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来出版界讨论“民族前途”的文字真是不一而足。新中国建设学会的《复兴月刊》屡屡以民族复兴为言，即就其创刊的一两期而言，前既有赵正平先生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史的观察》，后又有旭初先生的《中华民族复兴与吾人心理的建设》（《复兴》第一卷第一、二两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演讲《中大的使命》，一再申说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必要（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与二十四日《大公报》）。在同时期以内，新出版的一种旬刊叫作《旁观》的也登着何浩若先生的一篇《民族的出路》。这都是荦荦大者，其余散见报章杂志的笔墨还很多。
观察民族以往的历史或推测民族未来的发展总不脱几个立足点。一是文化的，二是经济的，三是自由意志的，四是生物的。一个圆满的观察或推测自应面面顾到，更应分别各立足点的本末轻重，庶几提出改革方案的时候不至于犯偏激或抹杀的弊病。作者始终认定这许多立足点中间，最基本的是生物的。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或种族基础，而后坚强的意志、丰满的物质生活、繁变与醇厚的文化事业，才有发展的张本。
这个生物或种族的基础，实在是很显而易见的，普通不学生物学或种族学的人也未始不能见到。最近几十年间，遇到吃了败仗，或国际运动会里成绩瞠乎后人的时候，谁都至少会感觉到民族的体力不如人，有彻底改造的必要。但是说也奇怪，大家做起文章来，却往往会把这常识的事实完全搁置不问。即就上文所引的各篇文字而论。《复兴月刊》的两篇中，第一篇的立足点几乎完全是政治与经济的，其所谓“史的观察”的史，似乎只包含政治与经济一类的事实；著者历数了历史期内各个复兴时代里“撙节财用，爱护民生”的例，以为只要当今执政者能如法炮制，民族便不难复兴。至于民族在生理与心理的品性上是否容许这节用厚生的政策，著者并没有过问。第二篇的题目既以“心理建设”做中心，我们料想它的立足点是不出自由意志与态度的。果然著者在末尾说：“所说的心理建设，就是要根据这个内省自愧的一点不安之念［托庇于租界西洋人势力下的中国士大夫阶级对于民众的一点自愧不安之念］，来为我们改造生活、改造环境、改造国家的发端。”至于这种种改造所需要的实力如何，民族在生理与心理的品性上是否已有适当的准备，著者似乎已经默作正面的答复，即，有实力的，有准备的。不过因为“一般人虽然存心向善，而往往为环境所拘束，所牵制，而不能如愿进行”，所以著者又以为“必须大家结合团体，以团体的力量，改变环境”，即，个人的意志虽或不足，团体的意志是一定有成效的。但我们不知著者旭初先生也曾问过民族的团结能力又是怎样。近来好像有人讲起民族分子的所以像一盘散沙也是有生物的原因的咧。
何浩若先生在《旁观》里的那篇文字可以说是完全以经济做立场的。他以为经济侵略与经济恐慌是“造成世界纷乱的症结”；世界多一次大纷乱，如大战，各民族的地位便多一次大变动，有的由强而弱，终于沦亡，有的转弱为强，终于复兴；他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来到，那时便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大机会，不可错过；他一面果然说“一个民族的命运，仍旧决于一个民族的本身”，并且希望大家能从农村经济与地方自治两方面着手做去；但是全文的语气始终不脱“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旧话，而所谓时与势自然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至于“民族本身”的实力如何，是不是有了机会便抓得住，拿得稳，能够尽量的利用，何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何先生很可惜的说：“一九一四年曾给我们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因循的放弃了。”何先生可并没有问：当初我们为什么因循放弃，好好的一个民族为什么要“因循”，既可因循于一九一四年，又何尝不会因循于一九三二年，既错过了第一次大战的机会，近来又有什么生理心理的保障教我们不错过第二次大战的机会。这些，何先生都没有问，更没有答复。
罗家伦先生的那篇演说，是站在文化的与意志的混合立足点发出的。他说国立大学——尤其是中央大学——的最大使命，是在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有机体的”四个字很像是富有生物学的意味了。其实不是，他不过借用这四个字，来表示“有组织的”的意思罢了。这篇演讲的第一部分解释民族文化的意义与其重要，引证了日耳曼民族复兴的旧例，真是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在我们极注重民族的生物基础的人看来，他这番话不免有本末倒置、以因为果的地方。例如他说：“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无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须要被淘汰……。”又说：“今日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的窳败，而最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我们却以为若用生物的眼光、甚至于比较常识的眼光去看，一个民族因为缺乏“生命的质素”，才不容易产生“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因为振作不起整个的民族精神，或竟没有这种精神可以振作，整个的民族文化才末由产生。
罗先生固然也说过“民族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一类因果不倒置的话，但他似乎假定这种精神是现存的，只要加以提撕警觉，它自然会出来。讲到这里，罗先生的立脚点便一变而为自由意志的了。他因为讨论到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与唤起新的民族精神的方法，便不能不提到改革学风，因为要改革学风，又不能不提出所谓“诚、朴、雄、伟”四个大字，来谆谆告诫中央大学的学生。但是说来说去，我们只听见“我们要……”“我们应当……”一类的话：
“必须大家具有……”
“今后我们便要赶快……”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
“我们必定要……”
“我们以后应当一本诚心去做……”
“我们以后要……”
“吾人总要……男子要有……女子要……”
“我们今后总要……”
“大家岂可不……”
“我们只要……”
“我们切不可……”
此外罗先生在讲到“雄”的时候，还说过“我们非从‘善养吾浩然之气’着手不可”一句话。我们一面承认这些都是好话，我们总要做到，都应该做到，但是罗先生可曾问过，我们做的能力在那里。就意志论，我们总要做，不错；就事理论，我们应该做，也不错；但是就实力论，我们果真能够做么？我们都有曹交一般学做尧舜的志愿，我们很希望罗先生不要学了孟子只给我们一个“子归而求之，有馀师”的空心汤团吃才好！
罗先生讲到“雄”字的时候，中间忽然有这样的一句惊人的话，他说自从古代以至唐代，中华民族原是富有雄伟的气魄的，“不知如何从宋朝南渡以后，受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便萎靡不振起来。”不知如何在许多文化命定的与意志命定的议论中间，罗先生居然穿插着这么一句稍稍抓着痒处的话！我们切望罗先生和其他完全用文化的、经济的、以及意志的立脚点来观察民族的已往与推测民族的将来的领袖们，能够在“不知如何”四个字上，先着实下一些工夫，找一些答复，然后再谈民族复兴与民族出路的话吧。中华民族的生物基础原是很好的，“不知如何”变坏了；我们要“知”了“如何”，才有改过迁善的希望与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