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甲午之前日本在长江上游地区势力衰微以及受日俄战争的影响，1900至1910年，日本海军在长江上游的扩张步伐落后于欧美。为了追赶西方列强以及开发中国内地富源，日本海军在此期间一直在筹备上游的溯航活动。1909年后开始按计划实施，1911年“伏见”舰实现首航。1912至1913年“鸟羽”舰又两次溯航川江。这三次溯航在长江上游掀起一个日本势力扩张的小高潮，实现了日本军舰在长江上游的零突破，缩小了与西方海军在长江上游的实力差距。获得的调查资料转化为自主的“海图”“水路志”，为日舰常泊重庆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军事扩张还推动了日本在长江上游的经济扩张。
标题注释：2024年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近代重庆日本侨民群体研究”（2024NDYB153）。
关键词：辛亥革命/ 日本海军/ 日本对华调查/ 长江上游/ 重庆/ 宜昌
作者简介：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军事历史研究》(京)2025年第1期 第25-37页
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将长江流域作为对华扩张的重点地区，扩张势头一直持续到八一三事变。①不过，在长江中下游和上游地区，其扩张步伐明显不同。就中下游而言，日本军舰早在1897年便实现在上海的日常驻泊和对汉口、沙市等口岸的警备巡航，1905年又组建起“南清舰队”，加强了对这些口岸的警备，军事力量与西方列强旗鼓相当。在上游地区，日本海军的动作比较迟缓。1900至1910年的10年间，英、法、德等国军舰陆续溯航川江(即宜昌以上的长江河段)，并实现在重庆、宜宾等地的长期驻泊，日本军舰却一直未能进入该地区。但从1911年开始，日本海军连续3年溯航川江，开启了向长江上游扩张势力的过程。对此，邓少琴、许金生、李少军、徐勇等先生在各自的研究中有零星提及②，但未做专门梳理和分析。故基本史实仍比较模糊，若干细节还存在误判。例如，邓少琴认为日本军舰首航长江上游地区的时间是1910年，之后学界多有沿用。其实，日方档案记载的时间是1911年。又如，日舰这一轮溯航正值辛亥革命前后，二者到底有何关联？连续3年溯航成功，对日本海军下一步的扩张活动又有何影响？诸如此类问题，均未见专门分析。鉴于此，笔者拟以日本海军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这三次溯航活动的始末进行梳理，以期呈现日本海军向长江上游扩张之开端。
一、日本海军向长江上游扩张的野心及溯航准备
近代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虽落后于中下游地区，但因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同样是列强对华扩张的重要目标。早在1876年，英国就通过《烟台条约》强迫宜昌开埠，并获得派员驻寓重庆查看通商事宜的权利。1891年又通过《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将重庆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商船可以在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段自由往来。③法、美、德等国通过“片面最惠国”待遇，也获取了这一权利。但是，此时日本与清政府因互不享有“最惠国待遇”，无法染指长江上游地区的通商利益，对此，日本心有不甘。在《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谈判前夕，日本便派汉口、上海领事馆人员前往重庆、叙州(今宜宾市)等地做实地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四川“人民富庶、物产饶多”，上游通商对日本工商业有巨大利益。因此，重庆正式开埠后，日本很快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一体均沾”通商权益，但未能得逞。④受此影响，甲午战争前日本在长江上游尚无侨民居住，势力基本为零。⑤不过，这一时期清政府抵制在长江上游开行轮船，宜昌至重庆段航运只能依赖民船，其贸易并不兴旺。各国军舰也都无法深入宜昌以上江段。⑥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取得在重庆通商及其轮船驶入重庆的权利，排除了在上游地区通商、行轮的条约障碍。⑦1896年，日本设立驻重庆领事馆和王家沱“专管租界”，迈出了势力扩张的重要一步。不过，相对于西方列强的扩张步伐，日本明显落后。先是，随着《马关条约》订立，各国均沾在长江上游行轮的权利，争相在川江试行商轮和军舰。在此过程中，英国作为长江流域霸主抢得先机，法德等国也陆续跟进。1898年3月，英国人立德定制的“利川”号试航重庆成功，宣告川江行轮时代开始。1900年5月，英国军舰“乌得拉”号、“乌得科”号试航川江，到达上游的泸州。同年，立德新制的“肇通”号商轮试航宜昌至重庆段，6月20日成功抵渝。1901年，法舰“阿纳利”及“大江”号抵渝，英舰“乌得科”号试航岷江成功，到达上游重镇嘉定(今乐山市)。1906年，德舰“华特兰”号入川。⑧截至此时，日本商船尚未到达宜昌以上江段，军舰则未到沙市以上江段。⑨由于缺少军舰撑腰，同期日本在与西方争夺四川路、矿权利和上游航运业的过程中也处于下风。⑩面对落后局面，日本朝野颇为焦躁。1900年后，日驻渝领事多次致函、致电外务省并转其他官厅，报告各国军舰在长江上游的动作，并建议日本海军加快步伐(见表1)。重庆日本侨民团体也向海军大臣发出“请愿书”，要求向当地派驻军舰(详后)。
实际上，日本海军对于向上游地区扩张并未怠慢，一直在紧锣密鼓准备。首先是收集水路情报。上游水路滩险流急，航行难度冠绝全域。英国军舰之所以能着先鞭，就在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冒险家多次调查川江航道，掌握了丰富情报，前述首航川江的立德即为其中之一。(11)而日本官民在甲午战争前，能深入长江上游者寥寥。海军方面仅见军医青木忠橘一人，掌握的水路情报远远不够。(12)因此，英、法等国军舰试航川江之际，日本海军十分注意搜集其测量的水路信息。1902年，海军省多次嘱托外务省训令日本驻重庆、沙市、汉口三地领事，要求他们密切关注各国的实测活动，设法通过英法驻当地领事获取上游水路资料。(13)同时，海军水路部还大量收集西方人披露的最新文献资料，如英国海军1904年刊行的《中国海水路志》第3卷第4版中的“扬子江水路情报”以及中国税务司洋员的“海关报告”或“旅行记”。(14)通过这些努力，日本海军在1906年前已掌握了可观的上游水路志资料。在1900年修订的《支那海水路志》第4卷《扬子江全部》第2版中，记载范围已经从1891年初版时的“江口至夔州”段拓展到“江口至重庆”段。(15)1906年修订第3版时，进一步拓展到“江口至屏山县”段。(16)这反映出日本海军所收集的上游水路情报在不断扩充。其次，在掌握丰富的水路情报基础上，定制适用上游航路的“特种舰型”。甲午之后，日本最早进入长江流域的军舰是“筑紫”“爱宕”“八重山”等，或过于陈旧，或吃水较深，无法适应上游滩多流急的特点。1903年，日本定制3艘适用于长江水路的新舰，其中的“隅田”号、“伏见”号分别委托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和鸭绿造船厂设计建造，其特点是吨位小(排水量不到200吨)、吃水浅(公试状态均不足0.7米)、速率高(13至14节)，系比照前述法国川江炮舰“阿纳利”号和英国川江炮舰“切尔”号(1910年代常泊重庆)设计的“改良型”，除适应中下游航道外，亦充分兼顾上游航道的特点。(17)这是日本海军最早的两艘川江炮舰。可见，甲午之后日本海军在长江上游的扩张虽落后于英法等国，但也在稳步推进中，至1904年已预订专门的河用炮舰，等待建成试航。不过，当年日俄战争爆发，筹备过程一时中断。例如，按照合同“伏见”舰体材料在1904年3月便从英国运到上海，但当时战争已开始，无法组装，只得先将其收贮在仓库。(18)
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进一步膨胀。为了应对俄国的复仇，日本十分注意在扩军备战中利用中国资源。长江流域是日本急需的煤、铁矿石、棉花等重要物资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日本商品在华“最大的市场”，备受军方瞩目。(19)田中义一在《帝国国防方针草案》(1906年完成)中宣扬“长江流域及其南方生产力富饶而足以富国”，鼓吹要“逐渐谋取实际利益上的进步”。(20)因此，战后日本海军加快了在长江流域的扩张步伐，1905年12月成立“南清舰队”，负责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沿海的“警备”。1906年，“隅田”“伏见”两舰在上海组装完毕，编入“南清舰队”服役。至此，日本海军已具备溯航川江的“硬件”。为掌握更多水路情报和航行经验，日本派出专人到上游地区及外国军舰上调查，其中“成绩”最突出者是堀田英夫和桂赖三。
堀田英夫出身于日本长野县，1895年考入海军兵学校。1903年8月，出任日本新建长江炮舰“宇治”号乘组分队队长。由于航行长江的经验丰富，建造“隅田”“伏见”舰期间，堀田英夫被提拔为日方“建造监督”。1906年“隅田”舰竣工后，堀田英夫任该舰首任舰长。(21)同年，他驾驶“隅田”舰试航宜昌成功，实现了日本海军在沙市以上江段的首航，征服宜昌至重庆段航路的野心随之产生。1907年2月，他草拟了《宜昌重庆间水路调查相关意见》，呈递海军大臣，文中鼓吹：
去年4月，我吃水浅的河用炮舰组装完成，旭日旗翻腾于长江之上，直接溯航至可称为我势力范围的湖南省，横断洞庭湖，实为快举。常德、长沙巡航归来，再溯航鄱阳湖，入江西省南昌。第三次行动，和“伏见舰”一同上航至普通汽船航路的终点宜昌……上述我浅吃水炮舰之航迹渐渐遍布扬子江流域，只剩下东鄱阳湖方面和宜昌重庆之间水路湍急航路(尚未到达)。前者，本年三月上旬第四次行动可以解决。后者，湍急水路之至难者，本舰需要做溯航调查。此次宜昌峡门视察，考虑到危险程度，不可无谋而动，溯航之前需要做概略的测量，这是必要事项。云、贵、四川是清国中部的富源。富源之源，是长江干流。此等大富源地，灌流而下，注入海中，绵长2000余里。其间宜昌重庆之间水路湍急、狭窄，阻止汽船交通。虽然如此，湍急的江水中，有民船往来，每年船只不断增加，相伴着富源输出，我帝国臣民在湍急的上流，从事商业、工业、教育的人数年年增加，眼下势力不断增进。将来清国内地富源开发程度逐渐扩大，我河用炮舰在该时期能次第溯航之事，更为必要。取得与英国比肩的扬子江上游的先导地位，发扬我国威，获取均衡之权利，其必要性更大，实为目下急务。(22)
据此，长江全域只有鄱阳湖东部和宜昌至重庆段航路尚未进入日本海军“航迹”，从“补缺”角度，日本海军就有征服上游水路的强烈欲望。另外，堀田英夫对于长江上游军事差距导致的利益失衡有深切体会，从开发中国内地富源和追赶英国优势地位出发，也急切想征服上游航路。但他深知上游航行之险，因此鼓吹先做调查。作为试探，堀田英夫在1906年12月溯航宜昌之际，便乘民船调查了宜昌峡口，测绘了獭洞滩至崆岭滩一段的“海图”，但由于当时只有4天时间，不能进一步到黄陵庙以上测绘。因此，堀田英夫希望海军省组织人力，实施宜昌至重庆段的通盘测量，为此他在意见书的文末还附了一个调查计划。(23)
堀田英夫的计划得到了海军省的支持。不过，实施时间有所推迟。据《对支回顾录》记载，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海军军令部才派堀田英夫“视察”长江流域。堀田英夫乘中国民船和英、法轮船，在宜昌至重庆段来回多次调查，获得了大量实测数据，制作出《扬子江上游水路图》。(24)这为1911年“伏见”舰试航川江打下了重要基础。
桂赖三与堀田英夫是海军兵学校的同级同学，出身于日本长洲。自1899年以海军少尉的身份加入“高雄”舰组，随该舰到武昌“警备”起，直到1914年转入预备役，其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江上度过。据其自述，第一次调查上游水路是在1909年秋，当时他登上英国炮舰“威进”号，随舰长诺克斯由宜昌开行重庆。诺克斯供职长江炮舰已有4年，对上游水路十分精通。通过每天与诺克斯交流并观察航行情况，桂赖三在了解沿途水位变化、舰船的驾驶方法等方面大有收获。同年，恰值中国商轮“蜀通”号首次开启重庆至宜昌段的轮船航线，桂赖三对这一情况十分注意。1911年4月，桂赖三设法登上“蜀通”号，为日舰试航川江做最后一次实地调查。期间，他结识了另一位重要人物蒲兰田，此人是1900年试航川江的“肇通”号轮船船长，之后又在法舰和中国商轮上做过船长，其航行足迹除遍布宜昌至重庆外，还有重庆至叙州段、叙州至嘉定至成都段以及嘉陵江上游，可谓立德之后川江航路上第一号人物。乘船期间，桂赖三着重学习了蒲兰田的“操船法”，并得到了蒲兰田自制的上游“海图”和水路志。这两份资料十分关键，当时日本海军自己实测所获得的上游水路数据尚不完整，无法制作精密的水路图。所以，尽管有堀田英夫绘制的《扬子江上游水路图》，但直至1916年，蒲兰田的上游“海图”都是日舰溯航川江的主要参考图。此外，蒲兰田“水路志”中记载了许多日本人不曾到过的地区特别是长江支流的基本情况。当时蒲兰田大度地将这些交桂赖三“借览”，并说：“此地水路之危险，要求人们抛弃人种和国别的偏见，相互取长补短，这在人道上是必要的。”(25)但桂赖三毫无疑问背叛了这些叮嘱，将之作为军事扩张的工具。
在实地调查展开的同时，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还大量收集整理有关长江上游的文献资料。仅在《南清舰队报告》(1907-1908年)卷宗中，就能看到《有关扬子江上游水路状况》《宜昌上游水路调查记事》《长江及支流的航道、汽船公司及其船名、吨数调查》《成都视察报告》等丰富资料。(26)1908年，西方汉学家撰成《中国坤舆详志》一书，收录了英法关于长江航路的最新信息，“南清舰队”的名古屋少尉迅速将其中的“扬子江概记”部分翻译成日文，并据书中的附图制作了《(扬子)江上汽船航路》。(27)
经过持续数年的调查，日本海军到1911年年初已至少掌握了6类关键信息：1.上游部分航段水位实测数据及由此绘制的《扬子江上游水路图》(堀田英夫制作)；2.军舰航行上游水路操舵法(堀田英夫与桂赖三均有调查)；3.英法等国军舰及蒲兰田对上游水路的实测数据及“海图”(堀田英夫与桂赖三现地调查及文献资料收集)；4.上游水路向导名单(堀田英夫、桂、重庆领事均有调查)；5.重庆天气长期数据(重庆领事馆测量)(28)；6.溯江最佳时节(堀田英夫与桂赖三均有调查，重庆领事馆亦有报告)(29)。
综上，以1900年英舰首航川江为序幕，此后10年间西方军舰在长江上游声势煊赫，日本海军相对沉寂，但不是毫无作为。从1902年开始，日本海军便开始收集水路情报、定制军舰，为溯航川江做准备。之所以迟迟未行动，一是由于日俄战争中断了筹备进程；二是甲午之前日本在长江上游势力甚微，掌握的水路情报严重不足，需要用较长时间弥补。
二、1911至1913年日舰三次溯航川江
1911年2月，日本海军省下达了溯航重庆的命令。(30)从“伏见”“隅田”二舰中选择了速率更大的“伏见”舰(“伏见”舰的最大速率为14节，“隅田”舰为13节)执行溯航任务。舰长确定为桂赖三，堀田英夫随舰同行。溯江时间定为4、5月间，与英舰首航重庆的月份相同。
关于海军高层为何会在这时做出溯江决定，“伏见”舰军医石黑顺三解释说：英、法、德数年前已经派军舰保护四川侨民。凭借军舰，他们的商业活动得以安稳，传教活动得以持续，日益扶植起势力。而这时还没有一艘“帝国军舰”溯江重庆，日本侨民难免有“寂寞”之感，遂于1909年2月致信海军大臣请愿，希望母国能派遣军舰，其结果是“本舰之派遣”。(31)堀田英夫日后回忆，1909年桂赖三受命执行溯航长江上游的“计划”，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在1911年成功。(32)前述桂赖三自陈其第一次进入长江上游调查，始于1909年。结合三者说法，可知“伏见”舰溯航重庆的直接原因是1909年当地日侨的请愿活动。请愿当年，海军省即确定了溯航计划，交桂赖三执行。之所以在1911年年初实施，是由于“计划”中的筹备任务已完成。此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尚未爆发，故“伏见”舰首航长江上游，虽在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时期，但起因与革命无关。
2月中旬接到命令后，“伏见”舰先在上海做溯江准备。3月20日从上海起锚，4月11日到达宜昌。之后在该地停泊一个多月，做第二轮溯江准备，主要包括：1.舰长桂赖三搭乘“蜀通”号视察上游水位最新变化，完成后返回宜昌。2.雇用中国人向导及领水船。(33)5月13日，“伏见”舰从宜昌启航，正式开始试航川江之旅，20日到达重庆。在此休整10天后，6月1日继续上溯泸州，3日到达，5日返回重庆，12日起锚下江，14日到达宜昌，宣告任务完成。(34)
“伏见”舰溯江成功，海军上下一片欢腾。在报告该舰到达重庆的电文中，第三舰队司令欢呼：“帝国军舰军旗初次翻飞于四川省”“这是本职的光荣”。海军大臣亲自发来贺电，并叮嘱下江时仍要保持“戒心”。(35)日本民众的反应则更为狂热，当军舰到达朝天门之际，重庆日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鸣放鞭炮，挥舞太阳旗，高喊“万岁”，震耳欲聋。桂赖三目睹该场面后流出热泪。(36)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终于追上西方列强在长江上游扩张的步伐，成为该地“军舰俱乐部”的一员。甚至有媒体断言，日本此次溯江有超越英、法、德之处，将来未必不能后来居上。还有媒体夸耀“伏见”舰“开创了对中国贸易的新世纪”，必将推动日本在长江上游的经济扩张。(37)
客观来说，此次“伏见”舰溯江确有“成功”之处。例如，英国军舰首航宜昌至重庆段，用时30多天，而“伏见”舰仅用8天。另外，英法军舰溯航川江之初，速率一般在9节左右，要依靠绞滩机和拉纤才能通过几个险滩，而“伏见”舰全程依靠自身动力。尽管如此，“伏见”舰的“成功”意义毫无疑问被夸大了。首先，在1911年这个时间点，英法在川江上游军舰之性能和经验均有改进，宜渝段航行时间一般都在7天以内，连中国商船“蜀通”号也只需5至7天。(38)其次，英法军舰航行川江终点已到叙州，还深入过若干支流，但“伏见”舰只到泸州。(39)再次，“伏见”舰是在十分惊险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功”，技术和经验均不如英法等国军舰成熟。此次上航之际，“伏见”舰在夔州的“黄石嘴”遭遇险情，激流之中舵机突发故障，与机械室相连的“通信机”全部中断，眼看就要撞上左侧的锯齿状岩石，机关长在7秒内启用了备用舵机，才躲过沉没的浩劫。日后，《扬子江水路志》编者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次遭遇；而桂赖三用的措辞则是“万死一生”。(40)桂赖三在反思这次经历时指出：虽然通过前期调查，掌握了“黄石嘴”的水位数据，但当时刚下过一场大雨，实际水位比原来数据高，从而在操舵方法上有误判，导致舵机失灵。扬子江上游的水路情况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两次调查并不能保证航行安全。日本媒体夸大了日舰溯航川江的成功，他们根本不知道西方舰船在川江上的进步。(41)
因此，在日本社会欢呼“成功”之际，海军内部保持着较清醒的认识，对航行川江非常慎重。当年9月，四川保路运动升级，重庆领事团会议希望日本派军舰前往万县，转移撤离的各国侨民。日本驻渝领事认为这有助于博得各国的好感，请求“至急派遣”。(42)海军方面虽同意派舰，但认为以当时水位，军舰溯航十分危险，下航如果是冬季枯水期，会更加危险。因此不赞成立即溯航万县，而是安排“伏见”舰先到宜昌做好准备，视形势演变，不得已时再做后命。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局势更为紧要，“伏见”舰留在当地“警备”。(43)1912年，性能更好的“鸟羽”舰开始在第三舰队服役，成为溯航川江的首选舰，“伏见”舰不再担负溯航川江的任务。1911年5月的溯江，成为该舰唯一一次川江航行。
定制“伏见”舰之际，仅英、法掌握川江炮舰制造技术，日本不得不委托英国船厂制造。不过，这时日本“就已经做好参考、学习以便未来自造的准备”。(44)1910年前后，堀田英夫和桂赖三多次进入长江上游调查，掌握了部分实测数据和航行经验。1911年“伏见”舰溯航期间，为找准“特种舰型”的制造要点做了多种实验。(45)这些都加快了日本自制川江炮舰的步伐。“伏见”舰归来不久，日本便在佐世保海军工厂开工建造第一艘自制川江炮舰“鸟羽”舰，舣装环节的负责人正是堀田英夫。武昌起义后，长江沿线局势动荡，佐世保工厂日夜趱工，仅用3个月左右便建成新舰。该舰的设计主要参考“伏见”舰，故二者外观十分相似。同时结合前期调查和航行经验，“鸟羽”舰有若干改进，如装备3座立式双缸双胀往复蒸汽机，配套两座“イ”号舰本式燃煤水管锅炉，3轴推进，速率达到15节，能更好地驾驭川江急流。再如，“伏见”舰长室、士官室空间小，是英法海军为“少数定员”而设计，但日本溯江时定员在50人左右，导致两室居住拥挤，通风差、不卫生。(46)“鸟羽”舰则增加了相应尺寸，舰长5***米、宽8.23米，定员可达50余人，吃水仍控制在0.7米(试测平均数据)，一度被誉为“长江上最优秀之炮舰”。(47)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海军野心极大，称革命为“扩充我权域不可放过的可乘之机”(48)，要求各机关“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一旦有扩展我方权益的机会，要毫不犹豫地抓住，同时也要确保已经获得的权益不会被轻易失去”。(49)为此，日本海军大幅增强在长江上的武装力量，部署军舰是平日的3倍多，仅次于英国。(50)11月17日“鸟羽”舰刚竣工便驶往中国，首任舰长即堀田英夫。此时，湖北局势最为动荡，“鸟羽”舰最初在沙市“警备”。(51)
1912年8月25日，日本海军省向“鸟羽”舰发出溯航重庆的命令。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这一命令与“革命”也无甚关联。首先，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海军省下达给在华机关10条训令，从中能看出其主要用力方向是长江流域和福建沿海，而前者的重点区域是大冶铁矿和下游咽喉江阴，没有提及上游地区。其后也未看到专门针对上游地区的安排。(52)其次，此次第三舰队司令发给“鸟羽”舰的命令中，要求利用当年的“减水模样”溯江重庆，出发前要做好“操舵法”的研究，到达重庆后要报告“水量减退状况”，其实验和调查的用意十分明显。(53)再者，日本海军已掌握溯航上游的最佳时机有二，一是春季的4、5月间，为枯水期期间江水缓缓上涨之际；二是秋季的9、10月间，为增水期期间江水开始回落之际。上年“伏见”舰溯航重庆，正是前一时机。此次“鸟羽”舰选择9月出发，则是后一时机。因此，“鸟羽”舰此次溯江的起因，当不是因应上游的局势或攫取特定利益，而是延续“伏见”舰的溯航活动，试验不同季节溯江的航行方法，同时收集上游地区各种情报。
“鸟羽”舰接到训令后，先在上海准备，9月3日上航宜昌。9日，堀田英夫在此登上“蜀通”号查看水路情况，14日到达重庆，21日回到宜昌。其间，“鸟羽”舰比照“伏见”舰的经验，雇用好中国领水人。一切就绪后，25日起锚溯航。由于是首次在秋季试航，激流比春季更复杂，因此“鸟羽”舰预备了4个月的需用品，以应对触礁等紧急情况。但实际的航程较为顺利，30日到达重庆；10月初，继续上航泸州、叙州；20日，由重庆下江回航，22日回到宜昌。(54)
相比“伏见”舰溯江，此次“鸟羽”舰之行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在秋季试航川江成功；二是上航时间比“伏见”更短，宜渝段仅用时5天；三是上航终点从泸州拓展到叙州。不过，更需要重视的是“鸟羽”舰的调查活动。堀田英夫报告的“诸调查事项”中第一项，是“四川省长江流域军需品”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是煤炭和铁的调查”。(55)在沿途万州、云阳、重庆、泸州、叙州等地，“鸟羽”舰对重要煤矿、铁矿及生产情况做了大量调查。此外，上游江水增减程度、航路法、航运业概况、重要市镇、锚地、系留场等也是这次溯航的调查对象。
对于野心勃勃的日本海军来说，仅有军舰调查还不够。在“鸟羽”舰溯江完成后，日本海军很快派桂赖三乘中国民船进行沿江调查，主要任务是全盘测绘宜昌至重庆段的水道。1912年12月26日，第三舰队司令就此发出训令，要点为：1.本年长江“减水期”适合进行测量作业，贵官率水路部测量班进行为期约100天的调查。2.本事业对外国人尤其是中国官民保密，注意万般慎重。3.确保平常的通信联络，一旦得到时机便报告事业进展状况和预定的下一步作业。
训令所附“调查计划”清楚记载了这次任务的调查动机和调查事项，可概括为4个方面：
1.测量目的。本次测量是“专门用于河用炮舰的安全航海求得指针”，故河图作业当围绕深水的水深测量、险岩的状态变化、水流流势变化及河岸地形变化等展开，凡为该任务有关的资料，都要注意网罗记入。
2.测量区域。预定为宜昌至重庆段之间，为事业进展考虑，必须完成全区域的测量。但要因应水势情况，实际的测量精度和测量区域，由该水路有经验的当事者决定。
3.制图要领。(1)英国人蒲兰田的海图，虽然是现有河图的精细者，但仍有谬误。此次测量，以订正该图中标高错误等为方针。(2)精密记录沿途方位、地形、险崖、岩石、砾堆、沙州等。(3)记入沿途著名标志物，不管巨细。(4)某一天测量区域，必须在图中划线标出。(5)绘制河岸陆地标高线。(6)绘制著名物标、景色的见取图。(7)水势，特别是涡流状况，不止目前的减水期，其他时期的涡流情形也要做实验，以区别于想象。(8)制作险滩分图，由当事者处理。
4.经费预算为6000日元。(56)
从这些记载看，此次调查的背景是日舰经过两次试航，发现蒲兰田“海图”存在局限，因此要通过实测资料制作日本海军自己的上游“海图”，摆脱对欧美“海图”的依赖，其性质是一次全域性的盗测。为了避免中国官民警觉，专门选在革命后的动荡局势中实施。
接到命令后，桂赖三在汉口成立了执行此次任务的“测量班”，该班有测量技师、技手3人，兵曹1人，水兵1人。1913年1月7日，“测量班”到达宜昌，在该地雇用了中国向导陈兴发(1911年“伏见”溯江时水路向导)、谭观铭(曾在“蜀通”号上做见习向导)，另外雇用中国民船、船夫若干。1月13日乘船通过平善坝税关(在宜昌)后即着手测量。根据1月30日桂赖三第一回报告，当天已测量到巴东县水域，各项作业在顺利推进中。(57)
1月30日之后桂赖三的报告，未能从档案中检出，不过从《对支回顾录》的记载看，桂完成了这次“扬子江上游测量、海图调制大业”(58)。据此，日本海军在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实现了对宜昌至重庆段的全局测量，制作出上游航道第一张全面的“海图”。
桂赖三的调查活动结束后不久，日本海军省又命令“鸟羽”舰第二次溯航重庆。此次溯航正值“二次革命”时期，以往研究认为其性质属于警备巡航。其实，溯航命令早在“二次革命”爆发(时在7月15日)之前就已发出。《朝日新闻》7月2日报道称：
第三舰队所属二等炮舰伏见(鸟羽)，过去两年为保护居留邦人以及尝试人情风俗调查，连续冒险溯江，越过所谓三峡，到达重庆以及长江流域的最终航点叙州。利用今年增水期，海军省决定派同舰型溯江，命令已经发出。由第三舰队司令官名和见机行事，(溯航军舰)多半从伏见和鸟羽中选择。(59)
从文中看，海军省此次安排军舰溯江的动机与前两年有很强的关联性，试验航行的安全性和展开各种调查当是主要目的。另据该报9月4日报道，“鸟羽”舰在宜昌准备期间，海军水路部安排图志课兼测量课员池田少佐到达该舰，一同溯江。(60)这更能说明此次溯航的调查动机浓厚，保护上游侨民似在其次。
“鸟羽”舰此次溯江可谓快去快回，9月15日从宜昌拔锚，20日到达重庆，之后上航叙州，10月4日回到宜昌，全程仅20天。(61)值得注意的是，该舰抵渝之际，“二次革命”已经失败，熊克武放弃重庆而逃亡，滇军占领该地(9月12日)，对日舰而言没有战事危险。但是，“鸟羽”舰陆战队仍在重庆登陆，开日舰在上游地区岸上活动之先例。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日本海军早有图谋。1911年9月保路运动之际，“伏见”舰企图入川“护侨”，当时第三舰队司令官就认为陆战队在上游登陆有必要，要求将“隅田”舰上的部分机关炮和士兵转到该舰(62)，但因武昌起义爆发，这次溯航活动被取消。此次“鸟羽”舰陆战队登陆，带有演习性质，这是日舰在上游扩张势力的重要一步。
1913年“鸟羽”舰溯江后，日舰溯航上游的活动暂停数年。其原因是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而日本对德宣战。根据国际法中立条款，日本将“伏见”“隅田”“鸟羽”三舰解除武装，留在上海。其余长江军舰被调往胶州湾作战。1917年8月，北洋政府结束中立、对德宣战，日舰遂恢复在长江流域的活动。(63)
综上，日舰在1911至1913年间连续3年溯航川江成功，是日本海军实施向长江上游扩张计划的重要步骤。三次航行都属试航性质，主要任务是测试在不同季节、不同水位条件下航行的安全性并收集相关情报。至第三次溯航结束，尚未全部完成这一任务。1918年，“鸟羽”舰第三次溯航被安排在7月“盛水期”，就是测试在非最佳季节航行的可能。(64)因此，三次溯航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争夺到多少具体利益，而是为日本未来在该地区的扩张活动打下了基础。
三、三次溯航活动为日本海军向长江上游扩张奠基
日舰溯航川江的动机之一是追赶西方军舰的步伐，扭转因军事差距而带来的在华权益不平衡的局面。三次溯航让日本成了上游“军舰俱乐部”的新成员。同时，在其他领域，也大大缩短了与西方海军的差距。前文已述，日舰溯航之前，竭尽所能收集英法等国的“海图”和“水路志”，三次试航都有赖于英法的这类资料才取得成功。但是在三次试航完成后，日本海军已经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调查资料(见表2)，推动“海图”和“水路志”编纂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与长江霸主英国日益接近。
日本海军使用的“海图”概念由英语“nautical chart”翻译而来，泛指轮船航行使用的所有地图，记载长江航道情形的地图也被归入“海图”之列。日本海军省水路部制作的“海图”一般包括水深、底质、海(河)岸地形、危险物、航路标志等，总体上分为“普通图”和“秘密图”两大类。“秘密图”按保密等级，又细分为“军机海图”“极密海图”“秘图”3种。③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部保存的“旧版海图”目录显示，长江水路第一份“海图”《扬子江口附近》制作于1893年7月。至1906年，海军省至少制作42种长江“海图”，但上游地区“海图”只有两种。其一是1894年9月制作的《扬子江上流诸港》，其二是1895年6月制作的《扬子江上流诸港(宜昌)》，均属“普通图”。此后，至1912年桂赖三实测宜昌至重庆段水路之前，一直未有上游地区“海图”出现。桂赖三的任务完成后，水路部着手对已获取的上游“海图”进行系统整理，在1918年制作出《上扬子江宜昌至重庆》分段“海图”17副。(66)这一“海图”是为取代蒲兰田“海图”而制，制成之后，被印发给海军各部门沿用至1925年。(67)
“水路志”是一种方志体资料，除记载航路情形(如水深、流速、水位增减、灯塔、可航力)外，还记载沿岸情形(如沿岸城市的气候、卫生、士民、物产、粮食、通货、交通等)。如果说“海图”是军舰水上航行的指针，“水路志”则是海军陆上活动的向导。日本海军编纂的长江水路志最早见于1884年，由于资料稀少，当时是作为《瀛寰水路志》其中一卷的其中一编的一部分。之后，1891年编纂的《支那沿岸纪要》第2卷《南洋之部》也有部分长江沿岸的文字。至1894年，日本才编辑出第一种全局性的长江水路志《扬子江全部》，但记载范围只到夔州府(今重庆市奉节县)，篇幅也不大(约200页)，是作为《支那海水路志》其中一卷(第4卷)刊行。1900年和1906年，该“水路志”被两次修订，整书篇幅有所扩充，但对上游地区的记载依然很少，约为全书十分之一。(68)1911至1913年日舰三次溯航川江，补上了长江全域水路志资料中最薄弱的上游地区部分，水路部于是编纂专门的长江“水路志”，至1917年11月，完成全部《扬子江水路志》3卷。其中，关于上游的记载与下游、中游一样，单独成卷(即第3卷《宜昌至屏山县》)，且篇幅稍大一些。(69)该卷的主体资料虽然是1914年英国海军所编“扬子江水路志”第10至18编，但也大量使用日本海军自己的调查资料。如该卷序言中指出的“我诸舰船航行报告”和截止1917年8月的“内外诸报告”。(70)前者即指“伏见”“鸟羽”等军舰的航行报告，如正文第6编重庆府“病院及卫生”部分显然来自“伏见”舰提交的《重庆溯江卫生记事》；第9编《泸州至叙州及岷江》部分，则大量来自“鸟羽”舰《上扬子江溯江报告》的第8部分《叙州、泸州水路概况》。后者则指堀田英夫、桂赖三等派遣情报人员的报告。1916年，桂赖三曾将其调查见闻适合公开者整理为《支那物语·长江十年》一书，书中关于三峡航行法和四川回教徒等记载，也见于《扬子江水路志》第3卷，二者之间的关联不难推想。总之，该“水路志”编成之际，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像英国海军那样，编纂专门的长江水路志，并且上、中、下游记载的丰富度基本均衡。
上述“海图”和“水路志”的编成，都是日本海军在长江上游军事实力上升的标志。其直接影响是提高了日本海军驾驭长江航路的能力。1917年后，日本海军除春、秋二季外，还能在7月的盛水期上下川江。除短暂巡航外，还能在重庆长期驻泊，其航行能力和驻泊时间，与西方军舰几无差别。
同时，日舰3次溯航的影响还体现在军事领域之外。如前所述，“伏见”舰溯航之前，日本海军已经意识到日本与西方列强在长江上游的权利失衡。三次溯航期间，通过所见所闻，其体会更加真切。比如，“伏见”舰军医石黑顺三在重庆调查期间，发现重庆开埠以来外国侨民人数大幅增加，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到1906年的130人，再到1910年的313人，但其中绝大多数是欧美侨民，日本侨民人数在1910年不过41人。日侨在当地的工商业不过有邻、大和、福记、瑞华、东华、日清汽船等数家洋行。日本在重庆虽有“专管租界”，但租界内“杂草丛生”，几乎没有一家企业。石黑顺三感叹日本侨民在重庆“势力衰微”。(71)再如，1912年“鸟羽”舰在调查龙王洞煤矿期间，发现此地的煤炭易点火、发烟少，是很好的“舰船用煤”，有望取代上海昂贵的英国进口煤炭。缺点是“开发尚少”，运输不便。这对日本来说自然有机可乘，但英、法、美、德等国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来此测量。(72)“伏见”舰舰长桂赖三在总结其10年长江见闻时指出：中国400余州的财富几乎全部集中在长江流域，从对华商业贸易着眼，应该首先经营此地。长期以来，英国垂涎万丈，多年的努力换来巨大的利益，公然将长江作为其“势力范围”。那么，日本国民将做如何对策？是温顺如猫？还是在所谓“君子政治家”的指导下，万事束手？(73)凡此种种，都表明海军人员对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扩张步伐，尤其是上游的扩张步伐严重不满。因此，除了军事扩张，他们还主动扮演起助推经济扩张的角色。石黑顺三调查报告的“后来溯江注意事项部分”，提出建立“法国海军俱乐部”那样的岸上设施。其目的不止是从士兵健康考虑，还有为日侨的经济扩张撑腰的用意。“鸟羽”舰龙王洞煤矿调查报告在列举了“外人的窥视”活动后，鼓吹该煤矿“在利权上不容忽视”，日本要“思考适当的方法”，“劝诱买收”。同年，“鸟羽”舰还对宜昌至重庆段航运业实施了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四川贸易无望通过铁路振兴，发展汽船航运业是趋势所在，并且“蜀通”号开通宜昌至重庆段的航运后，经营良好。但中国航运企业的难点是资金少、船员不足。(74)而这恰是日本的优势。因此，日本海军将掌握的“贵重”调查资料移交日清汽船会社(75)，并建议日本政府提供补助金，敦促其早日开通宜昌至重庆航线。(76)
日本海军这些助推努力是有效果的。一战期间，日本商人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大幅上升，重庆日侨人数从1910年的41人增加到1917年的82人。(77)商社数在1916年年底达到10家，超过英国(9家)和法国(6家)。(78)同期，日本商人大幅投资上游航运业，一度占据“主导地位”。(79)1922年，在日本海军的直接帮助下，日清汽船会社开通宜昌至重庆段轮船航线。(80)看到这些“成绩”的日本海军更相信军事扩张对经济扩张作用巨大，因此对军事扩张野心更大。1919年，日本海军向日本国会提出新造川江炮舰计划，拟建造4艘“鸟羽级”河用炮舰，费用约为120万日元，该计划得到国会的支持。(81)1920至1923年，“比良”“势多”“坚田”“保津”4艘川江炮舰陆续建成服役，日舰轮番停泊重庆遂成常态。
注释：
①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②邓少琴梳理了外国军舰入侵川江的过程，指出了日舰第一次溯航上游的时间和军舰名称，但对紧接着的第二次、第三次溯航无涉及，参见氏著：《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第53-60页。许金生《近代日本对长江航道军事谍报活动概述》(《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一文揭示了日舰溯航长江上游之前堀田英夫等人的调查活动，另外对“伏见”舰、“鸟羽”舰的溯航活动有所叙述，但十分简略，时间都未交代。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和徐勇《近代日本之扬子江扩张及其战争规划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都是专论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但涉及上游的内容稀少。
③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海关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④赵正超：《重庆对日开放问题与〈马关条约〉》，《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
⑤王力：《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9页。
⑥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第31-32、53-57页。
⑦李国华：《近代列强攫取在华沿海和内河航行权的经过》，《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⑧江天凤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第233-237页。
⑨1906年日本商船未到达宜昌以上，可参见江天凤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第227-229页。同年日本军舰未开行沙市以上，参见下文所引堀田英夫《宜昌重庆间水路调查相关意见》。
⑩王力：《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第230、240页。
(11)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12)许金生：《近代日本对长江航道军事谍报活动概述》，《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
(13)「29.揚子江上流ノ水路二関シ報告方在重慶沙市及漢口領事ヘ訓示ノ件 明治三十五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2404300、航路開設関係雑件 第四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4)水路部編『支那海水路誌』第4巻、東京、水路部、1906年、序言。
(15)水路部編『支那海水路誌』第4巻、目録。
(16)水路部編『支那海水路誌』第4巻、目録。
(17)「軍艦隅田、伏見製造(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91735000、明治39年 公文備考 巻12艦船3軍艦隅田、伏見製造(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8)「軍艦隅田、伏見製造(6)」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91735500、明治39年 公文備考 巻12艦船3軍艦隅田、伏見製造(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9)李少军：《论八一三事变前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20)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21)東亜同文会『对支回顧録』(下)、東京、原書房、1968年、1240頁。
(22)「南清艦隊報告 1(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91880400、明治40年 公文備考 巻21艦船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3)「南清艦隊報告 1(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91880400、明治40年 公文備考 巻21艦船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按，该调查计划的要点如下：调查时间约5个月，4月上旬实施概测；调查人员有将校1人、水路技师1人、水路技手1人、下士1人、卒2人、中国领水人2人、翻译1人、役夫1人；调查材料为概测必要的测器及消耗品。
(24)東亜同文会『对支回顧録』(下)、1240頁。按，堀田制作的《扬子江上游水路图》，在日本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资料馆档案目录中未见，原图内容无从得知，笔者推测应该是宜昌—重庆航段不完整的水路图。
(25)桂賴三『支那物語長江十年』、東京、同文館、1917、282-284頁。
(26)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第413页、附录5，“南清舰队报告”。需要注意的是，《有关扬子江上游水路状况》是1907年“隅田”舰提出，内容是岳州一宜昌段水路状况，其实不包括“上游水路”。《宜昌上游水路调查记事》即上文提到的堀田英夫1906年11月调查宜昌峡口的报告，严格说来也不算“上游水路调查”。《成都视察报告》是1907年重庆领事白须直报告，转交海军传阅。
(27)「南清艦隊報告(3)」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92027000、明治41年 公文備考 巻30艦船2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8)「12.重慶ニ於ケル四十一年下記温度ノ高低並ニ江水增減報告ノ件 十一月」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2742600、航路関係情況報告 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9)「45.帝国軍艦重慶港ヘ派遣セラルル場合ニ於ケル注意方ニ付在同地帝国領事ヨリ申報之件 三十七年二月」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2364900、船艦及航海事業関係雑件 第六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0)据“伏见”军医石黑顺三记载，海军省下达溯江重庆命令是在2月17日，参见「石黑大軍医調查重慶溯江衛生記事(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066300、明治45年-大正1年 公文備考 巻46 艦船2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1)「石黑大軍医調查重慶溯江衛生記事(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066300、明治45年-大正1年公文備考 巻46 艦船2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2)「長江溯江談(堀田少佐談話)」、『朝日新聞』、1911年7月6日、4頁。
(33)「第3艦隊行動一件(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0167900、「公文備考 艦船33 巻49」(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4)“伏见”溯航川江日程可参见前引「石黑大軍医調查重慶溯江衛生記事」以及『朝日新聞』5月26日第4页、6月5日第2页、6月15日第3页的特派员报道。
(35)「第3艦隊行動一件(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0168000、「公文備考 艦船33 巻49」(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6)桂賴三『支那物語長江十年』、397頁。
(37)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120頁。
(38)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第168页。
(39)据堀田英夫的说法，“伏见”此次溯江有上航叙州的计划，但因为需要赶回汉口参加英国国王加冕的祝贺典礼，计划取消。姑存一说。「長江溯江談(堀田少佐談話)」、『朝日新聞』、1911年7月6日、4頁。
(40)水路部編『揚子江水路誌』第3巻、東京、水路部、1917年、40頁；桂賴三『支那物語長江十年』、355頁。
(41)桂賴三『支那物語長江十年』、44頁。
(42)「清国鉄道国有問題関係雑纂第一巻 分割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0974200、清国鉄道国有問題関係雑纂 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下文提及的海军省安排“伏见”先到宜昌待命的情节，参见同文书。
(43)「梗概命令訓令往復 3(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40984500、(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変書類 巻3 梗概 命令 訓令 往復(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4)陈悦：《日本投降舰船志》，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57页。
(45)「長江溯江談(堀田少佐談話)」、『朝日新聞』、1911年7月6日、4頁。
(46)「修理、改造(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402600、大正3年 公文備考 巻16 艦船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7)陈悦：《日本投降舰船志》，第59页。
(48)转引自李少军：《论八一三事变前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49)波多野勝「辛亥革命と日本海軍の对応(上)」、『軍事史学』第21巻4号、1986年、15頁。
(50)李少军：《论八一三事变前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51)「其他(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41037200、(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変書類 巻27 清国事变に関する 警備概報(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2)波多野勝「辛亥革命と日本海軍の対応(上)」、『軍事史学』第21巻4号、1986年3月、14-22頁。「辛亥革命と日本海軍の対応(下)」、『軍事史学』第22巻1号、1986年6月、45-56頁。
(53)「上揚子江溯江報告(鳥羽)(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280100、大正2年 公文備考 巻35 艦船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4)本段所述鸟羽溯江活动，均参见「上揚子江溯江報告(烏羽)(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280100、大正2年 公文備考 巻35 艦船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5)「上揚子江溯江報告(烏羽)(6)」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280600、大正2年 公文備考 巻35 艦船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6)「訓令(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41036900、(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変書類 巻27 清国事変に関する 警備概報(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7)「上長江測量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281100、大正2年 公文備考 巻35 艦船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8)東亜同文会『对支回顧録』(下)、1242頁。现日本防务省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资料馆”所收水路部文书目录中，有大正二年(1913年)扬子江上游的“锤测图”资料(“锤测”主要用来测量水深)，可能就出自桂之手。
(59)「軍艦の長江遡江」、『朝日新聞』、1913年7月2日、4頁。
(60)「烏羽の遡江」、『朝日新聞』、1913年9月4日、4頁。
(61)「河用砲艦出動の件3(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1114500、大正7年 公文備考 巻26 艦船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2)「梗概命令訓令往復 3(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40984500、(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変書類 巻3 梗概 命令 訓令 往復(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3)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64)「河用砲艦出動の件3(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1114500、大正7年 公文備考 巻26 艦船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5)日本水路協会、今井健三『昭和初期から終戦までに水路部が作製機密海図したについて』、立教大学資料、https://gffgg8cda1fb4866b40a1sc0nfkwvnfvbf6w6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stitute＞caas。
(66)“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部”所藏“海图”“水路志”目录，https://gffgg62d0188da46e45e8sc0nfkwvnfvbf6w6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kaizuArchive/possess/。
(67)许金生：《近代日本对长江航道军事谍报活动概述》，《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
(68)水路部編『揚子江水路誌』第1巻、東京、水路部、1916、序言、1頁。
(69)第3卷，正文篇幅为433页；第1卷《扬子江口至汉口》，正文篇幅为345页，第2卷《鄱阳湖内部及洞庭湖並汉口至宜昌》，正文篇幅为283页。
(70)水路部編『揚子江水路誌』第3巻、序言。
(71)「石黑大軍医調查重慶溯江衛生記事(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066400、明治45年-大正1年公文備考 巻46 艦船2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2)「其他(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41037500、(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変書類 巻27清国事変に関する 警備概報(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3)桂賴三『支那物語長江十年』、緒言、3頁。
(74)「上揚子江溯江報告(烏羽)」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280200、大正2年 公文備考 巻35 艦船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5)浅居誠一『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三十年史及追補』、東京、日清汽船、1941年、88頁。
(76)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0128474700、大正3年-9年 大正戦役 戦時書類 巻201 第1遣外艦隊(遣支艦隊)関係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7)1910年重庆日侨人数参见前引「石黑大軍医調查重慶溯江衛生記事(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20066400、明治45年-大正1年 公文備考 巻46 艦船2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918年重庆日侨人数参见「58.重慶」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0383200、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查一件 第十九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按，这些人数不包含万县、泸州等领事馆辖区内其他城市侨民人数。
(78)「27.長江各港二於ケル外国人商社及人口数在上海総領事ヨリ送付ノ件 大正六年六月」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0461700、在外内外人ノ戸口調查雑件 第三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9)「上流揚子江に於ける航運業(五)」、『朝日新聞』、1921年1月8日—2月3日。
(80)该航线的开通，日本海军大尉津田静枝的《上扬子江调查报告》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海军省军务局高度肯定津田的意见，敦促日本政府为日清开通宜一重航线提供补助金。参见「宣昌重慶間航行旅船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0128474700、大正3年-9年 大正戦役 戦時書類 巻201 第1遣外艦隊(遣支艦隊)関係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1)「河用砲艦：建造の議」、『東京日日新聞』、1916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