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漠北汉兵: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换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4 次 更新时间:2021-07-16 15:42

进入专题: 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   绿营   满蒙汉关系   生计  

王刚  

摘要:

乾隆中期,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城设立绿营定期换防体制。绿营官兵绝大多数来自直隶宣化与山西大同二镇,承担屯田及各项杂役。绿营驻军历次更换时,均有大量人员滞留当地。至光绪朝,普通兵丁连续驻守十至二十年之久的状况已成为普遍现象,导致其生计状况更加恶化。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以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

关键词: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绿营;满蒙汉关系;生计;


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1的居民中蒙古人占绝大多数,清代政书称当地“皆征蒙古兵以戍,以屯,以牧焉”。2实际上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还驻有少量调自内地的绿营换防军队,系清代军事力量中颇为独特的群体。由于绿营换防官兵人数有限,在官修史书中记载较少,且所处的漠北地区相对僻远,留下的传世文献为数寥寥,故而后人对其所知不多。在学界的相关研究中,罗尔纲利用《大清会典》对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绿营官兵的数目、来源作过简要介绍。3宝音朝克图、王国军以政书、方志、《清实录》及部分档案为主要史料,考察了绿营官兵参与的科布多地区屯田。4赖惠敏围绕清代漠北蒙古地区的财政与商贸展开过详细论述,对绿营驻军的营制、军费等问题亦有所涉及。5刘蒙林、黄治国讨论了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与绿营同时设置的八旗换防官兵的基本情况。6因缺乏对档案史料的深入发掘,既有研究多止步于对漠北军制的一般性介绍,未能呈现制度运作的丰富面相,关于绿营、八旗兵的职责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也存有讹误之处。

本文拟在搜集相关档案,特别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探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绿营换防体制的形成与变迁、绿营官兵的职责与生存实态等问题,尤其注意考察官方关于换防的一般制度性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以深化对清代蒙古地区军事体制及满蒙汉关系史的认识。

一、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换防体制的演变

清廷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陆续在内地新占领各行省编设绿营,作为八旗之外的重要军事力量。绿营兵丁的来源起初是明朝(含南明)及李自成、张献忠诸政权的降军,顺治之后则主要补充自营兵子弟与新招募的民人(绝大多数为汉人)。绿营的主体是民人,亦有部分旗人出任绿营官职及挑补绿营兵缺。清初的绿营仅驻扎于内地各行省,随着版图的扩大,清廷开始向边疆区域派驻绿营官兵。各地情形不一,新疆北路伊犁、乌鲁木齐等地新增绿营军为携眷永驻,新疆南路各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西藏、台湾的绿营官兵为定期换防,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则基本不驻绿营。

康雍乾三朝长年与蒙古准噶尔部交战及对峙,在漠北地区屯聚重兵。雍正后期,北路军营满洲、蒙古、绿旗兵的数量一度高达60300余名,7其中的绿营(绿旗)官兵均系内地省份调拨而来。战争期间,军队征发频繁,屯驻时间也无定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败亡,反清的准噶尔部众被基本剿灭。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将天山南北全部纳入版图。西北战事平息后,清廷在大规模撤军的同时,对部分屯留的绿营进行定期更换,每隔若干年由原营派员前来替代,形成较为固定的换防体制。乾隆二十四年,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称,“乌里雅苏台军营所有绿旗官兵三百名,今已有六年有余,挨次调遣看守仓库,行走并无遗误,迄今年久”,提议将其调换。乾隆帝遂于当年十二月底谕令直隶派遣官兵前往更换。8次年,即开始和平时期的首次换防。

科布多是漠北地区仅次于乌里雅苏台城的重要军事据点。乾隆二十六年时,乌里雅苏台军营有“绿营兵三百,其中派六十名兵,于塔密尔(tamir)仓库驻守”。9当年十月,清廷又下令自乌里雅苏台“派参赞大臣一员,领绿旗兵百名,往科布多屯田”,10科布多参赞大臣由此设立。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的绿营换防官兵来自直隶宣化及山西大同二镇,历次换防的人数时有变动。乾隆二十九年,新派往乌里雅苏台的“看守仓库兵丁一百名,系宣化、大同二镇各派五十名,按马四步六”抽调。次年,又有“宣化镇及张家口协派往北路军营换防兵丁三百名,系照旧例,马步各半”,11换防兵丁总数为400名,驻守时间为五年。乾隆四十年,又届五年换防之期,依照前例,“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驻防官兵向于直隶、山西二省派官十一员、兵四百名前往”,“除山西省应派官二员、兵六十名外,直隶省应派官九员、兵三百四十名”。12乾隆四十六年,“经定边将军奏请,裁减回营兵一百名,又经科布多办事大臣奏请,添留屯田把总一员、兵二十名”,13实际裁减兵丁80名。剩余320名换防兵丁,“除山西省派官二员、兵三十名外,直隶应派官十员、兵二百九十名”。14

乾隆后期,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还一度形成换防官兵大小班之制。乾隆五十七年,科布多新增屯田,“复添屯田官四员、兵六十四名,谓之小班”,15原有的乌、科两城320名官兵则作为大班。两班官兵交替更换,“大班系五年、十年更换一次,小班系三年、八年更换一次”。16即依据年号尾数,逢五、十之年更换大班,逢三、八之年更换小班,周期均为五年。嘉庆四年(1799),乌里雅苏台城添换防兵80名,两城绿营大班兵丁总数增至400名,其中直隶派兵362名、山西派兵38名。17小班兵丁64名,由直隶派出58名、山西派出6名。18道光二十九年(1849),因大小班更换较为繁杂,兵丁“纷纷往返,徒滋烦扰”,且不便承担差务,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科布多大小两班换防之兵归并一班”,19获道光帝允准施行。

上文所引用的各件奏折,大多仅记载了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兵丁的总数,两地各自的人数则未明确呈现。不过依据少数几件分别记载了两地绿营兵数量的奏折,经简单计算,即可推知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形。同治八年(1869),直隶总督曾国藩在奏折中追溯了漠北绿营换防体制的演变过程:“科布多额设屯田,向于直隶、山西二省派官六员、兵一百六十名前往驻防,谓之大班……嗣于道光二十九年经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请,将大班、小班归并一班。”20已知嘉道年间乌、科两地大班兵丁总数400名,则当时乌里雅苏台大班兵丁(即该城全部换防兵丁)为240名。科布多另有小班兵丁64名,换防兵丁总数为224名。据前文各件档案关于不同时期兵丁数量增减的记载,两地的换防兵数得以明晰(见表1)。

表1?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绿营换防兵丁数量表

年代地点乾隆四十六年前乾隆四十六年后乾隆五十七年后嘉庆四年后

乌里雅苏台160(直140、晋20)160(直140、晋20)160(直140、晋20)240(直212、晋28)

科布多240(直200、晋40)160(直150、晋10)224(直208、晋16)224(直208、晋16)

直隶、山西两省派出的兵丁于乌、科二城如何具体分配,同样在大部分档案中记载不明,需要加以推算。同治八年换班时,科布多大小班已归并为一班,兵丁合计224名,当年更换其中一半,除“山西大同镇应派官一员、兵八名外,直隶省应派官九员、兵一百四名”。21由此可知当时科布多大小班中,直隶兵丁为208名,山西兵丁为16名。继而依据前文所引其他奏折,能够进一步推算出嘉庆四年之前各个时段的两城兵数详情(见表1)。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处边陲,与直隶、山西相距遥远,绿营官兵往来费时费力。若以就近为原则,甘肃在内地各行省中更适合提供换防绿营人员。而清廷选择直、晋二省执行换防,也并非偶然。事实上,清代西北边疆的军事防务长期延续着清准战争时期划分北路、西路的做法。康熙后期至乾隆中期,清军对准噶尔有两个主要作战方向。一为北路,以乌里雅苏台、察罕廋尔等城为主要基地,与准部在阿尔泰山一线对峙;一为西路,以肃州(今甘肃酒泉)、巴里坤为主要基地,与准部在吐鲁番等地对峙。北路与西路的划分不仅具有军事攻防上的意义,更与后勤供给息息相关。北路的粮饷与各类物资除在漠北就地取用外,主要由内地的直晋等省负责运输,西路则主要仰赖陕甘等省。平定准部后,这种划分依旧延续,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换防官兵与军费由直晋二省提供,新疆换防人员及粮饷则来自陕甘。

直隶宣化镇、山西大同镇驻地毗邻蒙古地区,官兵较为熟悉蒙古事务,也是清廷选择将此二镇官兵派往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的重要原因之一。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宣化镇总兵驻宣化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统辖本标中、左、右三营,兼辖张家口、独石口二协,蔚州、宣化城守、怀来、龙门路、永宁、怀安六营”。22宣化总兵下辖兵丁总数为7129名,清代设于直隶北部蒙汉混居地区的口北三厅,即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均在其辖境内。大同镇总兵驻山西大同府,“统辖本标中、左、右、前四营,兼辖杀虎口一协,新平路、得胜路、助马路、北楼、东路、灵邱路、山阴路七营”,下辖兵丁共计15031人。其中,杀虎口协副将所辖的靖远营有兵丁350名,管营都司驻和林格尔厅(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清代属山西省);归化营有兵丁366名,管营都司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清代属山西省)。23和林格尔与归化城均属于口外蒙古地区。清朝官员曾反复强调要以绿营中“通悉蒙古语言者”赴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办差,24则宣化、大同二镇官兵,尤其是部分驻扎口外一带者无疑为最佳选择。

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换防绿营官兵绝大多数来自直隶,但当地军费主要由山西承担。“乌、科两城各路台卡满汉戍守官兵岁需经费银两,原系晋省专款”,光绪初年时,“每年应需银八万五千两,遇闰加增,方敷支放”。25换防官兵往来的费用也多由晋省负责,直隶派往科布多的官兵“系由山西大同出口,道路纡远,往往阻误”。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换防时,才“改由张家口台站前进,照例供给驼只,用能迅速到防”。26值得注意的是,大同镇的官兵数量远胜于宣化镇,而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换防人员却以宣化镇占绝对多数。清廷的这种安排可能是出于平衡两省负担的考虑,即由山西供给军费,直隶则主要提供人员。同时,还在两省间形成了微妙的相互牵制。

直晋二省实施换防时,还要派出若干名中下级武官,对兵丁加以管束。成书于光绪年间的《乌里雅苏台志略》载,乌城驻有“绿营守备一员、千总一、把总三、外委一”。27成书于道光年间的《科布多事宜》载,科城驻绿营“将官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六员、经制外委一员。所谓“将官”,系参将(正三品)或游击(从三品),是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品级最高的绿营武官,按定例须“在直隶各镇内遴选旗员更换”。28如道光五年直隶承担的换防,除千总、把总、外委由宣化镇派出外,另于直隶“通省旗员内派委易州营游击恒泰一员”。29易州营游击驻易州(今河北易县),隶属泰宁镇总兵管辖。30这表明,赴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的绿营武官不仅有旗人,也有少数并非来自宣化、大同二镇。

事实上,乾隆以后,直隶、山西北部长城沿边地带绿营驻军中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中高级武官,有相当一部分被固定为旗缺,专由旗人充任。31宣化镇总兵之职也常由旗人出任。据光绪《畿辅通志》开列的名单,乾隆二十年至光绪元年,旗人出身的宣化镇总兵有23位,汉人仅9位。32个别年份,清廷还曾调派直隶以外地区的旗员赴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绿营任职。同治四年时,因陕甘与新疆等地均陷入战乱,西北局势异常紧张,当局未从直隶远调人选,而是就近拣选伊犁游击讷谟津“署理科布多屯田游击”。33以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出任绿营的中高级武官,是清廷出于对汉人猜忌防范而采取的控驭手段之一,也是清代各类军事力量因民族成分不同而产生严重不平等的典型事例。

绿营官兵历次换防时,均有相当数量的人员继续留驻,实际派拨人数少于定制。乾隆三十五年直隶绿营换班时,“兵丁内有外委把总游永裕等四名、马步兵三十三名情愿存留效力,应照数停其派换”。34乾隆六十年,直隶应换班兵丁共290名,其中“愿留军营效力兵一百七十一名”,实际只派遣兵丁119名。35道光五年的直隶大班换防,计划更替绿营兵丁362名,竟有马步兵326名“告留”,实派36人,36仅及原额的十分之一。道光十年,清廷采纳乌里雅苏台将军彦德的提议,将乌里雅苏台城绿营换班时的留驻制度化,以留下熟悉差务的兵丁。具体做法是“照科布多两班更换之制,本年换防时,留弁兵一半,再届换防时,将此次所留弁兵全行更换”。37但这种安排实际上与科布多的大小班并不相同,大小班虽将兵丁分为两组,而更换周期同为5年,彼此交错,且每至届满均全部更替。乌里雅苏台城的新制则需要两个周期才能全部更换,使官兵的实际驻守时间延长。其后,反倒是科布多效仿乌城,于道光二十九年之后“将科布多大小两班换防之兵归并一班,亦照乌里雅苏台拟留一半之制,以资屯田及各项差使,用昭画一”。38至此,乌、科两地绿营换防官兵的留驻均已制度化,大多数人员的实际驻守时间长达两班即10年。

道光朝以降,清廷统治陷入空前危机。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后虽遭失败,仍迫使清廷集结重兵堵截。次年,因华北地区战事吃紧,难以抽调兵力赴漠北,清帝谕令“乌里雅苏台应行更换咸丰五年换防弁兵,暂缓更换一班,俟下届应行更换之年,再行照例更换”。39乌、科两地绿营、八旗驻军兵力薄弱,且平日大多承担差役,战斗力十分低下,难以组织有效防御。同治九年十月,乌里雅苏台城曾一度被甘肃回民武装攻陷。清廷依靠外调军队才稳定住当地局势。光绪八年后,因乌城差务繁杂,人力不足,且“台站供应西北各差,劳于奔命,台力疲惫,已形增甚”,所驻240名绿营兵丁被进一步改为每次仅“更换以半中之半”,40即60名。每名兵丁实际驻守时间增加至20年。

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军制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的勇营、新军相继成为内地主要军事力量,各省绿营则逐步裁汰。山西“改练常备、续备各军,绿营兵截至光绪三十年底一律裁尽”,此后不再向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派驻换防官兵,将原兵额改为“就地募补,饷由晋认”。41清末俄国势力日益进逼,塞北地区危机四伏。“北路军营之设,初为抚绥蕃部,今且控制强邻,事既繁简攸殊,势亦轻重迥异”,42旧的绿营换防体制已无法保障边疆的安宁。在清廷推行新政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也开始尝试编练新式军队。当局原计划在“库、乌、科、阿尔泰皆先练马步各一标”,光绪三十二年,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委员赴新疆招募汉马队一营,久之方得集事”。至次年,“蒙兵已成马队二营外,炮队现由绥远蒙旗选择,尚未募齐。盖惟新疆距阿较近,汉户无多,合格尤少,附近各蒙丁壮业于开垦马队悉数挑用,募自远部,猝难齐至”。43乌里雅苏台城也面临募兵困难的局面,编设新式军队的计划推进缓慢。“塞外民人罕至,即有来者,只知牵牛服贾,不愿屯戍荷戈,挑补无人”。44与此同时,因直隶绿营未完全裁汰,换防活动仍照旧进行。宣统元年,直隶总督杨士骧派绿营“官弁七员、兵丁五十二名”赴科布多换防,其中“参游一员应于旗员内拣选,查有提标三屯营游击荣康,堪以派往,其余官弁、兵丁,已饬宣化镇照数拣派”,45官兵的选拔模式与此前并无二致。而这也是1911年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独立”之前的最后一次绿营换防。

二、绿营换防官兵的屯田与差务

清代绿营的主要任务为“差操”,“差”是指解送、守卫、缉捕等各项差役,“操”则为训练。兵丁既要承担差役,又要从事操练,遂产生差操混淆之弊。由于差役为日常政务所关,较之操练更具急迫性,绿营兵丁实际上“不得不用全力来供应差役,而置操练于不顾”。46此为全国各省绿营的通病,而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尤显突出。清廷以绿营官兵远赴漠北换防,原本即非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仅仅是将其视作各类杂役的承担者。各省绿营官兵或多或少尚有军事训练的安排,而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绿营则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差务。光绪初年,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曾在奏折中称,绿营换防兵丁“由宣化、大同两镇拣派前来,原为耕种屯田、看守仓库、听差应役以及一切杂差”。47这基本道出了其职责之所在。

屯田是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绿营换防官兵的一项重要使命。漠北的屯田早在清准战争时期就已开展,如雍正十二年(1734),乌里雅苏台城东南方向的扎克拜达里克(jakbaidarik)与推河(tuibira)两地一年新开垦田地总面积即有66顷89亩。48但乾隆中叶以后,仅在科布多一地进行屯田,其余地区已垦田地均被废弃。关于乌里雅苏台城一带未设屯田的原因,传世文献鲜有涉及,而档案中可找到明确答案。光绪七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在推河等地复垦之议,表示“乌城屯田,不便有四”。其中前两条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原因最为关键:“斥堠之郊,非耕种之地,一也。乌城地处瘠苦,天寒风冷,每年土膏融化,总在立夏前后,且于六七月间即见霜雪,生长可期,结实难望,二也。”49将军杜嘎尔也指出:“查乌、科、库沿边一带,乌城为最高之区地,多寒冷之日。冰洋雨后,雪降霜前,雨雪既无常,则寒暑不能应时,播种晚则收获迟,霜雪早则实难遂。是以定边以来,屯田开垦于科,屯粮兼济于乌。地势之所限,人力之难施,盖非今日也。”50科布多的海拔较乌里雅苏台一带略低,温度、降水等气候条件稍好,虽远不及内地农耕区,但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仍是屯田的最佳地点。

在科布多进行屯田者,除绿营外,还有蒙古各部官兵。乾隆三十四年后,蒙汉屯田兵丁总数为500名,包括喀尔喀各部400名、绿营100名。蒙古兵丁虽占屯田总人数的大部分,但绿营兵的作用却更为重要。喀尔喀兵丁初至科布多屯田时,“新来之蒙古人虽懂得耕种,与内地农事之术不同”,因而被令“与旧屯田之绿营兵混杂,将其引导”。51具体而言,屯田涉及的“播种、培土、灌水、打场等事,非但不可仅倚仗喀尔喀兵,且打造农事用犁、更换之碾石等物,亦必需绿营铁、石、木匠”。52直至道光后期,这种状况仍未有大的改变,“蒙古兵丁人数虽多,止能服苦,不谙耕种”,屯田事务依赖于“通晓农务、熟习地方情形”的绿营兵丁。53

科布多的屯田原有十五分,即十五处屯垦区。乾隆四十五年,“因存粮过多,经军机议奏,裁去地九分,只余地六分”。乾隆五十四年后又增加两分,五十八年再添八分,至十六分。嘉庆十年,“裁汰六屯,仍留十屯耕种”。54此后这一数字未再变化。每分屯田的面积究竟几何,在各类史料中记载较少。《科布多事宜》记嘉庆二年时,“本处屯田一百八十余顷”,55当时共设16屯,则每屯平均为11顷余。乾隆四十五年之后,还规定每分屯田设耕种兵33名,其中绿营兵8名、喀尔喀兵25名,56屯田兵的总数则随屯区数量的增减而变化。

衡量农田产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籽种与收获物的比率。科布多屯田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是大麦、小麦与青稞,统称为“三色粮”。57乾隆二十七年科布多初行屯田时,一年“播种大小麦籽二百袋,共收获一千四百余袋”。58自乾隆四十一年起,屯田“收成十数分已至二十余分不等”,即收获粮食的数量为播种籽种的十余倍至二十余倍。乾隆五十六年后,则大幅下降至“收成五六分不等”。究其原因,系“此地耕种年久,土脉歉薄,所以收成分数短少”。59但屯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并非一直下降。嘉庆十年,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称,“此数年屯种官粮皆八九分有余收成,故而今仓内共有粮三万五千四百余石”。60嘉庆之后,每分屯田播放籽种70石,十分屯田共用籽种700石,形成惯例。此外,每分地还有“副籽种”22石,种于土质较差的区域,“地皆沙石,不上粪土,又无耘耨,全仗河水灌溉,是以收成歉薄”。副籽种本身不计入播种的数据,但仍将收成粮食“归入正分计算”,61以利于屯田官兵的考绩。

科布多每年屯田收获粮食数目,均由参赞大臣缮写汉文奏折呈报。笔者抄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道光至光绪朝部分相关奏折,得以大体了解历年收粮的具体数目(见表2)。在31个年度收成数据中,最高为8287.5石,最低为3062石,前者是后者的2.7倍。平均年产量为5800余石,即收成约八、九分。考虑到“副籽种”的存在,实际的收成分数要更小,但在漠北地区仍相当可观。可资参照的是,乾隆中叶,曾有喀尔喀蒙古民众近一百户在乌里雅苏台城附近的拜达里克(baidarik,即扎克拜达里克)自行垦种。据他们报称,“起初耕种时,一袋籽种收获五六袋大麦、小麦。数年过后,地力衰弱,虽耕而不甚增多,亦有一袋籽种仅收获二三袋之年,遇霜冻后,亦有一无所获之年”。62

同时也应看到,道光之后,科布多屯田收成虽不算低,然而在绝大多数年份均少于乌、科两城的消耗量。关于两城每年所需粮食总量,乾隆五十四年,参赞大臣保泰奏称:“每年科布多支放满、汉、蒙古官兵需用并运送乌里雅苏台粮数共约计七千五百余石。”63乾隆五十九年,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奏称:“每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应放之项,即需九千四十六石余。”64光绪年间的绿营换防官兵较乾隆后期还有增多,所需粮食量肯定高于这些数字。但屯田面积一直未增加,特别是有的年份还曾出现三四千石的低产量。粮食的缺额部分,官方通常会发给折色银作为补充,有时也以折价物资,如烟、茶等代替。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地区因远离内地,外来调运之粮食价格高昂。兵丁实际买粮之价远高于官方折银的标准,结果“除去米面价银,一日所余仅银分许,难敷柴薪之用,遑计衣冠之资”,65给生计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表2?科布多屯田历年收获粮食数目表(单位:石)?导出到EXCEL

道光二十七年道光二十八年道光二十九年同治十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元年光绪四年

7080.575973120.436406128.55247.54420.5

光绪六年光绪七年光绪八年光绪九年光绪十年光绪十一年光绪十二年

79635263.57007.5448459093520.57212

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六年光绪十七年光绪十八年光绪十九年

5420.557486331.55255.55747.57493.56019

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三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五年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七年光绪二十八年

7486.56290.58287.58039.56331.572326766

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年光绪三十四年

30623193.53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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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来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宫中汉文朱批奏折》,上奏者为历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各件奏折档案号依次为:04-01-22-0059-157;04-01-22-0059-043;04-01-22-0059-102;04-01-22-0062-066;04-01-23-0191-006;04-01-22-0063-017;04-01-12-0526-067;04-01-22-0063-041;04-01-22-0063-053;04-01-22-0063-059;04-01-22-0064-014;04-01-22-0064-034;04-01-22-0064-004;04-01-22-0064-028;04-01-22-0064-050;04-01-22-0064-057;04-01-35-0099-015;04-01-24-0161-152;04-01-22-0064-007;04-01-22-0064-009;04-01-22-0065-058;04-01-22-0065-079;04-01-22-0065-112;04-01-22-0065-020;04-01-22-0065-109;04-01-22-0065-120;04-01-23-0218-027;04-01-01-1061-050;04-01-23-0220-005;04-01-23-0221-030;04-01-35-0132-017。

除屯田外,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兵丁还要承担多种差役。如嘉庆十年时,科布多绿营“除每年种地之兵外,城中仅剩九十六名兵。看守仓库、城门、监狱、一应堆拨,往乌里雅苏台送粮,赴归化城搬运官茶,往古城购买官烟,解送犯人赴部等各项官差,不足分派”,66尚需从屯田兵丁中匀出若干人来承担差役。乌里雅苏台城绿营虽不屯田,但其他差务同样十分繁杂。乌城绿营兵起初的使命主要是“修补木城并看守仓库、监狱”,后又有“每年派往户部支领纸张,并解送理藩院人犯、领取归化城军需银两并科布多米石,以及进送乌里洋海贡皮暨进上马匹等差”。以致嘉庆年间,城内已是“看守仓库之兵为数无多,即巡查守城之兵亦觉寥寥”。67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换防兵丁承担的差役种类繁多,但均非军事方面的要务。乌、科二城另驻有绥远城派来的八旗换防官兵50余名,专司经办乌里雅苏台城设立的内阁衙门、户部衙门、兵部衙门、理藩院衙门及科布多城印房、粮饷处、蒙古事务处等各“部院事务”,68主要是处理文书公牍及相关杂务。

当地历年出巡边防卡伦、稽查违禁人员等军务,均由蒙古各部官兵执行。如乾隆五十五年,乌里雅苏台将军恒瑞“派主事衔五十八(u?iba),自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部率贤能台吉二员,往昭莫多(joomodo)、鄂博尔衮(obergun)等产金之地,巡查有无盗挖金矿之民人”。69科布多“所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与俄罗斯毗连之哈屯河一带地方,诚恐外夷人等潜越边界,占据游牧,每年夏季由喀尔喀图什业图汗、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三部落公、札萨克内,择其明白干练者,轮流拣派一员,督率喀尔喀、杜尔伯特、乌梁海官兵前往巡查”。70如满文档案所载,乾隆五十一年,喀尔喀扎萨克头等台吉齐巴克扎布(cibakjab)“率杜尔伯特、乌梁海一百兵丁,至汗(han)、哈屯(hatun)、察罕乌苏(caganusu)等地巡查,并无俄罗斯人”。71乾隆六十年,由扎萨克头等台吉巴噶图尔(bagatur)“率杜尔伯特、乌梁海、喀尔喀一百二十兵丁,自哈克诺尔(haknoor)卡伦出,至哈屯河沿”一带巡查。72这些行动均没有任何绿营官兵参与。

三、绿营换防官兵的生存实态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换防制度在实际执行时,大批官兵届满留驻的情况非常显著,以致清廷有关换防周期的规定长期形同具文。因此,仅凭清代政书、方志等文献记录的官方换防章程,并不能真正还原该制度实际的运行状态,尚需深入发掘档案史料的相关记载。

绿营官兵留驻的现象,在乾隆中期换防之制实施伊始即已出现,后来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了留驻人员远多于新换人员的情形。官兵留驻的原因不一,大体而言有两类。首先是官方的硬性规定与强迫。绿营官兵来自数千里外,对当地环境与差务均为陌生,每次换防时都必须留下若干熟练的老兵,“以备教导新换之兵”。73遇到重要工程未完时,也经常强行留下部分官兵。“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嘉庆九年,因科布多屯田,运送籽种、麦石,每届换防时,留驻官兵一百数十名至二百名不等”,“嘉庆十四年至道光四年换防时,留驻兵三百数十名、实缺官四五员”。74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差务未完成而被强留。

道光十年与二十九年,清廷分别将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地每次换班时留下一半兵丁的做法制度化。但其后仍有被额外强制抑留于当地服差役者。如道光十四年底,乌里雅苏台城兵丁240名面临轮换,按数年前新定之制,每次更换时留下一半即120名,只更换另一半。但由于当时乌里雅苏台城墙的修补工程尚在进行,经将军武忠额奏请,“明年应换宣化、大同二镇绿营官六员,其中人明白晓事者选三员,兵一百二十名内,选年壮堪以劳作者一百名,不需更换,再续留一班修城”。75实际仅更换了3名官员与20名兵丁。清末俄国势力逐步侵逼,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境的边防事务更为繁杂。科布多绿营兵除往常的“操防、屯田、巡逻、侦探并三部院充当书识、经手案卷”等差务外,又新添了“随同差遣办理蒙哈争讼、俄人交涉事件。凡一切要差,在在均需熟手,而新换者一时不能熟悉地方、通晓蒙语,实不如熟手得力”。因此,光绪十七年时,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奏请将科布多绿营兵丁224名全部再驻留一班。76

其次是绿营官兵主动选择留驻。绿营换防人员并不携带家眷,远离故乡与亲友,在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民风迥异且差务繁重的边疆长期生活,依照正常逻辑,不可能不生出急切的回乡之愿,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部分绿营武官出于躲避原营考核等目的,不肯返回。道光初年,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大班有参将或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六员、经制外委一员,小班有千总一员、把总二员,这些武官按惯例“每于换班时准其奏留二三员,以备教导新换官兵。惟陋习相沿,多有班满而犹告留防所,纷纷外留,则留防者愈积愈多”。直隶、山西“本营转致无人操防,所空之缺又须人署理,亦不能得力。况此等告留员弁非弓马生疏,即年力衰弱,半系惮于考核以告留,为规避地步”。77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因差务繁多而武官数量少,常从绿营马兵中保举若干人为把总(正七品)、外委千总(正八品)、外委把总(正九品)等低阶军官。如道光四年,将军果勒丰阿一次即从马兵120名中保举外委12名。对兵丁而言,此地可“三年一次保举,较优于内地,该弁兵等虽经年奔走,遇有差遣,希图上进”。78虽然其后清廷对保举进行了限制,“每届保举之年,乌里雅苏台马兵内只准保举外委六员,实缺外委内有奋勉出力者,准保把总一人,马兵不得越保把总”,79但实现由兵至官身份转变的机会仍大于内地原营。部分人为此情愿继续在漠北当差效力,等待保举机会。此外,还有些兵丁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无奈“选择”留驻。乾嘉时期,“乌里雅苏台一切事物俱系商民由张家口等处贩来,较之内地价增一二十倍。兵丁等所得无多,一俟换班时,无不身负债累,以致不能回班原营,连班存驻者甚多”。80这种情形在清末愈来愈严重。

由于绿营官兵留驻现象的缘由复杂,其对官兵生计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因等待保举或逃避考核而主动留驻者而言,自然是对其前程及生计有益。而大多数本无保举机会,甚至身负债务的普通兵丁,则因留驻增加了劳役,返乡之期越发遥远,经济状况也很可能继续恶化。

绿营与清代其他军队一样,官与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不仅身份地位有着巨大鸿沟,经济待遇也相差悬殊。光绪后期,有官员详细描述了绿营换防兵丁挑选中的种种弊端:“惟历次换防兵册均由千总等造呈,其宣化、大同两镇印册咨到太迟,其中百弊丛生。有已派来防,不愿远戍,倩人代替者;有未派来防而愿到戍,买缺充补者。均由千总等任意抽换,非其宗族,即其亲故,大都庄农、小贸、无赖流民。以致到防后,一经考验,技艺营规毫不知晓。似此有名无实,殊失戍守本意。更安望其驯习纪律,毗益操防耶?此种情形,经前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奏明在案,科布多如出一辙。”81无论是否愿意远戍,均以金钱开道,行贿于造呈兵册的千总。千总手握此权力,暗中攫取的经济利益可想而知,同时还给边疆防务差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商民敲诈勒索,也是绿营武官获取不当利益的一条途径。对于绿营中的官员阶层及受其荫庇的亲族、同伙而言,自然不存在生计上的难题。

要准确了解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官兵的实际地位与生计状况,还必须将其与同驻当地的八旗官兵、蒙古各部官兵加以对比。乾隆中期清廷统一天山南北后,自绥远城派出满洲、蒙古八旗官兵赴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八旗官兵换防与绿营换防的形式类似,但存有诸多差异之处。其一,八旗兵丁换防的数量为50人,外加佐领、骁骑校各1员率领同往,兵丁分配在乌城35人左右,科城15人左右,数量远少于绿营。其二,八旗官兵换防周期为3年,也少于绿营。其三,八旗换防官兵承担文职事务,不屯田,不服差役。“乌里雅苏台额设四部院,每处章京二员、笔帖式数员。除内阁、兵部、理藩院掌印侍读、主事三年期满,例由京部奏请钦派外,其余各员皆由绥远城换防官兵量材擢用,设有主事职衔,额外、候补、委署笔帖式各名目”。八旗兵丁主要负责处理多语种文书,对他们的要求是“满蒙翻译清通,汉文书写工楷”,与绿营兵从事各种重体力苦差的情形迥异。由于八旗兵丁的岗位相对轻松,成为不肖之徒奔竞的对象。每到换防时,有保举之权的各衙门章京“按名咨调来防,非亲即故,自不待言”,“所调人员纨绔无知者有之,目不识丁者有之”,82但毫不影响其照常领取钱粮。其四,八旗换防官兵所领钱粮均高于绿营同级人员。例如八旗兵丁月领银2两7钱,粮3斗零,绿营马步兵丁月领银9钱,粮3斗4升零。83以上述几点而论,绿营换防官兵遭受的差别待遇是相当严重的。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绿营与八旗地位的不平等是自清廷入关以来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状况,各地绿营受到差别对待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而这种歧视并未在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地区有所放大。八旗兵丁可以拥有候补、委署笔帖式等头衔,并能升转为正额笔帖式与骁骑校等官,绿营兵丁同样可以升为外委千、把总等低阶武官,且机会大于内地原营。嘉庆年间定,“科布多委署笔帖式联班六年期满,奋勉得力者,留一二人作为候补笔帖式,与别项候补笔帖式一同拣选补用”。84可见,八旗兵丁欲升为正额笔帖式,首先要留驻至少一班,且仍须候补,与绿营兵丁保举外委相比,尚不能谓之轻松。八旗官兵历次换防,同样有不少人员被抑留当地。同治九年,乌、科二城应换绥远八旗兵丁50名,但“除咨留、奏留外”,实际只更换了15名。85光绪二十年,乌里雅苏台城所驻绥远兵丁33名又届更换之期,“现在戍守官兵照章拣择平素当差勤奋者二十七名,仍留办公”,实际仅派6名,86不足原额的五分之一。这种长期驻留的状况与绿营如出一辙。每逢换班之年,当局均要“拣其办公可靠或差勤得力者,留驻一班”,但升补则遥遥无期,“甚至有留驻三班人员未得升补额缺”。87此现象至光绪后期仍无改观。

除八旗、绿营外,乌里雅苏台城还驻有调自喀尔喀各部的蒙古“向导兵”24名、“巡逻兵”200名,“分别各处差务”。88科布多城由“额鲁特、明阿特两旗出派蒙古兵各五十名,专为护守城垣”。89另有屯田蒙古兵,每分屯区25名,嘉庆后总数为250名。城外还设蒙古“卡伦兵”850名、“东台兵”160名、“南台兵”80名、“北台兵”44名、“牧场兵”48名、“向导兵”2名。90蒙古兵丁的生计状况也颇为堪忧。乌里雅苏台城驻200名巡逻兵,“名曰察克达兵(cakdacooha),自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三部派人”,“特为巡查奸伪邪乱之人,解送驿站一应行文,看守仓库等官差”。但这批蒙古兵丁“初设时,并未定其永驻或换班驻守之例”,事实上长期未曾更换。至嘉庆年间,“其中有驻守二三世者”,91驻留时间之长远胜于绿营及八旗人员。科布多蒙古屯田兵、东台兵、南台兵、牧场兵均是“更换无定期”。92派人赴乌、科二城及各台站、卡伦办差,事实上成为蒙古各部的沉重负担。光绪时,“科城屯田所派四盟蒙兵,除盐粮外,各旗均有津贴。每兵一名,每年合计津贴银四十余两,各该旗已经赔累不堪”。93不仅服差役的兵丁自身饱受其苦,其原部落、原旗也都深受牵连。总的来看,蒙古官兵与绿营官兵的生计状况可谓相差无几,而由于蒙古兵丁的经济负担直接拖累其部落,受波及的人群数量远逾绿营。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在的漠北蒙古地区气候寒冷、经济欠发达,且汉民稀少,内地调来官兵的生计面临着比其他边疆地区更不利的条件。清代官员们常将乌、科二地与同处西北的新疆相比较,以凸显前者环境之艰苦。乾隆后期,乌里雅苏台将军巴图详述当地与新疆伊犁兵粮发放的不同之处:“伊犁等地每年支放各官兵口粮,皆发给碾过之米、面,此地每年支放官兵口粮者,皆为带有外壳之粗粮。支放时虽照原定之例,每斗增给二升,但黍子一袋仅得二斗米,小麦一袋仅得三十余斤面,青稞、大麦一袋仅得三二十余斤面。故官兵所得各项粮,一年或十余石,或七、五、三、二石余不等,食用实为拮据。”94道光年间,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调任乌里雅苏台将军的彦德奏称:“奴才到任后悉心体察,本处地方苦寒,一切食用昂贵。官兵并无官房,修城后陆续自行修盖百余间,于换防时互相售卖,一切情形迥异于新疆。”漠北的民族构成也与新疆差异明显,乌城“四衙门所办皆蒙古案件,监狱内蒙古人犯常川八九十名,而沿途台站亦皆蒙古,与新疆台站设有官兵者不同。语言不通,诸凡掣肘,至于押解人犯为尤甚”。95新疆北路民人众多,乌鲁木齐绿营屯田“每岁农忙时,兵丁恐力有不逮,或公同雇用民夫,在屯佣趁”。96此举虽不合体制,但有助于增加农田产量,减少兵丁劳役,而科布多则由于罕有汉民,无法转移差役,只能由屯田官兵全部承担。

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虽与新疆同样距内地遥远,但新疆多地自然环境优于漠北,适宜农业,内地移民和商人数量更多,社会经济也相对发达。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驻军在生计上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即为物资匮乏,物价高昂。“商贩远途驮运前来,与内地价值不啻倍蓰”。97科布多因地理位置更为僻远,物价畸高的程度更甚于乌城。“官兵困苦情形,未有如科者,即以乌里雅苏台比之,亦有区别。科属较乌远至十余站,物价尤贵,至若柴薪,比乌最远又价昂数倍。”98对照之下,新疆物价情形稍好,“乌鲁木齐等处并不如是昂贵,皆由设立官铺,动用官项银两,委派官兵雇觅车辆,由内地置买物件,分给官员兵丁。商民不能任意加增物价,故官兵之生计毫无拮据”。99

道光二十四年时,道光帝曾设想将科布多绿营换防官兵效仿伊犁之例,改为携带家眷永久驻防的“眷兵”,并谕令军机大臣与将军、参赞大臣等讨论科布多“一切事宜是否与伊犁相同”。众臣提出了“城内既无空地,城外又系各蒙古游牧,且城之周围三五百里内,并未有树株,木植缺乏”,“若改眷兵,人数加增,米面必致短绌”,“若人口增添,所用烧柴定多,必致缺乏”,“若改作眷兵,葬埋无所”等诸多理由,力陈“乾隆四十三年伊犁改驻眷兵成案,所有情形与科布多迥异”,100最终使道光帝放弃原方案。经由此次关于改设眷兵的讨论,不难看出清廷未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设置绿营、八旗永久驻防兵,且长期将总人数维持在数百名这一低水平上,绝非偶然为之。漠北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此处无法承载一支靠屯田自给自足的数量庞大的驻防军团。乾隆中期以前在漠北屯集重兵,为维系后勤物资供应,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战事时期,为达成终极目标,或可不惜成本,而在和平年代,则必须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作出相对合理的决策。

清代漠北蒙古地区的军事重镇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城均位于西部,地处该区域中东部的文化、宗教中心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则长期未设置八旗、绿营驻军。直至同治十年,清廷才派“宣化练军马队前营”兵250人至库伦驻守,并长期维持此数目,“兵单地广,与内地迥不相同”。101清末的“库伦商市以及喇嘛圈,其地周围三四十里,若与乌、科较之,地大人杂,过于十倍”,但清廷始终未增派内地官兵,而是就近于喀尔喀“派蒙古官兵五百员名”,负责城内外各处巡逻及保护哲布尊丹巴等事务。这种军事格局的形成,既与清廷对喀尔喀各部政治上的信任有关,也是基于财政问题而不得已为之。库伦巡逻蒙古官兵“由库属两部落出派,并未发给粮饷”。当局清醒地认识到,如要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同时增添内地驻军,则“三处供应亦属不资”,且“徒糜饷项”。102

咸同年间,清廷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异常紧张。原本由山西运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军费为每年银85000两,而“自同治十年起,屡年拖欠,至光绪三年,共积欠银三十六万余两”。科布多的经费由乌里雅苏台转拨,情形更为不堪,“待饷情形尤属万分紧急,竟有欠至五年未能足放之款”。103至光绪中期,漠北军费捉襟见肘的局面仍未改观。由于战乱之后商贸未复,兵丁所需的米面、柴薪等基本生活物资价格尚要高于战前。“乌城官兵日用一切均系内地商人远道贩运,自兵燹后,频年情景迥非昔日可比,以致百色货物无不价增倍蓰。该官兵等每银一两购物,较之内地不抵五钱,困惫情形难以枚举”。104科布多“街市人烟稀少,商贾凋零,与内地情形迥异”,“诸物皆由内地商运而来,每面一斤需银一钱七八分,每柴一担不过四五十斤,需银二两有奇”。在将军、参赞大臣的奏折中,时常可见此类描述惨状的文字:“目睹该官兵艰难情状,衣履不堪,食不一饱。”105“官兵等鹑衣鹄面,困惫难堪,时环辕门跪求援拯,日甚一日,伊于胡底?”106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曾于1892年至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等地旅行。据他观察,科布多绿营兵为谋生计,有的“经营小本生意,在自己的店铺里卖一些破旧物品”,“这种小店铺也和我们在乌里雅苏台见到的那样,十分贫穷”,还有的靠种土豆、胡萝卜、白菜等蔬菜出售以度日。与乌里雅苏台相比,科布多的“蒙古人更加贫困,因为有穷苦的汉人绿旗兵在和他们抢饭碗”。107他的记述印证了清末绿营换防兵丁生存的窘况。

嘉庆之后,科布多地区十分屯田的数量一直未再增加。尽管光绪年间官兵的温饱问题已迫在眉睫,但当局仍未有所举动。当时曾有人提议在乌里雅苏台城附近新设屯田,参赞大臣桂祥从经费角度指出此议之不可行,“本年拟先设两屯,计所需驼、马、牛、车,一切农具,非六七千两不能备齐。将来十屯齐举,非三万数千两不能足备,官兵盐粮尚在此外”。108科布多若要增垦屯田,所需费用自然与此相仿。对于国运隆盛、军费充盈的雍乾时期而言,这笔开支或许不值一提,但在清末财政时时吃紧的朝廷看来,则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四、结语

清廷于乾隆中期平定天山南北后,将漠北地区屯集的大部分外地驻军撤离,仅在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城保留了少量绿营、八旗官兵,由乌里雅苏台将军一并统辖,建立起固定的换防体制。绿营换防官兵基本都调自直隶宣化与山西大同二镇,主要从事屯田及承担各项差役。依官方所定章程,换防周期为五年,但实际上历次更换时均有大量人员滞留当地。至光绪朝,兵丁连续驻守十至二十年之久已成为普遍状况。由于留驻现象的成因复杂,其对官兵生计的利弊不可一概而论。但就大多数无保举机会,甚至身负债务的普通兵丁而言,因留驻增加了劳役,生计情形也更加恶化。乾嘉年间,绿营换防官兵总数随屯田面积的增减而屡有变动,粮食产量与供给尚能维持总体平衡。咸丰之后,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军费日绌,西北地区战乱导致商贸不兴,物价腾跃,兵丁生计一度难以为继。但此时的清廷已无力在漠北增辟垦地,也不可能使兵丁脱离生存之困境。

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绿营、八旗换防官兵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分别是差役与文职人员,服务对象为当地衙署、台站、卡伦等机构的各级官员。绿营兵丁屯田技术较优,八旗兵丁具备满蒙汉文书处理能力,均得以在漠北各展其长,共同保障行政机构稳定运转,维系清廷对当地的有效管辖,起到了蒙古各部官兵无法替代的作用。但从军事角度看,清廷派驻漠北的内地军队人数有限,仅具象征意义。执行镇戍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当地的蒙古官兵,并非远调而来的绿营与八旗。绿营官兵基本不参与巡防、卡伦戍守等军务行动,也鲜有操演训练之举,相当一部分人员甚至以打造铁器、开设小店铺或种植蔬菜谋生,几与平民无异。清廷曾有过将漠北绿营驻军改为新疆伊犁式携眷永驻的设想,却受限于当地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时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最终放弃此议。事实上,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以本地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绝非偶然形成,而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清代中后期蒙古历史演进的实际状况表明,这一军事体制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行之有效的。乌里雅苏台将军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可以轻易掌握蒙古官兵的统辖与指挥权,所倚恃的是清朝中央政府的强大能量与蒙古各部的向心力。至于外蒙古在辛亥革命后的迅速“独立”,系俄国强势介入,清廷统治地位动摇,新政推行后外蒙古各阶层离心力增强,内地移民稀少等诸多内外原因共同导致,以蒙古兵丁为主体的军事体制并非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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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Ergang.Luyingbingzhi(Theannalsofthegreenstandardarmy).Beijing:Zhonghuashuju,1984.

注释

1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包括喀尔喀四部(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唐努乌梁海与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地,相当于今蒙古国大部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疆各一小部分地区。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正式官称为定边左副将军。在《清实录》中,乌里雅苏台将军之称谓始见于乾隆中期,自乾隆后期起,其使用的频度开始远超定边左副将军。但直至清末,两种名称仍继续兼用。

2嘉庆《大清会典》卷52《理藩院·典属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4辑,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2437页。

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60页。

4宝音朝克图、王国军:《浅析清代科布多屯田》,《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2期。

5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2020年,第262-264、286-287、403-405页。

6刘蒙林:《清代绥远城八旗兵换防制度初探》,刘万华等主编:《中蒙历史学研究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5-95页;黄治国:《漠南军府——清代绥远城驻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8-172页。

7《清世宗实录》卷146,雍正十三年八月丙辰。

8《直隶总督方观承奏为发往乌里雅苏台更换兵丁所需借拨银两由库存公项内拨还事》,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宫中汉文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241-007。本文所引未出版档案,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同时省略“档案号”字样。此外,以下没有标明档案类型的,皆为《宫中汉文朱批奏折》,特此说明。

9《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报乌里雅苏台驻防兵丁及贮存粮石数目并派兵至科布多屯田事》,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79-1894-052。满文原文:“niowanggiyanturunicoohailantanggū,ereidorgicininjucoohatucibufi,tamiricalunamunbetuwakiyabumetebuhebi。”

10《清高宗实录》卷646,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11《直隶总督杨廷璋奏为办理直隶派往乌里雅苏台及北路军营官兵期满换防事》,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七日,04-01-01-0285-021。

12《直隶总督周元理奏为驻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直隶绿营官兵期满换防事》,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04-01-01-0334-016。

13《直隶总督刘峩奏为办理直省官兵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换防事宜事》,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七日,04-01-01-0413-001。

14《直隶总督梁肯堂奏为直隶办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换防官兵事》,乾隆六十年二月二十一日,04-01-01-0466-001。

15《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16《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换防班满告留弁兵应饬令回营当差事》,道光七年十月十一日,04-01-01-0686-054。

17《直隶总督蒋攸铦奏为派办直省官兵换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事宜事》,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04-01-16-0125-085。

18《直隶总督方受畴奏为循例派拨官兵前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更换屯防事》,嘉庆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04-01-01-0578-048。

19《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20《直隶总督曾国藩奏为循例派拨科布多换防官兵事》,同治八年七月初一日,04-01-03-0060-001。

21《直隶总督曾国藩奏为循例派拨科布多换防官兵事》,同治八年七月初一日,04-01-03-0060-001。

22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70《兵部·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8辑,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2029页。

23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71《兵部·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8辑,第2061-2068页。

24《署理直隶总督官文奏为循例派拨乌里雅苏台换防官兵事》,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04-01-01-0896-021。

25《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奏为晋省积欠乌科经费甚巨戍守官兵苦累堪怜恳请由部暂借银两事》,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04-01-01-0940-064。

26《直隶总督杨士骧奏为选派提标三屯营游击荣康等官弁兵丁照例由张家口台站赴科布多换防事》,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二日,04-01-16-0299-110。

27《乌里雅苏台志略》,《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39号,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2页。

28富俊等:《科布多事宜》,《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42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页。

29《直隶总督蒋攸铦奏为派办直省官兵换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事宜事》,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04-01-16-0125-085。

30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70《兵部·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8辑,第2028页。

31杜家骥:《清代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32光绪《畿辅通志》卷31《表十六·职官七》,《续修四库全书》第6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1-295页。

33《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奏为慎重边防就近请以拣发伊犁游击讷谟津署理科布多屯田游击事》,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04-01-16-0177-083。

34《直隶总督杨廷璋奏为办理直隶派往乌里雅苏台及北路军营官兵期满换防事》,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七日,04-01-01-0285-021。

35《直隶总督梁肯堂奏为直隶办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换防官兵事》,乾隆六十年二月二十一日,04-01-01-0466-001。

36《直隶总督蒋攸铦奏为派办直省官兵换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事宜事》,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04-01-16-0125-085。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38《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40《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乌城戍守绿营官兵拟请变通更换事》,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二日,04-01-01-0946-013。

41《山西巡抚张曾敭奏为晋省绿兵全裁请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换防官兵改令就地募补事》,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日,04-01-01-1066-063。

42《换防积习仍宜整顿折》,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瑞洵著,杜宏春校证:《散木居奏稿校证》,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58页。

43《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04-01-01-1085-061。

44《换防积习仍宜整顿折》,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瑞洵著,杜宏春校证:《散木居奏稿校证》,第659页。

45《直隶总督杨士骧奏为选派提标三屯营游击荣康等官弁兵丁照例由张家口台站赴科布多换防事》,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二日,04-01-16-0299-110。

46罗尔纲:《绿营兵志》,第262页。

47《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查阅科布多额设官兵技艺情形事》,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04-01-18-0048-016。

48《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派出员外郎纳尔赛于扎克拜达里克及推河开垦地亩数十顷折》,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73-1175-003。

49《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奏为敬陈乌城一带不便屯田请停止办理事》,光绪七年(无日期),04-01-23-0199-006。

50《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查明乌城屯垦地势情形事》,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十日,04-01-22-0064-042。

51《科布多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奏请增派喀尔喀官兵屯垦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0-2012-007。满文原文:“icejideremonggosouduusintarimebahanacibe,dorgibaiusinweilenitacinencu”;“feusintarireniowanggiyanturunicoohabebarambufi,esebeyarume。”

52《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奏裁减科布多地方屯田兵丁并将粮石运往乌里雅苏台以备发放兵饷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9-2863-002。满文原文:“usenerehuk?eremukehungkererejekutūreniyelerejergibade,damukalkaicoohateilenikbuciojorakūsereanggala,usinweilenianja,halahaniyelekuweheiijergijakatūmeweileredeniowanggiyanturuniselewehemooifaksisabeinuururakūbaibure。”

53《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54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53-56页。

55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58页。

56《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奏裁减科布多地方屯田兵丁并将粮石运往乌里雅苏台以备发放兵饷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9-2863-002。

57《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奏报科布多屯田收获粮石分数并请奖该管官员兵丁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04-01-23-0218-027。

58《寄谕科布多副都统扎拉丰阿著将粟子歉收之处详询具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25页。

59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54页。

60《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科布多仓储暴满请裁撤部分屯田蒙古兵只留绿营当差折》,嘉庆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7-3691-029。满文原文:“ereuduaniyatarihaalbanjekugemujakūnuyunfuwenfuncemebargiyahaturgunde,necaludeuheriilantumensunjamingganduintanggūfuncerehulejeku。”

61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106页。

62《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遵旨议奏派遣乌里雅苏台等处官兵于拜达里克屯田折》,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4-2424-051。满文原文:“tuktantarirefondeemufulhūusecisunjaninggunfulhūmaisemujibargiyambihe,uduaniyatulekemanggi,usinihūsuneberembufi,taricibeasurufulhurerakūemufulhūusecidamujuweilanfulhūbargiyaraaniyainubi,gecendeamcabuhamanggi,fuhalibargiyarakūaniyainubi。”

63《科布多参赞大臣保泰奏请于科布多增加屯田数目折》,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3-3256-032。原文为汉文。

64《科布多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奏科布多增加军屯以供给乌里雅苏台等地官兵军粮折》,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5-3461-001。满文原文:“aniyadariuliyasutaikobdojuwebaisindaciacarahacinoci,uthaiuyunminggandehininggunhulefuncemebaibumbi。”

65《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乌城官兵艰苦请另给津贴或加支款项事》,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04-01-35-0987-055。

66《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科布多仓储暴满请裁撤部分屯田蒙古兵只留绿营当差折》,嘉庆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7-3691-029。满文原文:“aniyadariusintarirecoohacitulgiyenhotonidolodamuuyunjuningguncoohafuncefi,calunamunhotonidukagindanabetuwakiyara,eitenjuce,uliyasutaidejekujuwemebenebure,kūkehotondealbancaijuwemeganara,gucengdealbandambaguudameganara,jurgandeweilenggeursebedahalabumebeneburejergigerenalbantakūrandedendemetuciburedetesurakū。”“归化城(呼和浩特)”一词的满文规范译法为“huhuhoton”,此件奏折写作“kūkehoton”,系受蒙古文写法影响。古城(guceng)为今新疆奇台县。

67《兵部奏议复乌里雅苏台添派换防兵支给粮米缓决囚犯减等发遣各项事宜折》,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6-3599-031。原文为汉文,“乌里洋海”即乌梁海。

68《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查阅科布多额设官兵技艺情形事》,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04-01-18-0048-016。

69《定边左副将军恒瑞奏派官兵巡查昭莫多等卡伦折》,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3-3294-015。满文原文:“ejekuhafanijergiu?ibabetucibufi,sainnoyanjasaktuhanjuweaimancisainmuteretaijijuwebegaifi,joomodoobergunijergiaisintucirebade,hūlhameaisinfetereirgesebisireakūbabegiyarimebaicabumeunggihe。”

70《署理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奏为本年循例派员巡查边界事》,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04-01-01-0875-107。“图什业图汗”即土谢图汗。

71《定边左副将军复兴奏派兵巡查察罕乌苏等与俄罗斯交界处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2-3128-017。满文原文:“durbeturiyanghaiiemutanggūcoohabegaifi,hanhatuncaganusuijergibadeisinafigiyarimebaicaci,umaiorosakū。”

72《定边左副将军恒瑞奏委派官兵巡查哈屯河昭莫多等处折》,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5-3509-059。满文原文:“durbeturiyanghaikalkaiemutanggūorincoohabegaifi,haknoorkaruncitucifi,hatunbiraicikindeisibume。”

73《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换防班满告留弁兵应饬令回营当差事》,道光七年十月十一日,04-01-01-0686-054。

74《乌里雅苏台将军彦德奏为调剂换防官兵及地方情形事》,道光十年正月十三日,04-01-01-0715-006。

75《定边左副将军武忠额奏请将宣化大同绿营官兵再留一班修乌里雅苏台城折》,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203-4148-004。满文原文:“ishunaniyahalaciacarasiowanhūwadaitungjuwekadalanggainiowanggiyanturunihafanninggun,ereidorginiyalmagetukenbaitaulhirenggeilan,coohaemutanggūorinidorgiseciksinhūsunweilememuterenggeemutanggūbesonjofihalarabebaiburakū,jaiemuidunurhūmebibufihotonweilebuki。”

76《科布多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奏为科布多戍守屯田绿营兵尚无老弱并熟习边情屯务请旨暂缓更换一班事》,光绪十七年三月十三日,04-01-01-0978-061。

77《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换防班满告留弁兵应饬令回营当差事》,道光七年十月十一日,04-01-01-0686-054。

78《乌里雅苏台将军彦德奏为调剂换防官兵及地方情形事》,道光十年正月十三日,04-01-01-0715-006。

7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17页。

80《兵部奏议复乌里雅苏台添派换防兵支给粮米缓决囚犯减等发遣各项事宜折》,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6-3599-031。原文为汉文。

81《佚名奏为科布多换防宣大兵丁名册与来兵不符百弊丛生请饬直督晋抚今后先行报册按册验兵事》,光绪朝(无日期),04-01-03-0067-042。崇欢于光绪二十四年卸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此件奏折的时间应在当年之后。

82《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奏请停止指名咨调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9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第878-879页。

83《乌里雅苏台志略》,第20页;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68、71页。

84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10页。

85《署理绥远城将军定安奏为拣派乌里雅苏台换防官兵饬令富通等员分起管解饷银事》,同治九年三月十六日,04-01-01-0907-034。

86《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奏闻更换满营戍守官兵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8辑,第749页。

87《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奏为援案酌保留守乌里雅苏台旗绿两营年满戍守官兵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六日,04-01-16-0258-024。

88《乌里雅苏台志略》,第13页。

89《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查阅科布多额设官兵技艺情形事》,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04-01-18-0048-016。

90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13-14页。

91《定边左副将军绵佐等奏乌里雅苏台之驻防蒙古兵丁亦照满洲绿营兵规定期限折》,嘉庆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7-3642-038。满文原文:“gebucakdacoohaseme,tusiyetuhansainnoyanjasaktuhanilanaimanciniyalmatucibufi”;“cohomehūlhaholoehefacuhūnursebegiyarimebaicara,giyamunieitenyabuburebithebebenebure,calunamunbetuwakiyarajergialbandeyabubumbi”;“daciiliburedeumaiesebeentehemetebure,eiciiduhalahaanafularababekoolitoktobuhakū”;“eseidorgijuweilanjalantebuhenggebi”。

92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13-14页。

93《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奏为敬陈乌城一带不便屯田请停止办理事》,光绪七年(无日期),04-01-23-0199-006。

94《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奏裁减科布多地方屯田兵丁并将粮石运往乌里雅苏台以备发放兵饷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9-2863-002。满文原文:“iliijergibade,aniyadarigerenhafancoohadekunesunbahaburede,gemuniyelefibeleufabahabumbi,ubadeaniyadarihafancoohadebahabureanggalajekuserengge,gemunothobisiremuwajeku,sindaradeududatoktobuhakoolisongkoigiyasetomejuwetemurugiyasenonggimebicibe,damuiraemufulhūdetenijuwegiyasebele,maiseemufulhūdetenigūsinfuncereginggenufa,murfamujiemufulhūdetenigūsinorinfuncereginggenufabahaciombi,edehafancoohaibaharahacinggajeku,emuaniyaeicijuwanfuncerehuleeicinadansunjailanjuwehulefuncemeadaliakū,jeteredeyargiyanfacihiya?ambi。”

95《乌里雅苏台将军彦德奏为调剂换防官兵及地方情形事》,道光十年正月十三日,04-01-01-0715-006。

96《伊犁将军玉麟奏为遵旨详查乌鲁木齐提标各营并无私役兵丁私租官地事》,道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04-01-01-0706-040。

97《科布多参赞大臣福绵奏为科布多屯防官兵生计拮据请援案调剂动拨官驼置买兵粮事》,道光十年八月十四日,04-01-01-0715-056。

98《科布多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奏为旗绿戍守官兵异常困苦恳请宽免上年借给银两事》,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四日,04-01-01-0955-037。

99《兵部奏议复乌里雅苏台添派换防兵支给粮米缓决囚犯减等发遣各项事宜折》,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6-3599-031。原文为汉文。

100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85、87-89页。

101《库伦办事大臣兴廉奏为驻库防营亲正兵丁请仍留原额驻守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六日,04-01-30-0203-004。

102《库伦办事大臣桂祥奏为体查库伦地方情形及办事人员过少不敷差遣拟请添调官兵等员事》,光绪九年十月初四日,04-01-30-0186-024。

103《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奏为晋省积欠乌科经费甚巨戍守官兵苦累堪怜恳请由部暂借银两事》,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04-01-01-0940-064。

104《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查明乌城戍守官兵员弁异常苦累吁请援案加增盐菜银两事》,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八日,04-01-01-0943-057。

105《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科布多戍守官兵增加盐菜银两事》,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04-01-01-0953-026。

106《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乌城官兵艰苦请另给津贴或加支款项事》,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04-01-35-0987-055。

107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5、347、349页。

108《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奏为敬陈乌城一带不便屯田请停止办理事》,光绪七年(无日期),04-01-23-019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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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清史研究. 2021,(03),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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