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统计口径的需要，单一产业的比重变化成为评判一国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而这忽视了工业化进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三次产业呈现出的动态复杂关系。当前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不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谁更重要，而应结合所处工业化阶段，审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内在关联。面向“十五五”，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应用创新驱动产业协同融合发展，而且要求把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置于产业政策首位，让宏观经济政策锚定以创新促增长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工业化阶段  现代化产业体系  应用创新  产业体系完整性

作者：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P68—P73

在一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或从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变的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始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不少观点认为，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更能够反映其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历史地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工业化进程的驱动，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关系。因此，中国要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现代化，不应过分关注单一产业的统计比重变化，而应着眼于不同产业伴随工业化进程所呈现出的动态复杂关系，在产业协同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

一、认识三次产业比重变化应结合所处工业化阶段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现代现象，其基本特征是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回顾历史，人类社会出现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起始于工业革命，大约只有25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依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工业化的产物。那么，为什么只有工业化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这里有必要概括一下工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尽管这些特点最初是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首先，生产组织采取企业的形式。企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企业为获取利润而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最初动力。但是，由于获得利润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利润也表现为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合理性。其次，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以机器代替人力劳动（而使用机器的生产导致能源和材料的革命），所以工业生产方式下的人均资本与人均产出之间始终是正相关的关系。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更高的投资率和增长率。最后，工业生产方式大大加强了生产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维护企业资产价值的唯一途径，是持续地改进技术以及采用新技术，进而强化了使用新技术的系统经验与科学理论之间的联系；企业的研发活动既产生了利用科学知识进展的动力，也产生了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工业之外的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可见，工业革命起源于制造业，但由此带来的生产力进步“随即激起并推动了一场庞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后者反过来又对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施加了交互的影响，这一全面的转变过程就是我们所知的工业化，它体现为技术层面上的工业革命再加上其经济后果，尤其是劳动和资源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而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生产方式逐渐主导社会生产，还包括对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改造，甚至催生新的服务业。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共性，即它们共同带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本国现代化需要农业继续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劳动力。只有当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趋近于工业和服务业的水平时，才能判定中国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这里简要回顾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特征。第一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中国已经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速度比较缓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且农业人口占比极高的条件下，当时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速度一直没有明显超过保证城镇人口就业的“刚需”，不足以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从而形成经济结构变化的“瓶颈”。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后的20年内（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和活力增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加快，但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速度与人口规模及其构成之间的“瓶颈”仍然存在。第三阶段，即21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长期束缚的“瓶颈”力量被彻底打破。伴随着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经历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里程碑时期，史无前例的工业和服务业扩张突破了人口规模大和农村人口占比高所造成的“瓶颈”，而农业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也从21世纪初的1/8提高至迄今的近1/4。

第二产业目前仍是中国三次产业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产业。按照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铁律”，工业无疑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保证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很难因此简单得出服务业不重要的结论，因为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服务业的支持是很难衡量的。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统计口径的需要，但它们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很难被截然分开。此外，服务业是一个内容庞杂的概念，包括公共管理、科研和教育的活动以及一般消费类的服务活动，也包括直接为生产服务的行业。事实上，许多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分离出来的，或是围绕着服务生产体系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与制造业本来就是相互嵌入的关系。因此，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时，不应该按照传统的统计分类去争辩制造业和服务业谁更重要，而应结合所处工业化阶段审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工业化进程形塑制造业服务业动态复杂关系

在由工业化驱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是动态且复杂的，二者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工业企业大量把制造环节外包到海外生产（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达到顶峰），导致出现许多仍然在开发和营销有形产品但自己不再进行制造的企业。20多年前，英国著名技术创新学者Pavitt分析指出，对于西方国家的领头企业来说，创新竞争的焦点可能会从与制造有关的孤立实物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转向越来越复杂的产品系统的设计、开发、集成和营销方面的创新。这将导致系统集成企业与制造企业进一步分化。他还指出，由于大多数高技能活动被定义为“服务”，高收入国家可能确实越来越多地专业化于“服务”，但并非作为对制造活动的替代，而是作为制造的高技能成分。但实践已经证明，当设计、研发、集成和营销等活动与制造活动分离的时间过久之后，企业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能力就会逐渐减弱。同时，那些积累起制造业基础的国家的企业，则会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并不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

与制造业和服务业分离的情况相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当前诸多领域的发展实践也反映出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趋势。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我国国家统计局分类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信息服务业”），相关企业从来不提供有形产品，也不是围绕有形产品而专注于研发、设计和营销。从这个特点看，它们是典型的服务业。但是，这类行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是，它们不仅应用技术，还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换句话说，信息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因为信息系统不像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那样直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应用信息系统往往需要改变企业的组织结构乃至社会互动方式。因此，仅凭芯片和计算机性能的提高，很难事先看出技术机会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匹配。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演进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创新，还取决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应用创新。

自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互联网应用创新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中国的电商外卖订单规模、覆盖场景范围、即时配送效率居全球第一，单日峰值订单数超亿；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到2023年就已达86%，覆盖线下消费、政务办事、民生缴费等全场景，其便捷性远超发达国家的信用卡支付体系，成为全球无现金支付的标杆。这些应用创新使中国出现能够支撑10亿级别用户同时访问的网站，并进一步强化中国互联网企业建设、运营和维护与美国领先企业同等规模的数据中心的能力。这些发展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能够紧跟AI前沿，并另辟蹊径开发出具有独特优势的AI大模型。

实际上，从互联网阶段开始，中国制造业就已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创新赶超先进国家水平，而目前的AI热潮则为这种赶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例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实现全球领先，除电驱系统之外，一个主要优势就来自通过“智能座舱”而集成的信息技术应用。中国在机床数控系统方面的赶超，不仅开发出类似的数控系统，还开发出可以接入互联网的数控系统。此外，全球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正在开发能够利用AI在细分应用上自主编程的工业机器人。可见，在汽车、机床、机器人等制造业创新领域，如果中国因为通过AI应用率先实现智能化，从而超过长期领先的欧洲和日本，那么，中国从互联网阶段到AI阶段的应用创新，则对这些工业赶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产业体系现代化决定产业协同融合发展质量

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里，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迄今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轨迹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经济总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且这个趋势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明显，在2000年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表现得尤其突出。通常认为，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应该是由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工业所带动的。这个“反直觉”的原因在于，在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后所创造的新增产值，对整体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会超过对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作用。换句话说，整体生产率对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所产生的产值增长比对工业和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敏感。这个现象可称为“工业化效果”。这种效果存在的限制性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差距，差距越大则效果越明显；当差距趋于零时，这种效果也会趋于消失——即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标志。中国在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存在近4倍差距的条件下，工业化效果是产生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大动力来源。这个机理的政策含义在于：不应对“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采取歧视性政策，因为即使它们的生产率水平低于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但对于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

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需要持续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也是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所必要的条件。那么，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如果仅从单项的技术特征去理解，就可能忽略这个概念的两个核心内涵。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不能由其中个别部门的现代化程度或技术先进性所定义，只有当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趋同时，中国的产业体系才能被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第二，作为整体的“体系”一定比其中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更重要，因为它能够实现任何组成部分或少数部分的组合所不能实现的功能。就经济增长而言，产业体系的功能尤其体现在递增报酬机制，即在多部门组成的完整产业体系中，存在着局部变化通过产业联系引发其他部分发生变化的机制，局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首先必须保证整体性，这一特性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是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因此，中国产业政策的首要职责在于保证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对于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国来说，持续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远比区别对待它们内部的“高端”或“低端”部分更重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包括发展各类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来自各个领域的创新，而任何一项创新都需要多种技术和多个产业部门的支持。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是产业体系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反过来依存于产业体系的发展。换句话说，任何个别领域的创新和发展都不仅取决于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而且可以通过体系内部门之间的联系而触发其他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事实上，任何一个制造业——无论被传统地定义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高技术，只要正在并继续经受着现代市场竞争的考验，并要求它们必须在技术、组织和管理等方面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它就是现代的。遵循竞争力标准有助于摆脱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按照不同的部门去定义“现代”的做法，如把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划入“现代”的范围，而把占工业增加值80%以上的传统制造业排除在外。这种错误划分看不到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看不到高技术或新兴领域的创新离不开基础产业的支持，也看不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补关系。

此外，产业体系的发展是动态的，包括新兴部门的出现、现有部门的自我更新和某些部门的被淘汰。在产业体系的演进中，各个产业之间、每个产业内的部门之间都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和平衡关系。但是，每个产业及其部门都处于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之中，且它们的技术进步速度是不均衡的，时不时会出现新的部门。由于各个产业之间存在复杂的需求和供给联系，我们无法把所有产业的平衡比例精确地计算出来，也无法事先预计新技术和创新的潜力。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需要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前提，不存在偏重制造业还是偏重服务业的政策选项。当然，无论是我们的制造业还是我们的服务业，都存在着一定的“短板”，有必要将其作为产业政策的关注对象。对于那些仅凭个别企业无法克服的“短板”或影响产业体系发展的“短板”，就应成为产业政策发力的重点目标。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应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并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因为创新更可能在增长的条件下发生和实现。在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各个部分之间的复杂联系，一个领域的创新或变化很可能引发其他领域的创新或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要为发挥这个“创新导致创新”的机制创造有利条件，使之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