕雀偏巢此，却是鹓鸾不得栖。”遂见知于李吉甫，得升迁。后典名郡，于春明门外筑台榭，卢拱尝题诗曰：“地瓮如拳石，溪横似叶舟。”世称骆氏池馆。骆氏之诗及卢氏残句仅见于此。此馆屡见时人诗文，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人均曾叙及，可见彼时文士交游的风气。他书言及此人均作骆峻。“浚”字或误。
以上就研究者关注的几个方面略作说明。由此可见，作为唐诗文献大宗之一的小说，作用甚巨，不读小说，就难以发现和解决唐诗中的许多问题。
现将初盛中晚各个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酌予介绍。
记载初唐时事迹者，有刘餗《隋唐嘉话》、张鷟《朝野佥载》、刘肃《大唐新语》等；
记载盛唐时事迹者，有封演《封氏闻见记》、李德裕《次柳氏旧闻》、郑处诲《明皇杂录》、失名《大唐传载》、郑綮《开天传信记》等；
记载中唐时事迹者，有赵璘《因话录》、张固《幽闲鼓吹》、李浚《松窗录》、裴廷裕《东观奏记》、范摅《云溪友议》、韦绚《刘公嘉话录》、苏鹗《杜阳杂编》、高彦休《唐阙史》等；
记载晚唐事迹者，有失名《玉泉子》、刘崇远《金华子》、张洎《贾氏谈录》、孙光宪《北梦琐言》等。
上面的介绍，也只能说是举例的性质，况且一般笔记小说中的记事总是不受时间限制，后代所作，往往涉及前代，如《北梦琐言》等书中就有许多关于中唐至五代时事的记述。
像《云溪友议》等书中的一些男女爱情故事，离奇曲折，配以优美的诗歌，传颂人口，人们称之为“传奇”。自唐初张鷟的《游仙窟》，至唐末卢瓌的《杼情集》，内中一些旖旎动人的诗歌，也是唐诗中的一道亮丽的景观。
翻阅《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目录，可知“杂史”“故事”“传记”“小说”等类记载的笔记小说，大部分已遗佚，例如胡璩《谈宾录》、令狐澄《贞陵遗事》、柳玭《续贞陵遗事》、韦绚《戎幕闲谈》、卢言《卢氏杂说》、丁用晦《芝田录》等书，都有很可宝贵的材料。所幸宋初太宗命李昉等人编《太平广记》五百卷，把唐代的许多笔记小说大体上保存了下来。
《太平广记》目录十卷，内分五十五部，计有九十二类。卷首列有引用书目，凡三百四十五种，而据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统计，实核有五百二十六种，而实际上怕还有出入。此书号为“僻籍秘文咸在”。尽管其中神仙鬼怪的比重很大，但包容着大量的唐代笔记和传奇，有关唐代诗人的奇闻逸事，往往赖此书而传世。特别是在《贡举》《诠选》《文章》《才名》等类中，更多文人事迹。
记载唐人逸事的另一部笔记小说《唐语林》，也保存了许多宝贵资料。此书传世者仅八卷，比之《太平广记》篇幅要少得多。然而依其内容之翔实严谨而言，实可并列而无愧。此书卷首列《原序目》一纸，说明它是依据五十种笔记小说编成的。这五十种书，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史类著作。即使像《杜阳杂编》《剧谈录》之类侈陈怪异的书，所采择者，也是其中较可信的部分。因为王谠编纂《唐语林》时承接的是《世说新语》的传统，偏重人事，注重情致，全面地反映了唐代士大夫与众多文人的风貌。有关文学的记载，不光集中在《文学》一门，其他类目及补遗中亦常见。
与此相类的宋初钱易《南部新书》十卷，资料也很丰富，但编次嫌杂乱。
类书之中，如朱胜非的《绀珠集》和曾慥的《类说》等，也保存着大量的笔记小说，记载着唐代诗人的资料。只是这些类书采录时往往删节过甚，不像《太平广记》《唐语林》中记载之完整。此外，元陶宗仪的《说郛》一书，里面引用的唐宋笔记小说，或有近于原貌者，也有参考价值。此书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三种合订本，读者自可参阅。
在这里还可谈一下如何对待正史和小说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这一见解应当重视。研究唐代诗人，运用史料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正史与笔记小说并读。
谱牒
唐人承前代遗风，仍以故家大族姓望为重，虽经皇室的干预，利用重新修订姓氏书等手段，抬高关陇集团新兴贵族的地位，压低原来山东士族的声望，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重视族姓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晚唐。
《隋唐嘉话》卷中：“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但唐初的许多功臣，不顾皇家阻拦，仍然暗中与大姓通婚，这项禁令随后也就自行消歇。《隋唐嘉话》卷中又曰：“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这话典型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的向慕目标，其中之一便是与高门联姻。
七姓、五姓内涵相同，因为崔姓而言清河、博陵，赵姓而言陇西、赵郡，指的是崔、赵两姓中最著名的郡望。
标榜郡望的习气起源很早。自汉代起，随着地方著姓的出现。人们逐渐重视姓氏所出，例如“关西孔子杨伯起”之后，无不自我标榜“弘农杨氏”；袁氏四世三公，其后也就自我标榜“汝南袁氏”。他们的出生之地，也就是籍贯，因在本郡享有声望，故又可称之为“郡望”，郡望和籍贯是统一的。其后由于仕宦等原因，有人迁居外地，但仍标举原来的出生之地以自炫，郡望和籍贯开始脱离；而散布各地的某姓某氏，仍然热衷于标榜其发家之地，各地家族之间则要求通过编撰族谱来进行维系，于是自魏晋南北朝起，也就兴起了所谓谱牒之学。有人专门研究一些家族的源流，记录这些家族中的本支和分支，随后也就出现了综合各家谱牒的姓氏书一类著作。
隋唐之后，世族政治渐告衰落，但因袭而成的流风余韵，却还贯穿一代终始。唐代也有谱牒之学的专家，且有著作传世。柳冲著《大唐姓族系录》二百卷，《新唐书·韦述传》曰：“述好谱学，见柳冲所撰《姓族系录》，每私写怀之，还舍则又缮录，故于百氏源派为详。乃更撰《开元谱》二十篇。”而韦述的著作，又由柳芳补足写成，《新唐书·柳冲传》中还附有柳芳论谱牒的大段文章。其后柳氏和韦氏的子孙也常从事纂辑谱牒之类的著作。
可惜这些唐人的著作大都亡佚了。敦煌石室发现姓氏书数种，内有前人定为《贞观氏族志》而今人认为当属吏部尚书高士廉等所修的《条举氏族事件》，记录的就是全国著名的郡望。由此还可窥见唐初那些世族高门的盛况。
刘知幾在《史通·邑里》中说：“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这一番话，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诗人的姓氏所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旧唐书》中采录了很多唐代史官的原文，叙及传主时，常标郡望，如称王维为太原祁人，高适为渤海蓨人，韩愈为昌黎人之类。又唐人称呼他人时，也常标郡望，如李华《三贤论》中提到陇西李广敬、范阳卢虚舟、颍川陈兼等，都指郡望而言。这些人并非出生或居住在这些地方。
这种称呼经常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如独孤及在《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并序》中称其与“南阳张继、安定皇甫冉、范阳张南史、清河房从心相与为尘外之友”，而《新唐书·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著录张继诗一卷，下注曰：“字懿孙，襄州人。”二者似有矛盾。实则南阳指的是郡望，襄州指的是籍贯。这里的南阳，是指东汉时期的南阳郡，襄州属下有几个郊县则为汉代南阳郡之属县。因此，张继如果生在襄阳县邑之中，那就和南阳郡无涉；如果生在襄阳郊外，也就可能真是南阳郡人。这和诸葛亮的情况相类，他隐居在襄阳城外的隆中山，而又自称“躬耕于南阳”，后人附会，认为他隐居在中州的南阳，以致彼处也出现了一处卧龙冈。这都是由于泛称郡望而引起的错乱。
唐诗的研究工作中易犯这类错误，如《中兴间气集》的作者，署渤海高仲武，有人就以为他是今天的山东滨县人。殊不知唐人无仅标县邑之习，这里指的是前时的渤海郡，而汉代的渤海郡治又迁徙过几次，有时当今河北沧州，有时当今南皮县，唐人泛称，很难确指。不了解唐人风气而靠查检地理志去落实，就不免张冠李戴。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还把过去的著望滥用，也就增加了更多的混乱。例如窦蒙《述书赋注》曰：“右丞王维，字摩诘。琅邪人。”谷神子《博异志》曰：“开元中，琅邪王昌龄自吴抵京国。”二王并非琅邪王氏后裔，这就离事实更远了。
唐人喜称郡望，实乃沿袭前代余风，用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宋人记录，常改称籍贯，而又不太精确。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唐代正处在世族极盛的魏晋南北朝与世族解体的宋代之间。此时谱牒之学由盛转衰，正处在尚还讲求而又不太严格的中间阶段。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前此的谱牒具有据之选官和通婚等实际作用，所以有讲求谱学的必要。唐代谱学的实际作用减少，但标榜血统高贵的风气却还没有遽尔泯没，这样也就仍然不断出现有关姓氏的著作，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又出现了滥用的现象。
唐人的著述条件以及书籍流通的条件远比前代为优，因此六朝的谱牒著作已片纸无存，而唐人的著作则尚有流传者。
理清唐人家族之间的联系，明确一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目下所能见到的重要著作，首推林宝的《元和姓纂》。《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曰：“氏族则林宝”，可见此人当时即负盛名。可惜这一著作早已残佚，现在流行的孙星衍、洪莹校补本《元和姓纂》十卷，原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除皇姓外，分依唐韵二百零六部排比，各载受姓之始，下列各家的谱牒。据林宝自序，此书原为备朝廷封爵之用，故无职位者不尽入录，各家子弟亦有记载不全者。而且卷首佚国姓（李氏）一门，里面又佚卢、崔、裴、萧、高、杨、郑、薛等大姓，从其他留存的各家来看，时见附会之词，特别是在追叙受姓之由时，更多夸饰。但是书中毕竟保留着许多珍贵的资料，研究唐代文史的人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
经过众多学者的整理，纠正了不少原有的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这书已有较好的本子可供阅读。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利用各种文献，特别是广泛征引了碑刻中的材料，全面进行订补，使此书更为便用和可信。
有的诗人，其事迹仅见此书。如《全唐诗》卷二记长孙正隐《晦日宴高氏林亭》《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二诗，名字之下无所说明。高氏为唐初著名书法家高正臣，《唐诗纪事》卷七于其名下叙曰：“《晦日宴高氏林亭》，凡二十一人，皆以华字为韵。（陈）子昂为之序”，“《晦日重宴》，八人，皆以池字为韵，周彦军为之序。《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六人，以春字为韵，长孙正隐为之序”。然而在介绍到长孙正隐时仍无所说明。按传世有《高氏三宴诗集》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与宴者颇详，亦云正隐等人事迹不详。馆臣还说此书原出宋刻，云是“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鲍慎由字钦止，括苍人，元祐六年进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慎由所刊欤”。《唐诗纪事》采用的当即鲍本，故内容多同。查《元和姓纂》卷七记长孙纬曾孙贞隐，太常博士。“正”字乃避宋仁宗讳而改。长孙为胡姓，今人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叙北方胡族族姓由来颇详，可以参看。
唐人俗谚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足见其声势之隆。这些世家大族，文化水平很高，出现过不少诗人。《元和姓纂》中就记载着许多值得发掘的史料。例如李白有《江夏赠韦南陵冰》《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等诗，前人以为此人乃韦坚之弟，然与史实不合。郁贤皓据《元和姓纂》卷二韦氏郿城公房世系，考知此一韦冰乃韦景骏之子，韦述之弟，韦渠牟之父。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公诗集序》曰：“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且以瑰琦轶拔为己任。”其时韦渠牟年仅十岁稍过，李白以通家子弟之故，亲加指授，遂有所成。假如不知韦冰为何人，也就不能了解李白为什么会对韦渠牟如此关切。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作用和《元和姓纂》有类同处。许多不见列传的人物，可从表格中略窥其家世与仕历。按《宰相世系表》六卷（实为十一卷）原为宋初的谱牒专家吕夏卿撰。他用表格的形式表示上下各代的关系，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因此这一著作不但内容包孕宏富，而且形式上也有创新。
按照前人研究，吕夏卿撰《宰相世系表》，主要依据就是林宝的《元和姓纂》。但《元和姓纂》中残佚的部分，《世系表》中时有完整的记叙，而且其中还增加了元和之后的材料，因而自有其价值。有的诗人，其事迹仅见此表，即如作有《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直字》的李咸，《全唐诗》名下一无说明，查《宰相世系表》二上，知他出于姑臧大房，乃李义瑛之子，宰相李义琰之从侄，官工部郎中。可知在唐诗的研究工作中，此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一卷（实为二卷）的作用与《宰相世系表》相同，唯包容的人数较少。
宋代还有一部有关谱牒之学的著作，即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四十卷，也是参考《元和姓纂》而编成的，里面也有关于唐人族姓世系的完整记叙。《元和姓纂》中遗佚的族姓，退而求其次，只能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等书中去搜求了。原辑本《元和姓纂》卷一○独孤氏无独孤楷一支，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即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所录辑入。
有关唐代的一些著名族姓，应该重视上述三书的记载，但在其他一些不为世人所重的书中，有时也会遇到个别有价值的资料，例如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四六叙畅氏曰：“唐户部尚书畅璀，尚书左丞畅悦。璀子常、当；当，进士擢第，为太常博士。悦子偃，并河东人。”畅璀，新、旧《唐书》有传，高适有《睢阳赠别畅大判官》一诗赠之。有人以为唐诗中之畅大或是畅当，《唐才子传》卷三《王之涣》叙旗亭画壁故事，误将畅当列入，故此说似可信。畅当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全唐诗》及一些流行极广的选集，如《唐诗别裁集》《唐宋诗举要》等均以《登鹳雀楼》诗属他所作，近人又据《梦溪笔谈》卷一五及其他典籍考知此诗实为畅诸之作，而《唐诗纪事》卷二七又云畅当、畅诸为兄弟行。《元和姓纂》卷九载“《陈留风俗传》有畅悦，河东人。状云：本望魏郡。瓘子当，悦子偃。又诗人畅诸，汝州人，许昌尉”。“瓘”字显为“璀”字之误。这种记载说明，畅当、畅诸不是同一族人，然畅当有无兄弟，则没有记载，不像《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说的明晰。今知畅璀排行第一，畅当排行为二，则畅大判官云云，自然不可能是畅当，而是其父畅璀的了。即此一例，也可看出这类著述的宝贵以及加以综合利用的必要。
碑志
研究唐代人物，包括诗人在内，除了必须运用以书籍形式传世的资料外，还应注意其他一些非书籍形式的文献资料。碑碣和墓志，是其中的大宗。
够得上树碑立传的人物，当然为数不多，丰碑巨碣，铺叙详尽，获得某位名公巨卿的碑铭，就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一生，还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的历史事件。如果他在史书中有传，则可与碑文互参；如果史书无传，则可补史书之不足。其作用之大，是不难看出的。
后世出土的唐人墓志，比之碑碣，其数量要大得多。因为唐人继承北朝遗风，重视墓志这一体制，地位不分高下，性别不分男女，凡有条件者，都有墓志随葬。由是存世墓志之多，远超禁止立志的南朝，即与重视碑志的北魏、齐、周等朝相比，也有巨大的差别。
唐代墓志大小不一，有制作极精者，有制作粗劣者；有文章写得很好的，也有草率成文的；有的书法佳妙，也有的仅能结体。但判断其文献价值，则不能以墓主的职位高下和志文的篇幅大小为标准。
自从岑仲勉在《续贞石证史》中介绍《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之后，诗人王之涣的生平方为世人所知，于是古时的一切模糊影响之谈一扫而空，有功于唐诗研究匪浅。原石拓片已由李希泌发表在《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中。又如另一盛唐诗人李颀，成就至高，然生平不详，《唐才子传》仅云“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千唐志斋藏志》载大历四年（769）邵说撰《唐故瀛州乐寿县丞李公（湍）墓志铭》云：“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这可能是在时人墓志中叙及李颀历史的仅存文字。可惜李颀本人的墓志未能像王之涣志那样重现人间，提供宝贵的史料，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碑刻的情况相同，不应以体制大小区分价值高下。例如宋拓《雁塔唐贤题名》中有云：“侍御史令狐绪，右拾遗令狐绹，前进士蔡京，前进士令狐纬，前进士李商隐，大和九年四月一日。”考蔡京于开成元年（836）进士登第，李商隐于开成二年（837）登第，与题名年代不合，这一“前”字显为后来追添。《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蔡京与李商隐伴同令狐子弟出游，正依附其门下时，此一题名可作佳证。
由此可见，唐人石刻对于研究唐代文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方面的研究，宋代即已开始，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首先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要推欧阳修。
欧阳修有《集古录跋尾》十卷行世。他注意搜集前代石本，其时距唐至近，所见到的碑志，也以唐代为多。他所收集的金石文字共有一千多卷，作有跋文的有四百二十多件，后又命次子棐作《集古目录》二十卷，系统加以整理和著录。
继欧阳修起而做出很大成绩的是赵明诚，他收集了金石文字两千卷，著有《金石录》三十卷，内中也以唐代的石刻文字为多。赵明诚撰跋尾之文共五百零二篇，对许多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证，有助于唐代文史的研究。例如该书卷二八《唐元结碑》曰：“右《唐元结碑》，颜鲁公撰并书。案《唐书》列传：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孙，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十二世’，盖史之误。又《碑》与《元和姓纂》皆云结高祖名善祎，而《家录》作善禘，未知孰是也。”足以显示碑文对于研究唐诗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
其后又有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问世。此书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而将石刻中地理之可考者，按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则附于卷末。各家辨证审定之辞，则著于下。此书搜集的资料甚为丰富，近于全国碑刻的一次总登记，这也说明宋代已经初步具有对某项事实或现象进行全国普查的条件，因此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综合性的著作。其后还有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四卷行世，此书只记南宋疆域之内的碑刻，但所记叙碑文年月碑主姓名之大略可供考证之需，也是有益于考史的一部著作。
南宋之时还有不著撰人的《宝刻类编》八卷行世。《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蒐采赡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于此者，深足为考据审定之资”。
上述种种表明，唐人的碑铭和墓志，到了宋代即已得到重视。初步做了一番搜集和整理，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可贵的原始记录。后人自可据此对有关人员进行考核。例如《全唐诗》卷三一二记李幼卿、李深、羊滔、薛戎、谢勮等人均作有《游烂柯山诗》，说明这些人曾同游此地，而《宝刻丛编》卷一三两浙东路出衢州内载有《唐游石桥序并诗》，下云“序谢良弼撰，诗刘迥、李幼卿、李深、谢勮、羊滔撰，元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可知《游烂柯山诗》亦当作于同一时期。用这两组诗互证，即可推知这些诗人的活动地区与活动年代。
宋代著录碑刻的著作的一大缺憾是未附原文，这或许是技术条件的限制，到了清代，方始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王昶的《金石萃编》一百七十一卷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可称辑考古代碑刻的集成之作。二书不但篇幅宏大，内容丰富，体例上也有革新。二者都附有碑刻墓志的原文，这些文字都经过详细的考订，后附各家的研究文字，最后加上自己的判断。读者查究每一篇碑刻，即可获得有关这一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从事唐代文史工作的人，自然要把这两部著作视为案头常用之书了。
清末民初，考证金石文字的风气大盛，端方等人倡之于前，罗振玉等人倡之于后，都有这一方面的著述行世。特别是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后，洛阳北邙山大发冢墓，唐代墓志大批流出，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富，更是前所未有。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人乘机收购，最著名的，便是张钫（伯英）求得唐志一千二百多方，于河南铁门关建千唐志斋以贮之，其后他以拓片的方式，出售《千唐志斋藏石》，为研究唐代文史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最近文物出版社又将全部拓片影印出版，改名《千唐志斋藏志》，学术界使用这些材料时也就方便多了。
这里应该对洛阳一地的情况做些说明。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山东广大地区沦入藩镇之手，文化水平降低，原来一些土著大姓逐渐向内地移动，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玄亮）墓志铭》内云：“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而洛阳的北邙，自汉以来一直认为是亡灵归宿之地，葬在这里的人更多。王建《北邙行》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因此该地发掘而得的墓志，尤较其他地方为多。罗振玉即撰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十五卷。近人利用洛阳出土志文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陈寅恪据《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考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罗根泽据李昂《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说明李邕享年七十三岁，周勋初据《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探知高适家族及先世所出，可见研究唐诗的人，不可不注意碑刻文字。
有些学者也就凭借丰富的资料从事汇编工作。周绍良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辨证文字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台湾则有毛汉光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出版，自序中说：“在本书所蒐唐代拓片之中，属于人物碑志者，墓志铭约三千三百余张；另碑志铭类、塔志铭类、杂志铭类等约一两千张，总共有五千余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碑铭中人物皆不载于正史。按新、旧《唐书》纪传及附传共二千六百二十四人，故碑志人物数量倍于两《唐书》。以文字数量而言，唐碑志字数亦超过两《唐书》字数。金石文字数量超过正史字数，在历代历朝之中，唐刻乃是独有的现象。”可惜至今还没有条件把散在各地的唐代拓片汇聚在一起印出，这对唐诗的研究工作来说，真是一种缺憾。
石刻文字仍在绵绵不断地被发掘出来。研究者要时常注意这方面的讯息，扩大资料来源。例如安徽滁州市文化局编了一本《琅琊山石刻选》，内有刺史李幼卿于大历六年（771）所作的《题琅琊山寺道标道揖二上人东峰禅室时助成此□□筑斯地》五言长诗一首，从未为人著录过。李幼卿还是一位小有声名的诗人，《唐诗纪事》等书均有记载，阅读这首诗，对他的成就会有更多了解。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文人受托写作碑铭墓志中的文字，往往对墓主有所粉饰，因此有关墓主生卒仕履等方面的记载，一般说来还比较可信，至于对墓主或某些事件的评价，那就未必如此了。东汉蔡邕善于写作碑志，他就曾说过：“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续汉书》）唐代写作碑志文字报酬丰厚，文人争相罗致，《国史补》卷中《韦相拒碑志》：“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可见其时风气之坏。即使是那些以正道自居的人，怕也未能免俗。韩愈以写作碑志著称，李商隐《齐鲁二生》叙刘叉事，即云“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后来遂有称碑志为谀墓文者。读者利用这些材料时，应与其他材料互参，以免为其中的粉饰之词所迷惑。
壁记
有关唐代名人的记载，有“三大缙绅录”之说，其一即《元和姓纂》，其他两种则为《尚书省郎官石柱》和《御史台精舍碑》。因为这三种文献上记载着大量的有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姓名，后两种文献上更记载着当时颇为显要的各部郎中和员外郎以及御史台三院中的官员的姓名，后人可以通过这些材料了解唐代政体建置和任职官员交替的情况。不论从研究政治制度来说，还是从研究个别的人物来说，都很有价值。
上述石柱和碑刻，属于壁记的范围，不论前朝或后代，都未看到过同样的建置，这些壁记可说都是唐人留下的至可宝贵的一种特殊的研究资料。
《封氏闻见记》卷五《壁记》曰：“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记当厅前后迁除出入，寝以成俗。’然则壁记之由，当自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可见其时不仅尚书省和御史台中有壁记，其他衙门均有，只是没有二者著称，而且大都失载罢了。壁记墨书，易于漫灭剥落，故自开元时起，尚书省中即以石柱代替壁记。石柱题名，也就是壁记的另一方式。看来当时尚书省中建有两个石柱，分载左右二司及二十四司郎中、员外郎之姓名，今记录尚书右丞分管兵、刑、工三部诸司之右边一石已毁，只剩下了记录尚书左丞分管吏、户、礼三部诸司之左边一石。御史台精舍碑的设置情况与此相类，但其建立要比郎官石柱为早。武后之时，冤狱甚多，御史台又为主断大狱的地方，故建精舍以祈福。中宗时在台中建碑，即将壁记代以石刻，由官署移诸精舍。
这两处著名的碑刻，过去似未得到重视，仅宋代的《宝刻丛编》卷七上有记载。直到清代，朴学兴起，注重实物考证，顾炎武访求各地碑刻，始在《金石文字记》中著录。钱塘赵魏仕于西安，亲至碑下手摹其文，刻入《读画斋丛书》，王昶编《金石萃编》，也记下了碑文全部。诸人导夫先路，功不可没，但碑文复杂，取得的成果还很有限。
利用这两种珍贵的史料，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是赵钺、劳格。赵钺创举之功，但投入的劳动更大，做出的贡献更为卓越的，是劳格。劳格在贫病交困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殁时仅四十五岁，未能及身定稿，后由丁宝书编为二十六卷，刻入《月河精舍丛钞》，成了后人研究唐代文史者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料书。
此书有裨考证，例如《唐诗纪事》卷一记有中宗《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臣下应制，韦安石、苏瑰、李峤、萧至忠、窦希玠、韦嗣立、李迥秀、赵彦伯、杨廉、岑羲、卢藏用、李咸、阎朝隐、沈佺期、薛稷、苏颋、李乂、马怀素、陆景初、韦元旦、李适、郑南金、于经野、卢怀慎二十四人奉和。《全唐诗》录入全部诗作，小传中均叙仕历，而郑南金名下独缺。考《郎官石柱题名》，司勋员外郎中有郑南金其人，可知郑氏时任此官，而其他文献则无此记载。《全唐诗》编者未检《郎官石柱题名》，因而未能补正。
但自赵魏起至劳格止，都有一些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推其原因，则是对郎官石柱本身的研究不够深入所致。原来石柱上的郎官题名，先后一共刻过三次，初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再刻于贞元中，三刻于大中十二年（858）。石面多次镌刻，空隙越来越小，于是见缝插针，填补空白；前后刻法又不一，还有左旋、右旋的问题，骤视之，很难摸清头绪。经过各家的不断钻研，愈益明晰，于是劳格起而纠正了赵、王二人的错误，但赵、王二人亲自去看过原物，记石柱为七面，劳格遽尔认为当有八面，则是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
而各家所犯的最大错误，则是碑文记叙错乱。因为郎官石柱曾中间断裂，清人看到的石柱，已是黏合而成的了。黏合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上下发生了错位，于是原来排列整齐的各司郎中和员外郎，竟羼入到其他衙门中去了。
岑仲勉对这两种著作重新钻研，对于石柱用力尤多，撰成《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二文。《新著录》着重碑文本身的研究，纠正前代学者的各种错误，汇合各种拓片文本，重新对各部郎官的名单进行了整理，于是错综复杂又很纷乱的行格厘然可读，计得位置可见者三千四百余人。《新考订》则对劳格考而未详或有错误者起而补正，材料不足者补之，考证有误者订之，如于“祠部郎中”下说明道：“石柱原有祠中题名，赵、王二本均误入度中，劳本虽剔出若干，然大半仍留在度中之内，致祠中题名，析附度中、祠中之下，皆由劳氏过信书本而过疑石刻之故。余此次井理，与别司异，全照石刻所见录出，依劳《考》命名曰《石刻》。”这份整理后的名单，自然比劳格等人之说更可信。
近人对这两种特殊资料都很重视，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首推岑仲勉的贡献为大。当今读者或研究者在利用劳格的《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和《御史台精舍题名考》时，应和岑氏著作并读，所得知识才更为完整可靠。
这里还可再举一例，说明综合运用姓氏书与壁记等材料考订唐诗时所起的作用。高适有《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此公不知何人？按诗之前端云“晋公摽逸气，汾水注长流”，知其源出河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薛氏“西祖兴，字季达，晋河东太守”，是为西祖房之始祖。薛太守当是此族后裔。诗中又云：“御史风逾劲，郎官草屡修。鹓鸾粉署起，鹰隼柏台秋”，可知此人先后曾列职御史、郎官。查此族中工部郎中孝廉之子自劝，仕履与此相符。《唐御史台精舍碑》载自劝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郎官石柱题名》载自劝为司勋员外郎，与高诗合。《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乙丑：“泾州刺史薛自劝贬澧州别驾”，今又升迁至东平太守，所以高诗称其“一麾俄出守，千里再分忧”。由此可见，恰当运用壁记等材料，可解决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壁记”，即翰林学士壁记，可与上两种材料参列。
唐代文人，以入翰林为荣。翰林学士执掌御前笔墨，权力很大，故时称“内相”。当时就有不少文人记载院内故事，如李肇《翰林志》、元稹《翰林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宋代洪遵汇集唐代有关翰林院的文字，编成《翰苑群书》二卷，成为研究这一机构的重要文献。
翰林学士壁记中的记载至为宝贵，岑仲勉仿赵钺、劳格考订郎官、御史的体例，成《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十二卷与《补唐代翰林两记》，对唐代那些著名的文学侍从之臣的经历详细地做了考订和记叙。
唐时不但像翰林院这样的衙门有壁记，其他军政衙门有壁记，就是地方上的一些官府也有壁记。李华写作壁记甚多，除《中书政事堂记》《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著作郎厅壁记》外，还撰有杭州、衢州、常州、寿州四州刺史厅壁记，京兆府员外参军、河南府参军二厅壁记，安阳、临湍二县县令厅壁记，详细地记叙了这些衙门的建置和任职官员的情况。白居易有《江州司马厅记》，对司马一职的特殊建置做了说明。这些都是有裨考证的资料。尽管壁上墨书不知毁于何年，但却保存在二人的文集和一些总集之中。与此类似的壁记尚多，可供参证。
唐代诗人，除隐居山林或沉沦下僚者外，大都涉足仕途，因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入仕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必然厕身于大大小小的官僚机构之中。这时出现了众多记载官署内历任人员的壁记，也就为后人提供了这些方面丰富的可靠资料。
以上所言，主要是从考史的角度论述壁记的作用，并非全面肯定壁记的价值。实则壁记的内容是很芜杂的，吕温《道州刺史厅后记》曰：“壁记非古也。若冠绶命秩之差，则有格令在；山川风物之辨，则有图牒在；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这就说明，学者若将壁记作为一种史料运用时，必须有所鉴裁才是。
登科记
《全唐诗凡例》中一则曰：“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季振宜）《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可见“登第”之事在唐代诗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封建社会里，士人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争取服官，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且也是施展个人抱负的主要出路。唐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举制度。几项主要的科目，如进士、明经以及制举，吸引着大批文士，其中尤以进士科的吸引力为大。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最多，《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因而进士及第者无不意气风发，登第之后还有探花、会宴和慈恩寺塔题名等方式表示庆贺。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言及曲江亭子，“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可见这些及第进士们其时情绪之高扬。
唐代应科举考试者，座主门生的关系，同榜之间的关系，尤受重视。长庆四年（824）李宗闵权知贡举，放唐冲、薛庠、袁都等及第，时称“玉笋班”。贞元八年（792）韩愈、欧阳詹、李观、崔群等人联第，时称“龙虎榜”。他们日后的亲密关系，都是在同应进士举时奠下基础的。
《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中说：“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
《新唐书·艺文志》上记载，有关唐人登第的著作计有三种，即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记》二卷。这些书都已亡佚，而据《玉海》卷一一五《选举》引姚康《科第录叙》，云是穆宗长庆之前的“登科记”就有十多种。这类著作大都出于私人著录，到了宣宗时，情况才有改变。《东观奏记》卷上曰：“大中十年（856），郑颢知举，后宣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虔承圣旨，敢不讨论。臣寻委当行祠员外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618）至于圣朝，谨专上进，方俟无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后，并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编次。”这也就是说，中唐之后已经建立起了逐年编纂的制度。
经过五代之乱，这些“登科记”大半已经散佚，时至宋初，就有人出来搜集，并重行编纂，那位对保存唐代文献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乐史，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可观，《玉海》卷一一五《选举》载：“雍熙三年（986）正月，乐史上《登科记》三十二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贡举事》《题解》各二十卷，以为著作郎，直史馆。”可见他对有关唐代科举的文献全面地做过整理。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则有洪适的《重编唐登科记》十五卷问世。此书不见后世目录，想是宋代之后即已亡佚，但在《盘洲文集》卷三四中保存着《重编唐登科记序》，可知他是根据姚康《科第录》的前五卷（即唐高祖、太宗两朝），又据崔氏《显庆登科记》及续书，再参考《唐会要》《续通典》及唐人文集加以补正，故名重编。这就说明，唐代的一些“登科记”，此时还完整地保存着，只是由《因话录》作者赵璘编纂的《登科记》，已经遗佚而不见于书目著录了。
后代记载登科之事最为完备的材料当推马端临《文献通考》。此书卷二九《选举考》二中有一份《唐登科记总目》，载唐初至昭宗天祐四年（907）历年登科人数，末称“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这个总目之中没有包括明经、制举这两种也很重要的科目的中举人数，但如有关秀才科的兴废与中举者的人数等有关材料，则由此书得以保存。看来马端临还能看到不少唐代的“登科记”以及宋代乐史等人的有关著作，才能做出这样详细的记录。
明代万历时，徐应秋撰《玉芝堂谈荟》三十六卷，也保存着许多唐人登科的材料，中如《历代状元》等记载，如果不是见到大量的原始资料，那是编纂不出来的。由此可知，时至明代后期，尚能见到数量众多的唐人登科的文献。
经过历史的淘汰，唐人和宋人所编的“登科记”的原貌已经难于见到，然而王懿荣刻《天壤阁丛书》，于《莆阳黄御史集》后附正德本《别录》一卷，内附有关黄滔登科的册页一幅，保存着某种《唐登科记》的原貌，今将此页转录如下：
唐登科记
卷第八
乙卯乾宁二年刑部尚书崔凝下进士二十五人
观人文化成天下赋 内出白鹿宣示百僚诗
张贻宪 卢 赡 李光序 韦 说 崔 赏
封 渭 卢 鼎 赵观文 郑 稼 黄 滔
李 枢 韦希震 孙 溥 苏 谐 王贞白
程 晏 张 蠙 陈 饶 崔仁宝 卢 赓
崔 砺 沈 崧 李 途 杜承昭 李龟正
当年放榜二月九日宣诏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
后阙
除此之外，宋代还有一些关于科举的著作，如记科名分定的《科名分定录》，记名讳的《讳名录》等，都与“登科记”有关。这些都是记载登科之事各类著作中的支流别派。
时至清代道光年间，徐松博征载籍，编成《登科记考》三十卷，对此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订，给后人提供了一份至可宝贵的研究成果。
徐松以为《文献通考》中的那份唐登科记总目采用了乐史的书，于是以其著录的科名、人物为纲，按年分列。首举当年有关科举的大事，如诏令、章奏、贡举等，后列秀才、孝廉、进士、明经、宏辞、拔萃、制科等及第人名，而以进士为主。徐松博采两《唐书》《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玉海》《太平广记》《永乐大典》及唐宋以来文集、笔记、诗话、方志等大量材料，将有关人员的事迹注其名下，还将应试者的诗赋附于其后。一编在手，唐人科举的情况，大致可以掌握。徐松还将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用考证和按语的方式注出，足供读者参考。如卷五开元五年（717）博学宏辞科下加按语曰“按博学宏辞科置于开元十九年，则此犹制科也”。又如卷一一大历十四年（779）独孤绶中进士第，又中博学宏辞科，其下都有详尽的考证。唐人年内连捷者不多，徐氏于此做出说明，可解读者疑惑。
全书编排，卷一至二四为唐代部分；卷二五、二六为五代部分；卷二七为登第年代不详的人物，按科目为类，按大概能推知的时代为序；卷二八至三○为“正史、稗官及唐人艺文之涉贡举”的各种文献，谓之“别录”，均为研究唐代科举的有用材料。书前有凡例十九则，内有徐松的许多研究心得，值得参看。
徐松注意研究唐人科举问题时，正任《全唐文》馆提调及总纂。他利用当时图书资料方面的优越条件，大量发掘《永乐大典》中的材料，如其中的许多方志，均为宋元旧本，记载当地士人应举之事，不见他书记载，这些方志今天很多已失传，也就显得特别可贵。
徐松还广泛运用《文苑英华》中保存的省试（州府试附）诗赋推断作者的及第年代。这些诗赋，一般认为文学价值不高，向来不受重视，然而根据诗赋题目却可以推知作者应试年代。《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缘举杂录》：“兴元元年，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至是再荣，人谓之瑞柳，礼部侍郎吕渭试进士，以‘瑞柳’为题，上闻而恶之。”此事不载年月，然可考知。查《唐语林》卷八记“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吕渭三，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徐松据《永乐大典》引《闽中记》“陈诩字载物，贞元十三年及第”，又据《永乐大典》引《宜春志》“贞元十三年，宋迪登进士第”，知陈诩、宋迪均为吕渭于贞元十三年知贡举时门下士，而《文苑英华》卷八七载陈诩《西掖瑞柳赋》，又与前“瑞柳”之说呼应；其前尚载郭炯《西掖瑞柳赋》（以“应时呈祥、圣德昭感”为韵），可知郭炯亦为同年进士。《文苑英华》卷一八八尚载陈诩、宋迪《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乃该年试题；又二人之后尚有万俟造《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人也是同年进士。
由于卷帙浩繁，问题复杂，《登科记考》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遗漏和错误。例如《唐才子传》卷一记盛唐诗人刘眘虚为“开元十一年徐徵榜进士”，同书卷二记刘长卿于“开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进士例不得再举，故知前文“十”前误夺“二”字，刘眘虚当于开元二十一年及第。《登科记考》漏列这一重要诗人。诸如此类，后人起而补正者颇多。
记录唐代科举的专著，有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里面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成分，不尽可据，但毕竟是当代人的原始记录，后人自当重视。今人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也足资参证。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曰：“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而唐人又有以排行称呼的习惯，于是杜二、李十二、岑二十七、高三十五等名字，屡见唐人诗文，造成后人阅读上的很多困难。岑仲勉著《唐人行第录》，对此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许多可信的结论，给予读者很大的方便。
书目
唐代有哪些诗人？他们的作品有多少？这些在书目中都有所反映。唐宋时期的书目丰富而多样，记载颇为详备，据以考史，可征诗人作品的存佚，可考诗人生平的梗概，研究唐诗，必须具有书目方面的知识。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曰：“唐人集见载籍可采据者，一曰《旧唐书·经籍志》，一曰《新唐书·艺文志》，一曰《宋史·艺文志》，一曰郑樵《通志·艺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书目》，一曰马端临《文献·经籍考》；端临所引书又二，一曰晁公武《读书志》，一曰陈直斋《直斋书录解题》。此数书者，唐人集目尽之矣。”随后他就校除重复，参合有无，依世次先后，具列卷目，以供读者参考。
胡氏上述说明及所编集目，值得参考。但郑樵《通志·艺文略》只是照抄前人著录，少所增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有关唐人诗集的说明，主要引用晁、陈二家之说；尤袤《遂初堂书目》记载过分简单，虽以记录版本为特点，但有关唐人诗集的记载不多，所以研究唐诗，应该重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全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五种书。此外还应注意王尧臣《崇文总目》。
编纂书目之事常带有继承性，后起的某一目录，经常是在撷取前人某种目录成果的基础上累积而成。例如毋煛曾参加由马怀素、元行冲等先后负责编写的《群书四部录》二百卷的工作，《旧唐书·经籍志》引毋煛序，指陈此书未惬之处有五，故另编《古今书录》四十卷。毋煛为初盛唐之交的人，所能著录者，限于初唐时期的著作，但他与作者多同时，记载也就比较可信，其内容接近初唐时期著作的原貌。《旧唐书·经籍志》即抄撮《古今书录》而成，所以并未反映唐人著述的全貌。
《新唐书·艺文志》的文献价值比《旧唐书·经籍志》要高。一代著述，记载比较完整，而且还将一些有用资料附于有关著作之下，如《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载《包融诗》一卷，注云：“润州延陵人，历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齐名，世称‘二包’。何，字幼嗣，大历起居舍人。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馀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同，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载，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集》者。”可以说是关于当时东南地区这一文人集团活动情况最为详细的记录。
又如萧楚材其人，传世仅有《奉和展礼岱宗涂经濮济》一诗，《全唐诗》小传曰：“高宗时，为太常博士。”这是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永徽五礼》下原注而得知的。萧楚材的生活年代及交往，均仅见于此。
宋仁宗时期王尧臣主持编写的《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部独立成书的目录。欧阳修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今所传者，乃经后人辑录之本，已经佚去序释部分，但大体上仍保持全书面貌。其中关于唐人文集部分的记载，反映了由唐入宋后的变化，由于北宋之时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因此这一阶段唐人文集的传播情况，可从此书约略窥知。
《崇文总目》所著录者截止于宋初，徽宗时以续得之书增入，更编《秘书总目》（卷数不详）。孝宗时有陈骙主编的《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宁宗时有张攀主编的《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元初修《宋史》，依据上述四种书目，删除重复，又添入《宋中兴国史艺文志》（卷数不详）中著录的一些典籍，成《宋史·艺文志》八卷。以上各书，除《崇文总目》外，均已散佚，但后人有辑本。《宋史·艺文志》的编写人员没有见过原书，在改编上述书目时工作也很草率，故内容颇为芜杂，如《鱼玄机诗集》误作《鲁玄机诗集》之类。只是此书毕竟根据宋代文献编成，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唐代文人著作在宋代流传的情况。
晁公武和陈振孙都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藏书家。他们在读过收藏的书后，都写有提要。这是我国目录书中保留提要的两部重要著作，特别是二人对唐代文士的记载，由于年代接近，了解更多，所作的记录更显得可贵。
他们常是记下唐代诗人的姓名字号、郡望籍贯、登第年代、仕官履历，有的地方还介绍诗人群体，或文集版本，所加的评语，也足资参考。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卷四中叙许浑《丁卯集》二卷曰：“右唐许浑，字仲晦，圉师之后，大和六年进士，为当涂、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润州司马。大中三年为监察御史，历虞部员外，睦、郢二州刺史。尝分司于朱方。丁卯，润自编所著，因以名。贺铸本跋云：‘按浑自序集三卷五百篇，世传本两卷三百余篇，求访二十年，得沈氏、曾氏本，并取《拟玄、天竺集》校正之，共得四百五十四篇。’予近得浑集完本，五百篇皆在，然止两卷。唐《艺文志》亦言浑集两卷，铸称三卷者，误也。”《崇文总目》著录许浑集亦三卷，不知是否即浑自序之本？晁氏之说尚可商榷。但此详细的记叙，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又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叙《贾长江集》十卷曰：“唐长江尉范阳贾岛阆仙撰。韩退之有《送无本》诗，即其人也。后返初服，举进士不第。文宗时作飞谤，贬长江。会昌初以普州参军卒。本传所载如此。今遂宁刊本首载大中墨制云：‘比者礼部奏卿风狂，且养疾关外，今却携卷轴潜至京城，遇朕微行，闻卿讽咏，观其志业，可谓屈人，是用显我特恩，赐卿墨制，宜从短簿，别俟殊科。’与传所称诽谤不同。盖宣宗好微行，小说载岛应对忤旨，好事者撰此制以实之，安有微行而显著训词者？首称‘奏卿风狂’，尤为可笑，当以本传为正，本传亦据墓志也。唐贵进士科，故《志》言责授长江，如温飞卿亦谪方城尉，当时谓‘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则簿尉固宜谓之责授。若使今世进士得罪而责授簿尉，则惟恐责之不早耳。”从中不但可知贾岛生平，还可了解到唐代的一些有关传说，并可推知唐宋两代士子地位的不同。
陈书中还附有随斋（程棨）的一些批注，间有精彩之处，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叙《极玄集》一卷，“唐姚合集王维至戴叔伦二十一人诗一百首，曰：‘此诗家射雕手也。’”随斋批注曰：“《姚氏残语》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祐、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这一提示，不是富有启发性，值得深入钻研的吗？
《郡斋读书志》传世者有两种，刻于袁州者凡四卷，世称袁州本；刻于衢州者凡二十卷，世称衢州本。王先谦以袁本校衢本，著其异同，仍依衢本为二十卷，并将赵希弁《附志》附后，最便应用。《直斋书录解题》有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亦便使用。
继晁、陈二书之后，附有提要的书目，自然要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为最重要。该书卷一四九至一五一，即集部别集类二至四中，共录唐人文集九十一种，逐一做出分析，举凡作者事迹、作品成就、后人评价等，大都扼要，值得参考。有的著作，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则是后代注释唐诗的名著。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集部别集类存目一中还录有唐吕从庆《丰溪存稿》一卷与《谭藏用诗集》一卷、集外诗一卷，以及唐人文集的注解本多种。此外，在总集类和诗文评类中，还介绍了唐人著作多种。
《四库全书总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它毕竟成书仓遽，疵病亦复不少。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和胡玉缙撰、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继之而起，余书对此全面进行清理，对唐人文集二十种、总集四种、诗文评两种做了详细的辩证，语皆精到，理当并读。胡玉缙、王欣夫都是偏重版本的学者，他们引用这方面的文字缀于各家文集之下，着重论证版本异同方面的问题，和余氏的著作有所不同。
编纂《四库全书》时，尽管以皇帝的声威号召天下呈上各种集子的善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一时搜求很难齐全，所得的书还是有限的。要想全面了解版本方面的问题，势必要找另外专门记述的书来参看。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首应重视。此书对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的版本一一做了详细的著录，还附清代诸名家的批注，包涵甚丰，颇便应用。唐诗集子的版本问题，也可从中得到指引。今天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及《续编》，专收《四库全书》未收之本，可接续邵书，补其不足。《中国丛书综录》中的唐人文集部分，则将散在各种丛书中的大部分的刻本集中做了介绍。读者利用上述诸书，也就可以较快地了解到唐诗的存佚和版本的异同问题。
今人万曼的《唐集叙录》著录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一百零八家，对这些唐人别集的著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编辑、刊刻、收藏等项做了详尽的介绍，对各集的版本源流、体例和流传演变做了细致的考核，引用了不少目录方面的材料，以及众多版本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唐诗的人来说，也很有用处。但万氏未必一一看过原书，因而据此研究版本问题时，还应找原书验证，才能避免错误。
诗话
我国古代文人通常喜欢运用“诗话”这种体裁表达文学见解。许顗《彦周诗话》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说明这类作品内容很庞杂，而形式则是很活泼的。唐诗的创作成就极为伟大，但诗人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却未能及时总结，从现存的一些“诗格”“诗式”“诗例”之类的著作来看，大都偏于形式技巧方面细枝末节上的研讨，专在对偶、声律、体势上下功夫，诸如五格、十七势、二十式、二十八病、二十九对、四十门等等，细碎烦琐，对指导创作未必有大的帮助。但这毕竟大都是唐人的著述，还是反映了唐代诗学的一个方面，对研究六朝至唐的修辞、诗律和文学批评都有参考价值。
中唐时期的日僧空海（774—835），法号遍照金刚，追封弘法大师，利用旅华时期得到的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等书，编纂成《文镜秘府论》六卷，保存了许多失传的文献，为后人研究文学理论和创作技巧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此书今有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日本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加以阐发，都很详备，可以参看。
唐代还有一些小说体裁的著作，如范摅《云溪友议》、孟棨《本事诗》等专门记载诗人故事，因而有人认为应该归入诗话一类。这类书籍对扩大唐诗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所记的事却不一定可靠。作者囿于见闻，又受传奇的影响，往往随意渲染，不顾事实。例如《云溪友议·窥衣帷》叙元载之妻激励丈夫成名的故事，范摅把元载之妻记作王缙相公之女，王维右丞之侄，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刘公嘉话录》叙此作“四道节度使女”，可知元载之妻的父亲乃开元时期的名将王忠嗣，这点新、旧《唐书·元载传》中均有记载。
南宋之时，出现了记述唐诗文献的名著—计有功《唐诗纪事》。此书共八十一卷，收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为后人研究唐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计有功在《自序》中说，他“闲居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因此书中记载了很多著名诗人的事迹，也保存了很多不太知名的诗人及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假如计有功不去努力搜求，就会湮没无闻，而他采录的大量文献，有些也已遗失，仅靠此书流传。例如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书，开后世诗派说之先河，然无完整的本子传世，《唐诗纪事》保存此书原序，《四库全书总目》因称“独借此编以见梗概，犹可考其孰为主，孰为客，孰为及门，孰为升堂，孰为入室，则其辑录之功，亦不可没也”。
计有功采取逢人必录、以人为纲的方式编纂，不论全篇或残句，不论本事或品评，一一归于该人名下，还略叙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借供论世知人之需。因此，《唐诗纪事》的巨大贡献就在保存原始资料，而作者自己并没有发表什么评论性的意见。
因为材料来源庞杂，清理不易，书中的疏误之处亦复不少，如误将王绩、王勣分为两人，又把来鹄、来鹏误作一人之类。材料引证错误和书写错误之处也不少。今人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做了大量的材料溯源和订正文字的工作，有功此书匪浅。
宋代诗话之多，内容之丰富，无法一一详论。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郭绍虞编《宋诗话辑佚》，集中了宋代有代表性的诗话，便于阅读。此外，宋代还有三部篇幅很大的诗话总集，对研究唐诗也有用处。
阮阅编《诗话总龟》，时在北宋；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时在南宋初年，两书所收的材料，当然以北宋人的撰述为主。阮阅编书时，因党禁而不用元祐诸人文章，胡仔继此而作，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此书分两次编成刊出，《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体例一致。评论对象，以历代重要诗人为主。唐五代列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及杨凝式、罗隐等人，内以有关杜甫的文字为多。引用材料很丰富，且有所别择，较为精当。
南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二十一卷，搜集的材料以南宋人的诗论为多，可与《苕溪渔隐丛话》中的材料互补。此书分门别类辑录宋人诗论，以研究创作技巧为主，与胡仔之书有所不同。前十一卷分论诗法、诗体、句法、造语、属对、点化、诗病等项，意在指示学诗门径，第十二卷以下则按时代品藻古代诗作与著名诗人，意在树立典范。唐代诗歌，上起李白，下至晚唐，采择有关的评论文字，颇为精要，例如王维之下有子目曰“辋川之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造意之妙与造物相表里”，“晦庵谓诗清而少气骨”。这些对研究王维诗歌的特点显然有启示作用。
《诗话总龟》的性质较为复杂，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改编，已失原貌。《前集》五十卷，当仍为阮书之旧；《后集》五十卷，基本上是《苕溪渔隐丛话》《苕溪诗话》《韵语阳秋》三书的杂凑，当出书贾之手，绝非阮书之旧。以《前集》论，分类编排，多录杂事，犹如一部有关诗话的类书。所引著作，有的已失传，故以资料而言，其价值不在《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之下。读者耐心发掘，可以解决唐诗研究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例如《因话录》的作者赵璘、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〇说是“璘甚陋，裴公（坦）戏之”。但他长得究竟怎样，可缺乏记载。《诗话总龟》卷三九《讥诮门》下记曰：“赵璘仪质么陋，第名后赴姻礼，傧相以诗嘲之，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桥里，将谓空驮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躯立，便与夫人作镜台。’”此一记载当出《抒情诗》（《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引），知傧相为薛能。可征赵璘身躯特别矮小，所以经常遭到人们嘲弄。查《唐诗纪事》卷三五《陆畅》名下有云：“赵麟仪质琐陋，成名后，以薛能为傧相。能诗曰：‘第一莫教蛛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或曰：畅羡而能骂。”赵麟显为赵璘之误。据上可知，赵璘于大和八年应进士举试及第，后即赴姻礼，薛能以诗嘲之。《全唐诗》卷五六一亦载薛能《嘲赵璘》诗，其他残句失载。薛诗首句作“巡关每傍樗蒲局”，则是此公还嗜好赌博。辗转互证，可对赵璘的情况和当时文人善谑的风气增进了解。
宋代诗话，以其影响之大而言，首推严羽《沧浪诗话》。作者批判了江西诗派的流弊，也反对南宋时期江湖四灵的宗尚晚唐之风，“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唐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后起的一些诗派，标举宗旨时，也大都要把唐诗的某一阶段作为取向的对象。例如明代的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继之而起的公安、竟陵，改途易辙时，也就倾心于白居易的浅易诗风和贾岛的僻苦之作了。
明初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九十卷，以严羽的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有助于唐诗发展阶段的研究，尽管后代一直有人表示异议，但这一学说明晰地勾出了唐诗发展的轮廓，因而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这里涉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有一些文学理论家，并不采用理论著作的形式表达见解，而是编选一部书，通过具体作品的去取，表明导向。清初王士禛倡神韵说，他就编了一部《唐贤三昧集》，专选王孟一派的神韵绵邈之作，借以表达他崇尚意在言外含蓄不尽的旨趣。沈德潜倡格调说，他就编了一部《唐诗别裁集》，大量选入杜甫等人大声镗鞳的诗作，借以表达他崇尚气象恢宏声调高昂的旨趣。不了解唐诗中这些流品，也就不能深刻体会各个诗派的宗旨；反过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诗史上的源流派别，也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每一位具体的唐代诗人。
说到选本，当然首先应该重视唐人选唐诗，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反映出了盛唐人的旨趣；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反映出了中唐时期诗人的情趣，这些都是研究唐诗的重要读物。而如殷璠之评储光羲曰：“璠尝睹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可知储光羲在经学和子书上有专著，不仅长于写诗；又如《极玄集》叙李端曰：“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可说是有关大历十才子的几种异说之中最可信的一说，由此均可觇知唐人选本之可贵。
至于说到研究唐诗的专著，则可注意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一书。此书共三十三卷，原是《唐音统签》中的一个部分。胡震亨在编纂这一空前巨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将个人心得写成此书，附于全书之末。后来单刻传世，流行遂广。胡震亨对唐诗的源流演变，体制的形成发展，作家的风格异同，创作的形式技巧，以及音乐和文学的关系，常用词汇的诠释，一一做了系统的论述。最后还对唐诗的别集、总集、选集，以及有关的诗话、注本、金石等项逐一做了介绍，有的还列有综合目录，更便参览。
明人胡应麟的《诗薮》一书，也应重视。此书为通论历代诗歌之作，共二十卷。内编六卷，分论古近体诗；外编六卷，分论历代诗歌。二者之中，论及唐代诗歌的体制和诗人的成就得失者，语皆精到，读之有益。
艺术
诗书画的原理是相通的。唐代一些著名的诗人，往往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们或是能诗善书，或是兼通诗画，而且诗人大都热爱艺术，因而诗集之中常有一些品评书画的文字。只是有关诗人的记载，对他们同时精通其他艺事，每每缺乏完整的介绍，这就限制了后人的视野，不能全面了解这些诗人的成就，也无法了解他们触类旁通的根本原因。好在唐宋两代留下几种艺术类的著作，或记书画家的事迹，或记书画真迹的流传，提供了那些诗人而兼通艺事者的研究资料。
大家知道，王维多才多艺，除了诗才出众外，兼通音乐，在绘画上也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阙名《宣和画谱》、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书中都有记载。读了这方面的文字之后，对王维其人也就会有更深的认识。《唐朝名画录》把他的画列入妙品，说是“复画《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这里所描述的，和他辋川所作的诗意境相通。阅读这一文字，有助于加深对王诗的理解。
和王维交情颇深的诗人张諲，在文坛上也颇有声名，所以《唐诗纪事》卷二○、《唐才子传》卷二都立有专传，可惜其诗今已只字无存。《历代名画记》卷一〇曰：“张諲，官至刑部员外郎，明《易》象，善草隶，工丹青，与王维、李颀等为诗酒丹青之友，尤善画山水。王维答诗曰：‘屏风误点惑孙郎，团扇草书轻内史。’李颀诗曰：‘小王破体闲文策，落日梨花照空壁。书堪记室妒风流，画与将军作勍敌。’”原来计有功、辛文房二人就是据此录入的。李颀之诗今已不存，《全唐诗》据此辑得残诗四句。
《历代名画记》上的有些记载，还能纠正后人一些传统观念上的偏差。该书卷九记李思训一家的画艺，备致推崇之意。原来北宗画派的首创者李思训“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艺称于当时。一家五人，并善丹青，世咸重之”。原注：“思训弟思诲，思诲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侄凑。”张彦远还说：“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与林甫诗曰：‘兴中唯白云，身外即丹青。’余曾见其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也。”上举诗句见高适《留上李右相作》中，可见当时李林甫即以善画享有声名。
但这与史书上的记载很不一致，《新唐书·李林甫传》上说他“无学术，发言陋鄙，闻者窃笑。善苑咸、郭慎徽，使主书记”。《旧唐书》记载相同，还举了两个读别字的笑话作为佐证。然而这种记载颇可怀疑。因为《全唐诗》卷一二一录有李林甫《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奉和圣制次琼岳应制》《秋夜望月忆韩席等诸侍郎因以投赠》三诗。一般说来，应制之作必须当场缴卷，这就不大可能叫人代笔。二诗固然不能算是佳作，但也不可能是错别字连篇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秋夜望月》诗稍有可观，发端数句“秋天碧云夜，明月悬东方。皓皓庭际色，稍稍林下光。桂华澄远近，璧彩散池塘……”，立意措辞颇近六朝，这与高诗所赞“兴中唯白云，身外即丹青”相合，又与他精于山水画的记载一致。我国史学向来重视道德评价，像李林甫这样的元恶大憝，对之当然要力加丑诋了。张彦远似仅以艺术的眼光论画，他的记载比较真实可信。杜诗为证，且驳之曰：“彦远以杜甫岂知画者？徒以幹马肥大，遂有‘画肉’之诮。古人画马有《八骏图》，或云史道硕之迹，或云史秉之迹，皆螭颈龙体，矢激电驰，非马之状也。晋宋间顾、陆之辈，已称改步；周、齐间董、展之流，亦云变态，虽权奇灭没，乃屈产蜀驹，尚翘举之姿，乏安徐之体，至于毛色，多䯄骝骓驳，无他奇异。玄宗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遂有沛艾大马，命王毛仲为监牧，使燕公张说作《駉牧颂》。天下一统，西域大宛岁有来献，诏于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调习之能，逸异并至。骨力追风，毛彩照地，不可名状，号‘木槽马’。圣人舒身安神，如据床榻，是知异于古马也。时主好艺，韩君间生，遂命悉图其骏，则有玉花骢、照夜白等，时岐、薛、宁、申厩中，皆有善马，幹并图之，遂为古今独步。”这里他是从画马的历史着眼，论证韩幹的创新意义，并且注意到了实物写生的特点，才做出评价的。范文澜据此评议道：曹霸遵守传统的手法，侧重刻画马的筋骨，画出来的是瘦马。杜甫的评论代表传统的看法。韩幹画的是“翘举雄杰”的大马，具有盛唐的时代风格。张彦远对杜甫的批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观点的反映。
张彦远于大中元年（847）撰《历代名画记》十卷，是唐代画论和画史中最重要的一部专著。他是“三代相门”（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的后裔，历代收藏书画真迹很多，本人也善书画，学识渊博，交游广阔，记载当代书画名家的事迹，真实可信，评价亦允当。他还编有《法书要录》一书，把唐代一些书法理论家的著作汇合在一起，内如何延之《兰亭记》一文，记载萧翼乔装至辩才处骗取《兰亭》真本之事，还保留了两首仅见于此文的诗。
除上述几种艺术门类的书籍外，还有僧适之《金壶记》三卷、陈思《书小史》十卷、朱长文《琴史》六卷等，都记有唐代若干精于艺事的人物，可参看。
地志
唐人记载当代地理的文献，今天还能看到的，主要有唐初魏王李泰领衔实由萧德言等编纂的《括地志》（已残，今存辑本），盛唐时期杜佑《通典》中的《州郡》；中唐时期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志》，以及《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地理志》。唐代州郡设置前后变化很大，这些著作恰好代表了各个阶段的建置，如《括地志》分全国为十道，共三百六十州，反映了唐初的情况。《通典·州郡》分全国为十五道，共三百二十八郡，反映了天宝年间的情况。《元和郡县志》把州郡归属于方镇的统辖之下，反映了宪宗时期的情况。两《唐书·地理志》都把全国分为三百四十六州，反映了唐代末年的情况。同一州郡，前后归属不一，研究唐代诗人的籍贯和活动区域，应该注意这些地方当时的归属，再到相应的地志中去检核。
这些书中，尤以《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二者为重要。前书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准，分镇记载府、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以及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记载详尽，内容丰富。《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很有条理，叙历史沿革，各地方物，全国军事的部署和边境民族的分布，以及王朝与境外的交通等，精确可据。
《新唐书》还有《方镇表》六卷，叙述各个方镇的置废，区划变更的沿革，但未列节度使或称观察使的任命和罢镇年月。近人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八卷，则广征载籍，补列出了各个方镇任免和迁徙的时间。
《元和郡县志》四十卷（已佚六卷）、目录二卷，原名《元和郡县图志》。志文之前，绘有地图可供对照。北宋时图佚，但这种图文对照的体例，后代方志一直沿袭了下来。
今日阅读唐代诗文，需要了解唐代地理时，可以阅读《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这本地图集中了很多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成果，用近代测绘方法制成，和前代地图仅示轮廓者不同。唐五代时图组，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区设置和部族分布概貌。府、州、县的建制，以开元二十九年（741）为准。《资治通鉴》天宝元年：“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可以说，这是唐朝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初唐时期开拓的成果，此时告一小结，下一阶段的政局变化，都在这基础上进行。以此年为准，是合适的。
今人郁贤皓著《唐刺史考》十六编三百多卷，也以开元二十九年的疆域为准，分列天下各州刺史的任免和迁转的时间。唐代诗人出任地方官的很多，刺史又是重要的官职，阅读这一著作，便于了解某些曾任此职的诗人宦海升沉的经历和踪迹。
宋代初年，乐史以《元和郡县志》为蓝本，编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叙及的郡县，很多是唐代原来的建置。但他在前代地志原有格局之外，又增加了历代人物题咏，后世方志一定列有人物、艺文，即受此书影响。
查宋代方志之存于今者，约三十多种；元代方志之存于今者，约十多种。内以《四库全书》著录的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等为善。从地方来说，则以江浙一带为多。书中的记载也时有错误，但修志者距离唐代还不太远，见到的文献也多，因而时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仅见的材料。如《全唐诗》卷八七六录《湖苏二郡语》：“湖接两头，苏联三尾”，乃从《南部新书》卷己录来，文曰：“咸通末，郑浑之为苏州督邮，谭铢为鹾院官，钟辐为院巡，皆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境土相接，时为语曰云云。”钱易之书乃辑录而成，这一民谣不知原出何书。《唐语林》卷四《企羡》《唐诗纪事》卷五六《谭铢》亦载此事，也不注出处。查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二，乃知此事原出《岚斋集》。《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载李跃《岚斋集》二十五卷，今已散佚殆尽，仅《侯鲭录》卷八、《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全芳备祖》前集卷一九各有引文一条，《吴郡志》中录此佚文，提供了这一被人广泛征引的俗谣的原始出处。
一般说来，明清时期的人修的方志，因为见到的文献和现在差不太多，引用的材料大都可从唐代史书和文集中见到，价值也就不太大了。只有个别博览的学者，才能提供新的知识。如康熙年间查慎行等纂修的《西江志》卷六六引郭子章《豫章书》曰：“刘眘虚，字全乙，新吴人。”其地当今江西奉新县。郭子章是明代著名学者，素称博雅，记载刘眘虚的事迹，当有古代文献作根据。殷瑶《河岳英灵集》卷上评刘眘虚曰：“顷东南高唱者数人，然声律宛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也可用以证明刘眘虚是江西一带的人。《唐才子传》卷一记刘眘虚为崧山人，显然有误，可据上说纠正。
有些庸滥的方志，引用前人艺文时，经常张冠李戴。现在有人致力于从方志中发掘逸诗，而又缺乏必要的考核，往往把一些仍然保存在本人文集中的诗歌作为误标其名的诗人逸诗而收入。若要克服这类错误，必须查明方志作者致误之由，而这有时反可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例如康熙年间马士琼、吴维哲等纂修之《南皮县志》卷一《图经·古迹》中曰：“高适故里在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这就让人感到奇怪。高适生时距此已有千年之久，前此志书于此一无记叙，不知此话何来？今知高适郡望渤海，而东汉时的渤海郡治已移至今南皮县地，所以修志者径将之载入。又康熙年间刘德昌等纂修之《商丘县志》卷一八《艺文》内录高适《送薛据之宋州》一诗，内有“我生早孤贱，沦落居此州。风土至今忆，山河皆昔游。一从文章士，同两京春复秋”等句，似与高适生平契合。然此诗乃崔曙之作，《河岳英灵集》卷下、《唐诗纪事》卷二〇及传世崔曙集均载。崔曙以写作《明堂火珠歌》享盛名，《封氏闻见记》卷四《明堂》曰：“开元中，改明堂为听政殿，颇毁彻，而宏规不改。顶上金火珠迥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试举人，作《明堂火珠诗》，进士崔曙诗最清拔。”其中警句“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即言火珠夜中光亮异常，有似另一月亮，乃一特大之灯，故称“夜珠”。“夜珠高家”之说，当由此而来。据此又可推知，前此当有一本唐诗合集，偶有脱佚，灭去崔曙之名，而将其诗误缀高适名下，方志作者学识不足，而好附会，遂致产生一系列的误说，在两地方志中均造成混乱。
最后还可附带介绍一下唐人称呼方面的另一种习俗，《南部新书》卷己：“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闵也；驿坊，韦澳也；乐和，李景让也；靖恭、修行，二杨也。”《唐语林》卷七：“元和已来，宰相有两李少师，故以所居别之。永宁少师固言，性狷急，不为士大夫所称；靖安少师者，宗闵也。”时人所提到的，主要是长安、洛阳两地的城坊，坊名杂乱，读者一时又很难了解主人是谁，这就给阅读带来不少困难。清代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五卷，解决了不少问题，即如上举“二杨”而言，知“靖恭”指刑部尚书杨汝士宅，汝士与其弟虞卿、汉公、鲁士同居，号“靖恭杨家”；“修行”指端州司马杨收宅，收兄发、假，弟严，皆显贵，号“修行杨家”。此书前面还附有好些城坊、皇城和皇宫的地图，甚便参览。随着近日考古工作的开展，两京城坊的地理区划更清楚了，因此最近出现的一些两京城坊地图，也就更为精确可据。
政典
政典之书内容包括很广。以唐代论，正史中《旧唐书》的礼仪、职官、食货、刑法等志，以及《新唐书》的礼乐、选举、百官、兵等志，都可归入政典一类。这些门类之中记述和讨论的是朝廷中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凡是研究唐代文史的人都必然要接触到，学习唐诗的人自不能例外。
在这些领域内，唐人有一些重要的文献传世，如记职官建置的《唐六典》，述唐代刑律的《唐律疏议》，录唐代诏令的《唐大诏令集》，以及属于典志通史的杜佑《通典》等。读者如遇某一方面的专门问题，而新、旧《唐书》中的有关部分未能解决时，可以试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
“会要”这种体裁，是唐代的首创，《唐会要》一书，体例和内容都好，可称历代会要中的最佳之作。阅读和研究唐诗，应当充分加以利用。
此书前后经由数人编成。《郡斋读书后志》卷二《类书类》著录《唐会要》一百卷，“右皇朝王溥撰。初，唐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853），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续冕书，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961）正月奏御，史简礼备，太宗览而嘉之。”《新唐书·艺文志》子部类书类著录苏冕《会要》四十卷，又有《续会要》四十卷，则由杨绍复等九人撰，崔铉监修。王溥成书之时，宋朝立国仅两年，可见书中的史料很多出自唐人自撰，比较可靠。
《唐会要》全书原分十五类，今仅存五百一十四目，分叙唐代政教方面的一些问题，颇为详赅。不少类目，和文学直接有关，如“贡举”部分，记录了许多考试科目及重大事件，唐代诗人很多是由科举进身的，了解这一方面的情况，也就掌握了文坛的某种动态。
又如叙述翰林院、弘文馆、文学馆、崇文馆、集贤院、广文馆、秘书省等官署的一些文字，因任职于此者都是一些著名的文人，也就提供了不少有关诗人的动态。《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省》记“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这一番对话，真实地记录了唐初君臣改变六朝艳体的思路，是唐代诗歌史上的一条重要史料。
《唐会要》是一部政典，只记录与政治有关者，有关诗歌的记载较少，而且散在全书，但细加检索，还是可以发现许多罕见的珍贵资料。如卷二七《行幸》内一则曰：“开成元年三月，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因赋《暮春喜雨》诗曰：‘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币虚陈礼，动天实精思。渐浸九夏节，复在三春时。霡霂垂朱阙，飘飖入绿墀。郊坰既霑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康乐，万方伫雍熙’。”又卷三五《书法》内一则曰：“开成三年，以谏议大夫柳公权为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书学士。……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上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上吟久之，因令题于殿壁。”阅读这些记载，有助于了解文宗的诗才、文艺爱好以及欣赏水平。
王溥还编有《五代会要》三十卷，共分十五类二百七十五目，内容与《唐会要》类同。
政书一般只记制度的沿革，不著录具体的人事。今人严耕望撰《唐仆尚丞郎表》二十二卷，对尚书省中左右仆射、左右丞、六部尚书及侍郎的人员任免与迁转用表格的方式列出，用力甚勤。仆尚丞郎是中央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唐代诗人中曾任此职者颇多，检阅此书，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这些高级官僚的沉浮和时事政局的变化。
释道书
唐代会做诗的和尚很多，称为“诗僧”，有的水平还很高，在诗坛上享有美誉，许多著名诗人都和他们结交。因此《唐才子传》为灵澈、皎然立有专传，道人灵一名下附录维审等四十五人；《唐诗纪事》卷七二至七七共六卷，除附几位道士外，所记都为诗僧事迹，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僧人在诗坛上的重要地位。
读者如想了解唐代诗僧的情况，除了阅读士人写作的有关文字外，还应阅读佛徒自身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
大家知道，佛家典籍有《佛藏》之称，包容宏富，难于检索，但如不是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专题研究，则查检《高僧传》一类的著作，也就可以大体上对他们有所了解。
有关历代和尚的传记，前有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十四卷和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三十卷。后者记录了部分唐代僧人的事迹，但因道宣卒于高宗乾封二年（667），所以记录的唐代僧人仅限于唐初数人；宋释赞宁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奉诏修成《宋高僧传》三十卷，除了录入南北朝和隋代的个别僧人外，绝大部分是唐代僧人的传记，依其主要内容而言，不妨改称为《唐高僧传》。
全书共立僧人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大部分僧人传记，依据碑铭改写，有的还注出原撰者姓名，体例比较谨严。有些传记或其中部分文字出于笔记小说或其他文献，则可信程度较差。此书今有范祥雍点校本，便于阅读。
就以著名的诗僧灵澈上人来说，刘禹锡作《澈上人文集纪》，记载生平颇详。《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均为他立有专传，但《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会稽云门寺灵澈传》中的记载却更有其细致之处，如云“故秘书郎严维、刘随州长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睹面论心，皆如胶固，分声唱和，名散四陬。澈游吴兴，与杼山昼师一见为林下之游，互相击节。昼与书上包佶中丞，盛标揀其警句最所重者，‘归湘南作则有“山边水边待月明，暂向人间借路行，如今还向山边去，唯有湖水无行路”句。此僧诸作皆妙，独此一篇，使老僧见，欲弃笔砚。伏冀中丞高鉴深量，其进诸乎？其舍诸乎？……’其为同曹所重也如此。昼又赍诗附澈去见，佶礼遇非轻。又权德舆闻澈之誉，书问昼公，回简极笔称之。建中、贞元已来，江表谚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谓一代胜士。”上述灵澈的文学活动，有其他文献所不及。即此二例，足见此传价值之高。
将赞宁的这一传文和刘禹锡《文集纪》对照，可知赞宁没有读到过刘文，不少材料出自自己的搜集。但刘禹锡在《文集纪》中所说“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缁流疾之，造飞语激动中贵人，因侵诬得罪徙汀州，会赦归东越”云云，《宋高僧传》中却无记载。在僧人的传记著作里，因无史官文化讲求实录的传统，有的记载很不可靠，但却沾染上了儒家为尊者讳的风气，有时也不免杂以宗教迷信，事涉神异，因此使用这些材料时，应当仔细审核。
佛经大抵包括“长行”即散文和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诗僧的诗，有时即以“偈”名。例如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李后主亡国偈》曰：“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夜白，花似去年红。艳曳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这是一首完美的诗，《唐诗纪事》卷七六即记作《看牡丹》诗。按此僧法名文益，谥大法眼禅师，《唐诗纪事》即以僧文益之名著录。《全唐诗》卷八二五归为谦光之作，题为《赏牡丹应教》，当是依据《五代史补》卷五中的记载。
不过那些诗偈混称的一般作品可没有这么文采斐然。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等人的作品，追求语言通俗自然，可称口语化的哲理诗。拾得曰：“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者须子细。”可见这些僧徒认为二者之间是不必有所区分的。
再以佛教史上禅宗六祖传法偈为例，续作探讨。神秀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到底算不算诗，向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牵涉一个如何确定诗的界限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自古以来聚讼纷纭，难以做出结论。御定《全唐诗》凡例之一曰：“《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季振宜）《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全唐诗》中不收神秀、慧能的偈，大约就是根据上述原则拒收的了。但这却也难以说服他人。要说这两首偈平仄不协吧，这和寒山、拾得的诗可没有什么不同；如以诗的韵味为准而推斥，那和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相比，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是也饶有理趣，而非枯燥的说教文字吗？文人有即兴、口号之作，那和尚又为什么不能随机作偈呢？看来对待这一问题，也不能过于绝对，应将唐代僧人某些颇有文采饶有理趣的偈语视作诗歌。
这类偈语大量保存在禅宗的语录中。
在唐代佛教的各宗派中，禅宗的势力最大，信奉的人最多。这一宗派不重学习经典，而是通过各种启示的办法，诱导他人明心见性，立地成佛。运用偈语进行启导，是禅僧常用的手段之一。
有关禅宗的文献，也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类。五代时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合撰的《祖堂集》二十卷，为叙禅宗的谱系之作。此书在国内长期失传，近年才由南韩、日本影印辗转传回。书中记载了很多禅师的事迹，也保留了很多偈语。
但保留偈语最多的，还要推宋代的五大灯录（释道原《景德传灯录》、李遵勖《天圣传灯录》、释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释悟明《联灯会要》、正受《嘉泰普灯录》）为重要。五书各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卷。其后宋释普济删繁就简，将五书合为《五灯会元》一书，共二十卷。如想了解禅宗的诗偈，可到这些书中寻找。
《道藏》是模仿《佛藏》而建立的，里面也有得道者的传记，如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十三卷、续编五卷、后集六卷，篇幅很大，录入的人数很多，也有不少唐代的人物，只是与唐诗有关者很少，参考价值不大。
但唐代诗人和道教密切相关的却又很多。最著名的，自然是李白了。《旧唐书·李白传》中说是“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这一记载今人有致疑者。再看《道藏》的《太元部》中，却录有署名吴筠的《南统大君九章经序》，内云“予于开元中著《玄纲论》及《养形论》行于世，诏授江州刺史，辞而不受，晦迹隐于骊山，养胎息。至元和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乱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末署“唐元和戊戌吴筠序”。不难看出，这是根据吴筠与李白的密切关系而伪造的夸说。要说开元、天宝时期的人又在元和之时聚首，真是一派胡言。用道教的典籍考史，得加倍小心才是。
不过这并不是说查究唐代诗人与道教的关系时，可以无视《道藏》中的材料。关键在于认真考核，细心抉择。
目下常见的《道藏》，大都是明正统年间刻本的影印本，学术界习称为《正统道藏》。刻《正统道藏》根据的是各处宫观中保存的元刊残藏，《元玄都宝藏》根据的是金代所刊的《大金玄都宝藏》，金藏根据的是宋代政和年间刻的《大宋天宫宝藏》，可见明刊《道藏》之中，保留着许多源出宋元旧刊的珍贵古籍。
就以吴筠的著作来说，《道藏·太元部》中的《宗元先生文集》三卷，是存世的唯一古本。按权德舆《唐故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称太原王颜“类其遗文为三十编”，《旧唐书》本传称有“文集二十卷，其《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为达识之士所称”。《新唐书·艺文志》集部别集类则著录“道士《吴筠集》十卷”，《郡斋读书后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中也只著录十卷本，说明其时已有残缺或省并，故仅有十卷本行世。《唐才子传》吴筠传中说有文集十卷，不知其时是否实有其书？《四库全书》收入《宗元集》三卷，《提要》云：“此本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所钞，末有跋云：‘收入《道藏》中，世无别本。’”《全唐文》中所收，绝大部分又是从此转录的，可见存世的《宗元集》中的文字，都源出《道藏》。
吴筠的《神仙可学论》等文，是唐代道教的基本文献，对李白和其他学道者影响很大，这些都是研究唐诗时应该注意的重要文字。
按李德裕曾撰《黄冶赋》等文，反对方士炼丹以求长生之术，似与道教的宗旨相违，但他又作有《三圣记》，云是：“有唐宝历二年，岁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守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裕，上为九庙圣祖，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含识，于崇山崇玄都南敬宗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躯，皆按史籍遗文，庶垂不朽。”这里李德裕自称道号，为老君等造像，为先人求福，可见其信道的诚笃。此文一作《茅山三像记》，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欧阳棐《集古录目》（缪荃孙辑本）卷九均有记叙，又《集古录目》并载《崇玄圣祖院记》曰：“常州刺史贾餗撰，前陈州参军徐挺古八分书。敬宗即位，诏天下求有道之士，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以道士周息元荐于朝，为建此院。敕赐号崇玄圣祖院。碑以宝历二年立，在茅山。”也可看出李德裕的信道之诚。
这些碑铭，元代道士刘大彬所修的《茅山志》卷二三中有记载，记叙更为完整。《茅山志》收在《道藏·洞真部》中。
作为一代政治家，李德裕的主导思想当然是儒学，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李德裕曾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佛徒，笔记小说中也有关于他结交佛徒的记载，但李德裕在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却在道教圣地茅山留下了许多信道的遗迹，并被道士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可见道教的教义对他深有影响。难怪他在自著的《次柳氏旧闻》和韦绚笔录的《戎幕闲谈》等书中一再夸张神异。他的妻称“炼师”，妾称“女真”，也就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了。
唐代皇帝以姓李之故，推尊老子李耳为始祖，从而提倡道教。一些姓李的诗人，像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也都攀龙附凤，自以为老子后裔，从而信奉道教。所以研究唐代诗人，也要对道教的文献有所涉猎。
至于说到道士章咒，则是他们宗教仪式中的专用文字，迷信成分太多，文学意味甚少，《全唐诗》中不录，看来是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