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一月十日，有十位教育界与出版界的领袖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月二十一日，他们又召集了一次“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是第一次，后来还陆续举行过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宣言大体上很赞同；对于座谈会式的公开讨论方法，也认为很有价值。一个民族，好比一个个人，不能没有它的所由“立身”的道理；一个个人不妨作相当的孤高自赏，却不能完全遗世独立，和别的人老死不相往来；一个个人应当和社会的其它部分发生种种相互的关系，却也不宜像一滴水掉在海里一般，完全与环境混化；——一个民族也复如此。所以所谓“中国本位”的理论，在原则上是谁都不会不赞成的。不过“本位”二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它的内容究属包含些什么，倒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建设宣言》里固然已经加以解释，但似乎只说得六七成，并且连这六七成也没有说得很清楚。何以见得没有说清楚呢？第一次的座谈会便是证据。座谈会席上的议论原是根据了宣言的内容而来的，照理应该有相当可供寻绎的总线索，但事实并不如此。例如，刘湛恩先生一面看到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一面却也提出“基督教本位”的意见；欧元怀先生提出的是“科学化、标准化、普通化”的“三化原则”；俞寰澄先生主张以农村为本位；黎照寰先生也申说“科学化”的重要；叶青先生则主现代化；黄任之先生很看重中国旧有文化因素的分析与选择；李浩然先生注意的是城乡的平衡发展；陶百川、何西亚、谢俞三先生都主张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的原则；邰爽秋先生又以为应特别注重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吴子敬先生特别提出纪律化与脚踏实地的两点；李麦麦先生说“我们应接受欧化，应肯定的宣示资本主义的文化”；……这第一次座谈会的结果，似乎教我们对于“本位”二字的意义，越看越糊涂起来。许多发言人中间，有的就压根儿没有顾到它；有的把它和原则、标准等事物混为一谈；有的似乎于中国的大本位之外，又提出了一些小本位来；有的并且发为和“本位”观念根本上相冲突的议论。我们不禁要问，目前文化界的领袖对于“中国本位”的见解，既若是其纷纭歧异，前途的文化建设工作又怎样着手呢？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座谈会多举行几次以后，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共通的见地。

在这共通的见地没有得到以前，我们不妨参加一些愚见。可以分两部分来说。一是“中国本位”一名词的意义。二是它的内容或方面。

“本位”两个字原是不难了解的。物有本末，事有先后，明白得这一点，古人称为“近道”。以中国为本位，是以中国的治安与发展为先务。本末也有主客的意思，所以本位也就等于主体。也有轻重的意思，所以本位所在就等于重心所寄。也有中心与边缘的意思，所以以中国为本位就无异以中国为中心，译成英文是Sino-centric；“中国”的称号原有这个意思，但同时也养成了一种妄自夸大的心理。今而后此种自大的心理应去，而自恃、自爱、自尊的态度却不能不培植。本末也有常变的意思。中国是一个常数（constant），世界文化潮流的动荡终究只是一些变数（variables）。我们决不能因变数的繁多，而忘却了常数的存在。我们更应该以变的迁就常的；常的对于变的事物，虽宜乎不断的选择、吸收，以自求位育，但也不宜超越相当程度，使外界对于它的个性发生怀疑、错认、甚至于根本不认识的危险。本末也有体用的意思。以前提倡“洋务”时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句话，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

至于“本位”的内容或方面，也可以比较具体的说一说。这其间实有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一是我们个别的地理与物质环境；二是我们个别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组织；三是我们的也是比较个别的民族性格。真要讲中国本位，这三者便全都得认识。中国的地理与物质环境自有它的特殊之点，不能和别国的完全相提并论；以前大家总以为我们地大物博，可以举办任何事业，创造任何格式的文化，但近年来地质学家再三告诉我们说，中国地虽大而物不博，农业经济家又说，就可耕的面积而论，并且连地都并不很大——这便是一些关于第一种因素的本位上的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更有它的特殊之点，更不便和任何别的国家混为一谈。在以前讲社会与文化改革的人，动辄主张把旧的全盘推翻，把新的从根再造，真好像创造文化是和造屋一般的简单容易；但近年以来，这种主张已不大听见，大家已经逐渐明白一个民族的经验，好比一个个人的阅历与记忆，要完全不认账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宜的。这就是关于第二种因素的一些本位上的认识。记得梁任公先生曾经说过一句比较自负的话，他说我们闹了好多年的维新运动，别无成绩，总算把科举推翻了。我们今日看来，这便是一句不大认识历史与文化本位的话。后来美国孟禄博士在他的《中国：一个演化中的国家》一书里，认为科举取消得太快，弄得新旧教育制度与人才所由产生的机构青黄不能衔接，实在是一件遗憾。孟禄博士这种见地，足征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对于“中国本位”，却很有一些认识。说也奇怪，就我们平日听见与读到的议论而言，这种“中国本位”的认识，倒往往是外国人表见得充分；大约是夹江观火，特别来得清楚吧。例子很多，最近也是最有力的一个便是国际教育调查团的报告。在本国思想界里，近来很不可多得的一例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民族自救的最后觉悟》一书里所发表的议论。

至于本位的第三个因素——民族性格，历来谈的人自然是更少。在这方面不断的作一些寒蝉之鸣的，恐怕只有作者这样的极少数的人了。但民族性格这样东西，无论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后天的习惯看或先天的遗传性看，终究是很实在的，并且它的个别性的显著，也不在地理与历史两个因素之下。依作者的愚见，并且以为这种民族性不能全没有先天的根据，这种根据一部分可以推源到民族所由组合而成的各个种族的原先有的特质，一部分乃是历史期内自然淘汰与文化选择的产果。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在下文准备细细的说，现在不赘。沈有乾先生在第二十四卷的《教育杂志》里，发表了一篇《中国民族性的一斑》，报告他试用美国朋路透氏品性测验法的结果；他所得的结论也许一时还不能认为定论，但也不能说与事实完全不切。只要与事实有五六成以上的符合，那就不容我们不注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是为好为歹，我们总不能不明白承认民族性格是本位中的一大因素。

我们在上文说《文化建设宣言》里对于本位二字的解释，似乎只说得六七成，并且连这六七成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到此我们可以更具体的说几句了。《宣言》在第三节《我们怎么办》下面，承认中国地域的特殊性和现在的时代性，主张不复古、不妄从——这些都表示发宣言的人对于上文所提的第一第二两因素，已经有了一部分的认识。但是对于第三个我们认为是更根本的因素，便压根儿没有提过只字。他们说“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又说，吸收欧美文化的标准，是“现代中国的需要”。不错，我们有我们此时此地的需要。但需要是一事，满足此种需要的条件与能力又是一事，条件应求诸我们的个别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能力应求诸于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要科学，我们要组织，我们要工业化……那一件近代国家所由强大的法宝我们不要？但我们的条件与能力究竟能否满足，和满足到若何程度，大家却没有问。不问能力与条件而只谈需要，结果等于不谈；不问能力与条件而言文化建设，即使有些微成就，也决不能算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