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3598亿欧元，较2024年的3122亿欧元增长近15%，约占欧中货物贸易总额的47.4%。随着近年来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逆差问题已不仅在经贸层面引发关注，成为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的突出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欧方纳入欧洲关于产业竞争力、供应链安全和“去风险”的政策叙事中，表现出极度焦虑和强硬的姿态，如何看待、处理与解决双边贸易差额问题，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重大关切因素。在此背景下，完全有必要对中欧贸易不平衡这一现象进行客观全面的透视。
贸易差额面面观
首先，从中欧货物贸易的商品结构看，当前双边货物贸易呈现出高度的产业内贸易特征。欧盟自中国进口较多的是电气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学品、交通设备、家具和纺织服装；对华出口则更多集中在汽车、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医药产品和部分电气零部件。相较过去，双边货物贸易的主要商品大类集中在机电和化工等制造业产品上，在欧盟对华逆差中也有体现。
其次，从双边统计口径看，中欧双方存在明显差异，欧方统计的逆差额较大。按中国海关口径，2025年中欧货物贸易总额为5.93万亿元，中国对欧货物贸易顺差约占双边货物贸易总额的35.2%；按欧方口径，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欧中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则接近一半。究其原因，主要源自双方在计价方式、原产地规则等统计上的差别：中方出口多按离岸价统计，欧方进口按到岸价统计，同一批货物在欧方账面上价格往往更高；部分中方商品经港澳等地转口，在中方统计中未必直接计入对欧出口，却可能被欧方按原产地规则计为自中方进口。
最后，从中欧贸易结构来看，货物贸易上，欧盟对华确有较大的、持续增加的逆差；但与此同时，服务贸易上，欧盟对华呈现顺差。欧委会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出口671亿欧元，自华服务进口458亿欧元，服务贸易顺差213亿欧元。欧中服务贸易总额约1129亿欧元，尽管只占双方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的约13%，但从全球和中欧服务贸易不断发展扩大的趋势来看，不应只看货物贸易而忽视服务贸易。
多重动因下的此消彼长
中欧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既有结构性，亦有临时性的成因。从结构性成因看，这是过往数十年，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双方制造业能力相对此消彼长的结果。其一，早期中欧贸易更多体现为产业间贸易互补：欧洲向中国出口机电设备、汽车和高技术产品，中国更多出口轻工品、纺织品和一般消费品，呈现出产业间贸易特征，即垂直分工，更少直接竞争，更多互补平衡。而随着中国制造业升级，中欧贸易更多表现为水平分工，即双方交易商品更多是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下相同产业内的相同品类的直接竞争，而贸易比较优势也随着背后中欧制造业能力的相对“中起欧落”而不断向中方倾斜，即中方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同时增加，对欧净出口上升。汽车产业就是典型例子。其二，中国目前相较欧洲而言更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助力中国扩大对欧出口，从电池材料、关键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储能设备和充电配套，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上形成较强协同，使相关产品价格更具比较优势，功能上能够较快匹配欧洲绿色转型需求。其三，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策略与布局变化，更信奉“在中国、为中国”的投资策略，也影响中欧贸易流向，形成了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中国欧盟商会调查显示，已有相当比例欧洲企业把供应链环节进一步在岸化到中国。对这些企业而言，部分原本可能由欧洲出口至中国的产品，改由在华生产、在华销售，客观上会压缩欧洲对华出口的部分增长空间，即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换。
临时性因素进一步放大了欧方逆差。新冠疫情后欧洲消费和企业补库存需求回升，带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进口增加；乌克兰危机推高欧洲能源价格，削弱了化工、金属、机械零部件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地缘政治和出口管制则限制了欧洲部分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中国在高端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半导体设备和部分绿色技术领域存在现实进口需求，但相关产品常受安全审查和出口限制影响，难以充分转化为贸易流量。以光刻机为例，荷兰阿斯麦相关先进设备对华出口受到多重管制约束，客观上压缩了欧洲高附加值产品对华出口空间。也就是说，欧洲一方面关注对华逆差，另一方面又在部分中国有现实需求的适销产品上设置出口门槛，遏止了出口供给。
我们不妨以迄今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最高的2022年为例，来探究逆差背后的结构性与临时性成因。当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3970亿欧元的历史高位，其中机电产品和化学品逆差扩大较为突出。机电产品方面，疫情后需求恢复、欧洲制造成本上升，以及中国在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工业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上的供给能力提升，共同推高了欧盟自华进口。其中，汽车领域的变化最能体现此消彼长，中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增加，欧洲传统燃油车对华出口则因中国本土市场变化影响而下降。化学品方面，乌克兰危机后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天然气、电力等成本上升直接削弱了欧洲化工产业的成本优势，部分企业减产或以外购替代，带动欧盟从中国进口更多化工原料、中间体和相关材料。此外，中国新能源化工产能释放，欧盟绿色转型又增加了对电池材料、化工中间体和相关投入品的需求。
可见，2022年的逆差高位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中国在先进制造和关键工业投入品上的供给能力上升，以及欧洲产业竞争能力相对衰弱、疫情后需求回补、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危机冲击、绿色转型需求综合叠加后的结果。
客观看待，合作寻找出路
面对近年来欧洲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趋势，欧方的焦虑空前上升，日益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甚至不惜对华政治化施压。一方面，欧盟不断强化贸易防御工具，将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外国补贴审查、公共采购限制、供应链审查等手段更多用于对华经贸领域；另一方面，对华逆差问题日益成为欧盟和相关成员国领导人对华喊话和施压、转移内政压力、对外示强与对内凝聚向心力的工具。对华逆差已不再只是一般的经贸差额，而被欧方纳入产业安全、战略自主和“去风险”的政策框架之中。
欧方对逆差的关切本身无可厚非，亦易理解。目前，欧洲创新不足，产业转型压力加大，部分成员国就业和财政压力突出，又遭遇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的“对等关税”施压，对外部竞争自然更为敏感。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也会影响欧洲内部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态度与观感，并增加双方摩擦的政治风险。中方也反复表态，欢迎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双方关切。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讨论逆差不等于把逆差直接定性为“不公平竞争”，更不应把欧洲产业调整中的所有压力都归结为中国因素。对欧洲而言，真正要缓解贸易压力，仍需在能源成本、产业投资、技术转化和绿色制造能力上“练好内功”。
从经济学逻辑看，刻意追求双边贸易平衡并无实际意义。贸易的本质是利用各自比较优势，互通有无，不是要求每一组双边关系都实现账面平衡。欧盟对中国存在货物贸易逆差，但对美国长期保持货物贸易顺差；同时，欧盟在对美服务贸易中又长期处于逆差。在中欧经贸关系历史上，1997年以前，欧方对华亦多年有出超。这说明，顺差和逆差往往分布在不同伙伴、不同部门和不同价值链环节之中。只要贸易差额不是由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歧视性限制、强制性市场扭曲等因素造成，顺差或逆差本身并不必然构成问题。若把逆差视为损失、把顺差视为收益，就容易回到李斯特式产业保护和传统重商主义的思维框架，反而误读了现代国际分工的基本逻辑。
中方态度始终如一。我们注意到欧盟及部分成员国对贸易差额问题的关切，主张通过协商谈判，促进双边合作，加以缓解，但不应被简单上升为政治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近期回应欧方关切时表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同时希望欧方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仍是双方经贸关系的基本现实。若以“去风险”之名推动脱钩断链，或以关税、审查、限制等方式处理结构性差额，不仅难以真正缩小逆差，反而会推高企业成本、削弱绿色转型效率。更可行的方向，是把争议放回市场和规则层面，通过经贸对话处理统计口径、市场准入、补贴认定、出口管制、绿色标准等具体问题，以互通有无和结构改善替代政治化对抗。
（丁纯为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吴佶蔚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6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