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4期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尺。一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熟与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套能够深刻阐释自身实践、有效指导自身发展，并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平等、深入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首次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系列重要论断，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即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核心目标与根本路径。笔者曾就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表过一些文章。本文在前面研究基础上，围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何为知识”“如何自主”“怎样体系”三个基本问题出发，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要义、建构核心与实现路径做进一步探讨。
何为知识：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要义与范式转型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要任务在于澄清“知识”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特定意涵，推动实现从被动接纳到主动建构的知识范式转型。这不仅是概念上的转换，更是知识生产逻辑、价值立场与文明主体性的深刻变革。在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长期影响下，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生产常被视作对“普遍”原理的地方性“应用”或“验证”，其自身实践经验难以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与理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要突破这一认知藩篱，其核心内涵在于实现知识来源、知识立场与知识表达的三重根本性转变。
（一）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从“经验富矿”到“理论晶核”
知识来源于实践，伟大的实践呼唤并催生伟大的理论。然而，若仅停留于经验描述与政策解释，则无法形成系统的、具有穿透力的知识体系。“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关键，在于对独特实践进行深度理论抽象与概念化提炼，形成具有标识性的“理论晶核”。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建构亟待系统推进。
首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总结。这超越了基于西欧北美经验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要求发展理论必须回应超大规模国家在发展上的均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挑战了“涓滴效应”等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预设，要求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在发展理论中重新赋予文化价值、精神追求以核心地位，突破“物质主义现代化”的单向度视角，探索“文化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突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线性发展陷阱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窠臼，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超越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逻辑的“绿色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超越“国强必霸”传统思维的鲜活案例，亟待从中国外交实践中提炼“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深刻阐释，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知识体系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理阐明。中国在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道路，但现有经济学理论，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难以完全解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中国语境下的复杂互动与动态平衡。如何从学理上界定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如何解析“五年规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间的协同机制？如何构建能够解释“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效能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可能催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再次，是对“大一统”国家治理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融合创新的知识化。中国悠久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及其当代转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的深层文化逻辑。当代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弹性机制”、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与社会自治的结合等，都蕴含着不同于西方“权力制衡”与“多党轮替”模式的治理智慧。将这些实践智慧转化为关于国家能力、治理效能、政治整合的系统性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理论，是构建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
（二）以中华文明立场重建叙事：从“文明对话”到“文明叙事”
知识具有深厚的文明属性，任何知识体系都植根于特定的文明土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于中华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沃土，开展关于文明的“存”与“立”的深刻工作。这不仅是挖掘传统思想资源，更是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立场出发，重建关于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整体性叙事，从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所建构的文明等级论和线性史观。
例如，在历史观层面，需要构建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历史叙事理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能够解释超长时段文明聚合、融合与复兴的历史哲学，而非简单套用基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史的理论模型。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对“郡县制”与“封建制”的长期互动、对“天下观”与近代国际体系碰撞转型的阐释，都应产生基于中国史料和自身问题意识的历史理论范畴。
在伦理观层面，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化与理论表达。“仁政”“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理念，如何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当代政治伦理、商业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提供不同于西方个体权利本位的话语资源和理论框架？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如何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和绿色发展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如何为全球伦理与跨文明对话提供基础性原理？将这些丰富的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的哲学提炼和理论建构，是形成中国特色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在文明观层面，需要基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特质，构建新的文明关系理论。这为回应“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传统中。从这一传统出发，可以发展出一套关于不同文明如何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论，从而丰富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从“概念输入”到“话语输出”
知识以话语为载体，概念的流动往往体现着知识权力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西方核心范畴和分析工具的“概念输入依赖”。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外化为自主的话语体系，实现从“话语消费者”到“话语生产者”的根本性转变。这需要三个层次的系统推进。
一是对“主流”概念的“中国化”阐释与重置。对源自西方但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治理”等，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实践经验，进行内涵的重释与丰富。例如，将“民主”阐释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投票，更体现在经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内涵。这种阐释不是简单的语词替换，而是基于不同政治传统和实践对概念本身的理论重构。
二是推动原生概念的创造与理论化。直接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标识性概念，是话语自主性的根本体现。近年来出现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我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都是生动的例子。当前的任务是，将这些植根于实践的政治术语和战略判断，进一步深化、细化为具有严谨学理内涵的学术概念，并围绕其构建起相应的理论解释框架。例如，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发展出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理论、跨文化哲学等多个学科的子概念群，形成理论体系。
三是话语的“普遍化”提升与国际传播。中国特色话语不能自说自话，必须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进行有效对话。应将中国特色的概念与理论，提升至能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高度，探寻其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点。例如，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对接；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结合。通过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国际期刊发表、国际学术对话和经典著作译介，推动中国话语从“地方性知识”走向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性知识”。
如何自主：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核心与逻辑进路
“自主”是构建知识体系的灵魂，它标志着知识生产从“依附”走向“自觉”、从“应用”走向“原创”的根本性转变。实现“自主”，并非排斥外来优秀成果的封闭自守，而是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下，确立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原创性与内生性。这一过程遵循其内在的逻辑进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一）逻辑起点：设置“根性”元问题与“现实”真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首先在问题设置上掌握主动权，摆脱对西方学界议题的简单追随或被动回应。这要求我们具备“双重视野”：一是向内深入中华文明肌理，探寻关乎文明根脉与精神本体的“根性”元问题；二是向下扎根中国大地，捕捉源于鲜活、独特实践的“现实”真问题。
“元问题”是关于文明延续与发展的根本性诘问。例如，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华文明的“古老性”如何转化为面向未来的“现代性”与“创造性”？这涉及传统价值、制度遗产与现代生活的衔接与转化。又如，“大一统”的国家传统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在当代国家建构与治理中形成了何种独特的政治逻辑与实践智慧？再如，中国“关系本位”的社会结构与“伦理型”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了不同于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运行机制与治理模式？这类问题直指文明内核，对其进行深度反思和创造性回答，是确立知识体系文明主体性的根基。
“现实”真问题则是时代抛出的具体而深刻的课题，源自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实践前沿。例如，如何在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这需要经济发展理论、社会分配理论的重大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其具体的、可分析的治理效能实现机制是什么？这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议程。数字技术革命对国家治理、社会结构、伦理价值带来了何种全面而深刻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应如何构建数字时代的治理新范式？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依靠现成的西方理论，必须从中国场景中提炼原创的分析框架。
（二）内核锻造：推动“魂脉”与“根脉”的“结合”与“化学反应”
确立了真问题，接下来需要锻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内核。“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构建自主理论内核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金钥匙”。这“两个结合”并非物理拼接，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旨在生成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和理论有机体。
“魂脉”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其关于实践的观点、矛盾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等，是分析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理论不可或缺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坚持“魂脉”，保证了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时代性。
“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革故鼎新”到“改革创新”，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展现了“根脉”的当代活力。深入挖掘并创造性转化这些思想资源，是赋予中国知识体系独特民族性、深厚历史底蕴和强大精神标识的关键。
“化学反应”的发生，要求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之相契合、相贯通的内容，并用中华文明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成果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在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理论时，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大一统”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用“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传统治理智慧去丰富对“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文化阐释。这种“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华文化的，从而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坚实的内核。
（三）成果形态：形成基于自身道路的系统化的理论学说与知识范本
“自主”的最终成果，要体现为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与系统的理论表达。这要求我们超越零散的经验总结和个案研究，致力于构建逻辑自洽、概念清晰、能够解释实践、预测趋势、指导未来的系统性理论学说。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创作《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中国学者也应以同样的理论雄心，对中国道路进行“系统化的学说”建构。
例如，在经济领域，目标应是构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不能仅仅是政策解读，而应是一套从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到宏观调控体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完整理论体系，能够内在统一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应对经济周期的独特方式以及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应致力于形成解释“中国之治”的系统性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这套理论应能够阐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并保持活力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中保持总体稳定的治理逻辑，以及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互动关系。它应包含一系列中层理论，如关于“党建引领”如何嵌入并重塑基层社会的理论、关于“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在创新活动中协同作用的理论、关于中国“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理论等。
在文化领域，核心是建构一套能够解释中国文化何以“绵延不绝、日新月异”的学理体系。这套理论旨在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既保持其精神内核，又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它包含相互关联的几个层次：首先，探究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如何能够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衔接，实现其内涵的转化与表达方式的更新；其次，分析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如何塑造并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心态与集体认同，形成文化与社会相互滋养的机制，以及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最后，阐明这种基于自身传统而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发展路径，如何为理解不同文明的共存与互鉴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这套学说的成熟，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理解，从现象描述进入了原理阐释的阶段。
这些“系统化的学说”的成熟，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有”到“优”，从“点”到“面”的跃升。它们将成为世界知识图景中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不仅为理解中国提供钥匙，也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来自东方的知识范本。
怎样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现路径与协同构建
知识体系绝非零散思想的堆砌，而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其“自主性”的真正落地与巩固，最终要依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坚实支撑与协同构建。这三者犹如鼎之三足，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共同托举起中国自主的知识大厦。
（一）筑牢基础：重构兼具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组织框架和制度载体，是学术活动的“地图”与“建制”。当前我国的学科体系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其学科分野、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深受西方和苏联模式影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求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深刻反思、优化与重构。
首先，强化基础学科，巩固人文底蕴。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压舱石”，关乎价值导向、历史认知和思维训练。必须改变其被边缘化、功利化的倾向，加大投入，鼓励深耕，尤其要着力支持基于中国经典、中国史料、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从而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根基。
其次，发展优势学科，彰显中国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等领域，中国拥有天然的素材优势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应将这些学科作为重点突破口，集中资源将其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学科，在其中率先形成中国范式、中国学派。例如，中共党史党建学应突破传统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从治理型政党的视角，构建融通历史、政治、组织社会学等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关系。
再次，大力促进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发展。这是打破西方传统学科壁垒、实现知识创新的关键。应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术发展前沿，主动布局和发展诸如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法学、生态经济学、全球学、边疆学、国家安全学等交叉领域。例如，数字人文可以利用大数据和文本挖掘技术，对中华典籍进行全新解读，催生新的历史发现和文化理论。发展这些学科，需要改革相对僵化的学科管理和评价机制，设立交叉学科学位点，组建跨学科团队，鼓励以问题而非学科为导向的研究。
（二）激发动力：完善崇尚精品与“真问题”的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生产引擎，其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知识产品的质量。构建自主的学术体系，核心在于营造一种能激励学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以解决中国“真问题”、产出传世精品为导向的学术生态。
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以质量、贡献、创新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坚决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顽瘴痼疾。对于理论研究，应注重其思想深度、原创价值和学术传承潜力；对于应用研究，应强调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和决策影响力。应延长评价周期，推行代表作制度，鼓励“十年磨一剑”的长期深耕，尤其要鼓励那些致力于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概念、构建系统理论的研究。
需建立包容而有序的学术争鸣机制。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离不开健康的思想碰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方针。应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鼓励基于严谨学术规范的不同观点、学派之间开展平等、理性的对话与辩论。这需要培育健康的学术批评文化，保护学术探索中的“奇思妙想”和“异见”，尤其要为青年学者敢于挑战权威、提出新见提供制度性空间。
应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与支持机制。资源应更多向那些研究真问题、从事基础研究和交叉研究、致力于理论创新的团队和个人倾斜。可考虑设立针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交叉领域的长期专项基金。同时，完善学术荣誉和激励机制，让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在精神与物质上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在全社会形成潜心问学、淡泊名利的优良学风。
（三）打通出口：打造融通中外、有效传播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面孔”与“声音”，是思想价值得以呈现和传播的桥梁。没有自主、有效的话语体系，再精深的思想理论也只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难以掌握解释权、定义权和传播权。
成功的本土话语构建案例，如“小康社会”（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精准扶贫”（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等，都经历了从政治术语到学术概念再到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源于生动实践，内涵清晰具体，价值指向具有普遍吸引力。未来，需继续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凝练打造更多这样的标识性概念，如围绕“共同富裕”构建系统的分配正义理论话语，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出一套描述、测量和比较民主质量的话语工具。
在国际传播上，需实施分层次、精准化的话语转换与传播策略。面向海外学术界，要着力推动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外译，鼓励在国际主流学术平台上的发表与讨论，用国际学界能理解的理论语言和学术规范，讲清楚中国实践背后的学理逻辑。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关于“贤能政治”（meritocracy）、“协商治理”（deliberative governance）的研究在国际学界引发关注与讨论，便是成功的尝试。面向海外大众和政要，则需善于运用生动案例、数据对比、故事叙述等方式，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的“微观故事”。同时，要积极设置和参与全球性议题，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公共卫生、发展融资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提出中国方案、注入中国理念，将中国话语有机融入全球议程，不断提升话语塑造力。
综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学科体系的优化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赛道”和制度保障；学术体系的改革为生产高质量知识提供了内在“发动机”；话语体系的构建则为知识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传播器”和“放大器”。只有三者协同推进、良性互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从蓝图变为现实，从理念化为成果，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而光辉的思想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