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平台化生存已成为当代社会个体的基本存在样态。本文尝试将平台概念化为一种“启蒙性基础设施”—— 它并非中立的技术系统，而是一种内嵌着技术赋权与系统控制双重潜能的社会-技术装置。平台通过数据化、算法化与自动化，系统性地将生活世界纳入“算法视域”，塑造着“可见”的秩序，同时也进行着结构性的“遮蔽”。这种双重效应揭示了平台启蒙的深刻悖论：它在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看见”权力的同时，却可能以算法前置、资本驱动和景观替代的方式，悬置康德意义上的“敢于求知”的批判性反思。本文进一步提出“可见中的遮蔽”与“遮蔽中的可见”这一辩证分析框架，前者揭示平台如何以极致的“可见”掩盖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算法的运作逻辑及个体生存的本真状态；后者则展现被技术中介所“遮蔽”的领域如何创造出新的感知维度与连接可能，为意义的重建与韧性实践提供空间。通过剖析这一辩证关系，本文揭示了平台化生存既形成结构性制约又催生抵抗性实践的复杂样态，为理解数字时代生活世界的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平台化生存；生活世界；启蒙性基础设施；可见；遮蔽
随着天猫提出“发现品质生活”、支付宝强调“生活好，支付宝”的品牌定位不难看出，数字商业平台深度渗透日常场景，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抖音倡导“记录美好生活”，新浪微博致力于“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二者不断推动个体情感与公共议题高度可视化的趋势，并拓展了信息流动与社会连接的维度；微信将自身定位为“一种生活方式”，小红书致力打造“你的生活兴趣社区”，则进一步表明平台的聚合功能已成为现实社交的关键延伸。由此可见，平台与生活世界的嵌合，不仅重构了日常生活的实践结构，更奠定了其作为新型社会基础设施的地位。然而，平台在促成原本隐匿现象走向可见的同时，亦潜在地加剧了对生活世界的遮蔽。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作为当下社会基础设施的平台，已经超越其固有的媒介边界，呈现出启蒙意涵。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批判性地追问，作为具有启蒙意义的平台构建了何种“可见性”？又遮蔽了何种现实？更进一步而言，本研究试图超越可见与遮蔽的二元对立，理解其中的过程机制。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平台化生存现象，基于生活世界的理论视角，致力于剖析“可见”与“遮蔽”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认知与存在张力。
一、平台：考察生活世界“可见”与“遮蔽”的新视角
“平台”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具备连接用户并提供交互服务与资源功能的数字化中介组织形态。进入互联网时代，平台因其功能完备、应用广泛，能够深度嵌入人类社会的交往结构，通过重塑信息流动的方式，变革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推动主体解放与时空重构，进而深刻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形态，由此成为生活世界中的启蒙性基础设施。该概念源自启蒙时代思想中的“基础设施”概念，意指世界始终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物品、思想与人的自由流通将促进社会进步。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则主张超越静态视角，认为基础设施是一个有机且动态的过程。由上所述，本文认为所谓的“启蒙性基础设施”是指平台作为一种社会-技术装置，既赋予人类改造世界、获取知识的“普罗米修斯式”力量，更以其“启蒙”意涵促使主体运用理性对技术系统本身进行审视与批判。具体到本文中，这一概念意指在洞悉平台如何建构“可见”秩序的同时，辨识其如何形成结构性的“遮蔽”，从而在技术环境中实现康德意义上“敢于求知”的主体自律。因此，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的平台，既赋予了生活世界被看见的机会，也使其面临被遮蔽的可能。
（一）生成启蒙性基础设施：平台化的技术逻辑与社会嵌入
平台之所以能成为当代生活世界的“启蒙性基础设施”，是因为其特有的技术逻辑完成深度的社会嵌入。一方面，它实现了启蒙传统中对“去蔽”的追求，提供技术理性使隐匿于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社会关系得以可知、可见；另一方面，这种使之可见的启蒙力量也可能转化为新的支配和遮蔽。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平台化并非外置于社会的技术应用，而是一种重塑社会关系与认知模式的内置力量。正如蒂尔森（David Tilson）所言，平台本质上是“包含技术要素以及相关组织流程和标准的社会-技术集合”。这意味着其技术逻辑与社会嵌入从一开始就相互交织、互为前提，技术架构为社会化应用提供可能，而广泛的社会应用又反过来强化并固化其技术逻辑，最终使平台从一种“可选的工具”进化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平台的技术逻辑根植于数据化、算法化与自动化。它将人类丰富的社会活动——从交往、消费到情感表达，转化为可计量、可计算、可预测的数据流。平台依靠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得以建构成影响人类社会交往和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一转化过程本身就是“启蒙”的体现，它使得以往难以捉摸、隐于幕后的生活世界细节变得清晰可见。平台通过强大的搜索与匹配机制，让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物实现功能链接，降低了信息差，促使一切变得透明。然而，这种“可见性”并非全景敞视式的平等观照，而是技术依据特定商业或政治逻辑进行选择性遮蔽与凸显的结果。哪些关系被连接、哪些内容被推荐、哪些行为被鼓励，均取决于平台的技术架构与规则设计。因此，平台的“启蒙”自带辩证色彩：它在照亮一部分世界的同时，必然将另一部分推入更深的阴影。它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新窗口，也是塑造我们认知的新框架。
最终，这种技术逻辑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嵌入，完成了其基础设施化的进程。平台已不再仅是早期的“物理性、对象性的建筑”，或是单纯的双边市场“元组织”，它已如毛细血管般嵌入社会肌体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管治装置”。当个体认知、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都已深度依赖平台架构时，平台便从一种技术系统升维为一种认识论基础设施。它规定了何者可见、如何可见以及谁有权力使之可见，从而深刻地塑造着我们关于“现实”本身的体验与观念。
（二）生活世界：理解启蒙性基础设施的理论富矿
生活世界是个体赖以生存的基本背景，是日常生活经验得以展开的领域。个体对周遭环境的理解和体验，无不根植于特定的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最初源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晚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的引入，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使人们在“自然态度”内直接面对生活世界的特质，现象学研究应从互为主体的人际关系中去理解生活世界。而后，舒茨（Alfred Schütz）容纳吸收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探讨，将生活世界、主体间性、手头库存知识等概念引入社会学中，并结合奥地利经济学的“去历史化”主张，创立了现象学社会学。在舒茨看来，生活世界是人们生存在其中并进行日常活动的社会情景。其自然态度和主体间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是生活世界的结构特征。换言之，生活世界是个体感知、理解进而采取行动的基本框架，个体与环境的互动都围绕这一框架展开。并且，舒茨还特别强调生活世界的主观性构成，个体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根植于主观经验，但这种主观性理解又以普遍化、类型化的方式呈现，使得不同个体对生活世界的把握具有同质性，由此保证了社会互动的顺畅和秩序的存续。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运用了这一概念，他强调生活世界的互为主体性特征，个体正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理解并构建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生活世界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基础。人们在日常言说、交往中达成共识，形成对生活世界的共同理解，由此确立社会整合的基础。因此，生活世界是交往理性展开的空间，是主体间性构建的场域。
统合上述观点，可知生活世界是根植于个体或群体的主观经验，是个体感知、理解外部世界的参照框架，通过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性理解，参与其中的个体得以在日常言说、交往中形成对生活世界的共识，并且为社会互动奠定基础。同时，生活世界是包含文化、社会、人格等多个向度，具有再生产、社会整合、个体社会化等多重功能作用。在平台化转型的数字技术背景下，无论是日常支付实践、网络社交互动抑或是同龄群体的经验分享行为，数字化网络已深度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渐成为组织生产、交换与消费等社会活动的基础设施。这一现象深刻印证了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作为人类多元社会活动发生场域”的理论阐释，也印证了直观上存在着并为我们存在着的那个世界，是我们一切实践与理论活动的直接地平线和根基所在。人际互动及社会交互日益依托平台载体展开，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趋于消弭，“可见”与“遮蔽”交织共生。在平台架构支撑下，“媒介的世界化”进程正加速演变为现实图景。平台机制如何建构可见体系，并掩盖对遮蔽的感知，已成为理解当代生活世界的重要视角。
（三）可见与遮蔽：一个分析生活世界的关键视角
将平台视为生活世界的启蒙性基础设施，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它如何系统性地塑造主体对“现实”的感知与理解。在这一视野下，可见与遮蔽不再仅是传播效果的表层特征，而是构成了平台化时代生活世界转型的核心机制与内在矛盾。可见性（Visibility）从字面上看，是指人的视线范围所及程度与能见度，并受到人的视觉、知觉等感知能力的限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可见性是指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他人的注意力。当获得的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即产生了可见性。伴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为生活世界可见提供了重要场所，认为媒介技术能实现跨时空的可见。不仅如此，在丹尼尔·戴扬（Daniel Dayan）提出虚拟网络新媒体环境中可见性的新概念之前，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模型以及约翰·汤普森（John B. Thompson）将大众媒介带来的这种新的可见性称为“媒介化可见性”，均为虚拟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可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横向维度来看，国内学者已然发现“可见性”分析生活世界的多重可能，国内研究常与“可供性”理论结合进行分析和考察。并从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可见、社交可见、家务可见、城市可见乃至日常可见延伸至与政治相关的劳动可见、权力可见与文化可见等领域，展现出可见性理论在解释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中的强大诠释力。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已有研究并非仅仅关注可见的单一视角，可见所蕴含着结构性的遮蔽机制亦受学者关注，如杨飞从遮蔽与解蔽的角度，结合可见性理论，分析论算法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影响及应对。因此，当前对可见的研究亦延伸至“不可见”（遮蔽）的视野分析劳工问题与乡村形象的选择性建构问题。虽然当前学者已然关照到可见与遮蔽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已有研究多是为了强调可见而凸显出遮蔽，因此对不可见的系统性遮蔽机制及其背后权力运作逻辑的深入探讨仍显不足，尤其在数字平台算法筛选、流量分配不均导致大众群体声音持续被压制的背景下，这一盲区愈发凸显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对单向的可见或遮蔽进行分析，然而，此类单向度探究或存割裂可见与遮蔽动态互动过程之嫌。本研究旨在突破单一研究向度，通过剖析平台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所蕴含的核心悖论与权力运作机制，在拓展人类经验与认知边界之可能性的同时，揭示其潜藏的系统性遮蔽与控制。本文对两种机制进行了区分，其一“可见中的遮蔽”意味着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掩盖了社会现实中的复杂性，其特征是以“可视呈现”代替理解和反思；其二“遮蔽中的可见”是指被平台所中介化的领域呈现出了新的感知维度和链接关系，依靠数据和算法创造出了新的可见和意义。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了平台化过程中的一体两面，正是因为平台中的可见才产生新的遮蔽，而正是在遮蔽的缝隙中创造出新的可见形式。唯有借助此辩证视角，方能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盲目乐观主义，对生活世界之真实转型保持批判自觉。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平台化与生活世界并非简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二者始终相互建构、相互渗透，是一个动态的有机过程。
二、平台建构新关系：生活世界的日益“可见”
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等人指出，平台社会的三大运行机制——数据化、商业化与选择性共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逻辑。他们认为平台运行的核心即为数据，通过对万物的数据化收集和处理，可有效配置社会关系，跟踪和预测用户个体的诉求、交易、表现与活动，进而推动商业化逻辑的有效展开。而“选择性”则通过平台的界面与算法来触发或过滤用户的感知，在筛选可观内容的同时，确保某些特定内容、服务和人员的优先可见性与可用性。该机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将生活世界中丰富、模糊且高度情境化的“体验”抽象化为可计算、可分析、可预测的数据。这一过程标志着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系统性介入。在此过程中，生活世界的主体无法直接感知抽象化运作本身，其所能认知的仅为可感知的具象符号。
（一）可见展演：从切身经验到数据呈现
在舒茨看来，生活世界进一步被阐释为一种由“想当然的常识性构念”所支撑的社会实在。个体在其中通过“自然态度”与他人进行互动，共享着一套默认的意义图式和阐释框架，从而构建起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交往世界。然而，以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为例，这种基于主体间性的意义生成过程正被一种算法化的逻辑所取代。一方面，个体在平台中的前置化展演（如发布视频、直播互动）与后置化生存轨迹（如浏览、点赞、消费）被平台以数据形式进行巨细靡遗的记录和计算。个体的社交网络、认知倾向、情感波动乃至无意识的习惯，都被平台清晰地刻画出来，形成一个“数据化自我”。另一方面，个人日常轨迹、消费选择等被数字化地固定下来，成为可被检索、追溯、分析的对象，便于平台进行精准的个性化内容推送。
这种机制的深层影响在于，它将生活世界的内在逻辑颠倒了。原本由个体主体性驱动、在与他人的具体交往中生成的意义，现在被算法预先计算和塑造。平台借助海量数据和智能算法，不仅呈现了个体日常生活的“全貌”，更以关联、动态的方式“揭示”出个体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哈贝马斯曾警告，“系统”（主要指市场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即系统逻辑侵入并取代了生活世界中通过交往理性达成的共识。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正是这种“系统殖民”，在数字时代的新变体中，它用一种工具理性——以效率和商业价值为导向的逻辑，取代了原本充满偶然、探索和自主选择的人类交往过程。个体看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实则被引导进一个由算法精心构建的“过滤泡”或“信息茧房”之中，生活世界的开放性与可能性被悄然削弱。
（二）透明幻象：从可见监控到私密消解
平台化生存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将个体生活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可被审视的整体，置于聚光灯下接受持续的检视。这使得生活世界的私密性大为削弱，可见性和透明度大幅提升。然而，这种可见性并非一种赋权式解放，而更可能是一种强权式控制。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透明社会”，其中一切都被转化为信息，暴露在数字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之下。这种透明性并非源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源于资本对效率和控制的无限渴望。
当个人的生活轨迹、消费选择、社交圈层等都被数字化固定，个体就成为了一个可被随时分析和预测的“数据-主体”（Data-subject）。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将这一过程命名为“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其核心商业模式便是单方面地将人类经验宣称为可免费获取的原材料，并将其转化为行为数据，用以生产能够预测我们下一步行为的“预测产品”，并在“行为期货市场”中进行交易。在此逻辑下，平台所追求的可见性本质上是为了更彻底地掌握和预测用户行为，从而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生活世界的私密空间，那个容许我们犯错、犹豫、成为不完美存在的庇护所，在这种无所不包的可见性压力下正被不断侵蚀，个体虽曾尝试进行算法抵抗，但其自主性也受到了根本挑战。
（三）平台呈现：从意义扁平化到社会景观化
平台的影响不止于个体的日常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社会要素也通过平台的集成式服务获得了全新的呈现方式。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政府、电子商务、线上教育、网络直播等新型业态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政治参与、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活动纷纷借助平台展开，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型。政治动员、市场交易、资源配置、观念传播等核心社会过程悉数“搬迁”至线上。海量数字足迹的留存，使得社会系统运行的内在机理前所未有地被数据化表征出来。
然而，这种表征同样并非中立的。当复杂的社会议题被压缩为热门话题标签，当深刻的文化产品被简化为病毒式传播的短视频，当审慎的政治讨论被转化为情绪化的点赞与转发时，社会要素的丰富内涵被“同质化”了，意义亦变的“扁平化”。平台作为一种技术-社会系统，其内在的“媒介偏向”（Media bias）决定了何种形式的内容更易于流通。通常，那些简短、吸睛、情绪化、易于分享的内容，在算法的驱动下拥有更高的可见性，而那些复杂、理性、需要深度思考的内容则被边缘化。
这导致了一种社会生活的“景观化”（Spectacularization），新的技术实现方式用“技术再现”取代了个体对生活世界的直接体验。居伊·德波（Guy Debord）曾描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生活本身都展现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影像所中介。如果说电视媒介时代这种中介是单向、有限的，那么，数字平台极大地加速并深化了这一进程。社会运行的真实过程被其在平台上的“再现”所遮蔽，人们通过消费和互动这些数字景观来感知社会，而社会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历史纵深感则在这种高度策划和选择性的呈现中被消解了。
综上所述，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的平台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次，对传统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进行了全方位的数字化再现与重构。通过海量数据的记录和存储、智能算法的关联和分析，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都被呈现在平台之上，并以一种看似清晰透明的方式供人检索、监测和把控。生活世界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意义上实现了“可见”，成为了一个可感知、可测量、可分析的客体。然而，在启蒙性基础设施视角之下，本文想强调的是必须以一种批判性眼光审视这种“可见性”。它并非对生活世界原貌的忠实映照，而是一种基于数据化、商业化和算法化逻辑的系统性重塑。在这种重塑中，生活世界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主体间性、私密性和意义的丰富性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胡塞尔的原初生活世界，到被系统逻辑殖民的交往空间，再到如今被平台算法全面渗透和建构的数字生活世界，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认知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然而，本文亦想强调的是不应止于可见，或满足于平台世界中对生活世界可见性的有限呈现。平台世界所构建的遮蔽，才是更为关键且亟需揭示的维度。
三、平台异化风险：生活世界的感知“遮蔽”
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的平台，无疑极大地提升了生活世界的可见程度。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没有代价。从现象学哲学的视角看，“生活世界”是所有科学与理论实践得以可能的前科学、前理论的直接经验领域，是意义与价值的最终源泉。它是意义的源初土壤，是我们进行理解与沟通的共同基础。但是，在平台化生存成为时代症候的今天，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平台作为一种技术化的中介系统，在看似无限“呈现”生活世界的同时，是否也在以一种更隐蔽、更深刻的方式对其进行“遮蔽”？本文以为，这种遮蔽主要通过两种相互关联的路径展开。其一，将生活实践改造为一种服务于系统逻辑的展演与景观，从而悬置了生活世界的本真性；其二，通过算法技术重塑交往结构，导致交往理性的碎裂与沟通世界的系统性扭曲。
（一）展演牢笼：生活世界本真性的悬置
随着平台化的全面渗透，“打卡”已从一种简单的行为演变为一种文化症候，它深刻地揭示了依托平台运营如何将生活世界改造为一个精心编排的展演舞台。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视角看，生活世界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前给予性”，即它是在任何反思和理论建构之前就已然存在并被我们所领会的。然而，打卡文化将这一秩序颠倒了。生活不再是首先被“体验”，然后才可能被“分享”；相反，生活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可分享性”和“可展示性”的审视之下。旅行的目的地选择、餐厅的菜品摆盘、甚至书目阅读的感悟，都预先被纳入了“是否适合打卡”的考量框架。这种转变，正是对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例证。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分化为“生活世界”与“系统”两大领域。健康的社会是二者良性互动，但当系统逻辑侵入生活世界，以工具理性和策略行动取代了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时，殖民化便发生。在液态监视的媒介生态中，平台的运作逻辑表现为一种系统性的数据治理机制。点赞、评论、关注量等量化指标，构成了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新型“数码物”——它们将个体在生活世界中的本真体验，转化为可被计算、存储与交换的“社交资本”。
于是，个体的行动逻辑从寻求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转向了追求功利效果的“策略行动”。人们打卡并非首要为了与朋友进行真诚的意义沟通，而更多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成功地塑造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生活世界中那些芜杂、平淡甚至痛苦的真实面向被刻意过滤，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经过美化、符号化的精致生活图景。这种无处不在的展演，将个体囚禁于一个由他人目光构筑的透明牢笼之中。打卡所构建的，正是一个由消费符号主导的景观世界。对网红景点的打造与追捧，本质上是将地理空间与生活体验商品化的过程。以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的“网红书店”打卡现象为例，线下书店空间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广泛关注，常常成为年轻人竞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但相当比例的到访者进店的首要目的并非阅读行为，其核心动机和目标是体验特定的空间装饰文化，拍摄符合社交平台审美传播标准的打卡照片，并分享到社交平台。书店的知识传播和文化功能在此过程中被其作为景观符号的展演功能所替代。因此，看似丰富多彩的打卡分享，实则构成对生活世界的双重遮蔽，它既遮蔽了个体经验的复杂性与完整性，也掩盖了背后驱动这一切的冰冷的资本与数据逻辑。生活世界的本真性在此被悬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系统逻辑所操控的、去内涵化的符号剧场。
（二）理性桎梏：生活世界系统性的扭曲
如果说打卡文化主要从内容层面将生活世界景观化，那么，平台的算法技术则从结构层面系统性地扭曲了生活世界赖以维系的交往基础，导致了沟通的深层困境。生活世界的核心，是通过语言和交往行动不断再生产的、一个主体间共享的稳定意义框架。然而，平台化生存加速了现代性的内在病症，通过重塑信息环境与交往模式，导致了交往理性的碎裂，从而对生活世界构成了更为根本的遮蔽。
算法推荐系统所构建的信息茧房，首先导致了生活世界公共背景的断裂。一个健全的公共领域，作为抵御系统侵蚀生活世界的重要阵地，依赖于充分、多元的信息流通与理性讨论。但是，个性化算法通过持续推送用户偏好的内容，将个体用户置于一个个看似舒适却彼此隔绝的“回音室”之中。其深层危害不止于信息同质化，更在于认知框架与价值预设的固化。不同的社群生活在由算法喂养的平行“现实”里，丧失了共同的话语背景与事实基础。这从根本上瓦解了生活世界所必需的“主体间性”，即那种能够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并相信彼此共享同一个世界的信念。
这种由技术塑造的隔绝状态，并未带来平和，反而加剧了生活世界的价值冲突。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互为因果，在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群体内部观点不断自我强化，对异质性观点的包容度则持续下降，形成了“网络巴尔干化”的部落主义格局。生活世界不再是寻求普遍性理解的包容性空间，而沦为不同价值阵营相互攻讦的战场，交往行动也随之异化为站队和征伐。与此同时，平台的商业逻辑，注意力经济则从内部侵蚀着个体的反思能力，使深刻的交往变得难以实现。为了最大化延长用户停留时间，平台内容被设计得短、平、快，以强烈的情感刺激和感官冲击取代复杂的逻辑思辨。这不仅导致了深度阅读和系统性思考能力的萎缩，更破坏了生活世界意义的生成机制。生活世界的意义本在缓慢、反思的交往与诠释中生成，当个体沉浸于永无止境的信息流，满足于转瞬即逝的快感时，便丧失了从日常经验中提炼意义、构建稳定身份认同的能力。
当共同背景断裂、价值对立加剧、深度反思能力萎缩，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侵蚀生活世界赖以存在的真实性基础，使我们陷入后真相的泥沼。平台的瞬时性、圈层化传播特性，为虚假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提供了温床。随着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模糊，任何事实都可被轻易解构为一种叙事时，生活世界便失去了胡塞尔所言的、作为我们一切判断所最终“根据”（Boden）的坚实地面。当根基动摇，建立其上的一切意义、信任与沟通都将岌岌可危。这不仅是沟通的困境，更是生活世界本身意义被遮蔽的全面危机。
四、可见与遮蔽之间：启蒙性基础设施视域下的平台韧性实践
至此，本文已然探讨了平台作为一种“启蒙性基础设施”如何将生活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数据化并使其可见，同时也分析了这种可见性背后潜藏的异化风险，即对生活世界原有真谛的遮蔽。然而，可见与遮蔽并非割裂的，它们常常是交织、交错在一起的，个体总是通过可见去探寻和抵达不可见。平台化生存的复杂性恰恰体现在这种交织状态之中，一方面，极致的可见本身即构成一种更深层次的遮蔽；另一方面，在看似被完全抽象化、数据化的遮蔽地带，新的可见形式与意义图景又在不断生成。二者的转化取决于注意力的分配结构和中介化的程度，前者通过平台的算法机制实现控制，后者通过平台的技术深度将个体从物理现实转向虚拟感知空间。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的平台，其“启蒙”意涵并非自动实现，而是内在于这一可见与遮蔽的辩证运动之中。真正的启蒙要求主体不仅能够“看见”更多，更能够对看见的方式、条件及其限度进行理性反思。因此，下文对“可见中的遮蔽”与“遮蔽中的可见”这两种交缠现象的剖析，将始终聚焦于平台究竟是在拓展还是在收窄启蒙所必需的批判性视域？它是在赋予个体以理性的自主，还是以新的方式将主体重新抛入某种未经审视的“自然态度”之中？
（一）可见中的遮蔽：平台化社会的“超真实”与启蒙的悖论性悬置
在平台社会中，“可见中的遮蔽”并非指简单的信息隐藏或缺失，而是一种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悖论现象。它指的是，一种事物、一种生活或一种观点，在被平台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清晰度和饱和度促进可见的同时，其内在的真实逻辑、复杂的生成过程、多维的社会联系以及其他的可能性被巧妙地、系统性地遮蔽了。这种遮蔽并非源于信息的不足，恰恰相反，它源于信息的过度饱和与精心编排。正如学者胡翼青等人所指出的，“媒介的可见性恰恰意味着遮蔽和不可见性”。在平台化社会，这一论断被算法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实现能力。平台算法，作为一种嵌入社会肌理的权力机制，成为了制造这种“精致伪饰”的核心引擎。它通过对注意力的精准调配和对内容的优化排序，建构了一个看似全面、实则经过高度筛选和美化的“超真实”景观，而这个景观的可见性本身，就是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最有效遮蔽。
以抖音、小红书等算法驱动的内容平台为例，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复杂的编码程序、多目标优化和特征向量组合，为每位用户量身打造一个可见的信息流。这个信息流以其高度的个性化、即时性和沉浸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源源不断的视觉与信息刺激。然而，这种极致的可见恰恰构成了多重遮蔽。首先，遮蔽了算法本身的运作逻辑。尽管平台会通过一些界面线索（如“为您推荐”）提示算法的存在，但其复杂的运行机制对绝大多数用户而言，依然具有“不可见性、不可编辑性以及不可访问性”。其次，遮蔽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算法为了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和互动率，倾向于推荐同质化、情绪化和极端化的内容，从而在用户周围筑起“过滤气泡”与“回音室”。用户在信息流中可见的，是不断被强化的既有观点、相似的生活方式和趋同的审美标准。而那些温和的、非主流的、需要深度思考的、与用户既有认知相悖的内容，则被系统性地遮蔽了。这种选择性的可见，伪装成世界的全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多元社会的裁剪与压制，使用户对真实社会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层次性变得“视而不见”。
从启蒙性基础设施的视角审视，这种可见中的遮蔽恰恰构成了启蒙的悖论性悬置。启蒙传统要求主体摆脱“未经审视的生活”，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追问、质疑并超越既有框架。然而，平台所营造的超真实景观，却以一种看似“全知”的方式预先回答了用户的疑问：算法不断推送“你可能喜欢”的内容，界面不断提示“大家都在看”的热点，个体的好奇心被即时的满足所替代，批判性的距离感被沉浸式的体验所消解。用户沉浸在由数据编织的、看似透明实则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世界中，很容易将这种“被给予的可见”误认为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丧失了追问“为何是这些被看见、那些被隐藏”的动力。换言之，平台在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看见”能力的同时，却可能使其看见的方式本身沦为一种新的、未经反思的“自然态度”——这正是康德意义上“敢于求知”的对立面。当算法代替主体做出认知筛选，当注意力被持续引导至最具商业价值的内容而非最具思想深度的议题时，平台的技术启蒙便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它不是促使用户成为批判性的认知主体，而是将其塑造为被动的、可预测的消费客体。因此，可见中的遮蔽所揭示的，不仅是信息层面的缺失，更是启蒙精神在平台环境中被系统性地悬置的危险。
（二）遮蔽中的可见：平台化社会的虚拟图景与启蒙的另类可能
与可见中的遮蔽相对应，遮蔽中的可见则揭示了平台化生存的另一重辩证面向。它指的是，在物理世界、传统身份或实体交互被技术媒介所遮蔽（即变得不可见、不重要或被中介化）的领域，平台技术反而能够创造出全新的感知维度、身份形态和社群连接，从而生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见的虚拟图景（Virtual Landscape），技术充当并决定了遮蔽走向可见的中介通道。这种可见并非对物理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一个被遮蔽的抽象空间（如代码、网络、数据）之上，构建起一个可感知、可互动并承载着真实意义与情感的全新存在层面。如果说前者是“以可见之名行遮蔽之实”，那么后者则是“在遮蔽之处创可见之景”。
以出行平台为例，现实中原本不可见的周边车辆位置、运行轨迹等信息，以虚拟数字形式清晰呈现于用户界面，创造了新的可见。用户基于此信息做出决策，与具体的人和物产生连接。在电商直播领域，传统电商中商品的物理实在性被屏幕遮蔽。增强现实（AR）技术的介入则将这一实践推向新高度，用户通过手机摄像头将虚拟的口红、眼影叠加在自己脸上，或将虚拟的衣服“穿”在身上。真实的商品被遮蔽，用户面对的是数据，但AR技术将被遮蔽的“上身体验”以高度仿真的方式变得“可见”，将抽象的商品参数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视觉效果。这表明，平台技术能通过遮蔽实体、可见体验的方式，重塑人与商品的关系。
遮蔽中的可见为启蒙提供了另类的可能空间，启蒙的核心在于突破既有经验的限制，拓展认知的边界。传统上，我们只能通过直接的身体感知或他人的言传来认识世界。平台技术通过将不可见的数据、关系、轨迹转化为可感知的界面，创造了一种新的“认知代具”——它使主体能够“看见”原本因时空、尺度或抽象性而无法触及的维度。用户通过地图平台实时查看周边车辆动态，是对交通系统运作逻辑的“去蔽”；通过AR试妆获得对商品效果的预判能力，是对消费不确定性的“祛魅”。在这个意义上，遮蔽中的可见是平台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的积极面向，它拓展了人类经验的边界，使原本需要专业训练或长期积累才能获得的判断力，得以通过界面直观呈现。
然而，这种另类可能并不自动等同于启蒙的实现。平台所创造的可见始终受到商业逻辑和算法规则的框定。地图上显示的车辆信息是平台愿意呈现的，而非全部交通实况；AR试妆所模拟的效果经过品牌方优化，而非真实的皮肤反应。因此，遮蔽中的可见仅为启蒙提供了可能性条件，而非启蒙本身。真正的启蒙仍然要求主体对这类可见保持批判性距离，追问数据从何而来、算法如何筛选、界面遮蔽了什么。当用户仅仅满足于技术带来的便利，而不反思其背后的权力结构时，这种可见同样可能沦为新的遮蔽。换言之，遮蔽中的可见所开启的认知空间，需要主体以理性自觉去填充——这正是康德“敢于求知”在平台时代的具身实践：既不盲目拒绝技术带来的新可见性，也不盲目沉溺其中，而是在使用中保持对技术中介的审视，将平台从外在的支配性“他者”转化为可被理解、可被批判的内生性工具。
综上所述，可见中的遮蔽与遮蔽中的可见并非静态的对立，而是平台化生存中启蒙悖论的两种呈现方式。前者警示我们，过度的、未经反思的可见可能收窄批判性视域，使主体沦为算法的附庸；后者则提示我们，被技术中介所遮蔽的领域，恰恰可能孕育出新的认知可能与抵抗性实践。二者共同构成了平台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的完整辩证图景，它的启蒙潜能能否实现，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人类主体能否在可见与遮蔽的交织中，始终保持理性的自主与批判的锋芒。
五、结语
数字时代的平台正以强大的触角和黏性铺展开来，它将自身与周边的事物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强度拓展了个体对生活世界的可见程度，深刻重塑了人们的体验与认知图景。然而，平台的技术化属性决定了其必然是风险与福祉并存的双面体，在使生活世界日益“可见”的同时，也伴随着系统性的“遮蔽”。本研究循着现象学“生活世界”的理论脉络，将平台概念化为一种启蒙性基础设施——它并非中立的技术系统，而是一种内嵌着技术赋权与系统控制双重潜能的社会-技术装置。其启蒙性并不自动实现于技术迭代本身，而取决于人类主体能否运用理性审视、批判并驾驭这套基础设施，在康德“敢于求知”的意义上实现主体的自觉与自律，从而使平台从外在的支配性“他者”转化为可被审视、可被驾驭的内生性工具。
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平台对人的启蒙作用呈现出深刻的悖论性。一方面，它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力量赋予普通人前所未有的看见与被看见的权力，极大地降低了参与社会进程的门槛，拓展了交往的时空边界；另一方面，这种由算法与资本驱动的可见性，却可能将个体囚禁于精心编织的“透明幻象”与“展演牢笼”之中，使其在追逐量化可见的同时，疏离了生活世界本真的意义根基与交往理性。对平台与技术的过度依赖，无形中削减了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具身实践与自主行动，势必侵蚀个体独立思考、自主交往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由此形成的认知与行为方式，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是复杂且多维的，既可能催生新的主体性形态，也潜藏着主体性退隐的危机。
正是在这一危机中，人的主体性与启蒙精神的价值愈发凸显。本研究强调，平台化生存中的“启蒙”绝非技术自动赋予的恩赐，而是一场需要主体持续参与的实践斗争。真正的启蒙，不在于平台提供了多少“可见”的内容，而在于人能否在算法的洪流中保持理性的自主——敢于追问“为何如此可见”、敢于探寻被遮蔽的真相、敢于在展演的逻辑之外守护本真的体验。换言之，平台作为启蒙性基础设施的潜能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成为批判性的认知主体，而非被动的数据客体。个体在理解和适应平台化生存的现实图景时，必须培养批判性思维与理性自觉，穿透算法编织的可见表象，去探寻被遮蔽的权力逻辑与商业动机。唯有如此，人才能从平台的“使用者”升维为平台的“审视者”与“驯化者”，在技术环境中重新确立康德意义上“人为自己立法”的主体尊严。
本研究尝试跳脱出可见与遮蔽的静态二元分立，遵循强调启蒙性视角下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过程性论述，提出可见中的遮蔽与遮蔽中的可见两种辩证交织的运行机制。前者揭示了平台在极致的可见中如何系统性遮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算法的运作逻辑以及个体生存的本真状态；后者则展现了技术在遮蔽物理在场与具身交互的同时，如何创造出新的可感知、可互动的“虚拟图景”，为意义的重建与主体的韧性实践提供了可能空间。这一辩证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平台化世界的复杂运行逻辑，也为中国本土平台实践的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注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平台化生存的辩证张力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始终是关键性的变量。随着社会的深度平台化，无法适应平台技术与生存规则的主体固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但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丧失批判自觉、沉溺于“透明幻象”的被动主体。因此，捍卫启蒙，就是捍卫人自身的理性自主——在拥抱技术便利的同时，保持对技术中介的不懈审视；在享受可见的同时，主动探寻遮蔽之下的真实。作为技术的把握者、平台的中介者与使用者，人必须成为平台化生存的行动主体，而非平台的附属物。此外，从治理层面来看，仍需相关政策的完善加以保障——唯有主体自觉与制度保障相结合，才能在平台化的洪流中识别被遮蔽的实相，维护生活世界的意义完整性。
由此，本研究不仅是对技术理性下“以人为本”的主体性理论的当代彰显，更是以中国本土新媒体实践为对象、面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有益探索。在平台深度嵌入社会肌理的今天，对可见与遮蔽的辩证省思，既是对现代性张力的一次理论回应，也是对人类如何在技术时代守护自身存在意义的持续追问。最终，本文希望传达这样一个核心观念：平台可以成为启蒙性基础设施，但只有人才能成为启蒙的主体。
作者：张秀丽，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陕西西安071000；贺子阳，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牛超杰，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00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