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事关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先，本文通过梳理韧性概念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到产业链韧性的演变过程，基于产业链网络关联属性，剖析产业链韧性与产业链稳定性、产业链脆弱性的关系，从能力属性和风险应对视角界定了产业链韧性的内涵。其次，本文从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维度分析了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通过推动产业创新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产业链韧性起到促进作用，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产业链韧性，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动态网络效应。此外，不同风险情境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在核心指标法和多维指标体系法的基础上，本文从产业链韧性内涵、影响因素、投入产出关系角度梳理不同学者测度产业链韧性的思路和方法。提升产业链韧性表现出对统筹安全与效率、发挥制度与基础优势、实现绿色低碳化发展、增强国内国际市场联动等方面的实践要求，需要做好政府宏观调控、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积极推动数字治理、参与全球合作治理。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评估及对策研究”（23&ZD048）。
作者简介：李少林（1986- ），男，湖北襄阳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能源转型与低碳绿色发展研究，E-mail：lishaolin0506@163.com；卫昭君（1998- ），女，山西临汾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能源转型与低碳绿色发展研究，E-mail：zhaojun1105W@163.com；马里（1978- ），男，辽宁沈阳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产业政策研究，E-mail：tfsiw@126.com（辽宁 大连 116025）。
关键词：产业链韧性/ 产业链安全/ 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发展格局/
原文出处：《东北财经大学学报》(大连)2025年第3期 第69-82页
一、引言
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程持续推进，锻铸产业链韧性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意义更加凸显[1]。近年来，中国在芯片、半导体和新能源等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在先进通信和光伏等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产业链提质升级取得明显成效。然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着技术封锁、中间品断供和产业外移等多重挑战，缺链、短链、断链和堵链等问题突出，引致产业链抵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关键核心技术自控力不足、长期“低端嵌入”、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和国内供需结构不平衡等问题[2]。当前，新科技革命推动着新一轮产业变革，逆全球化浪潮涌动，部分国家筑起“小院高墙”，意图打造“平行体系”，加之地缘政治动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重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对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带来的风险至关重要。因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已经提升至战略新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本文主要研究产业链韧性相关问题，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产业链韧性相关理论背景和实证研究成果；第三部分分析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实践要求；第四部分总结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路径选择；第五部分对拓展产业链韧性相关研究提出未来展望。
二、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溯源
(一)韧性理论的演化发展轨迹
韧性理论最早应用于物理学，表示物体受到外力挤压时的变形程度及外力消失后恢复形变的能力。韧性内涵经历了由均衡论向演化论发展的演变过程。均衡论聚焦于危机发生时系统状态短期内的改变，强调系统始终保持其内部结构和资源状况稳定在均衡状态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Holling[3]使用韧性概念研究生态系统稳定性时，提出工程韧性概念，表示在遭受外部冲击后，生态系统恢复到初始均衡状态且保持稳定的能力，系统韧性的强弱取决于受到冲击影响的系统再次恢复到最初均衡状态的速度[4]，即恢复能力。随着对系统均衡状态的研究由单一均衡向多重均衡转变，学术界提出生态韧性概念，表示受到冲击干扰后，系统会在其结构和功能对干扰的吸收达到最大阈值时，转变到新均衡状态的能力[5]，系统自身所能吸收冲击的最大阈值决定其韧性强弱，即适应调整能力。相对于强调系统均衡状态，演化论更加重视系统的长期动态演化能力，而非危机对系统造成的影响。基于系统自身会随时间不断变化且呈现复杂、非线性和自组织的非连续性特征，Davoudi[6]在Folke[5]提出的社会—生态韧性基础上定义演化韧性，即处于冲击环境中的系统不断演化和适应，使得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资源具备抵抗、恢复和适应持续发生的冲击影响，并最终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加强调系统在冲击干扰后的转型创造能力。
韧性概念的演化发展推动着韧性研究不断向管理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拓展，衍生出组织韧性、城市韧性和区域经济韧性等概念。由于经济系统具有动态非均衡变化特征，加之全球性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从演化韧性视角分析经济学领域的韧性问题。在宏观层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区域经济韧性内涵。在Reggiani等[7]的空间经济韧性基础上，Simmie和Martin[4]根据区域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关键属性和动态过程，构建开发—保持—释放—重组四阶段适应性循环模型阐释区域经济韧性。Martin[8]进一步从抵抗力、恢复力、再组织力和更新力四个维度，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区域经济韧性解释为适应性经济韧性，具体表现为区域经济系统抵御外部冲击、适应恢复原路径和创新发展新路径的动态调整能力[9]。在中观层面，现有研究广泛关注产业集群韧性、产业链韧性和供应链韧性等概念。较早提出的产业集群韧性是指集群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具备应对冲击的吸收、适应和恢复更新能力，其韧性强弱以技术、关系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响应方式衡量[10]。与产业集群韧性相比，产业链韧性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全局性，指产业链各环节为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而具备的抵御冲击、恢复稳定，甚至实现整体链条转化升级的能力[11]。供应链韧性从管理学角度出发，反映供应链为了保持对结构功能的控制和系统运营的连续稳定而为外部冲击做准备，对中断作出响应且从中断状态恢复的三个阶段属性[12]。
(二)产业链韧性的内涵
产业链韧性是韧性概念在全球分工体系下衍生、发展而来的概念，具有韧性的本质特征和产业链的独特属性。产业链是由具有投入产出关联的产业相互交织，构成生产合作与竞争关系，并进一步形成集流程、价值、时空于一体的新型链网组织形态，本质是产业关联。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产业链各节点企业通过契约关系链接形成的网络拓扑结构影响着产业链整体功能和韧性[13]。一方面，外部交易成本通过网络组织中各节点企业间的协作关系转化为内部成本，在降低系统成本的同时，增强内部要素资源的相互依赖性，促进产业间的协同合作与互补融合，提升产业链适应性和柔性。另一方面，高度关联的网状结构不仅有助于风险在不同企业间分散，而且风险会借助网络链接关系在产业链中蔓延，即产业链各节点间具有明显的“连锁效应”[14]。因此，产业链的网络关联性是产业链韧性内涵的重要特征。
产业链稳定性表示产业链维持正常生产活动且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表现为自我抵御、自我调整和自我修复的能力[15]。然而，产业链韧性不仅强调产业链抵抗冲击影响的能力，而且强调产业链主动应对风险及适应转化的能力。在风险管理视域下，产业链韧性被视为一种产业链正向发展的能力属性，而产业链脆弱性被视为一种产业链负向发展的能力属性，二者内涵也存在差别。产业链脆弱性表现为产业链系统对内外扰动的敏感程度，以及产业链结构和功能易于改变的隐性属性[16]，强调产业链对风险的承受和应对能力，产业链韧性则更加注重产业链长期发展的更新能力。因此，从能力属性来看，产业链韧性分为断裂韧性和冲击韧性[17]，包括应对冲击干扰能力和开辟新增长路径能力，具体表现为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进化能力。其中，抵抗能力取决于资源禀赋、内部结构和风险敏感度，恢复能力取决于要素及信息流动性和产业结构平整性，而进化能力取决于创新效率和转型路径。此外，由于韧性重点关注冲击前后系统的变化，所以从产业链在风险发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不同风险应对能力来看，产业链韧性分为风险发生前的吸收能力、风险发生时的适应能力和风险发生后的恢复能力三个维度。其中，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表现为内生特性，恢复能力表现为外生特性。吸收能力侧重于风险发生前的链条态势变化感知、冗余准备和风险预见能力，适应能力侧重于风险发生时的管理决策、灵活应对和分工协作能力，恢复能力侧重于风险发生后的生产效率恢复、应急计划调整和知识整合反馈能力[18]。三个维度相互独立，共同构成产业链韧性的三道防线[19]。
基于产业链网络关联属性，结合经济韧性特征，产业链韧性表现为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业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赋予整体产业链系统及各环节主动应对和承受内外部风险干扰，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系统的影响，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快速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并在干扰过程中不断优化结构功能和提升竞争优势，最终实现整体产业分工体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因素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推动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是以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方面，而产业集聚是推动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集聚分为两类，产业专业化集聚是同类或相似企业及其配套设施在特定地域范围内规模化分布的产业组织形态，而产业多样化集聚是非同类关联产业或互补产业在特定地域范围内规模化分布的产业组织形态[20]。首先，产业集聚是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专业化由于知识高度相关会出现路径锁定问题，降低知识外溢带来的创新激励效应，进而限制资源和结构升级路径选择，导致产业面临风险时更加脆弱；相较于产业结构专业化，产业结构多样化则可以避免单一结构导致的路径锁定，有助于抵抗外部冲击且从冲击中快速恢复[4]。Brown和Greenbaum[21]验证了1997-2011年美国俄亥俄州的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韧性。赵春燕和王世平[22]发现，相较于产业专业化集聚，产业多样化集聚是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核心因素，尤其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但是，一味地通过产业多样化集聚提高经济系统抵抗风险能力，而忽视产业专业化集聚带来的区位指向、集聚经济和创新网络效应，将对经济发展形成阻碍。其次，推动产业创新是产业集聚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间接路径。产业专业化集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鼓励形成劳动力市场集中优势、投入产出联动规模效应和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实现开发性创新，进而提高经济系统抵抗风险能力；产业多样化集聚则通过鼓励行业间的知识交流和探索学习，实现探索性创新，进而提高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关于产业集聚对产业创新的外部性研究形成了两种理论，包括支持专业化集聚效应的MAR外部性理论和支持多样化集聚效应的JAC外部性理论。在Li[23]的研究基础上，柳卸林和杨博旭[24]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份数据研究产业集聚的区域创新机制，发现无论哪种产业集聚方式，对中国区域创新都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影响效果因创新发展阶段和创新要素空间分布特征而异，且外商投资和研发投入存在协同调节效应。此外，基于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知识溢出效应和风险分散效应，徐圆和邓胡艳[25]将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创新外部性细化，发现相关多样化集聚借助知识溢出效应和交流外溢效应激发渐进式一般性创新，进而推动产业结构重构，提高产业间的价值关联；而非相关多样化集聚主要通过促进资源跨部门重组和推动跨产业融合发展激发颠覆性创新，进而增强产业竞争优势和稳定发展能力。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其通过不同的产业集聚方式推动产业创新，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进而提升产业链韧性。
除了传统要素，数字经济背景下衍生出的新型要素对赋能产业链韧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培育数字技术和助推新兴产业发展，与提升产业链韧性形成良性循环。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和利用水平的提升，不同产业在知识创造与外溢、技术学习与吸收、研发与人才投入方面的表现也随之加强，既实现了数字产业规模化发展，又提高了数字技术应用产业的风险应对能力，进而激发新一轮数字技术创新发展[26]，但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效果因地区分布、数字技术应用周期和行业性质而异。其次，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其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上下游信息共享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产业链抵抗风险能力和响应能力，同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激发新兴产业创新活力，提高产业链恢复能力，进而实现产业链可持续发展[18]。从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来看，工业智能化带来的行业扩散效应，从资本深化、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降低产业链断链概率且提高产业链附加值水平，进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7]，但智能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因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技术属性和产业竞争程度不同而有差别[28]。从企业智能化转型来看，不同数字技术间具有协同效应，对企业生产效率、风险响应、战略管理和决策效率等方面都有显著促进作用[29]。随着企业智能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增强，以销售收入增长额衡量的企业韧性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会驱使企业以产业集聚形式共享资源，带动上下游企业间协同联动，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延伸，提高抵抗风险能力[30]。但是，Li等[31]发现，相较于年轻创业公司，以创造力提升为目标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不利于成熟企业提高供应链抵抗冲击的能力，反而以提升效率为目标的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提高其供应链应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因此，数字技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取决于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适配度。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来看，随着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覆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深，其突破传统产业发展局限，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为相关产业未来发展提供新增长点，通过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提升关联产业链韧性。最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具有颠覆性创新、网络效应和竞争生态等新特征，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也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动态网络效应[30]。在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初期，由于技术发展不成熟，各种配套设施不健全，限制了数字技术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度加深，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改造，数字技术能够迅速对外部干扰作出响应，显著提高了产业链抵抗风险能力；在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后期，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技术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增强。除了上述研究，还有学者借助多时段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实现制造业供应链高韧性的组态路径展开研究[32]。
风险因素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从供应链中断风险来看，Ghadge等[33]借鉴系统动力学建模思路，将风险传导的连锁效应可视化，研究了在需求、物流、供应及多重风险叠加的不同风险情境下，供应链的风险传播路径及其表现出的连锁效应是如何随风险类型、风险组合和影响节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内部分学者则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思维搭建城市韧性“情景—过程”分析框架[34]或者基于网络组织理论模拟产业链风险场景[35]，分析不同风险场景下的产业链韧性变化过程。此外，Baz和Ruel[36]发现，在不确定环境中，数字技术应用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并随着环境风险强度增加，提高供应链社会表现的效果也越显著。
对于产业链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丰富，但大多集中于对可量化预测的有限因素进行分析，导致无法将影响产业链韧性的其他非常规影响因素纳入体系，也无法将不同量化体系下的指标进行系统性对比，影响政策建议的综合性和可借鉴性。受限于技术发展因素，部分对于产业链风险和韧性变化过程的分析只能在理论层面完成。
(四)产业链韧性的测度方法及应用
对韧性水平的测度，现有研究以经济韧性测度方法为主，具体包括核心指标法和多维指标体系法。核心指标法是通过选择对冲击敏感且能够反映经济系统运行特征的变量，构造直接客观反映经济韧性的核心指标。基于演化视角，Martin[8]提出以就业指标计算的经济敏感度指标衡量经济韧性，即将冲击发生后单个经济主体就业变化率与整个经济体就业变化率进行比较，构建一个相对变化指标衡量经济韧性。首先，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研究合理性，部分研究选择使用GDP计算经济敏感度指标。孙月梅[37]计算了中国各城市的经济敏感度，发现当数据创新要素和知识创新要素达到一定配置水平时，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赋能城市经济韧性的效果越明显。其次，由于经济敏感度指标存在正负符号不一致问题，不少学者对指标计算方法加以改进。赵春燕和王世平[22]通过将城市经济韧性指数化统一转换为正值后发现，产业多样化集聚和产业专业化集聚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但影响效果因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而异。陈安平[38]将经济敏感度指标做对数化处理，分析了不同经济周期内的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差异。
为了更好地体现经济系统在受到冲击前后的韧性水平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使用反事实模型衡量经济韧性，即从经济周期理论出发，根据Martin等[39]使用的预期反事实就业水平衡量经济韧性指标。首先，以受冲击年份实际就业率为基准，用全国平均就业变化率计算未来各期的预期就业变化率。其次，将各期实际就业变化率与预期就业变化率的变化程度和对应各期预期就业变化率的绝对值进行比较。最后，依据经济系统“峰—峰”增长波动周期划分法，分别计算冲击抵御期韧性和恢复调整期韧性。不同学者借鉴Martin等[39]的计算思路，比较以各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各个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水平，分别研究了辽宁老工业基地和黄河流域各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分布差异，并通过Shift-Share分析法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多维度分解[40-41]。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不同城市间的经济韧性水平差异，刘逸等[42]将经济韧性指标中心化处理，分别比较了从经济产出、出口贸易、工业生产、失业和消费等维度计算的城市经济韧性，结合全球化嵌入的外部因素分析了四次重大外部冲击对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不同维度经济韧性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差异。Martin等[39]采用的反事实预测方法成立的前提是，无论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单个经济主体就业率都按照全国平均变化率变化，其不符合现实经济运行规律。因此，借鉴Doran和Fingleton[43]使用计量模型进行反事实推算的思路，徐圆和张林玲[44]基于静态凡登定律建立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联系，以此测算反事实就业水平，并借助GMM-SL-SAR-RE模型测度城市经济韧性，结果表明，产业多样化集聚有助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进而提高城市抵抗风险能力。
不同学者对核心指标法不断进行完善，但由于其忽略了经济系统的其他影响因素，不能全面衡量经济韧性，所以更多学者选择使用多维指标体系法。多维指标体系法是基于经济韧性内涵，根据研究角度划分不同层级变量，并运用量化模型对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以得到最终的经济韧性数值。首先，指标体系中变量的选取目前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大部分经济韧性研究主要借鉴Martin[8]的研究构建指标体系。丁建军等[45]将连片特困区经济系统在灾害冲击、经济冲击、政策冲击影响下的抵抗、恢复、调整和转型能力表现进行量化，研究了中国12个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的时序演变特征、各维度韧性指数分布情况和各维度影响因素。也有部分学者依据研究对象特征和研究重点确定具体指标。Briguglio等[46]为了研究经济韧性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从经济系统内部结构脆弱性和外部环境稳定性角度构建包含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市场效率、经济治理和社会发展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衡量经济韧性，为后续学者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衡量经济韧性提供了思路。此外，为了使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合理，有学者借助秩相关系数和变异系数等统计指标确定变量间关系，进行指标体系筛选。其次，指标体系中各层级变量权重和指数值的测算，主要采用熵权法、TOPSIS法和层次分析法等，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朱媛媛等[47]使用熵值法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在稳定与调整能力、恢复与重构能力、创新与转型能力三个方面的转型绩效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使用PLS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分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和演化机制。为了规避使用单一方法测算带来的缺陷，学者们结合多种方法确定变量权重，以提高指标体系客观性和指标结果准确性。任保平和邹起浩[48]基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影响因素及各个维度特征，采用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测算中国经济在基础、规模、结构、创新和制度五个方面的韧性指数，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综合评价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韧性发展的影响因素与维护策略。多维指标体系法考虑到了经济韧性在不同方面的特征，但由于指标普遍从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中选取，容易造成因果混淆，而且在指标筛选、赋权和量化环节都具有主观性，所以不便于研究结果间的比较。
产业链韧性具有多维度属性，多数学者通过构建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衡量产业链韧性水平。首先，基于演化韧性理论，部分学者直接根据产业链韧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王泽宇等[49]从海洋船舶产业链韧性表现出的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再组织能力和更新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基于虚拟最劣解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评价中国沿海省份海洋船舶产业链韧性水平分布特征。张伟等[50]基于时间加权的组合赋权模型和TOPSIS法，将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和政府力量四个层面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指标整合成制造业韧性指标，比较了中国14条制造业产业链横向特征、时序特征和区域分布特征。郑涛和杨如雪[17]借鉴物理学中断裂韧性和冲击韧性概念，分别从鲁棒性、流动性、创新性、保障性、脆弱性和转型性六个方面测度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韧性水平。其次，随着对产业链韧性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不少学者基于产业链韧性影响因素间接构建指标体系。李胜会和戎芳毅[51]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背景下，从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和知识创新效应视角，构造产业多样化指标和城市创新能力指标衡量城市产业链韧性，研究知识产权治理对城市产业链韧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此外，从产业链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角度出发，贺正楚等[52]将单位投入的增加值作为产业链韧性指标。同时，考虑到中间品贸易成为全球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影响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吕越和邓利静[53]通过赫芬达尔指数计算中间品进口集中度指标，以此衡量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除了构建指标体系，贺灿飞和陈韬[54]在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影响相关多样化产业的出口韧性的作用路径时，借鉴Martin等[39]提出的反事实分析思路，通过计算各个城市每年出口额变化率与2008年出口额变化率的差值衡量出口韧性。在此基础上，其他学者进一步通过构建反事实劳动生产率等指标进行产业链韧性相关研究。
关于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测度，学者们普遍对产业链本身韧性水平变化进行量化，忽略了引起产业链韧性水平变化的风险因素测度及产业链韧性水平变化过程的量化分析。然而，这对实现产业链韧性风险因素的动态监测与预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实践要求
(一)统筹安全与效率，战略布局产业链韧性重构
全球贸易分工活动围绕全球价值链展开，随着全球性驱动因素的动态调整，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一方面，数字技术变革推动要素市场比较优势发生转移，造成部分产业及生产环节本土化和区域化发展，加快产业链组织和空间重构。另一方面，对国际分工体系强加政治因素干扰，竞争逐渐从产业间、产业内向产品内和各工序环节转移，产业和技术竞争加剧，加速了产业链价值重构[55]。世界各大经济体转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本逻辑是，将产业链发展与国家安全挂钩，从效率优先转变为统筹安全与效率。韧性和安全作为产业链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高度统一且互为发展前提。韧性发展旨在提升产业链竞争力以实现安全可控，强调从断链风险中快速恢复；安全发展是为了增强产业发展的稳定性以确保产业链循环畅通，强调产业链平稳运行。产业链韧性安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牺牲部分分工效率实现的，因而应把握二者的均衡关系，在推动更高水平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中，以更高起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56]。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是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从安全视角审视产业链发展布局对于维护国际规则和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将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放在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全局把控，既要深耕本土产业链布局，又要兼顾全球价值链发展，确保不同生产环节、不同产业和不同产业链间价值传递有效衔接，构建起本土需求与国际视野兼备的稳健产业链体系。
(二)发挥制度与基础优势，形成产业链韧性锻铸合力
中国产业链整体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制约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关键因素在于核心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55]。首先，新型举国体制是党和国家战略谋划关乎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重要领域技术突破的重要制度，以国家实验室体系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将中央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导者，协同调配各类主体和资源，构建融通创新共同体及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体系，为提升产业链韧性提供要素基础和创新活力。从短期来看，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技术，掌握产业链安全核心；从长期来看，潜心打造“撒手锏”技术，用“以战止战”思维制衡国外“卡脖子”行为，实现科技创新领域领跑。其次，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与之匹配的经济发展路径出现了自增强的路径锁定效应，通过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实现原有路径突破成为高质量发展目标驱动下的可行选择。通过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及产品创新助力产业基础合理化和高级化，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培育新兴产业增长新动能，将实现产业链关键环节完备性、提升产业链高附加值先进性和确保产业链上下游畅通性作为核心目标，搭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链是一种更加精细的新型产业分工形态，锻铸产业链韧性是一个长期动态演进过程。由于不同产业链及产业链各环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同，这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区域与地区在顶层设计、底层实践、资源配置和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新要求，既要做到统筹协调，又要充分发挥政策制度、产业基础和要素市场等各方力量。
(三)实现绿色低碳化发展，赋能产业链韧性提质增效
在全球可持续化发展目标推动下，中国提出“3060”“双碳”目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总体上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期。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全链条绿色低碳化成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的重中之重，这既要求企业在微观层面做到生产流程、技术工艺和产品设计低碳零碳，还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将可持续发展要求纳入具体战略安排中。因此，以能源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对“双碳”目标实现至关重要[57]，需要发挥政府、市场和技术创新合力。首先，政府将产业政策与财税政策有机结合，形成双碳“1+N”政策体系，对清洁能源开发与战略能源储备技术研究、产业减污降碳与低碳转型发展形成倒逼机制，将新能源领域技术优势和产业发展潜能作为产业链新竞争力。其次，发挥不同碳税政策对“双碳”目标硬约束下制造业产业链韧性负面影响的缓冲作用[58]，协同构建碳排放核算机制、“链长制”全链条系统治理方案和跨区域协同治理体系，通过绿色化改造能源产业链和农业产业链等需求端传统产业链条，带动供给端物流链节能低碳转型，构建绿色低碳产业生态体系。此外，产业低碳转型发展同步推动绿色金融及碳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借助有效市场力量为持续提升产业链韧性注入绿色动能。
(四)增强国内国际市场联动，协同推动产业链韧性重塑
产业链韧性表现出的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创新力与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战略目标、价值目标、融合目标、核心内容具有耦合逻辑关系[1]。一方面，产业链安全发展的重心要放在国内。中国超大市场需求规模对激进式创新活动和原创性创新活动具有强大的激励效应，有助于实现以庞大的国内终端需求的质量提升推动中上游产业链提质升级，进而形成稳健的内循环产业链体系，发挥内循环对产业链的支配、引领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要求以新的方式深化全球分工合作。当前，中国与越南产能之争符合资本流动和成本效益分工规律，国际分工外迁和产能转移带来产业链价值外延机遇，有利于达成不同形式、层次和规模的区域经济合作。因此，统筹协调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和两类资源，不断积蓄参与国际竞争新动能，形成可预期的国际化产业链和技术链保障，实现国际产业链循环体系与国内产业链体系的配合、补充和协调。
四、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路径选择
(一)做好政府宏观调控，打造产业链制度创新高地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管理作用，为提升产业链韧性提供完善的政策制度环境。首先，依托数字技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以“链式思维”和系统思维制定产业链政策。地方政府应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府把握全局和建设指导的履职能力，精准研判产业基础、企业主体、市场环境和供需关系，在保证充分发挥竞争政策作用的前提下，制定一系列以产业链为政策对象，以整体产业链优化提升为政策目标的产业链政策，以有限政府资源撬动市场资源。其次，政府致力于破除市场分割，协调产业链中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自上而下的宏观制度与新型自主国家创新体系间的循环合力。各级政府主动参与负责产业链安全风险预警和动态监测工作，制定产业攻关技术清单，为打造完整产业链厘清战略方向；积极推动建立一批国家级、省级科研机构，不断探索“链长制”，为打通产业链循环堵点提供平台支撑；以适当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激励促使各类企业参与研发，为突破产业链关键环节提供政策支持；建立集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和以激励创新主体长期研发为目标的成果利益分享机制，为产业链持续发展提供机制保障[2]。最后，大力推进国际标准化贸易规则改革，打造国际制度创新高地。主动参与高水平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加强公平准入、产业竞争和知识产权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最大程度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建立开放经济金融标准，落实外商投资保护法律法规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二)完善要素市场建设，优化产业链要素结构
要素资源配置反映产业结构关系变化，要素的有效配置和自由流动，为发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对产业链发展的协同效应创造了市场条件和原动力。首先，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潜能。新型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价值的重要来源和核心竞争要素，以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合作为增长点，健全要素供给、市场交易和立法监督制度，注重数据应用技术研发，加强对新型要素的培育，推进传统产业数智化融合发展，同时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构造新型数字化价值创造体系，实现数字产业链从“并跑”向“领跑”跨越[59]。其次，实现多要素融合发展。集聚关键产业技术资源，培养国际领先的高水平人才，健全产业投融资国际金融标准，提供多要素多角度支撑，发挥技术创新链、资金流通链和人才资源链高度协同对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最后，加强要素配套能力建设。建立高效的交通网络设施和数字物流体系，打通供应链与产业链之间要素流动渠道；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产业链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隐形壁垒，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大宗商品战略储备能力，建立应急物流保障体系，全方位提高产业链风险应对能力。
(三)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增强产业链基础竞争优势
合理的产业布局加强了不同产业链间的信息技术交流，提升了投入产出效率，缩短了技术外溢距离，有助于提高区域产业链抵抗风险能力。首先，发挥区域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1]。以国内重点城市群和都市群作为先进制造业核心枢纽，以“链长”产业链为主导构建区域产业集群，推动跨区域合作、技术联合攻关和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好区域间产业结构，避免区域过度竞争、产业重叠、产能过剩等问题。其次，发挥产业融合的要素流通效应。鼓励不同产业以相互交叉、渗透和重组等方式融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区域产业优势、技术突破合力和区域创新团体。最后，着眼于产业未来发展，布局产业转移和承接工作。在有效释放东部地区发展空间的同时创造未来产业升级空间，为中西部地区引入高水平产业，助力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融入区域发展，在保证国内产业链完整性的前提下优化产业布局，对冲产业链中低端分流风险，形成环环相扣且相互嵌入的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体系。
(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构建产业链核心竞争优势
产业链竞争优势的核心在于自主把握关键环节和关键链条的控制权，而实现关键技术有效突破需要点面结合，重点突出。首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由国有企业协同国家科研院所等国家研发机构承担重点研究任务，集中资源进行国家重大核心技术攻关。其次，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发挥政府职能，做好资金方向引导和政策扶持倾斜，转换基础性研究的强外部性，培育一批“隐形冠军”企业，推动原始性创新突破。最后，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要发挥中小型企业力量，鼓励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赋能中小微企业在不同领域做强做优，扶持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同时通过培育领头企业、平台型企业等形式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资源共享，实现关键产业技术的国产替代[2]，以微观基础创新动力带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断推动由自主技术、自主研发向自主标准迈进。此外，由于知识技术具有强外溢性和集聚效应，通过构建创新产业集群和先进技术示范区等区域创新集群，可以增强产业技术创新、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因此，应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打造产业链创新型企业雁阵，培育微观主体的创新基础先导力，为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积极推动数字治理，培育产业链竞争新动能
把握新一轮产业发展和技术变革重要窗口期，加快打造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链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实现产业链安全高效和自主可控。首先，依托国内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全产业链配套优势，继续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增强前沿数字领域技术储备。其次，实施全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推动数字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应用渗透，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融合为手段，衍生出一系列高附加值产业链融合新产品和新业态；注重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工业层面的应用，以数字生产力赋能工业生产力，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60]，提高产业链增值能力；以数字技术推动产业低碳绿色发展为契机，重点研发产业脱碳、控碳、固碳和碳汇等技术，推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和能源领域多向融合发展，建立结构完整、有机协同的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最后，通过数字化手段畅通产业链循环，运用大数据对消费者需求进行精准刻画，打破生产端和消费端的空间和信息阻隔，提高需求结构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态匹配能力，持续拓展数实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六)参与全球合作治理，提升产业链国际话语权
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体系，面对发达国家实行的“标准合围”“标准锁定”，中国坚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化，坚持建立国内国际开放合作一体化产业链体系，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消费市场、供给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56]。首先，培育引资新优势，妥善调整外资布局。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广泛吸纳外部高端要素进入中国产业链体系，提升国内产业链的国际吸引力，实现国内国际资源联动支持产业链稳定发展；发挥中国资本充裕优势，通过直接对外投资实现中国产业链多元化全球布局，以跨国公司作为领头企业带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其次，发掘区域价值链潜力，落实区域贸易协定。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完善国家经贸投资服务建设，建立完备的跨国投融资体系，提升资本和技术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链跨国延伸；全面高质量实施RCEP，实现国际共性技术难题跨区域合作，促进高端技术人才要素的国际流动，畅通国际物流体系和国际大通道，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流通体系。最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承担产业链供应链规则引领者和贡献者责任。将自由贸易区作为制度创新的关键窗口，注重产业准入、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领域规则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接；顺应数字变革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融入中国方案，向世界传递中国探索和中国智慧展现出的公平平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观，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地位和主导能力。
五、研究展望
产业链韧性是在全球分工背景下，基于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业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使得产业链系统及各个环节具备应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恢复力、更新力和转型升级力，其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大局。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链韧性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数字经济发展及各类风险因素影响着产业链韧性的不同方面。因此，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发展特征的完备产业链治理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此外，提升产业链韧性的重要前提是厘清产业链韧性内涵，划分产业链韧性多重影响因素，并全面准确量化产业链韧性，为进一步精准研判中国产业链韧性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针对性地推进产业链提质升级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当前，在产业链韧性相关理论研究及未来实践路径方面仍存在着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就理论研究而言，亟待完善之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进一步研究产业链韧性变化的过程特征。对不同产业链在不同环节的韧性水平如何随冲击变化而变化的过程进行动态模拟，并总结产业链系统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属性，厘清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演化机理。第二，深度挖掘产业链韧性影响因素，将风险因素纳入产业链韧性影响因素研究。探索构建风险量化评估模型，借助机器学习、数字孪生等技术进行风险模拟和仿真，建立多种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态势推演场景。参考国外供应链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视角纳入产业链韧性国际影响因素，更好地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分析产业链面临的风险问题。第三，不断优化产业链韧性测度模型。在现有产业链、经济韧性和复杂网络等研究基础上，探索构建更加精准和全面的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尝试构造最优产业链韧性水平推演测度模型，并使用机器学习实现产业链类型分类和风险剥离，以此作为划分不同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标准，特别是针对重点行业开展产业链韧性风险评估，构建相应的产业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第四，加强提升产业链韧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对比分析国内外产业链政策，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链政策体系。
就实践路径而言，亟待完善之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精准把握未来产业链发展的总体思路。系统规划产业链总体发展布局，牢牢掌握国家产业链安全命脉和主导能力，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积极重塑中国产业竞争新优势和新动能。第二，加强重点领域产业链风险识别和保障工作。一方面，围绕重点产业链，实施产业链各环节的风险识别、监测和预警工作，健全产业链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另一方面，定期开展重点产业链风险评估，探讨产业链态势推演策略和干预决策，提高产业链政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第三，加速开辟未来产业链发展新赛道。一方面，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契机，明确制造、信息、材料、能源、空间、健康等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细分赛道，积极释放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健全未来产业发展生态，加强前沿技术突破和场景应用，借助新型工业化场景推动产业链流程、规模和结构重构，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1]郭克莎，田潇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1(11)：44-58.
[2]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J].改革，2021(2)：1-13.
[3]HOLLING C S.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J].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4(1):1-23.
[4]SIMMIE J,MARTIN R.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J].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economy and society,2010,3(1):27-43.
[5]FOLKE C.Resilience: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16(3):253-267.
[6]DAVOUDI S.Resilience:a bridging concept or a dead end?[J].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2012,13(2):299-307.
[7]REGGIANI A,GRAAFF T D,NIJKAMP P.Resilienc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J].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2002,2(2):211-229.
[8]MARTIN R.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2,12(1):1-32.
[9]谭俊涛，赵宏波，刘文新，等.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科学，2020，40(2)：173-181.
[10]俞国军，贺灿飞，朱晟君.产业集群韧性：技术创新、关系治理与市场多元化[J].地理研究，2020，39(6)：1343-1356.
[11]肖兴志，李少林.大变局下的产业链韧性：生成逻辑、实践关切与政策取向[J].改革，2022(11)：1-14.
[12]PONOMAROV S Y,HOLCOMB M C.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supply chain resili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2009,20(1):124-143.
[13]KANG X,WANG M,CHEN L,et al.Supply risk propagation of global copper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multi-layer complex network[J].Resources policy,2023,85(6):103797.
[14]LI Y,CHEN K,COLLIGNON S,et al.Ripple effect in the supply chain network:forward and backward disruption propagation,network health and firm vulnerability[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21,291(3):1117-1131.
[15]MARTIN R,SUNLEY P.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5,15(1):1-42.
[16]GU Y,FU X,LIU Z,et al.Performance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 under perturbations:reliability,vulnerability,and resilience[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2020,133(1):101809.
[17]郑涛，杨如雪.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韧性测度与影响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23)：101-106.
[18]ZHAO N,HONG J,LAU K H.Impact of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performance:a multi-mediation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23,259(5):108817.
[19]HOSSEINI S,IVANOV D,DOLGUI A.Review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supply chainresilience analysi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2019,125(5):285-307.
[20]徐丹，于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24，45(3)：113-121.
[21]BROWN L,GREENBAUM R T.The role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in economic resilience: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across 35 years[J].Urban studies,2017,54(6):1347-1366.
[22]赵春燕，王世平.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1)：102-114.
[23]LI X.Specialization,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 within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5,100(12):130-139.
[24]柳卸林，杨博旭.多元化还是专业化?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0(9)：141-161.
[25]徐圆，邓胡艳.多样化、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韧性[J].经济学动态，2020(8)：88-104.
[26]LIU J,CHANG H,FORREST J Y L,et al.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20,158(9):120142.
[27]何茜茜，高翔，黄建忠.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来自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4(2)：71-89.
[28]邹梦婷，凌丹，黄大禹，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现代化关联性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3，41(4)：634-642+658.
[29]KHAN A A,LAGHARI A A,LI P,et al.The collaborative role of blockchain,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n digitalization of small andmedium-size enterprises[J].Scientific reports,2023,13(1):1656.
[30]刘鑫鑫，韩先锋.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韧性：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J].经济管理，2023，45(11)：48-67.
[31]LI G,XUE J,LI N,et al.Blockchain-supported business model design,supply chain resilience,and firm performance[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logistics andtransportation review,2022,163(7):102773.
[32]陈齐斌，吴灼亮.区块链视角下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1)：1-12.
[33]GHADGE A,ER M,IVANOV D,et al.Visualisation of ripple effect in supply chainsunder long-term,simultaneous disruptions:a system dynamics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2022,60(20):6173-6186.
[34]张国政.技术赋能：数字孪生提升城市韧性的逻辑理路——基于“情景—过程”分析框架[J].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3(12)：13-27.
[35]李亚光.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路径研究——基于网络组织理论的视角[J].工信财经科技，2023(6)：12-21.
[36]BAZ J E,RUEL S.Achieving social performance through digitalization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 the COVID-19 disruption era: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based on a stakeholder 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24,201(4):123209.
[37]孙月梅.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J].现代管理科学，2024(1)：22-32.
[38]陈安平.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J].世界经济，2022，45(1)：158-181.
[39]MARTIN R,SUNLEY P,GARDINER B,et al.How regions react to recessions:resilience 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J].Regional studies,2016,50(4):561-585.
[40]李连刚，张平宇，关皓明，等.基于Shift-Share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分析[J].地理研究，2019，38(7)：1807-1819.
[41]孙久文，陈超君，孙铮.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研究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不同城市类型的视角[J].经济地理，2022，42(5)：1-10.
[42]刘逸，纪捷韩，张一帆，等.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J].地理研究，2020，39(9)：2029-2043.
[43]DORAN J,FINGLETON B.US metropolitan area resilience:insights from dynamic spatial panel estimation[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y and space,2018,50(1):111-132.
[44]徐圆，张林玲.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J].财贸经济，2019，40(7)：110-126.
[45]丁建军，王璋，柳艳红，等.中国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6)：924-937.
[46]BRIGUGLIO L,CORDINA G,FARRUGIA N,et al.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9,37(3):229-247.
[47]朱媛媛，罗源，陈京，等.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经济韧性——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1)：73-90.
[48]任保平，邹起浩.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评价、影响因素及其维护策略[J].中国软科学，2024(3)：15-25.
[49]王泽宇，唐云清，韩增林，等.中国沿海省份海洋船舶产业链韧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2，42(7)：117-125.
[50]张伟，李航宇，张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J].经济地理，2023，43(4)：134-143.
[51]李胜会，戎芳毅.知识产权治理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基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证检验[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5)：92-107.
[52]贺正楚，李玉洁，吴艳.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韧性[J].科学学研究，2024，42(3)：515-527.
[53]吕越，邓利静.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以中国汽车产业链为例的测度及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23(2)：1-19.
[54]贺灿飞，陈韬.外部需求冲击、相关多样化与出口韧性[J].中国工业经济，2019(7)：61-80.
[55]石建勋，卢丹宁，徐玲.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产业链升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2(4)：36-46.
[56]江小涓，孟丽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23，58(8)：15-31.
[57]李少林，杨文彤.碳达峰、碳中和理论研究新进展与推进路径[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2(2)：17-28.
[58]李萌，何宇，潘家华.“双碳”目标、碳税政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9)：22-34.
[59]刘雅君，张雅俊.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约因素及其突破路径[J].改革，2023(9)：21-33.
[60]任保平，李培伟.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3(6)：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