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博物馆媒介化转型的语境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已经成为连接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的重要实践形态。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内蒙古地区长期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流融汇的重要地带,沉淀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源。内蒙古博物院的文创传播实践具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与现实典型性。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已经不再只是馆藏资源的延伸形式,而是在实际运作中具备了媒介化特征,逐渐承担起连接历史叙事与日常经验的作用,并进一步参与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表达中。基于这一变化,本文将问题集中在文创传播的具体实现方式上,尝试从实践过程出发,分析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并进一步讨论这些内容如何在受众经验中被理解、被接受,进而成为公共认知并融入日常生活。

关键词：内蒙古博物院;文创产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媒介特征

博物馆文创产品已成为连接历史文化资源与当代社会的文化载体。当文创产品以可使用、可携带的物质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时,原本停留在展陈空间中的观赏文化内容,便可以在日常持续接触和反复使用中被重新感知、加以理解。可以说,文创产品既是文化资源转化的重要产业形态,也带有明显的媒介属性。正因如此,其在受众经验中的传播机制成为学界研究的新焦点。

在文化强国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交汇点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效”作为“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随着民族文化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不断推进,民族地区博物馆逐渐发展为推动相关理念传播的重要文化平台。围绕这一现实语境,考察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具体传播实践中的作用方式,成为理解其文化传播价值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以内蒙古博物院文创产品为研究对象,对其文创传播中的内容组织方式、主题表达及符号呈现加以归纳,从链接功能与公共认知两个维度,分析其如何在历史文化资源与公众接受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并呈现出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媒介特征。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创传播载体建构

(一)共同体传播语境下文创载体生成的现实基础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其所存续的现实语境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物质性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铸牢意识”在新时代已不再停留于理念倡导层面,而是需要通过具体传播实践不断被感知、理解和强化。共同体相关内容要融入公众经验,仅依赖展陈或抽象叙事已难以形成持续作用,更需要具备延展性、可接触性和日常性的传播载体。正是在这一现实语境下,博物馆文创逐渐获得了承载共同体传播的可能。

(二)文创作为共同体传播载体的形成条件

相比传统以展览为中心的博物馆传播方式,当文创产品以媒介形态出现时,其可携带、可使用且能够反复接触的特性,使文化内容得以脱离展厅语境,进入个体生活之中。这种物质化、日常化和持续在场的媒介属性,构成了文创得以成为共同体传播载体的基本条件。虽然展览能够提供系统性的历史叙事,但其影响往往集中于参观当下,难以形成持续作用。相比之下,以媒介形态附身的文创产品,其天然的传播效能,就远非博物馆传统展陈可以比拟。在制度导向与价值框架的共同影响下,新型文创产品无论是文化资源的选择,还是内容的重组与表达方式,都逐渐超出“衍生品”的范畴,成为连接公共文化空间与日常经验的重要传播载体。

(三)内蒙古博物院文创载体建构的实践转向

当博物院文创产品的媒介属性地位待以确立,其实践传播效能便以几何级数递增。相关数据显示，内蒙古博物院新馆开放半年累计接待观众235万人次,暑期日均参观量达2.6万人次,其中区外观众占比达到70%；全年开展社会教育活动3000余场；文创产品覆盖16大品类、超过7000款,累计销售量近100万件,半年文创销售额达3600余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博物馆的功能已从单一展示空间扩展为集展览、教育、传播与文创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观众规模的扩大、社教活动的拓展以及文创体系的成熟,表明其功能已从单一展示空间扩展为集展览、教育、传播与文创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也为文创由纪念性附属品向传播载体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文创作为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载体的媒介形态特征

当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功能定位发生深层转变,其媒介形态也日益成为传播载体的现实语境,从传播效能最大化的角度考量,分析文创产品的媒介形态特征成为必然选择。这是由于:在全链路的传播路径中,文创产品是连接历史叙事、文化符号与个体经验的重要媒介形态,而文创消费更是对文化资源进行选择、重组与意义赋予的过程。基于此,本小节从结构机制层面分析其媒介形态特征。

(一)文创产品类型划分的媒介功能特征

在内蒙古博物院文创产品早期发展阶段，其发展路径主要围绕馆藏资源的活化利用展开,核心在于通过文物形象提取与文化符号转化等方式延伸展览内容,从而服务地方历史文化的展示与传播。这一时期的文创产品虽具有一定传播属性,但整体仍停留在文化再现与纪念性消费层面,尚未形成明确的共同体表达逻辑。

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文创开发逐渐发生导向性转变。博物院开始有意识地选取能够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文化资源,并通过主题统摄与内容重组,使文创产品的传播取向由地方文化展示逐步转向共同体价值表达。

正是在这一转向中,文创产品逐渐超出参观附带消费的范畴,开始承担展陈内容馆外延续、文化意义日常嵌入和价值内容持续传播等功能。由此,内蒙古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可被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史识转译型、审美亲和型、象征凝练型与生活嵌入型（见表1）,不同类型文创在认知传递、情感接入、价值表达和日常渗透等方面呈现出相应的媒介功能特征,也为后续的类型划分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上述四种类型来看,史识转译型文创产品多以馆藏文物为基础,将原本偏宏观的历史叙事转入可感知的物质形态。审美亲和型文创产品侧重于通过视觉重构和趣味化表达降低理解门槛,使受众更容易产生接触与进入的意愿。象征凝练型文创产品通过对文化意义的提炼,将复杂历史经验压缩为具有辨识度的符号形式。生活嵌入型文创产品则进一步进入日常使用场景,使文化内容在具体生活经验中不断被强化。

文创产品已不再是参观结束后的消费补充,而是共同体内容离开展厅，进入公众生活的重要媒介。相应地,其功能重心也从纪念性消费自然地转向价值性传播。

(二)共同体历史认知的物质化转译特征

在具体传播过程中,作为媒介形态的文创产品首先表征的是历史认知的转译特征。通过将原本依附于展览叙事与讲解体系的历史内容转化为可触摸、可使用的物质形态,文创产品使抽象的历史知识获得了可感知的存在形式。

以匈奴金冠、鹰顶金冠、辽代壁画、红山玉龙多种器物为原型所设计的书签、丝巾、文具、摆件诸种文创产品,让地方历史文化知识脱离孤立符号的桎梏,自然地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具体部分进入公众认知。通过转译讲述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使地方历史文化进一步被理解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博物院文创传播的变化,并不只是文创产品品类的增加,或经营空间扩张,更应被理解为传播目标、传播角色、传播方式诸种要素的自觉调整。由此,文创产品也自然地成为博物馆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重要形式。

(三)共同体价值意涵的符号化表达特征

在认知转译的基础上,文创产品的表达逐渐向价值层面延伸。这正是其“符号化特征”的重要面向。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符号由符号代表项(再现体)、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项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的意义。“符号”意味着通过对文化元素的提炼与再组织,原本较为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被转化为可以被感知和识别的具体形态,具有简洁、形象的符号意味,在视觉与使用经验中更加易于呈现。

以近年来重点推广的龙首青铜灶文物IP为例,其文创产品以汉代青铜炊具为原型,对龙首造型进行了缩小与再设计。这类产品已经不再停留于对单一文物形态的复制,而是在设计过程中提取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关系,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更易传播的视觉形式。通过这样的处理,相关文化内容获得了更为明确的表达方式,也更容易进入当代语境之中。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文创实践中同样可以观察到,如内蒙古博物院推出的蒙古包造型茶具、奶壶样式杯具以及带有民族纹样的文具和家居用品。在延续传统器物形态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度调整,使共同体相关文化内容不再局限于展陈空间,而是以更为日常的方式进入公众生活。

文创价值表达的功能是在资源选择、类型分化、内容转译与符号表达等多个层面相互衔接、逐步展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相关内容由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被感知和理解的具体文化表征。

三、文创产品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的公共认知建构

当博物院文创产品被建构为共同体传播载体之后,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文化内容,通过媒介形态进入个体经验,并在感知、情感与认同的生成过程中形成较为稳定的公共认知结构。

从传受关系来看,公共认知的建构并不会完全依赖传播者一方的预设,而是呈现为更加复杂的样态。在接受者看来,文创产品的全链路传输,从最初的物质接触,逐渐过渡到情感体验,并最终指向认同的形成。这一普遍通用的认知建构路径,在笔者对访谈材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到——文创产品在受众经验中的作用,大致呈现为由外及内的递进过程,这一过程在持续使用与反复接触中呈现不断加深的动态变化。

(一)物质转化:共同体内容进入个体经验的感知接入

物质形态的文创产品因可触摸、可使用、可携带等特点,更易于进入日常生活场景,也更易被受众持续、充分地感知。文创产品能够在共同体传播中发挥作用,首先在于它将原本存在于展厅、说明文本和公共叙事中的文化内容,转化为受众可以触摸、携带和反复接触的物质形态。

多数受访者认为,当代青年很难理解文物所承载的传统手工艺、战争、祭祀等内容,所以当文物直接以原有形象呈现时容易造成陌生感,也容易形成心理距离。内蒙古博物院在若干文创产品中对视觉形象做了非常鲜明且有辨识度的设计:以更柔和的造型、更生活化的手法表现相关文化元素。借助萌化设计,从线条、比例、颜色、材质等方面对文物造型元素进行处理或改良,使严肃庄重的历史文化符号风格趋向可爱,有亲和力的风格。这样的改动在保留原有文化符号的基础上,改变了受众接触、接近该符号的路径。有不少受访者在谈到此类产品时,多次出现轻松、可爱等词语,受访者NMB13关于饮食文化主题的奶豆腐捏捏乐的评价:“这个小玩具一下子把那种几千年的传统手工艺变得很轻松,不陌生,也不严肃,已经变成我的解压玩具了。”此类设计会减少观众面对历史文化内容时产生的距离感,使人更愿意主动接触相关产品。文创产品以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呈现文化符号,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对历史知识产生兴趣的入口。

访谈中,多数受访者并不能准确说出文物的具体历史背景,但却能够清晰地记住其造型、色彩或使用体验。有受访者在谈及以传统饮食文化为原型设计的玩具时,将其描述为轻松、有趣,并强调其在日常使用中的陪伴感。这类表述表明,文化内容在这一阶段首先以感知经验的形式被接受,通过形态的日常化与使用的便利性,原本具有距离感的历史文化内容获得了可接近性。这种转变,为后续情感生成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基础。

(二)情感共振:共同体传播由知识理解走向心理接受

在反复接触与使用过程中,单纯的感知经验会逐渐转化为带有情绪色彩的体验。访谈中,受众对文创的认同首先表现为熟悉感、亲切感、美感体验及由此自然联想到的文化内容。NMB08谈及以战国时期匈奴贵族金冠为原型复刻的迷你金冠摆件时说:“虽然不知道具体出处,但是见到这种熟悉的民族风格,就知道这是我们悠久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精湛工艺与权力象征。”审美体验是理解文化背景的一个过渡环节。受众身体的感知与行动有效驱动了审美情感的内化。而受众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身体体验更有利于把短暂的情绪感受转化为持久的心理印象。因此,文创实践以文创为载体,通过审美体验加深文化理解,为受众将地方文化资源置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文化框架之中提供了极其自然的心理通道。

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审美体验,内蒙古博物院把若干有不同主题的文创空间,合理地串联起来,数字互动区“N探空间”和“M想学堂”让观众通过操作设备、参加活动直接接触文化内容；文创品牌“北疆博礼”提供了展示售卖文创设计的空间,因此文创空间已成为观众与文化内容发生联系的具体场域。

情感在社会互动中也日渐得到强化。访谈显示,不少受众会通过社交平台分享文创产品的使用体验,并在互动中获得回应。这一过程使原本属于个体的情绪体验,逐渐转化为可交流的共同感受,在审美体验与社会互动的共同作用下,赋予文化内容由被感知转向被认同为意义。这种意义尚未上升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已为进入认同层面提供了条件。

(三)公共认知建构:共同体价值的内在生成

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论认识,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建构,二者分别侧重于对事物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不同方面的把握。在反复使用和交流的过程中,原有情感体验稳定并逐步转化为对相关文化内容的理解,进而延伸为带有价值取向的认同。到了这一阶段,文创产品具有表达文化态度的意味深入人心,公共认知得以建构。

从访谈情况来看,部分受访者在选择和使用文创产品时,已经带有一定的表达意识。有受访者提到,在办公或社交场合使用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物品,往往会被他人理解为“有文化底蕴”。在这样的互动中,文创产品所承载的意义不再只是个人偏好,也逐渐进入他人评价与社会认知的范围。

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已突破商品属性,成为受众表达文化态度、宣示文化归属的重要符号。受访者NMB02表示:“用鹿角金步摇主题的物品,会让人感受到它的文化底蕴,即便不用言语,别人也能感觉到你是喜欢传统文化的。”文创在此时此境成了最准确、最含蓄的文化表达方式,也最有可能被他人解读为某种文化取向。

借助文创媒介,受众的个体审美逐渐融入集体记忆之中,为文化认同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支撑。这种认同将共同体价值内化为受众深层认知,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从接受主体视角出发，博物院文创产品共同体传播的过程:首先，物质转化使共同体相关内容自然进入个体日常生活；继而，情感共振通过熟悉感、亲切感及文化联想降低接受门槛；最终，认同构建在持续使用、社交互动、意义解释等情境中展开，使地方文化资源有机、妥帖地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理解框架之中。受众更容易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价值,并愿意将个人经验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

四、结语

本文结合文本分析与访谈材料,对博物馆文创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特征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博物馆文创已逐渐突破馆藏资源衍生开发的传统定位,成为连接历史叙事、文化符号与公众日常经验的重要媒介。其所具备的媒介特征,更是对文化资源进行选择、重组与意义赋予的过程。博物馆文创所推动的,不是一次性、结论式的价值灌输,而是公共认知的柔性生成,即让民族共同体相关内容变得可见、可感、可说、可分享。

对于民族地区博物馆而言,文创产品的意义也由此呈现出新的面向。它不仅服务于资源活化或文化展示,更通过具体的使用场景,使历史文化内容得以进入现实生活情境,并在反复接触中转化为可以被感知和接受的经验形态,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现实基础。

作者简介

黄珂玮,内蒙古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副教授。

赵星,内蒙古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授。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黄珂玮,赵星.传播介质与物化呈现:以博物馆文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式研究[J].新闻传播学刊,2026(2):99-107.

CY/T121-2015 黄珂玮,赵星:《传播介质与物化呈现:以博物馆文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式研究》,《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2期,第99-107页。

MLA 黄珂玮,赵星."传播介质与物化呈现:以博物馆文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式研究"新闻传播学刊.(2)2026:99-107.

APA 黄珂玮,赵星.(2026).传播介质与物化呈现:以博物馆文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式研究.新闻传播学刊,(2),9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