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曙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方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2026-06-28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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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曙光  

要:着力构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是时代赋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对现有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进行质疑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秩序重建;应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交锋、交流、交融,打造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进行提炼、总结、升华;应以问题为导向,以深入研究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和回答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己任;应在学科自觉、自信的基础上“接着讲”,循序渐进地重建学科体系;应改善和优化学术生态,建构科学、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方略;交流互鉴;以问题为导向;“接着讲”;学术生态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中国学术界集中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何谓何为,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何以构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就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方略谈几点浅见,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学术话语权就是学术交往中的领导权、指挥权、主动权、评价权。近代中国,由于积贫积弱,学术界也受到西学东渐的深远影响,沿用的是西方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学术话语“西强我弱”,即西方话语一直处于霸权地位,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没有获得相应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长期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况。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格局深刻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因此,分析中国崛起的原因和规律,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进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性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推动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努力建设文化强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一时代课题便应运而生、应时而生,成为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的迫切问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学术界虽然也渐渐热衷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但是,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带有一定的成见,在研究中必然产生偏差,甚至故意去扭曲、误导。另一方面,即使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他们所运用的西方已有的、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理论,也不能完全适合、完全解释中国的实践;由于语言、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别,特别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问题的纷繁复杂,西方的研究也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困惑、误解和偏差。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济世情怀。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更多的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的韬光养晦,那么今天,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有能力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向世界学术界推介自己的历史、文化、主张,弘扬自己的价值,讲好自己的故事,以化解矛盾、消除误解,获得更多理解、认同、信任和支持。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和风险。这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科学地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释疑解惑、凝心聚力的作用。

近些年来,中国高校和有关科研单位相继组建了中国学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院之类的机构,目的就是要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在海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力的、能资政建言的一流新型智库,培养真正理解中国和世界的高端人才,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从而终结“中国学界为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当‘传声筒’‘打工仔’的时代”。不仅如此,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还应以其具有开创性意义、全球性贡献的研究成果回馈世界,通过东学西渐,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和福祉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略。

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就是要提升国际话语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学理支撑和价值评价标准,增强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的主要路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系统工程。我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

(一)对现有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进行质疑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秩序重建。

不管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的思想和理论,那它就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就会不可避免地被边沿化。毋庸讳言,现有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并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消化、吸收、重构、本土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不是要对以往全盘否定,而是要进行必要的质疑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消化、扬弃、重建、中国化,通过否定之否定,创造出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新范式、新体系。

受西方学术的深远影响,甚至是亦步亦趋,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范式固化、“学院化”,注重形式,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缺乏创新性,缺乏思想深度、现实关照。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进行质疑和反思,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建构。在此过程中特别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1.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阐旧邦以辅新命”,这是冯友兰先生的平生志向,也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总结。冯先生的这句座右铭也应该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冯先生解释说,“旧邦”是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是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2]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新命”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不仅适用于哲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各个学科。各个学科都要带着时代问题和时代眼光来重读经典,正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可以对经典进行不同的诠释和再造,所以,经典从不会一下子把自己魅力全部展现出来。

“阐旧邦以辅新命”,要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时代视野和世界视野,对既有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做不间断的质疑和反思。这种质疑和反思应当包含两部分的重要内容:具有延续性和兼容性的中国古典传统,以及全方位融入外部世界的现代传统。

“阐旧邦以辅新命”,亦即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当代中华文化,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文化基因总是在变化中保持自我,同时又发展自我。中国社会自身也是一个处于不断生成的存在,对它的认识和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深化的过程。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国道路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厚土壤。中华民族5000多年创造的灿烂文化,蕴含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崇高的价值追求,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用科学理论赋予中华文化先进的思想内涵。

2.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化)的关系。

“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吸取马克思主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华,使之中国化、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要接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来源之一,才会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要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民族研究的大体上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研究,既有共同话题(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各有个性和特色(地区差异、意识形态差异)。有些学科,不能再像改革开放初期,满足于介绍或评述西方的理论而丝毫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只是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或者,以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来评判或责难中国而对理论毫无反思和批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然要走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之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能在内容上人云亦云,在形式上亦步亦趋。习近平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二)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交锋、交流、交融,打造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

交流互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往往因交流互鉴而绽放异彩。“北京论坛”所倡导的理念“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已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费孝通先生也主张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他描绘了文化交流互鉴的未来愿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为大背景,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要将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三者的关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然要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交锋、交流、交融。在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话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分析、有批判、有扬弃。对错误的思想、思潮,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做到有理、有节。当然,“在人类多元文化共存的实践中,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族和不同语言的文化创造之间,在相互了解、认知与获得价值取向认同之间,还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

长期以来,我们虽然也谈跨文化交流,但是,处于弱势的中国历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远远没有进行充分的跨文化的传播和诠释。而且,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错位:世界所认识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古代,而中国所吸收的更多的是西方的现代。有的学者把中西文化的差别归于文化类型的差别,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古代的农业文化而西方文化属于近代的工业文化。中国文化的魅力难道只是“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的产物吗?显然不是。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生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把具有独特优势和独特魅力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中国故事,讲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意蕴来,阐释其对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价值。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一方面,要在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另一方面,要用本土文化消化、吸收、改造、发展外来文化,使中国本土文化加入到外来文化之中,使外来文化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推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使之发展为一种崭新的中国化的文化,通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来回馈、回报整个人类文明世界。因此,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要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用中国智慧解答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支撑,从而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三)在实践中建构,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的浩大的社会工程,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需要不断地用实践和理论来检验。中国道路首先是实践检验,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评判中国道路,应以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作为最终标准。同时,中国道路也需要理论指导、理论支撑、理论检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不管它多么漂亮,都会失去分量,不会为人所承认。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黑格尔指出:“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理论需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高瞻远瞩,善于顺应时代潮流,洞察和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实践的需要;“立地”,就是要接地气,深入实际,脚踏实地,搞好调查研究。理论不是产生于“象牙之塔”的冥思苦想,闭门造车出门恐难以合辙。“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只钟情那些愿意花一番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的人。谁愿意‘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谁就能收获粘着泥土、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精品力作。”

好的学术研究就是讲好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故事。故事,是“象”的一种形式,是能够引发情感共鸣或文化认同的内容。“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如,为了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

要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用中国故事来传播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理念、中国方略。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成为国际共识。在全球经济低迷、反全球化思潮有所滋长之时,中国开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药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这些中国主张备受关注,中国已迈向影响国际发展理念和制度供给的新台阶。

当然,理论创新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有过程性思维。学术史表明,即使是一个新概念,也有一个提出、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四)以问题为导向,以深入研究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和回答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己任。

当前学术研究呈现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分化更细、更专,使学科更加独立化、成熟化、体系化、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分工的多样性要求。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综合,越来越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实行跨学科合作攻关。在一定程度上,学科细分阻碍学术的创新和进步,阻碍了对事物本质丰富性的揭示。因此,以问题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科细分的缺陷。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策略不仅是专业化、学科化,还应专题化、以问题为导向,即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以新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问题为导向,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学术专题一般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的,总是和重大课题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跨学科、有系统、较全面的研究。它既体现某一学科链的必要延伸,又体现多个学科生长点的有效聚合。专题研究,既要注重研究历史和现状,又要注重研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注重共时态的横向的比较,又要注重历时态的历史挖掘;既要注重学术理论性,又要注重时代感和现实性。

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更要要有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关心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这样,才能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才能把中国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才能用中国话语左右乃至主导世界性问题,才能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世界格局,从而引领新型国际秩序,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略。

如,“新发展理念研究”“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性问题”“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各个学科共同攻关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也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提供新的材料和养分。

(五)在学科自觉、自信的基础上“接着讲”,循序渐进地消化、吸收、扬弃、重构学科体系。

用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理论检验、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得以不断发展的,是众多的理论,或者说是一个理论群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座雄伟大厦的构建,可以按照学科分解为若干有机的组成部分。

每一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对其历史传统的熟悉,离不开对其研究对象的反思,离不开对各种文化资源的融通、互鉴。因此,一方面,每一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即有“自知之明”,知晓自己学科的诞生、形成、发展的历史,了解自己学科发展的缺陷和不足,知晓自己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返本开新;另一方面,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取用时代材料以研求问题”并建构自己学科体系的自信和勇气,只有“无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才能“采得百花成蜜”,发展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从而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先生都曾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为例,来谈学科体系的建构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其实质是一样的(或者说,实质上就是同一种方法)。冯友兰称之为“阐旧邦以辅新命”或“‘照着讲’‘接着讲’”,张岱年称之为“综合创新”,汤一介沿用了冯友兰的名称“接着讲”。汤一介先生指出:“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可能有多个‘接着讲’的方向,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接着讲’的路径: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西方现代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所谓“接着讲”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讨论和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所谓“接着讲”西方哲学,就是要把某些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问题引入并用来丰富西方哲学,逐渐形成中国化的若干西方哲学派别;所谓“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要把中国思想加入和融化于其中,使之中国化、本土化,使之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才有生命力,才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合理、有序的发展做出贡献,才能使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

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此,其他学科体系的建构也大抵如此,大体上遵循同样的方法和规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综合创新。概言之,“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六)优化学术生态,建构科学、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是:学术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多,但是,有质量的精品成果少;科研人员急功近利,追求论文数量而不重视质量,难以潜心学问,难出大师;学术界缺乏自律,学术不端现象严重;学术氛围差,学术交流缺乏深度和广度,流于形式;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各种评价体系过度量化,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有的学术评价甚至盲目追求西方的标准,看不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西差别。

学术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否则,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它与改革完善现行高校运行机制及科研管理与评价体制、教师职称评定与考核体制、学术期刊的评价体制密切相关。

首先,是科研管理与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学术发展的指挥棒,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学术管理的缺位、越位、错位现象严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是学术管理层对学术活动、学术研究过多干预,不利于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其二,学术管理层对学术评价“过分”重视和依赖,造成了过度的量化评价。大学排名,学科排名,以刊评文,以文评人,违背学术发展一般规律,催生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其三,奖励有余而惩处不足,使得学术失范回报高而风险小。要加快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评价标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避免要别人的尺度来裁量自己。2015年11月,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同样有借鉴作用。

其次,加强科研工作者的自律。当前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制,以及各高校、科研机构对获取现实利益的诸多规定与条件,在客观上使得作者不是为了学术而写作,而是有意无意地推动他们为了功利、为了迎合评价体系、为了追求评价指标,为了学术的物化价值而写作。

再次,是期刊编辑的把关和坚守。学术期刊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期刊和期刊编辑责任重大。(1)要实行匿名审稿制度,聘请水平高且有责任心的专家审稿,拒绝人情稿、关系稿。(2)改革期刊评价体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不要被评价指标和评价机制牵着鼻子走,始终坚持学术本位。(3)要坚守学术阵地,淡泊名利,不滥用学术权力,不为学术不端提供方便。(4)要严守学术规范,通过对学者的他律引导其自律,捍卫学术的尊严与纯洁。

最后,是整个社会学术生态的改善与优化。学术共同体功能的回归,关键在于制度的创新,在于整个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学术功能的回归,在于整个社会学术空气的净化。

营造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的学术生态,加强学术主体自律,建立科学、合理、公正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与学术生态的良性互动,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力保障。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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