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一个理论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和价值，它规定了理论的研究范式、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构建路径。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源泉。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主要有三个向度：在主体性向度上，它独特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性质，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进而在“质”上决定了其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规定性；在关系性向度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关系，回答了“我与他者关系如何”的问题，进而在“关系”上决定了其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规定性；在战略性向度上，它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为提高国家软实力提供关键支撑、在回答“四个之问”中实现自身发展，回答了“我为何而在”的问题，进而在战略需求上决定了其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规定性。这三重规定性相互支撑、辩证统一，共同呈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在当代中国学术图谱中的独特坐标。

[关键词]  构建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自主知识体系 向度

向度是指一种视角，是判断、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层次构成。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理论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即“身份坐标”，它决定理论的研究范式、目标任务和构建路径。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与历史使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科学理论，更是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源泉。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或侧重于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内的研究内容进行阐发，或强调其对于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鲜有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层面，揭示其兼具内核稳定性与外部引领性的鲜明特质。那么，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其主体性规定何在？它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图谱中居于何种位置？它的战略性地位如何？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文拟从主体性、关系性与战略性三个主要向度出发，分别回答“我是谁”“我与他者关系如何”以及“我为何而在”三个基本问题，以期回答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向度问题。

一、主体性向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自身的独特性

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向度，是将一个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区分开来的基本依据，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这主要由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性质所决定。

第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研究对象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要确定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对象，首先要区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这两个重要概念。

一方面，这两个概念有区别。“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P17)（也即“两个结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它聚焦于党的理论创新，涵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是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则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理总结、逻辑整合和概念提炼，构建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乃至话语表达的知识系统。前者是“道”，是指导思想；后者是“学”，是在“道”的指导下构建起来的党的创新理论的学术化表达。

另一方面，这两个概念是辩证统一的。首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正确方向，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没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知识体系的“自主”架构就可能迷失方向。其次，“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反过来会丰富和支撑“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提炼出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范畴、理论等，能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深厚的学术支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持续推进。最后，两者相辅相成，理论的生命力需要自主知识体系来承载和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合理性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因此，“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性质与方向；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是载体，体现了理论的深度、广度与学术成熟度。二者共同构成了从思想理论到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闭环。

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表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它研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它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态和时代形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并对其进行学理总结，进而形成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内容的确定性。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研究内容的确定性。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其理论成果，系统提炼、阐释和整合而成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体系。

一是从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范畴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包括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范畴，它们构成了其基本“细胞”。这些概念范畴既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又彰显中华文明特质。其标识性概念范畴主要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 这些标识性概念范畴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中创造出的独特“理论符号”，它们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目标，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政治保障，以自我革命为内在动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愿景，共同构建起解读中国道路、引领未来发展的理论框架，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细胞”。

二是从基本命题与原理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包含一系列基本命题与原理，它们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构想”“‘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这些基本命题与原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硬核，是其“骨架”。

三是从内在逻辑与科学体系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严密。在内在逻辑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逻辑严密，都是对“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并坚持“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进而确保了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蓬勃活力，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也一定内在逻辑严密。在科学体系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层次清晰、逻辑严谨的知识体系。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六个必须坚持”，这是整个知识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其立场、观点、方法是“实事求是”“人民至上”“问题导向”“守正创新”“系统观念”等，这是对其哲学基础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其核心内容由一系列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构成，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协商民主、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

第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一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是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它要求把理论逻辑的演进置于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使理论的抽象概括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同时，又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内在的、必然的规律，实现历史叙述与理论升华的有机统一。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就要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社会主义五百余年探索史、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进行理解，阐明其历史必然性与理论创造性。二是“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3](P26)“第一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不断回答“四个之问”，形成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结果；“第二个结合”要求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历史文化沃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并获得深厚的文化滋养和民族形式，进而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并“根深叶茂”。^[2](P18)这一方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而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方法。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它强调“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一方面，要通过对中国实践进行实证调查，获取一手材料，为理论抽象提供实践支撑；另一方面，还要用形成的理论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完善自身，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

第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鲜明的性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共同铸就了其鲜明的性质。这体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规定性与价值取向，是其能够成为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服务的，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任务。这一属性决定了其价值导向、问题意识和最终归宿，使其区别于标榜所谓“价值中立”的西方知识体系；同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主观臆断或教条说教，而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接受并继续接受检验，其真理性被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证明。

二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它并非对经验现象的简单堆砌和描述，而是通过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如“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等，并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自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同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其理论之源是实践，其理论之检验也是实践。它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其核心功能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三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坚定的继承性。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其作为不可动摇的“魂脉”；同时，它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这种继承性确保了其理论渊源的正当性和文化底蕴的深厚性。更重要的是，它更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它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始终勇于依据新的实践、新的时代特征，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论断，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这种“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是其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

四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其话语表达充满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价值理念融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它是“中国的”知识体系，旨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同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又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它并不封闭自守，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致力于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人类共同课题，而且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这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关系性向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的关系  

自主知识体系的规定性不仅要确定其主体性向度，还要考察“与他者关系如何”问题，即关系性向度，这就需要把它置于更广阔的学术图景中，分析它与其他知识体系的关系。

第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是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原理、观点和学说，即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构成了源与流的关系。一方面，理论本源上的守正。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与理论本源，它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与价值立场，构成了其“理论硬核”。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一切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运用矛盾分析法、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阶段，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群众史观，并把它转化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本原理与奋斗目标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坚持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它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并把这一最高理想与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相结合，逐步推进远大理想的实现。在实践性与革命性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强调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并反过来接受实践的检验；它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不仅用于指导中国社会革命，更将其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自我革命”思想，这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牢牢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与时代课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在理论主题上，在“推翻旧世界”的基础上“建设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理论主题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进而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主题不仅在于如何推翻旧世界，更在于如何建设新世界，即在中国如何革命、建设和改革，进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提供现成答案的全新课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论、中国式现代化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等都是立足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发展。在理论内容上，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中找不到直接答案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在回答这些新问题中，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创新；“一国两制”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创新；全面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

因此，两者是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守正”，即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这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根本依据，确保了其不变质、不走样；“创新”，即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进行理论创造、实践创新。这是其“自主性”和“时代化”的鲜明体现，使其能够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遇到的中国问题、时代课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在21世纪焕发出蓬勃生机。

第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关系。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面、互为支撑”的关系。

一是在关联上，两者研究对象与历史进程具有一致性。两者的核心叙事都研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发展与成熟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这部理论创新史，就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核心主线；而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是“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现实为基础，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和自身建设规律的一门科学”。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党如何推进理论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不理解党的奋斗史，就无法理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由来与内涵；反之，不掌握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深刻理解党的行动逻辑和历史必然性。

二是在内在逻辑上，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从实践基础看，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书斋里的哲学推论，而是从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实践和自身建设的经验中提炼、升华而来的。如“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理论强党”“两个确立”“自我革命”“制度治党”等原创性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延安整风、历次党内集中主题教育、全面从严治党等党建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通过对这些具体、生动的实践进行实证研究，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坚实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从理论指导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遵循和解释框架，帮助其把握党史的主流与本质，明确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历史方位与意义，并保证其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

三是在功能上，两者在阐释过去与指引未来上双向赋能。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指导，使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能够鉴往知来，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提供智慧启迪。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指导了党的实践，也直接确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根基与实证支撑。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深入研究，为理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何以产生、如何发展、有何成效，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的实证材料。

因此，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是辩证统一的，前者为后者提供思想指导和价值导向，后者为前者提供历史根基和实证支撑，二者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在互动中不断融合统一。

第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立足于主体性之上的辩证对话关系。

一是在根本区别上，两者的实践根基与理论使命迥异。从实践根基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根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它直接源于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的理论，其真理性由实践来检验；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根基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它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实践。从理论使命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在于探索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因此，它不仅是批判性的，如批判错误思潮、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更是建设性的，它系统地回答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主流倾向更多的是“批判”，如对现代性、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等进行的揭露，其在“破”的方面有深度，但在“立”的方面往往进展不大，尚未形成整体性的、建设性的理论体系。从角色定位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它通过国家意志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实践，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和现实转化能力；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思潮，其影响仅局限于学术圈和部分社会运动，难以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改造力量。

二是在关联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是借鉴吸收的“镜”与“库”。从批判借鉴的“镜”与“库”上看，作为“镜子”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矛盾，如文化领导权、生态危机、身份政治等的深刻剖析，为我们从外部、从对立面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趋势，提供了批判性的视角和思想资源。这有助于我们在与资本主义共存和博弈中保持清醒，警惕资本主义负面效应的渗透。而作为“思想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在文化批判、空间理论、生态哲学等领域提出的许多概念和分析工具，如“文化霸权”“景观社会”“空间正义”等，可以被我们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以丰富我们分析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理论工具。

三是在“体用”关系上，“以我为主”的超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居于主体地位。从“体用”关系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是“体”，是我们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根基；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则是“用”，是可以被选择、被消化、被改造的有益养分，这决不能本末倒置。从实现超越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实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超越，根本在于它成功解决了改造世界的课题。它指引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证明马克思主义在现实运动中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基于实践成功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是我们能够平和而坚定地审视、借鉴和超越一切国外学术思潮的底气所在。

因此，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更要有坚守自身主体性的定力，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三、战略性向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引领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最终要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它承担着为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立根铸魂的战略性引领功能，回答了“我为何而在”的问题。

第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方向引领。所谓方向引领，是从根本立场、核心范式与方法论层面，为哲学社会科学奠定理论基础、规定价值取向、提供分析框架，从而确保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摆脱所谓“学徒”状态，关键在于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其核心就是要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够有效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以其系统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论，规定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硬核和话语之源，更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一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确立了根本立场与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其核心立场是人民立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取向，这决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知识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回应人民关切、解答人民之问、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经济学研究，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政治学研究，要指向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学研究，要关注社会公平的提升；法学研究，要强调维护公正与保障人民权利。这一鲜明的价值锚定，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区别于服务于资本逻辑或少数精英利益的西方知识体系，确保了其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性。

二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核心理论与分析框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和重大命题，不仅是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升华，也为观察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认知工具和解释框架。这些概念和命题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硬核，成为各具体科学分析问题、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基本遵循。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门科学理解中国道路、中国道理，提供了一个超越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分析框架。各门具体科学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打破了西方所谓的“现代化=西方化”分析范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更具解释力的本土理论下，进行深度的理论挖掘和知识创造，进而形成其自主知识体系。

三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深入中国实践，从中国式现代化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同时，唯物辩证法所强调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矛盾分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也为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方法论。这确保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与实践紧密互动、充满生机活力的知识体系。

因此，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通过确立“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范式、强调“实事求是”等科学方法论，从价值、理论与方法三个核心层面，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第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为提高国家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提供关键支撑。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七个主要目标之一。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国要实现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必须提高国家软实力，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依托与关键支撑。

一是通过道义感召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吸引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价值取向，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党派利益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回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公平正义、全球治理的普遍渴望。如聚焦于共同发展而非单边利益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治理效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非“两极分化”的脱贫攻坚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以及基于自身成功实践的价值观叙事，既赋予中国道义上的高度，也直接打破了过去西方所谓“民主”“人权”等议题上的话语垄断，从而塑造了一个致力于本国人民福祉、同时愿意并能够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从“中国式生活”到“成为中国人”，再到“极致中国化”，“中国火”越来越旺，证明海外“Z世代”正用自己的方式，触摸一个真实、鲜活、有温度的中国，这反映了中国道义感召力的提升。

二是通过发展成就，为国家软实力提供最坚实的验证。理论的说服力最终源于实践的检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能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支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指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以及消除绝对贫困、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进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成就，为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这种实践有效性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它促使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道路背后的理论内核，而非盲目照搬西方方案。这种基于成功实践的吸引力，远比任何空洞的价值说教更具说服力。

三是通过贡献全球公共产品，提升国际话语权。真正的国际话语权，体现在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能力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蕴含的“天下情怀”与“和合”智慧，使其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一系列旨在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如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再如，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破解世界治理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方案。这些倡议既源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思考，又契合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使中国从一个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积极的贡献者。通过贡献这些公共产品，中国不仅提高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更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软实力。

因此，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通过塑造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依托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贡献行之有效的全球方案，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支撑。

第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在回答“四个之问”中实现自身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与活力，源于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体现在它勇于并善于回应重大时代课题上，即在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的持续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丰富、深化与飞跃。

一是从回应“中国之问”看，在探索民族复兴道路中明确理论主题。“中国之问”的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即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论主题，贯穿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全过程。每个历史阶段的理论创新，都是对当时“中国之问”的深刻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之问”，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开创、推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新时代的“中国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回应不同历史方位下的“中国之问”过程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主题从“救国”到“兴国”再到“强国”不断深化和聚焦，其内涵也日益系统和完善。

二是从回应“世界之问”看，在应对世界变局中拓展理论视野。“世界之问”聚焦于“人类向何处去”，这关乎世界格局演变和人类共同命运。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普遍困惑，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些回答“世界之问”的创新理念，如“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新型合作观等，极大拓展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外延，使其成为不仅主要关注国内发展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知识体系。

三是从回应“人民之问”看，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站稳理论立场。“人民之问”的本质是执政党如何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与诉求，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立场问题。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它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的价值指向一以贯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在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核心“人民之问”中不断发展。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关注的具体内容随着人民需求的变化而不断细化、深化。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群众基础愈发巩固，价值立场愈发鲜明。

四是从回应“时代之问”看，在引领时代潮流中激发理论创新。“时代之问”体现了对所处历史方位的深刻洞察，这要求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站在时代前沿，引领时代发展。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这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紧跟时代步伐，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等重大论断，回应了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问”；提出“建设中华文明”，回答了如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之问”；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回应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时代之问”。这些回应，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始终保持前瞻性和科学性，能够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勇于推动理论创新，从而永葆生机活力。

因此，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在回答“中国之问”中锚定方向，在回应“世界之问”中开阔胸襟，在应答“人民之问”中站稳脚跟，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引领未来。这一问一答的过程，构成了其自主知识体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完整循环，实现了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知识体系创新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主体性、关系性和战略性三维向度。主体性向度由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性质所决定；关系性向度划定了与其他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其独特的理论边界；战略性向度确定了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战略地位。这三维向度相互支撑、辩证统一，回答了“我是谁”“我与他者关系如何”“我为何而在”三个基本问题，共同呈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在当代中国学术图谱中的独特坐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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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