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2月俄乌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总体上持反俄挺乌的立场，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盟国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九轮制裁。欧盟国家对外部，尤其是对俄罗斯存在严重的能源依赖。以2020年情势为依据，欧盟能源的对外依赖率达58%，天然气更是高达83.6%;而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石油和固体化石燃料（主要为煤炭）分别达到其能源进口的43%、29%和54%。基于此，一方面，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围绕能源交易，分别采取了禁运煤炭、设置石油价格上限以及强制卢布结算、断供等制裁、反制裁措施。双方反复纠缠，叠加2022年夏天特别炎热等气候因素，形成能源供需缺口加大的局面。另一方面，欧盟长期追求清洁能源，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个别国家甚至对核能进行限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欧洲能源供给受限和不足，使得天然气价格和电价上涨，能源危机凸显，对欧洲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冲击和影响。
一、短期来看，能源危机全面冲击了欧洲经济
（一）通货膨胀飙升，屡创历史新高
能源作为民众生活必需品和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资料，需求弹性很小。能源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剧了疫情及防控举措带来的供应链断裂、供需错配推高的通货膨胀，导致欧盟和欧元区的通胀率一路飙升。2022年1月，欧盟和欧元区按年率计算的通胀率分别为5.6%和5.1%。截至2022年10月，已分别攀升至11.5%和10.6%。尤其是该月欧元区通胀率，已接近上年同期的三倍，为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在德国，通胀甚至创下了7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能源价格上涨无疑是主要推手。2022年10月，在推动欧元区通胀的因素中，能源贡献4.44个百分点，食品贡献2.74个百分点，能源的年通胀率达到41.5%，远超位居第二的食品的13.1%。
（二）气价、电价猛涨，削弱私人、家庭消费能力和减少可支配收入
俄乌危机后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和电价上涨，其与食品价格一起，推高了民生成本。尽管相关成员国政府对能源企业采取征收暴利税、限价、接管等措施来平抑能源、电力的价格并均匀再分配，但是毫无疑问，能源价格上涨仍然对各类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电价为例，与2022年1月相比，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月电价在2022年前11个月中最高月份的价格分别是其3.8倍(8月)、4.4倍（8月）、2.2倍（7月）和3倍（9月）。2022年第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的家庭消费增长疲弱，家庭平均实际消费增长同为0.6%。同期，家庭人均实际收入分别较前一季度下降了0.9%和1.2%。而且，不仅实际收入下降，股票和债券估值也下跌。2022年11月9日，欧盟委员会专门组织由能源政策制定者、能源供应商、消费者参加的圆桌会，讨论如何在能源价格高企的情况下设立额外基金来保护消费者、家庭和企业，以及将能源企业的暴利再分配给消费者。
（三）企业成本暴涨，导致大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倒闭
此前刚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荼毒，又遭本轮能源危机的冲击，欧洲各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业的成本猛增，经营环境严重恶化，企业减产、停产普遍增多，破产潮汹涌。以制造业立国、位居欧洲产业链核心的德国为例，能源成本分别占其冶金、基础化工、玻璃制造、造纸、建筑材料等能源密集型行业成本的26%、19%、18%、17%和15%。能源危机已使德国的钢铁、化工行业分别减产5%和8%，化肥行业甚至关闭了70%的在德产能。作为德国天然气最大的用户之一，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已暂停和放缓的生产计划分别达80个和100个。据标普旗下汽车研究机构预期，至2023年年底，能源危机可能使其汽车产量平均逐季减少近40%。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2年第二季度相较于第一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的企业注册数经季节调整后分别下降了1.2%和2.0%，破产申报却各自增加了2.2%和2.5%。
（四）市场预期下降，消费、投资信心低迷
能源危机引发市场对欧洲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消费者和投资者面临能源价格高昂、企业经营困境等现状，危机下的经济不稳定直接导致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其信心指数较2022年年初大幅下降。俄乌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路下滑，2022年10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27.6，比2022年1月下降17.9。同时，据德国市场研究机构（Sentix）统计，欧元区2022年10月的S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为-38.3，创2020年5月以来新低。欧盟成员国的表现也差强人意。2022年10月，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42.8，相较于1月法国的指数下降16，仅为82；意大利的指数为90.1，是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西班牙的指数则较同期下降44%。
（五）避险情绪加剧，金融、外贸情况恶化
能源危机动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引发欧洲市场上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上升，投资者对欧元、以欧元计价的金融资产等持看空和沽空的态度。2022年7月12日，欧元兑美元跌破平价，创下20年以来的新低。自2022年年初至7月12日，欧元汇率累计跌幅超过11%。
能源等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计价，在欧元走低、被迫高价进口能源的夹击下，叠加能源价格上涨抬高出口商品、劳务的价格，欧洲对外贸易逆差加剧。俄乌危机以来，欧盟的能源贸易逆差大幅急升，2022年1-9月达4914亿欧元，对俄罗斯贸易逆差高达1257亿欧元，对另一能源生产国——挪威的贸易逆差相较于2021年同期增幅达15倍。欧盟和欧元区单月贸易逆差也大幅上升。2022年9月，欧盟贸易逆差为458亿欧元，而2021年同期仅为3亿欧元，欧元区贸易逆差同比增长则高达413%。2022年5月，德国的外贸出现了14年以来的首次逆差。2022年9月，法国的贸易逆差则为1970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值，主要是由于能源进出口失衡状况的恶化。
（六）供应链调整，相关企业外迁，“去工业化”担忧加剧
俄乌危机的持久化和能源危机的强烈冲击，令欧洲机械制造业、化工行业、金属冶炼业等优势行业的企业不堪原材料价格暴涨等成本重负，开始调整供应链，不断向域外扩大投资、开拓业务。美国的能源价格相对低廉，加上拜登政府出台《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对投资美国的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吸引欧洲企业赴美国投资。近期，德国汉莎航空、阿尔迪、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以及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公司等纷纷赴美国投资和扩容。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的调查显示，已有2/3的公司希望增加在美国的生产能力。荷兰化肥公司OCI、丹麦珠宝公司Pandora A/S等欧洲企业也纷纷宣布在美国扩张，引起美欧之间发生龃龉。同时，不少欧洲企业追加对中国的投资，如巴斯夫公司大规模注资湛江，大众公司增加对中国的投资等。这些加剧欧洲内部对“去工业化”的担忧，倘若能源危机持续，可能对欧洲工业产业结构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欧洲企业外迁美国而非留在欧洲来加速能源转型，对倡导绿色发展的欧盟而言具有讽刺意味。
二、能源危机造成欧盟与欧元区诸多政策两难
（一）持续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公共债务累积，孕育欧债危机风险
欧洲能源危机迫使欧洲各国政府扩大财政开支以补贴、纾困个人、家庭和企业以及复苏经济，因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仍继续执行财政赤字政策。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局势好转和防疫隔离举措被取消，欧洲各国的需求得到释放，在2021年，2022年第一、二季度欧盟的经济增长颇为强劲，较多成员国的财政收入快于支出增长，加之GDP增长，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有所下降，已经回落到《稳定增长公约》要求的3%以下，在2022年第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的指标分别为1.8%、2.1%。由于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财政扩张以及俄乌危机，尤其是能源危机后债务持续累积，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平均公共债务的GDP占比迄今仍分别高达86.4%和94.2%，远超公约要求的60%的上限。其中，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占比分别高达182.1%、150.2%和123.4%，超过了欧债危机期间的数值，这些国家可能发生债务违约，令市场担忧再次引爆欧债危机。由于上次欧债危机发生之后欧盟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举措（如欧洲稳定机制），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二）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陷入两难境地
能源危机导致欧洲通胀率攀升，市场紧急避险，做空欧元行为频现，再加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此前不断大幅上调利率，致使欧洲资本市场的资金不断回流美国，欧元汇率持续下跌。欧洲中央银行放弃2011年7月升息后一直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于2022年7月再次升息，告别负利率时代，10月再次升息75个基点。但此举在遏制通胀的同时，也令意大利、希腊等重债国的还本付息压力加大，欧元区成员国各自的国债收益率分化加大。这使得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难度加大，欧洲中央银行为防止成员国国债收益率相对于德国国债基准分化加大而采取传导保护机制（TPI）等举措，以避免意大利国债沦为沽空对象，重蹈当年欧债危机时希腊的覆辙。另外，加息对本就处于技术性衰退边缘的欧元区国家经济而言，收缩作用明显，无疑是饮鸩止渴。
（三）能源供需瓶颈凸显，长、短期能源政策南辕北辙
此次能源危机对欧洲能源供需和结构转型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短期来看，欧洲各国力推开源节流政策。一方面，德国政府接盘能源巨头Uniper以稳定供给，同时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大举进入欧洲市场，力图填补俄罗斯天然气供给的缺口。欧盟和德国、法国等国领导人四面出击，出访卡塔尔等国家，竭力开辟新的能源进口来源地。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能源缺口，为坚持“挺乌反俄”，欧盟以及相关成员国被迫采取推迟弃煤、延长核电站退役年限等措施，甚至不惜将原先争议颇大的天然气和核能纳入欧盟“清洁能源名单”，以解燃眉之急。德国海登4号、法国圣阿沃尔德以及奥地利梅拉赫煤电厂纷纷重启，英国推迟关闭位于诺丁汉郡的燃煤发电站。德国仅存的三座核电站被允许运转至2023年4月。欧盟还规定各国在2022年冬天前储气要达到80%的库存，并在成员国之间实现共享，同时出台平抑能源消费需求、调节供需规模和结构的政策。长期来看，欧盟寻求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实现能源自给，会加速能源结构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欧盟还于2022年3月推出《欧盟能源再生计划》，倡导发展太阳能电池板、提高甲烷产量、转向电气化和氢能源，并优化可再生能源监管许可，将目标设定为，至2030年将其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从原计划的40%提高到45%。
（四）因应能源危机的纾困政策引发欧洲内部争论
如何应对能源危机、选择何种应对举措等问题导致欧盟成员国内讧和对有关政策扭曲市场、违背统一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争议。面对能源危机，不同成员国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利益和得失考量，就采取何种政策来干预和调控以减少其对民生和经济的冲击产生分歧，例如限定能源价格还是各自补贴。由国家提供能源补贴，对家庭和企业纾困救济，本来无可厚非，但这对分别由27国和19国组成、拥有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欧盟和欧元区来说，无疑会引起共同体内部对各国政策干预造成的市场扭曲、有违欧洲一体化中公平竞争原则的质疑和争议。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政府公布有关投入2000亿欧元来应对能源危机、补贴家庭和企业的举措后，受到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非议和责难。
三、中长期来看，能源危机延缓了欧洲经济复苏步伐
（一）能源危机中各成员国受冲击的程度不同，趋同态势遇阻
由于自身能源供需结构、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欧盟成员国遭受能源危机的冲击不一。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被誉为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引擎、以制造业为支柱、仰仗出口且常常一枝独秀的德国，因深受疫情下产业链中断、能源危机侵蚀，通胀、经济增长、出口、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私人消费和投资等诸多经济指标趋弱，2022年第三季度才恢复至疫情前的产出水平。而平素经济表现欠佳的法国等国家，却由于能源对外依赖度较低，表现得比预期平稳。
另外，能源危机的冲击使欧盟成员国在经济、社会指标上的差异难以缩小，欧洲一体化与实施统一政策的难度仍然较大。以2022年9月为例，从通胀率来看，最高的为爱沙尼亚24.1%，最低的为法国6.2%；从失业率来看，最高的为西班牙12.7%，最低的为捷克2.2%。在2022年第二季度末，各国公共债务占比差距也极大,最高的为希腊182.1%，最低的为爱沙尼亚16.7%。
（二）能源危机滞缓欧洲经济复苏，增大不确定性
能源危机推高通胀率，冲击欧洲经济，延缓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预估，2022年第三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季节调整后的GDP较上一季度仅小幅增长0.2%。而且，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的通胀率仍将持续走高，欧盟和欧元区以及大多数成员国，将在2022年冬天经历一次技术性经济衰退。但由于2021年以及2022年上半年取消疫情管控举措，需求得以释放，并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2022年实际GDP增长率整体达到3.3%。然而，由于能源危机造成实际收入下降、消费降速以及减缓复苏动力，预计2023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3%。通胀阴霾高悬之时，欧盟和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和良好表现为欧洲经济表现增添一抹亮色。欧元区和欧盟的9月失业率分别为6.6%和6.0%，均创历史新低，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
总体而言，短期来看，此次能源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较为明显，高通胀估计会持续至2023年。2023年欧洲经济可能低速增长。中长期来看，能源危机冲击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不应被过度高估，但发展前景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取决于俄乌危机的走势、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应对和世界经济大环境。此次能源危机带来的欧盟及其成员国能源供需结构的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冲击下各国经济表现差异和适应性调整，恐将持续较长时间。
作者简介：丁纯，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引用来源：潘家华、董秀成、崔洪建、丁纯、严兵：“欧洲能源危机及其影响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第9~37页。文章有缩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