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天宇,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金炳镐(通讯作者),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特聘专家,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内蒙古民族大学)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摘要：货币在人类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除经济层面的功能外,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功能。人民币中所显示的国家象征符号、民族文字符号、传统文化符号和人物形象、地理形象及建筑形象是各民族所共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在使用人民币的同时，能够通过视觉传达到各族人民的意识、观念中，潜移默化地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扩大和加速推广，可考虑在数字人民币APP钱包账户等界面增加更多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
关键词：人民币;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文化认同;重要意义;各民族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能够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意识,促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关研究表明，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百分之八十来自视觉。符号和形象是人类传递信息、呈现主题、凝聚共识的重要媒介，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是人们文化观形成的重要因素。象征符号(旗帜、货币、国歌、制服、纪念碑和典礼等)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的情感。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范围几乎可以覆盖整个国家,涉及全体国民。我国使用的各套人民币,除了具有经济功能外,还是宣传载体和媒介，携带着丰富的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通过视觉传达进人各族人民的意识、观念中,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一、货币的起源及其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
在早期人类社会,随着生产能力提升,人们所生产的产品除维持本氏族部落生存外还有所剩余,就与其他氏族部落进行物物交换，以丰富和满足氏族部落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专门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即商品,因而原先的产品交换逐渐转变为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可供交换的物品逐渐丰富，物物交换的矛盾随之扩大，人们思考如何将物品的价值提炼出来,便将一些物品视作一般等价物,以此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用来衡量其他物品的价值,由此逐渐产生了货币。货币的最初形态为自然货币,而后出现了金属货币和纸币。这些货币形式都对人类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今中外,货币都展现了丰富的功能,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历史上的货币也是人们共同体共同历史记忆的直接反映,这些信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观念、意识,对于增强人们在政治、文化、民族、历史等方面的认同发挥了一定作用。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为商代的铜贝，无文字。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货币种类繁多,有布币、刀币、蚁鼻钱、圜钱等,秦灭六国并统一货币，由圜钱演变的圆形方孔钱币推广至全国,其形制设计沿用至民国初期。统一的钱币形制是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统一的物质反映，"九州共贯"中的"贯"本义是穿线的绳索,引申为贯通、统一,体现了大一统思想。最初的圆形方孔钱币上的文字并无政治功能,主要是表示货币的重量,如秦半两、汉五铢。从东晋十六国时期起,圆形方孔钱币开始冠以年号或国号，由此反映了统治者、政权(国家)等政治观念。我国古代钱币重文本、轻图案,形制简约,对意识形态的反映较含蓄，所承担的政治功能较弱。清朝末期,在西方货币文化的影响下,国家元首的肖像开始出现在货币之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往往与君主认同交织。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增强人们对君主或国家的认同,便使用货币这一宣传媒介,通过印刻君主肖像及文本来进行持久、广泛的思想传播。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的货币中出现国家元首、领袖的肖像以及国家名称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流通的纸币上，就印有党徽及列宁的肖像等图案，并写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政治口号。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将货币作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媒介和载体。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其图案主要选用解放区工厂生产、交通运输、人民劳动生活的场景,在那个报纸以文本为主且视听觉媒体尚未普及的年代,人民币使广大群众形象地认识到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经济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为促进各族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挥了一定作用。货币也能间接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如人民币中多民族文字及形象的书写与刻画,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
二、人民币体现的中华文化符号及其重要意义
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最早发行于1948年,截至2024年已有五套人民币发行，人民币的版面内容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建议和指示下设计的,部分设计方案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例如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和票券设计稿经过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仔细审查,并作出了重要批示。199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并原则通过第五套人民币设计方案。因此，人民币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由于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于新中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印刷技术、设备不同以及部分解放区之间交通不便,导致其面额和版别较多,故本文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分析仅涉及第二套至第五套人民币。
(一)人民币中体现的符号学理论和元语言
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的用途就是表达意义。符号的发送者具备意图意义,符号本身携带文本意义,符号的接收者需要解释意义。人民币中包含着大量的符号,既具有特定意义,又可以被人们感知、接收和解释。货币的产生与应用首先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因此，主流社会首先倾向于认可货币的经济性符号,人们感知和解释最频繁的是人民币中携带着能够验证真伪、标明数额的经济性符号,这关系到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此类符号是社会规约型符号并具备符用理据性。人民币中也有非经济符号,如其中包含的许多中华文化符号,具备重要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情感及审美等意义，人们也会有对此类符号的意义解释。
皮尔斯将符号分为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表意过程的重点在于接收与解释。符号背后的意义规则,无论是控制文本的意义植人规则,还是控制解释的意义重建规则,都称为符码,与解释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后者。单个符码只能解释单个符号,处理符号集合就需要符码的集合,这些符码的集合一般称为元语言。控制解释元语言的各种组合因素,由社会文化元语言集群、个人能力元语言集群、文本自携元语言集群构成,三者在解释中存在协同或冲突的可能。解释者对人民币中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意义解释，需要从三个元语言集群中选择相关的因素组成临时性组合,从而得出一个合适的解释。
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中,始终蕴含着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及相关延伸内容。尽管解释者的个人能力存在差异,主要集中在识别符号的多少,解释的准确与否以及延伸理解的能力上,但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常识性知识的普及教育下,总体都具备对基础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识别、接收与解释的能力。人民币中选用的许多文化符号易于广大人民群众识别，所携带的文本意义也包含"五个认同"及相关延伸内容。由此可见,人们在对人民币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释时,元语言组合成分基本处于协同、配合的状态,并能够产生相对较明确的,涉及国家、民族、政党、文化等层面的正向积极的意义。
(二)人民币在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中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树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是增进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何为"中华文化符号"，有学者认为是指对中华民族整体存续复兴具有意义自觉的对象化表达和意象化呈现的显著标识。对于怎样"树立"和"突出"相关符号、形象,学者认为应从历史认知空间、物质实践空间、社会关系空间三个场域去形塑[,或从各种纪念活动、民族节日庆典、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文化交流促进入手。也有人认为应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空间在场性、深刻意义教育着手。以上观点都试图回答怎样"树立"和"突出"的问题。人民币同样能够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并具备独特优势。
首先,人民币的物质存在(实物)是中华文化符号的载体,无论金属形态还是纸质形态,都可以承载一定的中华文化符号。为了满足货币的正常流通与使用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会发放全新的人民币并收回破损的人民币,保证了其物质存在(实物)以及所携带中华文化符号的持久性和完整性。人民币在经历不同时期且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长期携带同样的文化信息,本身也是"树立"和"突出"其所携带的中华文化符号的体现。
其次,人民币由于强大的流通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人民群众具有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他们自发的参与传播也在客观上使得人民币传播的广度、频率远超其他媒介。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尽管实物货币流通有所减少,但其在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中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人民币设计受众为全体中国国民,因此,在设计时选取了一些各民族共享共建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利用其强大的通用性、持久性和渗透性,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传播给使用者,同样是一种"树立"和"突出"的体现。人民币虽不是一种典型的传播媒介,但能够"润物细无声"地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文化认同。
最后,人民币自身就是一种符号，它携带意义并能被感知、接收和解释。例如"人民币"的称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币也体现了"中国的货币"的国家意义,是对内对外展示的国家形象之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起,货币的统一便成为"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对人民币的共同使用,隐含了大一统观念。在我国历代使用的货币中，只有人民币能够作为唯一法定货币广泛流通于所有民族地区,这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经济、货币层面的统一是空前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人民币突出体现的中华文化符号及其重要意义
一是国家象征符号。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象征符号,于1950年启用。除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于国徽启用前外,第二套至第五套人民币均印有国徽。国徽是由多个符号共同组合而成的,从各构成要素的表意性来看,大五星被四颗小五星围绕,与国旗五星图案的意涵一致,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劳动阶级和各社会阶层的大联合、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齿轮与谷穗代表了工农阶级,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奋斗精神。天安门是我国传统建筑的代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国徽的金红二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吉祥与喜庆,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且红色还象征着革命精神。这些具体符号共同组合而成的国徽图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国徽整体来看,它不仅是以上符号及所携带的表层意义的集合,更有深层次的国家象征意义。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性概念,通常是由领土、政府、人民、主权、文化等构成，人们能够通过部分的物、行为、事项、性质或关系等感知其中的某个具体要素或观念,但进行整体性感知通常需要借助符号的指代功能,而国徽就是这些抽象的政治和文化观念的物化载体。因此,党和国家就通过国徽来指代和象征伟大祖国,使其承载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各类观念等意义。将抽象化的国家概念通过符号具象化,易于人们感知国家的存在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能够有形有感有效地增进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国徽作为超越地域、民族、阶层、文化等差异而被各民族所共享的符号,能够被各族人民感知、识别和解释出准确的意义,是党和国家在重要场合、场所长期使用和持续宣传教育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以强大的传播能力与庞大的规模在广大范围内进行高频率的符号传播,是国徽在各族人民中推广普及的重要一环,并确保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国家在场"。人民币也由此成为国徽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增强国家认同作用的重要载体和媒介。
二是民族文字符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过程,在记录、交流、知识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个民族日常生产生活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其历史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民族自身因素等差异,我国各民族文字形成和发展的时间也有差异,有些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有语言并无文字。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长征时期、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主张,包括在学校开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课程、制定民族文字宣传手册等。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其中在第六章民族政策中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随后党和政府帮助傣族、彝族、景颇族、壮族、苗族、布依族、黎族等十几个民族改进或创制了文字,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早在第一套人民币的部分纸币上就印有少数民族文字,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到当下第五套人民币中,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四种文字,字义均为"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种面额字样。以上四种文字是我国四个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文字(宁夏回族自治区通用汉语和汉文),涵盖地区辽阔,使用人数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少数民族文字在人民币上的应用不仅为使用这些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便利,而且也蕴含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义。首先,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深人贯彻,其象征意义为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合法权益和地位、身份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和保护,蕴含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意义,能够增进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多民族文字的使用体现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部分人存在的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以及少数民族自外于中国或中华民族的错误认知,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形成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凝聚而成的正确认知。最后,将国家通用文字置于人民币纸币正面的显著位置,以及第五套人民币中将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拼写和注音工具的汉语拼音放在四种少数民族文字之上,与少数民族文字相比,字号稍大、字体加粗,反映了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语言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统摄作为"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体现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和意义。在社会文化中的民族相关知识普及教育和体现国家观念的人民币中使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文本内容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只要解释者有所观察和识别,即使不了解是哪个民族的文字或具体含义,基本都能解释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和政府重视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尊重、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相关意义。在此基础上,应引导广大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语言文字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共同的交流工具等促进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三是传统文化符号。人民币在设计时借鉴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并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一,在人民币的纸钞和硬币中多次出现过兰花、月季、荷花、菊花、梅花、牡丹等图案,这些花卉不只是单纯追求美观的造型设计,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灿烂的花卉文化,广袤的国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花卉,不同花卉因其自身的生长、形态、香气等特点,被历代先人赋予了人格化的意义，例如荷花象征着高洁、梅花象征着坚韧等,这些高尚品格都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集体追求的人生境界。不少文人墨客借花言志、借花抒情创作了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各族人民耳熟能详的诗词。由此可见,人民币中所呈现的花卉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独特而重要的内容。第二,现代纸币需要官方授权来赋予合法性和真实性,通常以签字或印章彰显官方权威,西方国家纸币多采用签字的形式，人民币则采用了印章形式。我国印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周礼.地官.掌节》就记载:"货贿用玺节。"货贿指各种流通的货物和钱财,玺节指的就是印章。春秋战国时期,篆书雕刻的印章就已普遍使用。秦统一天下后,相传秦始皇命人在和氏璧上雕刻虫鸟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称之为传国玉玺,传国玉玺遂成为象征官方正统和权威的核心信物。该印章的由来以及在后世的流传与湮没也成为广为人知的故事。由此可见,人民币采用以篆体字书写的四方印章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权威及信用体系的现代性延伸。除此之外,人民币中的纹饰线条设计借鉴了我国历代器物或建筑的纹饰风格及绘画图案,例如第五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中的纹饰借鉴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多个文化类型的彩陶图案，五元纸币参考了敦煌莫高窟中的藻井图案,十元纸币纹样设计来源于青花瓷缠枝纹，二十元纸币展现了青铜器中常见的饕餮纹,五十元纸币借鉴了传统民族刺绣图案,一百元纸币则融入了古代漆器中的凤鸟纹等图案。传统文化符号种类繁多且内容丰富,许多符号作为艺术符号，文本自身并不表达具体意义,也不是社会文化宣传普及的主要内容,但即使解释者由于个人能力不能识别全部的文化符号以及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基本能够感知我国历史悠久和文化底蕴深厚等蕴藏于上述符号中的共同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普及教育,引导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璀璨历史,有助于坚定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认同。
三、人民币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及其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呈现的整体形象,是内在本质形象和外在客观形象的结合。人民币中的中华民族形象包括人物形象、地理形象与建筑形象,生动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史实。这些形象极易被各族群众识别并产生情感共鸣,能够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一)中华民族的人物形象及其重要意义
人民币呈现的中华民族的人物形象主要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和人民形象两类。人民币中共出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中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教育、党建等方面作出过卓越贡献,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以第五套人民币为例,该套纸币的正面均为毛泽东同志的画像并标注了他的名字以及出生和去世的年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各族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前,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受到本民族统治阶级、汉族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困苦,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部分少数民族对汉族并不信任。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并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多项民族政策,使得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让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认同感极大增强。各民族都发自内心地爱戴和敬仰毛泽东同志,他不仅在我国有崇高的地位,在世界上同样享有盛誉,是代表中国、中华民族的人物形象之一。将他的画像置于该套纸币每个面值的正面,体现了人民、党和国家对他的爱戴和拥护。以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在人民币中的呈现,不仅凸显了领导人的卓越贡献,更是民族、国家、政党形象的缩影,也由此成为了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的形象标识。
中华民族的人民形象主要通过"光荣的劳动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两个主题呈现。这些人民形象的设计来源都是现实中的普通劳动人民,设计者制作图像的意图和图像携带的文本意义,能够让解释者识别出这些人物形象代表了某个阶级阶层或不同民族的广大劳动者,进而体会到劳动光荣和民族团结等意义。
围绕"光荣的劳动人民"这一主题,人民币出现了许多工人、农民劳动的画面,展示了中国劳动人民意气风发、吃苦耐劳的精神面貌。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于第四套人民币50元纸币中,并同工人、农民紧密依靠,向国人传达了知识分子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重要意义。设计者通过通俗易懂的服饰穿着和工具种类来提高辨识度,使劳动人民能够清晰识别出画面上的形象代表自己,进而体会到他们既是社会的建设者也是国家的主人等意义。此外,人民币刻画了多个女性劳动者的画面,宣传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男轻女"的旧有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于我国广大女性地位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始终将人民币作为宣传的特殊媒介和工具,通过人物形象的选择和设计使其承载许多进步的意义,从而不断改变人们的落后观念。
围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这一主题，在第二套人民币的五元纸币中出现了各个民族相聚一起并高举"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旗帜的场面。第三套人民币十元纸币中描绘了各民族人大代表步人人民大会堂的场景,表达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意义。第四套人民币整体紧密围绕着"民族团结"的主题展开,纸币的9个面额中有7个用来展现主要居住在台湾和大陆部分省份的高山族与当时人口超过一百万的13个民族,通过特色的民族服饰来表现不同民族,向国人和世界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人物形象,其中每张纸币采用两两相依的人物布局,引申出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意义。人民币中呈现的各民族形象以通俗易懂和潜移默化的方式持久普遍地在各族群众中传递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等思想，将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观念注人了各民族的思想深处,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些画面都是新中国各个时代的缩影,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二)中华民族的地理形象及其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的地理形象是中华文化与自然地理的完美结合,地理景观形象经过历代集体不断赋予文化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嵌入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具有标志性和独一性的特点。
杭州西湖、山东泰山、广西桂林山水出现在人民币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结合。杭州西湖是由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通过巧妙的设计布局有机结合而成,展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式美学和意境,而作为《白蛇传》中白娘子与许仙邂逅场域的西湖断桥,被赋予了"浪漫""忠贞"等美好寓意。白居易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历代文人创作的诗词也为其增添了许多文学内涵。人与自然千年的持续互动,使得西湖这一物理空间实现了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度融合。在节假日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中,杭州西湖游客接待量始终名列前茅,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该景区的喜爱。人们站在西湖边欣赏中式美学意境、回想神话传说和诗词文化等,更能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激发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山东泰山为五岳之首,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和历史文化。泰山与中国大一统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大一统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物化象征。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西汉、东汉、隋、唐等多个大一统朝代的皇帝通过泰山封禅构建了一套天命赋予皇权合法性的政治逻辑,同时成功地将大一统这一政治诉求提升为体现天命的必然现实追求。泰山封禅的仪式化叙事将大一统观念广泛传播,获得了各民族的共同认可,在历史上表现为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皆以实现大一统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该思想也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和精神基石。近代以来,大一统观念完成了从传统政治观念向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转换，面对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分裂、占领中国的企图,以及内部的军阀割据混战,中国最终归于统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但根植于各民族心中的大一统观念也发挥了促进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巨大作用,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新疆、西藏和平解放等诸多事件中,都能看到大一统观念在各民族心中的积极影响。
广西桂林山水是中国自然山水的著名代表,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誉。这一赞誉出自宋人王正功的诗句,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极致推崇,更深刻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观"的重要思想。传统"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下大同",由此衍生出"协和万邦""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等超越不同地域、文化、民族、历史等差异的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桂林则是凸显"天下观"核心理念的典型范例。桂林作为多民族聚居区,被纳入"天下"的范畴,可见这种"华夷一体"的理念在早期便打破了民族的隔阂。桂林的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在"天下"的秩序之中,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迈向"自觉"的重要心理基础。桂林的"天下化"过程,与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治治理是一致的,从秦始皇开凿灵渠连接湘漓,到历代政权设郡置府,桂林实现了在政治层面的"并人",并进一步由政治到心理实现了各族群众精神层面的"融入"，表现在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或"天下"的观念。尽管历史上桂林被视为偏远边疆地区,但因"甲天下"之名而进人山水文化的中心位置,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并不以地域来区分中心和边缘,各地域文化拥有平等的地位。这些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
井冈山、延安出现在人民币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中国革命文化。井冈山是我国革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们党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紧紧依靠群众克服了种种困难,打破了重重封锁,孕育出了"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伟大井冈山精神。延安是中共中央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驻地，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伟大延安精神。延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在中华民族层面,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少数民族层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并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展民族工作: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设想,并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实践;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深人民族地区调研,制定了许多具体民族政策,发展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将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些红色精神已经深深
融人了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井冈山、延安宝塔山形象对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币中出现的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上游流域孕育了豪迈奔放的游牧文化,中下游流域孕育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与勤劳质朴的农耕文化,并占据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黄河流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匈奴、鲜卑、氐、羯、党项等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权,北魏孝文帝也是在此推行改革并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长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渠道,仅上游流域就分布了汉、藏、彝、羌、回、土家、苗、侗、纳西等民族。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民族地区,跨过我国地势的三级阶梯,最终汇人太平洋,打破了地理隔阂,加强了沿岸各民族各地区的联系，自古便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交流的重要水道,也是各民族交融共享的视觉形象。时至今日,长江、黄河仍旧是我国重要的内河航道,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继续发挥着其独特作用。
对于上述地理形象,人们可以从政治、历史、文化和审美等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从中华民族形象角度进行解释,包括透过自然景观看到中华文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天下观、大一统等内容,有助于引导各民族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中华民族的建筑形象及其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的建筑形象指的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享有和使用的建筑视觉形象。这些建筑形象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与意义赋予,成为了代表中华民族的形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力量和智慧。人民币中出现的天安门、长城、人民大会堂,是著名的国家建筑形象,也是中华文化的物质体现和中华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族群众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天安门成为了新中国成立的见证。人民大会堂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场所。由此,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具有了实用意义之上的象征意义。每个中华儿女在识别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形象时,都能领会到其象征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意义。万里长城巍峨壮观,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留给世界的伟大建筑奇迹，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名片,长城物质层面的宏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畏牺牲等伟大的民族精神,长城精神作为歌词载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之中,这些象征意义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以上三个建筑形象对于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各民族表达爱国情感的重要象征。
第五套人民币50元纸币上出现的布达拉宫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始建于7世纪,17世纪重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达拉宫的建设本身就有多民族参与,除藏族外,固始汗曾派出蒙古兵丁帮助运送建筑材料并维护建设工程的安全,康熙帝也派了汉、满等民族的114名工匠参与建设。布达拉宫许多文物体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如康熙帝"长生禄位"由藏文、汉文、满文、蒙古文四种文字书写。这座宏伟建筑是中华民族共建、共享的视觉形象,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布达拉宫为主要代表的西藏许多地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去旅游,外地游客在旅行中了解到西藏历史文化和当地风俗民情,西藏当地群众也在与外地游客交往交流中了解了全国其他地区,彼此都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了"三个离不开""五个共同""五个认同"等思想意识,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拉萨，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感受到布达拉宫的雄伟壮观，但多数游客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药王山观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人民币图案取景角度的影响,反映了人民币文化在人民群众心中发挥的作用。在人民币所展示的其他风景名胜中,也经常能看到人们手持人民币,将图案与实景对照并打卡拍照的画面。
人民币上的地理形象与建筑形象的实物、实景所在位置遍布大江南北,有的位于民族自治区,有的位于省、直辖市,代表了广泛的地域和多彩的文化。在信息传递不够发达的时期,尤其在部分偏远山区和农村地区,人民币所呈现的图案便是许多人想象国家、了解国家的途径之一。这些形象承载了无数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文化交融共享的生动体现。
结语
货币从最初的特定实物等自然形态,发展到金属货币和纸币,当下正逐渐转向数字化货币。与此同时,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电子钱包",其自身不具备支付能力，与数字人民币有本质区别)等移动支付方式日渐普及,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弱化了人民币的文化功能。移动支付将人民币所包含的丰富文化信息转变为了一串串数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纸质人民币时经常映人眼帘的画面逐渐被付款码所替代,无从体现人民币上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
数字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历经十年试点探索，目前处于试点扩大和加速推广阶段。数字人民币本身没有实体图案，不存在纸币或硬币那样的物理票面设计,但数字人民币APP钱包账户界面会有类似纸质人民币的图像显示。从目前已有的图像来看,内容包括毛泽东同志头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右下角还显示了服务的银行及线条、纹饰。对比发现,数字人民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要少于第五套人民币。一般而言,货币从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文化承载力也应不断地提升。当今人们仅需要一部手机便可以获取海量信息，电子货币自然不用担心文化承载力不足的问题。人民币数字化发展中不应弱化而要突出反映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数字人民币没有了纸币的面额数量限制和尺寸限制,可以考虑在数字人民币APP钱包账户等界面增加更加丰富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7月22日（网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