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先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创生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世代“天下之人”的文化实践中薪火相传。“中原”作为中华文明诞生地和“天下之中”，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旋涡中心，长期吸引周边社群融入，不断扩大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地理与社会规模。从中原人口的“衣冠南渡”，到中央王朝对文明过渡地带的“因俗而治”，中原与边疆的互动与聚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重要图景。由此，“中原”的含义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一种文化认知模式。本文试图从深入解释这一认知模式入手，探讨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融通古今、指向未来的深邃文化意涵。

关键词：中原/ 边疆/ 文明/ 历史/ 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关凯，男，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26年第1期 第40-47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建设视域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理、实践经验与现实挑战”(项目编号：17ZD151)的阶段性成果。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①中华文明并非单一社群的创造，而是不同人群相互融合的文化实践结晶。历史上，作为中华文明与天下王朝的人口主体，华夏以“中原”为基点，在辽阔疆域内和多样社群之上构造出政治和道德的秩序统一体。然而，中华文明以华夏为中心的社会分类，核心在于维持文明秩序，区分的是“教化”而非血统。这种“教化”，亦非文化上的简单同一性，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道德与伦理。由此，中原与边疆的社会互动与整合，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环。今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生成之物，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语境下，中华文明融会贯通现代性的现实结果。

一、中华民族时空观与“中原”镜像

“中原”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意指河洛地区(黄河与洛水之间)，一片位于“天下之中”的原野。②《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豫州位居天下九州之中心，故称“中州”，又名“中原”。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及后来的一体化演进过程中，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

自然是人类文明的存在基础，人是以群居的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华夏共同体的最初形成与中华文明早期的时间观密不可分。这种时间观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和中华民族先民的天文观察。③古人根据日夜轮换的自然规律将一天的时间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并以雅致的方式命名，如子时、丑时、寅时等，赋予每个时辰特定的含义，不仅规定了日常生活的节奏，还深刻塑造了文化观念。例如，祭祀活动须与物候、天象、天时相应，否则会被视为违背天意。帝尧德治天下，观天象以定历法，向人们传授天时节令，使家族亲密和睦、诸侯万邦协和。④

特定的时间观塑造了中华民族先民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虽然人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但生命意义具有超越性，个体生命可以在宇宙循环之中获得升华。《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德配天地，是中华文明珍重生命、主张积极人生的思想传统。因为共享同一种普遍的时间意识，中华大地上习俗各异的众多族群得以整合到一起，“天下”因此在结构上呈现为一个“同时性”的整体，这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先民华夏共同体的生成，并使得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超强文化整合能力。基于这种统一的时间观，天文历法与政治安定共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即将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心向背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视之为政治社会兴衰成败的普遍规律。在这种观念中，历史的发展具有周期性规律，朝代兴衰类似于生命周期的循环变化，恰如《周易》中“天道循环，四时更替”的观念。如孟子所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基于此，“国”(王朝)有时间性，“天下”却是非时间的永恒存在，因而历史演进是“亡国而不亡天下”。

中华民族先民并没有国家观念，但彼时的“天下之人”拥有一种共同生活在统一天下秩序中的强烈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对于“中原”的认知占有重要地位。“中原”在天下秩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是天子皇权的重要象征和支柱。历史上群雄并起争夺天下，历代王朝革故鼎新的过程往往被描述为“逐鹿中原”“问鼎九州”。无论是统治者，包括蒙古、满洲、契丹、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还是被统治者，包括华夏周边的人群，都认为中原是天下的中心，是象征着皇权正统的“天命”所在。

与时间观念一样，空间观念作为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先民的世界观、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早期的中华文明核心区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片区域位于北纬32º至42º，四季分明，平原辽阔，非常适合精耕农业。中华民族先民精确把握农时，完善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早熟的精耕农业社会，并形成积淀丰厚的文化传统与高度整合的人口集团。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念，这来源于中华民族先民对天地形态的直观感知。“天圆地方”的空间认知模式，不仅为天文和地理论述提供了空间方位，也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相联系，规定了天子的“居中”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层级结构关系以及“五方之民”的华夷秩序，反映出中华民族先民观念中的疆域空间图式。《周易》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史记·天官书》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这种独特的空间观念及其深层的文化意蕴，与空间化的地域多样性同构，以方位隐喻的五行配四方的结构模式，展现出中华民族先民的思维方式，即在内在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有教无类的超越境界，由此为广土巨族整合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开辟了思想道路。

二、中原作为“天下之中”

在中华文明传统中，“天下观”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观体系，“天下”是只有中心而没有边界的全部世界。天子为天下唯一中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理想秩序是“天下大同”。历史上，王朝更替意味着“天命”转移，新的统治者必须实现国家的再统一以证明其“受命于天”。天下作为一个整体，最初的“中国”(中原)就是这个整体的中心。“五方之民”观念源于对天下体系中地理和文化多样性的认知，是对不同地域族群的分类和理解。这一观念主要基于地理方位，将天下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每个区域对应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特征，映射出中原与周边族群既有区别也有融合的整体联系。

在中华民族先民的观念中，天象与地形在空间构成上的一致性表现为四方拱卫的居中意识。与“天中”对应的是“地中”，“地中”是通过天文观测的方式获得的。《周礼·地官司徒》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四时交替、阴阳和谐、风雨时至、生命旺盛，对于人口的繁衍、王权的稳固、社稷的安定至关重要。显然，中华文明的深层逻辑是以“天中”对应“地中”，挪借“天”之唯一性与权威，为作为人文空间的“地”规定了“地中”，进而延展出“京”(天子所居之城)，并形成天下一统观念的宇宙观基础。

从一开始，“中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包含了对地理、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认知。首先是地理因素，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很早就得到精细开发，因而成为古代理想社会的典型代表区域；其次是政治因素，中原是华夏共同体的政治核心区，历史上许多朝代在此建都，如洛阳、开封等(西安虽不属于中原地区，但关中地区毗邻中原，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北京亦如此)，特别是在军事上，控制中原地区往往意味着掌握了天下王朝的命脉；再次是文化因素，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先秦诸子百家之思想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思想体系；最后是经济因素，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交通贸易的核心枢纽地带。

在古人的思想中，“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天子居于地中而建王畿，天子所居之都城就是“中国”，王畿之内是“内服”，之外是诸侯国组成的“外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五服”的划分也是先秦时代“天下”的疆域格局。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是“协和万邦”的核心区域，不同血缘组织等初级群体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最初的华夏共同体，中原于是被视为“天下之中”(“地中”)。“五服”的基本意涵原本是指亲属关系中的五种服丧之礼，是家族结构与层次的表征，对不同的“服”在礼仪上的各种规定，是维护家庭伦理、巩固亲属团结的规范性安排。“五服”制度将血缘关系制度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的作用，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和道德标准。这种基于血缘组织的伦理规范进而成为至上的道德准则，对其的普遍接受成为跨地域、跨族群文明共同体的精神坐标。

中华文明很早就产生了“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强调公共利益，即天下是公共的，君主应以天下百姓的福祉为重，为此儒家要求君主施行仁政，保障百姓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华夏”居中，“四夷”对应各自方位，这种观念的实质并非人群的分类，而是强调以“中原”为中心、“天子居中，四夷环绕”的空间秩序。这种空间观念塑造出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使王朝控制的文化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形成一种中心与边缘结构。在政治秩序上，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观念认为君主受“天命”统治天下，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权，天下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于是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原地区随着华夏共同体的大融合以及中华文明演进扩展而逐渐向外蔓延，同时扩大了华夏共同体和周边人群之间的交流，由此构造出差序格局的文化统一。

“中原”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象征之一，这种观念的形成来源有自。中华大地在地理上有相对的封闭性，在前现代时期，东亚大陆被自然屏障包围，北部的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形成了天然的隔断，西部和西南部有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等高山阻隔，限制了东亚社会与中亚、南亚的交流，南部的横断山脉和热带丛林阻碍了东亚社会与东南亚的往来，东部和东南部被太平洋环绕，由于古代航海技术有限，海洋成为另一道天然屏障。地理的相对封闭性使中华文明在早期发展中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促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也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被视为“天命所归”之地，控制中原成为天子合法统治的标志，历代帝王建都于斯以示正统。与外部沟通相比，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却极有利于中华文明体系的内部交流。自西向东流淌的黄河、长江等大河及其冲积平原不仅将中华大地泱泱国土整体连接起来，而且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自给自足的精耕农业经济体系的形成。同样适合农耕的四川盆地嵌入西部山地，使得华夏文明的扩散有了一个人口密集的基地。汉代之后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等文化过渡地带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秦汉之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天下观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历代王朝中不断强化，成为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的理论基础。随着历史发展，“天下”的范围从黄河流域扩展到整个中国乃至周边地区。通过文化交流和政治秩序的输入，中原文化逐渐影响周边地区，千百年来，整个东亚被中华文明塑造成一个空间辽阔、跨越山川与海洋的儒家社会，成为“中华文化圈”。

三、衣冠南渡与因俗而治

自秦及清，中国历代王朝在统治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明为中心、尊重差异的治理机制。与政治上的“大一统”相配合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文化自信。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质，无论是儒释道的三位一体，还是来自华夏之外的统治集团，都能在以“华夷之辨”区分内部文化差异的同时，构造出一个“有教无类”的、更高的、普遍的天下秩序。

“衣冠南渡”最初指的是西晋末年(公元4世纪初)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引发“八王之乱”，导致中原地区陷入长期战乱，社会秩序崩溃，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羯、鲜卑、羌、氐)趁机入侵，建立多个政权，中原土族和百姓为躲避战乱，大规模南迁至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317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延续了晋朝的统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南迁的中原人口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使经济重心南移，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中原色彩的江南文化。南迁的中原人口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也促进了民族交流和交融。“衣冠南渡”是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分布和经济格局，也促进了文化传播，并为后来的南北朝分治和隋唐重建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衣冠南渡”式的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在历史上发生了多次，每次都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动荡和战乱密切相关。唐朝安史之乱后(公元8世纪中叶)，大量北方百姓南迁进一步推动了唐宋之际的经济重心南移；“靖康之难”(1127年)后，大量百姓随宋室南迁，使南方经济兴盛达到一个新高度；清军入关(1644年)后，大量明朝遗民和百姓南迁至更远的华南地区。这些“衣冠南渡”事件扩散了中原文化与儒家社会的生活方式，并渐渐使“中原”回归到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

辽宋夏金天下分治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元朝统治之后，汉人的族群意识大增。明末清初，王朝鼎革、服色变易之际，这种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汉人”作为一种族群身份渐渐清晰。发生于元明之际以及明末清初的夷夏论，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除文野分界之外，开始强调族群观念。在这种观念映照之下，配合王朝的直接与间接统治，“中原”作为“文明之域”与“藩属”作为“待开化之地”的二元区分也更加明显。

但这种基于文化差异的地理认知，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发生了新的变化。清朝继承发扬“和而不同”“因俗而治”“怀柔远人”“以夏变夷”的天下观理念和实践，为大一统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盛于清季的今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春秋公羊学，与两宋春秋学大异其趣。宋代春秋学注重夷夏之分，尤其是夷夏在空间上的分隔与对立，而清代今文经学则标举大一统观念，呼应了清朝的政治实践，把传统华夏与夷狄的内外关系转变为天下王朝内部的族群和地域关系，并使之统一于礼制，强化了中国作为一个根据礼仪原则而非特定地域或族群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属性。

“化内”与“化外”是中国古代对疆域和族群的划分方式，综合了文化、政治和地理等诸多因素。“化内”是指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通常是文化发达、政治制度完善、经济繁荣的地区。这些地方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多位于中原地带。“化外”则指中原王朝直接统治范围之外的地区，多为边疆或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地方的文化、风俗与中原有差异，中央王朝的政治控制也较弱，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较多保留本地文化特征，在政治上多为中原王朝实行“因俗而治”间接统治的区域。“化内”与“化外”虽具有一定的地理空间区分的意涵，但更为重要的区分标准是文化性的，取决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然而，这种文化边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始终是动态的。随着文明扩散、朝代更替和疆域变化，“化内”与“化外”的政治社会界限也在不断调整，到清前期，两者的整合达到一个新高度。

行省是清朝直接统治的区域，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管理，设有总督、巡抚等职，负责行政、军事和财政事务。清朝的行省制度在明朝基础上有所调整，“十八省”包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省与省之间以山川河流自然边界精致划分。行省之外，是藩属，又分内藩和外藩。内藩受中央政府管理程度较高，在称号上不可称“国”，如蒙古、西藏等。清廷设立将军府，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将军负责，用于内藩和战略要地的军事与行政管理，其统辖地区疆域辽阔，是清朝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是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绥远将军。东北地区由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管辖，负责防务和行政。盛京(今沈阳)是清朝的陪都，盛京将军辖清朝发源地辽东地区(今辽宁省大部)；吉林将军辖东北东部直至日本海；黑龙江将军辖东北北部及外东北地区，抵御俄罗斯扩张。西北地区由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绥远将军管辖。伊犁将军于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后设立，管理西域军政事务，维护西北边疆稳定；乌里雅苏台将军驻今蒙古国西部，管理喀尔喀蒙古，维护北部边疆安全；绥远将军驻地为今呼和浩特，负责内蒙古中西部防务，管理该区域蒙古各部。与内藩相比，外藩相对独立，可称“国”，故又称藩属国。除军事外交外，中央朝廷一般不干涉其内政，但国王即位须报皇帝批准、获得册封，并定期朝贡。清朝通过朝贡体系间接控制这些藩属国，主要藩属国包括朝鲜、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缅甸、暹罗(今泰国)以及浩罕、布哈拉等中亚汗国。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坎巨提(今属巴基斯坦)向中国纳贡一直持续到1935年，直到英国殖民者彻底占领此地。

清朝的行省与藩属制度体现了其对不同区域的不同治理方式。行省由中央直接管理，省界清晰；对内藩实行因俗而治，采取羁縻、招抚、册封、和亲、互市等多元化的统治形式；对外藩则以朝贡制度维持宗主权。在这种复合型治理体制之下，清朝与各类藩属的地理边界较为模糊，但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与整合在清朝的统一治理下不断深化，部分地区与内地行省相互融合的趋势日显，一些原属“化外”的地区逐渐被纳入“化内”。清末在新疆(1884年)、台湾(1885年)、东三省(1907年)建省即为显例。

总之，天下体系从最初先秦的黄河中下游“中原”开始拓展，直至清朝的直辖行省与周边藩属几乎覆盖欧亚大陆的整个东部地区，在数千年中勾勒出中华文明在前现代时期以和平方式传播扩散的历史轨迹。这个持续的历史过程最终终结于西方殖民主义力量到达东亚。

四、从“藩属”到“边疆”的概念流变

1840年之后，在坚船利炮的裹挟之下，西方殖民主义力量和现代性文明的影响最终到达中国，清朝通过朝贡体系维持的与周边地区的宗藩关系受到根本性挑战。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征服，逐步瓦解了中国的藩属体系，打破了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1895年甲午战争后，朝鲜脱离清朝控制，后成为日本殖民地。面对列强蚕食领土造成的边疆危机，“天下观”渐趋式微，中华文明被迫开始学习适应新的现代性文化。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影响日炽，国人开始探索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路，边疆地区从此被视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以往的藩属或羁縻地区。

民国甫一成立，孙中山即提出“五族共和”理念，“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⑤，试图通过民族整合巩固边疆。北洋政府废除了清朝的藩属制度，将原藩属地区纳入国家直接管辖范围，如将外蒙古改为蒙古地方、西藏改为西藏地方，强化中央控制。民国宪法明确规定边疆地区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边疆事务(蒙藏委员会)，保障边疆民族的合法权益，通过采取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的措施，促进边疆民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增强国家认同。

从“藩属”到“边疆”的概念流变，反映了中国在近代以来应对内外挑战、构建现代国家和实现追赶型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这一流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对疆域和民族关系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和国家发展战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中原”成为与“边疆”相对应的“内地”，由此，“内地”“边疆”这组概念的社会重要性逐渐显现。但“边疆”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

在地理意义上，边疆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部分，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与农耕地区不同，如高山、沙漠、草原等。在政治意义上，边疆是国家领土的边界，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同时鉴于边疆地区特殊的环境与条件，中央政府需要采取特殊政策进行治理。在文化意义上，边疆地区往往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地方，文化多样性显著，也是不同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前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在经济意义上，边疆地区通常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森林、草原等，尽管经济开发相对滞后，却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社会意义上，边疆地区通常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需要中央政府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支持。

近代以来，在从“藩属”到“边疆”的概念流变过程中，与“边疆”相配合的，是同时衍生出来的“边民”概念。“边民”不同于“中原之人”，无论是在政治地缘、自然环境、日常生活方式的意义上，还是在偶尔发生于边疆的族群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的意义上，“边民”渐渐等同于“边疆少数民族”。在“五族共和”之说倡导以后，相对于“汉人”概念，也出现了“汉族”的说法⑥，由此“民族”的观念渐成气候。这是一个被现代化离析出来的圈层或外壳，其动力源是世界历史的民族国家改造。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对此保有一种知识上的警惕。如杨度曾言：“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⑦而顾颉刚则高呼：“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⑧

不难发现，中国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若以儒家文化为坐标，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去儒家化”的进程。在从天下王朝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以西方为师，另一方面也始终承受着主体性模糊的文化压力。对西方文化标准的接受，使中国的自我想象从唯一的“天下中心”演变成一个“普通的”主权国家；文化主体性的模糊，使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探索自身的文化立足点。在中央政权与边疆的关系问题上，“这种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施治，而且还尤为关注边疆地区的内在社会—群体变迁对于中央政权的反向影响”，“它既是双向的，也是复线的”。⑨

无论如何，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以实体国家形式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中华文明对“边疆”与“民族”的理解，是对民族主义这种西方现代意识形态舶来品的一种超越，弥足珍贵。如梁漱溟所言：“‘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炎武)先生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⑩“民族”(nation/nationality)是欧洲民族国家制度的衍生品，欧洲历史上从未生成过中华民族(包含许多“民族”)这样的具有高度整体性的共同体，其各民族之间也没有中国这样的在共同的社会基础及文化差异之上的文明内在相通性。融合了“中国境内诸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始终在统合“内地”与“边疆”，这是中国的独特经验，也是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智慧与制度资源。

五、中原与边疆的聚合力

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产物。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11)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不间断的文明持续发展。魏晋南北朝“衣冠南渡”之后，中原与江南开始加速融合，从苏州到杭州，从两湖到两广，华夏文明核心区扩展覆盖了整个中国的东部与中部。尽管中国内部基于地理环境、历史演变、民族分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板块，但以“中原”为文化镜像的中华文明在政治与地理意义上持续扩散，使这些板块同样享有高度的文化相通性与共同性。“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寄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与历史记忆，是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始终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成功应对了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种种挑战。这一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了中华文明不断自我丰富、自我更新与自我革命的强大力量。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核心要素，没有实体国家作为基础，文明无法生存。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原生性古代文明那样成为一种“消失的历史文明”，正在于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文明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与历史规律，是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共同体生机盎然的文化机理。中原在历史上是华夏文明核心区，但今日更多呈现的是地方性特色，而较少“中心性”；江南文化，无论吴越抑或荆楚，本以各自之称别于中原，却也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由巴蜀而岭南，西南区域与东南区域一样，最高等级的文化都是儒家伦理；东北因“闯关东”而成移民区域，西北因“走西口”而成文化混合区，中国北方、西南与西北的草原、高原、沙漠绿洲社会，因民族交融而成文化包容的典范之域。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美好未来的道德坐标。中华文明从来不在文化上刻意制造出绝对对立的他者，也从来与霸权无涉，追求“和而不同”，强调文明之间和平共处、交流互鉴正是中华文明的魅力所在。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彻底终结旧中国民族压迫与外来侵略的痛苦历史，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从基层动员开始，传播现代国家理念，推动社会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使中断近百年的“大一统”格局以现代方式重现，成就非凡。基于此，“中原”彻底回归地域概念，中原与边疆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内地与边疆的团结融合提供了新的聚合力。从京津冀到成渝，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青藏高原到塔里木盆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核心特点，在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背景之下，与文化共同性的活力交相呼应。换言之，今日中华大地，何处不似“中原”？！

六、结语

文化是后天习得的，不可遗传，文明的延续依靠共同体人口世代薪火相传的文化实践。中华文明的人口载体，在古代是“天下之人”，在现代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始终凝聚“天下之人”，其核心在于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社会整合能力，不断促进多元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深度交融，从而以灵活方式使具有文化差异性的人口自愿整合进中华文明系统之中。这是一个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进程，其发展脉络直接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于其包容与融合的特质，这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系统，各文化圈相互影响、汇聚、分流、再汇聚，如支流汇入大江大河，最终形成庞大且有活力的文化共同体。“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12)近代以来，“边疆”的文化内涵，是在与“中原”的衍生品——“内地”——的对照关系之中生成的。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的强大历史动力，中华文明特有的历史演进脉络、文化互动机制、政治整合经验与现代化建设成就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未来。

注释：

①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页。

②《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③陶寺遗址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观象台，表明中华民族先民早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可以观测到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内的20个节气，显示出中华文明形成阶段已经具备了高度精确的时间观。

④《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⑤《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⑥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⑦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⑧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⑨袁剑：《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

⑩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1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12)[美]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