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历史是几个周而复始、更迭递转的大节目所造成的。这些大节目，顺着次序，是：外族的侵陵；人口的移徙；人文的进步；人文的退步；政治的混乱；接着又是外族的侵陵。这些外族大都来自西北方，或北方，就是，来自土尔其斯坦（新疆、青海） 和蒙古的沙漠一带，或来自满洲。最初侵入现在中国地域的也许就是原来的华人，但是对于这层我们还没有完全确定。后来的外族有匈奴人、蒙古人、鞑靼人、和满洲人，他们都是游牧的民族，或是游牧民族的后裔。派干（E. H. Parker）在他写得很生动的中国历史里说，“历史初期里的薛细亚人（Scythians），匈人（Huns）、匈奴人，实在和后期里的突厥人与蒙古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分布上也许有些不同罢了。”就是满洲人也是和他们一派的。

西史中的Parthians, Mamluks, Mongols, Seljuk Turks, Ottoman Turks，和许多比较不出名的小族都和近代满洲人有血统关系的。这许多派别，和满洲人一样，不但善于侵略，并且曾经再三征服和统治过亚洲大陆上一切文化很发达的国家。中国便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除非对于秦代（公历纪元前二四九）以来中国北方民族的势力先有相当的了解，一部中国史便读不通；中国许多重要的朝代和政治的领袖大都来自北方几省，而北方几省的人口大都是鞑靼人和华人交婚后的子孙：这些事实，我们也不便忽略过去。（引威廉士F. W. Williams语）

中国北方虽有长城一类的保障，虽不缺少披坚执锐的大军，但是土著的华人始终没有把虽未开化而却有能力的戎狄永远阻挡住，他们抵御的成绩，至多不出二三百年，便失败了。每失败一次，便有大批的胡人蜂拥似的向南侵占，安土重迁的华人，不用说，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了。大凡逢到中亚细亚一带（即指蒙古、新疆一带） 天时久旱，例如公历纪元前第三世纪、纪元后第四第五世纪、又如第十二第十三世纪，这种侵略的灾难（安知不就是幸福？） 总是特别的厉害。由此可知游牧民族之所以征服中国，一半是因为受了经济的逼迫，一半也因为他们富有领袖的能力；凡属游牧之民都是重领袖的。

就中国方面说，外族侵陵的时期，也就是内部混乱的时期。一壁有旱灾——这和沙漠一带之地一样——久旱之后，又有水灾和其他天行的错乱，一壁又有因为他种原因而发生的内部的退化；天灾人祸，里应外合，不久就把华人陷入了无政府、无纪纲的状态。在这种时候，北部的华人感受二重的压迫，一是生计的愁苦，二是外族的侵陵。结果，有许多人便自然而然的向南或向东南迁移。人口的迁徙，当然也有时候是因为比较积极的动机，例如，想觅到比较膏腴之地，或以前未经开垦之地，或见迁往之地生计充盈，文物荟萃，想去沾一些光。但是，中国大批人口的流动，十九是因为荒年和胡族的侵略，并且没有一次不是朝南走的。他们好比波浪似的向着一个方向推移；有史以来，也就推移过不少的次数。第一次便是从陕西东北部河套一带华族发祥之地向东南黄河下流逐渐推移，到布满黄河流域为止；后来的移徙便直接从北方几省向南了。一直要到差不多耶稣诞生的时候，即中国有史以后二千年，这种移民的波浪才推到现在的广东。

北方人民南徙之后，剩下的空隙就被胡人填满了；这些胡人生活一有了定所，就立刻受中国文化的同化，同时也和华人在血统上发生混合，逐渐养成一派新的、有活力的人口。中国史上开创帝业的人大多数若不是真正的外族人，便是鞑靼与华种混合后的产果。例如，“中国北方，从公历纪元后三〇九到四三九年，即自刘渊都平阳到北凉降魏，中间称帝称王的无非是匈奴、通古斯、吐蕃、吐蕃与通古斯的混合种、和已经移徙过的通古斯等的族人，外加华族自出的叛徒，综合起来，正不知有多少小‘朝代’”，（语出派干，见前）。直到公历纪元后五八一年，即隋文帝开皇元年，华族才算自立了一个朝代，统治南北，但就在隋朝创业者的血统里，因为以前移殖的关系，恐怕一定也有鞑靼或蒙古族的成分。到纪元后一三六八年前的三百年间，就是明代立国以前，北京一带的平原就完全在鞑靼人手掌之中。明代是华族首屈一指的土著的朝代，并且统治中国北部到四百五十年之久（译者按：此数不确，其实有明一代不过二百七十余年） 。把一切外族入主中国的朝代综合了看，恐怕中国北部受外族统治宰割的年限要比受华族自治的长久，至于号称华族土著的君主恐怕也有不少从北方沙漠一带移来的血在他们的脉管里。

外族入主中国北方的初期里，南迁或向东南迁徙的华族便进入土人的境界，不久就把土人的地位替代了。扬子江流域当然最先受这种民族更替的影响，以后逐渐南推，以至于广东、云南、海南岛等处。更后，在东南各省的华族又向南移殖到台湾、印度支那、爪哇和马来半岛等，即今华人总称为南洋的地方。要是没有欧洲文化同时自西渐东在南洋作一样有力的活动，中国文化到得今日，大概不免已经执了南洋的牛耳。华族南迁的历程中，比较的没有和土人发生血统上的结合，却迟早往往把他们歼灭了。不但血统方面不发生多大关系，就在文化方面华族也没有沾过土人多大的光。这种事实恰恰和北方的相反：在北方，华族受胡族的强力征服，同时胡族却被华族的文化征服了；今在南方，华族用强力把土人征服了，但是土人没有相当的文化来做一些反征服的工夫。我们把华族自北祖南不断的移徙的历史认清楚了，我们便不觉得奇怪为什么“真正的华人在旧的中华版图内往往找不到，却要到比较迤南的地方才找得到；因为迤南的地域当初虽不属中国版图，却很早就有华人移殖，如今所寻到的华人，便是这种移民的后裔”。

中国历史的回环经过了外族侵略、内政混乱、和人口移动的三个段落后，便进入一个人文进步的时期。这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实。在外族所创立的新朝代的领袖人物之下，例如蒙古人与满洲人，中国历史总有一个典章文物盛极一时的期限。中国史迹里最可注意的一端便是：凡是外族势力发达的时期和地域里，便在在有新的发明、新的见解、和别的文物演进的步骤。这是怎样解释呢？大约外族从沙漠一带移入中国本部，移徙之际，所受淘汰的影响很大，所以能够达到中国本部的分子大都是异常有才力的人。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回环里，总有向上舒展的一节，这便是这种有才力的人所造成的。

满洲人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们近代的“堕落确是一个事实——那似乎是和一个比较高级的文化发生接触后所不可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早年的丰功伟烈掉头不顾”（语出威廉士，见前） 。他们不但征服了满洲和中国本部的全部，并且奄有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高丽。即在希马拉亚山以南印度以北的不丹、尼帕尔也受了他们的册封，印度支那半岛里的暹罗也听命于北京，同时缅甸、安南都岁时入贡，丝毫不敢疏忽。满洲人的势力并且逾海而东南，把台湾也收入了版图。

清代的所以为大陆帝国，比较元代尤为巩固；成吉斯汗和他的子若孙果然可以号召俄罗斯、亚米尼亚、和波斯的君主亲自入朝听命，但四传之后，到忽必烈汗的时候，元代实际的统治权只限于中国本部十八省，他和波斯、蒙古、满洲的诸亲藩不住的发生争执；此外，蒙古人在智识事业上和文学上，也不是满洲人的对手，所以待遇被征服的民族和管理被征服的土地的财富起来，也没有满洲人一般的手腕和把握。

就是在他们执掌政权的末日，满洲人也还出过几个伟大的人物，例如慈禧太后。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之役，把圆明园毁了，接着皇室就筑了一座颐和园，凡是有赏鉴能力的人，见过这座颐和园的，没有不感觉到：一个民族能规划布置出来偌大的一个园景，一定是一个具有绝大才能的民族；就部分而言，功力容有不到的地方，但全部的规划真是堂皇壮丽极了。旧时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许不是甄别吏才的一个善法，但是真要成功，与试的人非有异常的潜心、异常的毅力、和其他高尚的心理品性不可。要是满洲人没有多量的这种品性，他们在科举里成名的人一定不会多，但事实上却不然。据一九一〇年即宣统二年的缙绅统计，四一〇个由科举出身的朝臣疆吏和其他大官里，五〇个是满洲人，三个是宗室。

试阅满洲人的历史，可知他们中间特殊才智的产生，至少局部是由于自然淘汰的效力。在这里我们当然要认清楚，在自然淘汰能够发生效力以前，一族中间一定先要有种种不相同的人品，否则淘汰将无从活动，自生物学方面言之，就是先得有种种突变，或异乎常态的个体才行。这种突变和异常的个体也许是向着某种特殊的方向变去，作一番有目的有顺序的演进，或者是受了环境状态的淘汰与感化才会发生；至于什么是这种环境状态，我们如今还不得而知。不过这层和我们目下的讨论不甚相干。我们只须承认，一群之中，各个个体是很不相同的，因此，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或各个体自身活动的方式，可以使这一部分生存，使那一部分灭亡，所谓淘汰和选择的作用便是。

满洲人最初见于史乘，约在公历纪元后第七世纪的初年。那时候有自称契丹——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athay大概就是契丹的转音——的民族向中国北部开始侵略（译者按：此亦不甚确，拓拔魏时已有契丹之名，且契丹以前，其他东胡种族若乌桓等，对于中国很早就有侵略的行为） 。当初虽被华族击败，退归北方，但是到了第十世纪初叶，就立起国来，［太祖阿保机称帝，寻又改国号曰辽。］ 又二百年之后，契丹始为女真所灭，这女真族便是近代满洲人的直系祖宗了。又大约一百年之后，女真人所立的金国又被蒙古人驱逐出中国国境之外，当时蒙古人的领袖便是成吉思汗。此后凡三百年光景，我们就差不多完全听不见满洲人了，他们已经退踞满洲东南隅的老巢，继续过他们半开化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文物；但依然是很有体力、很有才干的一个民族。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他们的领袖中间有名努尔哈赤的开始握大权，不久就建设了一个满洲王国，又不久就把中国征服了。

这都是很普通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在这里要了解的是：满洲人经过了千余年的南北移徙，若干次的和异族争竞以后，所受的淘汰的影响一定是非常严酷的。满洲人的鞑靼祖先似乎都是游牧之民，几千年间，没有多少变动。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常有时候教他们蓦地里要特殊的奋发有为，要特殊的通力合作，结果就提炼出很大的领袖人才来，因为游牧生活最宜于领袖的养成；大凡游牧民族都不怕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例如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突厥人） 、和目下正讨论着的满洲人。当初诺迭克人  的祖宗也经过同样的生活，所以今日诺迭克人仍旧遗传着多量的领袖能力。当满洲人的祖先，如契丹或女真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似乎又经过一度的淘汰，当他们被蒙古人迫归满洲东部之际，这种淘汰的影响尤其是厉害。他们当初退归老巢的情形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从别的民族的经验推论起来，能够回去的和有志愿回去的一定是比较聪明强干的分子，毫无疑义。有一部分的领袖分子当然死于战争，不能回去，但是同时许多愚弱的、无能力的、无勇气作抵抗的分子一定是苟且偷安、靦颜服侍征服他们的人，他们也是不回去的。唯独是有作为、有个性、也就是有智慧有体力的人，才不肯寄人篱下，才耻居奴仆的地位，才情愿把家产货物完全抛弃，才甘心冒风霜雨露的痛苦，来遄归他们的老巢。这种选择的情形，本来是到处一样，不只满洲人如此。蒙古人入主中国北部之后，退归满洲的金人怕大都是这种人物。后来创立清代帝业的人，也就是这种人物的最有才力最能奋发的子孙；努尔哈赤本人，

虽没有进过中国，便是满洲民族中最最优秀的一分子。他不但是一个军事的、并且是一个政治的天才。他是一个帝业的创造者；因为他创业巩固，所以他的子孙竟可以守成到二百余年之久。清代其它的帝王，虽不是每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若和别的中国朝代的帝王相比，同一在二百余年的时期里，他们便不免略胜一筹了。他们的成功可以说完全靠了领袖的品格，好比创立阿多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一样，不过阿多曼帝国的运命更是长些罢了。满洲人在任何别的重要品性上都比不上华人，但是他们终究把华人征服了；无他，就因为领袖的能力比华人强。

在满洲人入主中国的一段史迹里，我们可以看见，如同在别的同类的史迹里一样，怎样这一壁征服者的才能，和那一壁被征服者的天灾——也就是征服者所经历的，因为二个民族所处的毕竟是一个地段——彼此通力合作，来促成朝代的兴替。在被征服的民族方面，天灾之外，复有人祸，在统治阶级方面，既因骄奢淫逸而日归退化，在被治阶级方面，又因内部的争斗倾轧，一天比一天软弱。威廉士叙述满洲侵略时期内的中国情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中国内部的状态，经过长时期的连一接二的荒年和叛乱之后，真是恶劣极了。荒年与兵事使经济的活动完全停顿，使国家陷入一般的无政府的状态。在当时那种无组织无系统的状态之下，我们真不能说人民的疾苦究竟是政治紊乱的因，还是政治紊乱的果。一个人口很稠密、农事很发达的地方一旦闹起灾荒来，里面的居民自然不免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强盗团体，彼此争夺杀害，使办理内政的人完全无从、措手。在这种形势之下，除非政府先有相当的赒济的设备，要想减少混乱的状态，是不可能的。要是遇到不良的政府，那就更坏了，因为他的懦弱无能适足以使人民痛苦颠连的生活变本加厉，终必酿成更大的乱源，一旦爆发，这个政府就不啻自绝了生路。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记得历来每逢政治上有大变动，同时一定有凶年饥馑做他的衬托。例如第十七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头里，北方几省遭了一次非常厉害的旱灾，当时一班贪官污吏便借了办赈的机会敛钱自肥，结果是大队的平民铤而走险，劫掠行旅和比较安居的乡民。这是中国北部的情形。其在西部几省，荒年之外，因为抵御满洲人南侵，需要大量的兵力财力，从一六二一年起，又加上强迫募兵和苛捐杂税两个病民的条件，从此叛变的空气，在西部也逐渐的紧张起来。不久变乱真正发生了，政府用尽了力，也没有能全部把他们荡平。到一六三一年，内地各省的流贼都愈聚愈众，各成大军，都有相当的头领，各地比较安居乐业的壮丁，见他们着着成功，下一个城池，便多一分富贵荣华的机会，于是也毫不迟疑的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又过了十年，一个山西的头领（译者按：应作陕西，李为陕西米脂人） ，叫做李自成的，东劫西掠，居然成了流贼中最大的魁首，手下铤而走险的流寇约有一百万人之多，那年（一六四一） 就陷了正在荒年中的河南，并且向着北京方面蜂拥而去。流贼横行的二十年间，北京中央政府虽然毫无能力，但说也奇怪，流贼攻陷各省的府县城池时，却也未见得一帆风顺，往往有围攻了很久，还是攻不下的。这是因为人民自卫的抵抗力很强的缘故。但是这种抵抗并不是有组织的，中国人有死守一己身家财产和乡土的品性，所以一定要患难临头，才有人肯出死力抵拒；同时流贼也是没有组织的，也正合着中国人的国民性。但没有组织不打紧，流贼的横行、人口的颠沛流离，却从此越拖越久了。流贼领袖李自成，和满洲人的领袖努尔哈赤是两个恰恰相反的人物，但都足以表示其所属民族的特殊精神。人家常说中国人太不喜欢打仗，才受满洲人征服。此说实在是不确的。他们在满人入关前后，都很想用武力来对付满洲人，就个人的才智体力而论，也未尝没有用武力的理由；就明人抗拒满人和汉人反清复明的一段史实看来，我们实在可以把中国人列在好勇善斗的民族里。中国人真正的弱点却在没有第一等的领袖人才，无论因反抗或因自卫而用武力，他们中间总没有人能够规划部署使全部分的势力成为有组织的、可以指挥的一个系统。满洲人虽然不得不采取中国人的文物制度，但是因他们知道如何教人服从，他们就终于成功了。

中国历史里的回环，照着规矩，总是政治混乱、外族侵略、人口移动，这都是我们方才讨论过的；人口移动之后，便是人文进步了。但是关于满洲人入主中国后的人文进步我们不必多说，因为我们对于满洲人才力的雄厚，在上文已经再三申说过了。我们如今要讨论的是满洲人统治下中国的人文退化。中国近代的人文退化，是很亲切的史实，大家明白，也用不着多说。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初入中国以后不久，中国史上确有过一个很有光辉的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 ，这种光辉就达了顶点，当时大清帝国号令所被，不但是空前，并且是绝后了。当时的中国，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的确是一个“中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退化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了。我在这里不必多说，因为谁都知道，到得今日退化的种子已结了果实；在政治方面，中国已经无力到不能振作的地步。他的毛病怕还不止于此，他正迷迷糊糊的睡着，至少旁人看去是如此。今日之下，关心“华国”的人不住的问：中国何时可以醒来？中国旧有的才力还存在否？这种才力在领袖阶级里似乎确还存在，因为在智识事业方面，中国人并不在任何他族之后。并且许多领袖人物也正竭了心思才力想把中国唤醒过来。在政治以外的活作上，例如教育，他们的确有些成功，因为求新学问的欲望在中国非常之深切，没有几个别的国家还要比他深切的。但是，在表示同情心的外国人看去，还是觉得中国没有进步许多，还是像淤塞住的水一般，流不动。今日的中国，当然不比五十年前的中国。但是要知道今日的日本，今日的欧洲和今日的美国，就绝对不能和五十年前的日本、欧洲、美国相比了。中国的进步是不是和别国的一般大？不问外面的皮毛，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的变迁，究竟各有多少是很根本的，很实际的？是不是别的国家进步太快，中国人虽有些少进步，他和别国的距离，不但不见减短，反见加长？

我不能答复这几个问题。要答复他们，一半先得了解今日的中国是不是依然在退化的过程中。普通的习惯，往往把中国的退步归咎到君主或领袖身上，说他们如何没有能力，如何因为奢侈淫逸和教育不当而自暴自弃；说起别国的退步来也是如此。这种种坏处，对于满洲人的退化，确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并不怀疑，只要看拔克霍斯和濮兰德合著的《清廷纪事》（Backhouse与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就明白了。

但是据我看来，此外尚有若干生物学的原因，他们的意义比上文所列叙的还要深长。外族的侵入对于中国人的血统上不无贡献，这是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所承认的。淘汰的作用的确可以构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朝代，但是淘汰作用一旦停止，或者领袖阶级不知自爱，任意和比较未经淘汰的血统互通婚姻，退化的现象，退归平庸的现象，就立刻可以发生：这一点却没有多少学者认识清楚。至于在特殊情形之下——这种情形在中国是常有的——尤其是在人口过庶和饥馑频仍的时候或地域，一地方优秀的分子，可以受很大的打击，可以受很迅速的淘汰，那认清楚的人就更少了。中国的退步，最大原因之一似乎就是北部人口品质的日趋窳败。因为荒年和人口过庶的缘故，能够生存的人大都是很能节省、很能勤劳、很能忍耐、很能吃苦——无非是一些消极的品性；至于积极一些的、有领袖能力的人品便不容易生存了。中国历史的回环中遇有极严酷的荒年时，接着又加以内部的混乱，外族的侵夺，这时候人口中比较愚弱无能的分子便要受大批的淘汰。淘汰剩的，或者乱后迁徙归来的，或者移民的子孙迁归父母之邦的，当然比以前被淘汰的分子要优秀几分。这种比较优秀的分子，机会自然也比以前要好，因为乱后人口稀少，旷土很多，他们可以尽量的利用。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营养比较充分，他们的健康比较的有保障，和当初地狭人稠的景况完全相反。等到历史的回环再进展一步，新出生的领袖逐渐把国内的种种生活奠定了，于是一方面既有比较有能力的平民，一方面又有比较充裕的生计，做领袖的人乃得舒展他们的天才，把中国引进到一个人文进步的时期里。

所谓中国历史的回环大致如此。在一个大回环之中当然时常有小的回环穿插其间，又有临时发生的事故加以点缀，例如天才的出世、外国思想的输入、和与一个新的民族发生接触等等。但无论如何，回环性是中国历史里一件根本的事实，在许多别的国家的历史里，也未尝无同样的情形，不过形式上不免大有变动罢了。这个回环性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了解他的人很少，所以我不能不就中国的材料，加以详细的解释。尤其不能不解释清楚的是，为什么就是在人文进步的时期里，人才的销歇已经下了种子，结果终于酿成内政的混乱和大规模的人口减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