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经济，不仅要看发展之“形”，更要把握决定走向的“势”和“理”。当前，复杂的宏观数据背后，一面是“供强需弱”的现实矛盾，一面也积蓄着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深层动力。展望2026年，中国经济到底会有怎样的走向？宏观政策又该如何在稳当前与谋长远之间取得平衡？为解答好这些问题，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从新形势、新矛盾、新政策、新规律、新模式等维度，进行深度解读。
新的形势分析—— 把握三个关键词
记者：近期，2025年中国经济数据已出炉。结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各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顶压前行中呈现了“大盘稳住、结构向优”的态势。您如何看待这份最新的成绩单？
刘伟：这份成绩单确实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GDP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更因为中国作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宏观经济的态势与政策走向，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从国内发展进程看，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这一年的数据不仅关乎年度目标，更关系到整个五年规划乃至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我看来，这份成绩单清晰地反映了三个特点，可以用“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趋势向好”来概括。
第一，“总体平稳”。经济学通常用四个关键指标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2025年，中国在这四方面都实现了“稳”的目标。
一是经济增长达标且具韧性。全年GDP增速为5%，与年初设定的目标一致。分季度看，增速呈“前高后缓”态势，但全年顺利完成目标。放眼全球，这一增速依然强劲，远高于约3%的全球平均增速。从长期战略视角看，这一增速更具深意。我国2035年的目标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从2020年至2035年，我国GDP需翻一番，这就要求15年间年均增速保持在4.73%左右。其中，“十四五”期间需要年均增长5%以上。2021年至2024年平均增速约为5.5%，加上2025年的5%，意味着“十四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已圆满达成，为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就业总量稳定。202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区间。根据经验，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能创造24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5%的增速对应约1200万个新增岗位，有效保障了就业基本盘。目前就业方面的主要压力更多来自结构性矛盾，需关注产业变革加速导致劳动力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三是物价总体可控，应警惕需求偏弱信号。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持平、总体稳定，但也反映出社会总需求仍显不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实质上就是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
四是国际收支保持稳健。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202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了3.8%的增长，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为应对外部风险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二，“稳中有进”。如果说“总体平稳”重在“量”的达成，那么“稳中有进”则体现了“质”的提升，也就是“向新向优”。
一方面，供给端效率在提升，新动能加速培育。最突出的表现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布局。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增速显著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这反映了技术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需求侧结构在优化，增长动力更趋均衡。这里有两个积极变化。一是内外需协同性增强。2023年，内需是拉动增长的绝对主力，净出口贡献为负。而到2024年、2025年，出口已转为正向拉动，形成了内外需共同发力的良好局面。二是内需中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稳定在50%以上，并且政策导向更加明确地指向提振消费，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动力更趋均衡、更可持续。
第三，“趋势向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稳中向好”这一表述，意味着经济周期的积极信号开始显现。从2025年12月的一些月度指标看，也确实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迹象。这一判断预示着2026年的宏观政策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市场可以抱有更乐观的预期。
记者：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中央也高度重视风险挑战。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什么？其根源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刘伟：当前挑战复杂严峻，主要体现为“供给和需求双向承压、国内和国际风险叠加”。
短期看，需求侧特别是内需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需求收缩的核心在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两大引擎还不够强劲。消费方面，主要体现在增速有所放缓。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其关键因素在于居民收入。微观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没有那么高，且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抑制了整体消费倾向。宏观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部门所占份额相对偏低，制约了消费潜力释放。投资方面，关键因素是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当前的问题可能更多是“投资难”——缺乏有稳定预期回报的优质项目，反映了从技术创新到市场需求的传导链条不够通畅。因此，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振民营企业长期发展的信心。
供给端同样承压，突出体现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面临瓶颈，以及外部技术封锁等带来“卡脖子”风险。
此外，国际环境风险与国内矛盾相互叠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搞所谓的“脱钩断链”，试图冲击我国的外需和供给端，遏制中国发展势头。
在这种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的“韧性”尤为可贵。无论是宏观大盘稳定，还是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抑或是政策空间充足、制度优势显著，都表明我国具备有效统筹资源、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和空间。只要坚持正确方向扎实行动，凭借这种强大韧性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经济必能穿越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的矛盾判断——
理解“供强需弱”内在成因
记者：中央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判断为“供强需弱”。很多人认为这不是短期特征，而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后的结构性问题。您如何理解这一判断？
刘伟：“供强需弱”是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重大判断。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宏观调控的关键任务——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进，我们的宏观政策主线也随之调整。
1998年以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需求大于供给。彼时的政策目标很明确，即管理需求，适度紧缩，抑制通胀。
1998年至2012年左右，更多是应对过剩。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相继冲击，我国开始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最初是消费品，后来蔓延至投资品领域。政策转向持续扩大内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等，以应对需求不足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后，矛盾主要方面转向供给侧。基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中央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供给侧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因此，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求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近年来，需求侧矛盾再度凸显。中央更多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并明确为一项长期战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扩大内需放在重要位置。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重心正在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从主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供需双侧协同发力，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
可以说，“供强需弱”的判断绝不仅仅是政策力度的微调，更指向宏观调控的整体框架、政策主线和工具结构都将发生相应改变。未来经济工作的重心将更加聚焦于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需要看到的是，“供强需弱”是一个相对的、结构性的概念，不是指供给绝对过剩，对此要有全面认识。所谓“供强”，是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体现，这是几十年发展的巨大成果和未来发展的坚实依托。所谓“需弱”，是指在当前阶段，有效需求的规模和增长动力相对于庞大的供给潜能而言显得不足，形成了对经济循环的约束。进一步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尤其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现代化方面。同时我国供给端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矛盾，部分传统产业确实产能过剩，但许多领域的高质量供给仍不足，如高端制造、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现代生活质量的诸多领域，尚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破解“供强需弱”的关键在于坚持统筹协调。既要通过改革和政策激发、扩大需求，也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供给体系的竞争力和适配性，以此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动。
记者：这种“供强需弱”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其深层原因是什么？
刘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是体制性原因，涉及市场分割与政府干预的交互影响。当前国内市场仍存在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这是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市场发育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仍需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来打通循环堵点，为释放内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部分地方政府若过度干预、违背市场规律，也可能加剧市场分割和资源配置扭曲。
二是发展性原因，创新能力尚不足以完全引领需求升级。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引领性还不够强，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转化为有效供给和创造新需求的能力有待提升，新供给与新需求之间未能形成高效的循环。
三是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举措。但这一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内外需协同和结构转换会面临阶段性压力。
记者：展望2026年，要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您认为最重要的政策和改革着力点应放在哪里？
刘伟：应对“供强需弱”这一问题，要求宏观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与时俱进，宏观经济政策应聚焦以下几个关键。
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凝聚共识、统一行动的基础。面对任何复杂形势，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二是战略重心必须清晰突出，把坚持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精准发力。宏观政策应坚定地将着力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有效提振居民消费与扩大有效投资。这不仅服务于短期稳增长，更为破解深层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
三是政策效能必须显著提升，在保持力度的同时追求积极有为。2025年财政货币政策力度已显著加大，2026年不仅力度不减，还可能视情况适时加力。但比力度更重要的是政策有效性。政策需更加精准，着力于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市场活力、畅通消费与投资的循环堵点，确保政策红利能切实转化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新的政策取向——
强化宏观政策协同性
记者：我们注意到，当前宏观政策的表述有一个新变化，在延续强调前瞻性、针对性的同时，特别突出了“协同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这两类政策应如何做好协同，以使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刘伟：协同性确实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新的政策取向。我的理解，它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横向协同，即各类宏观政策之间，以及宏观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要保持同向，避免相互矛盾。二是纵向协同，即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之间要确保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新旧动能的有效衔接。
实现这种多维度的协同，首要的是明确协同围绕的中心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经济政策内部要协同，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也要同向发力。只有紧扣这个目标，协同才有方向，评价才有依据。其次，要着力克服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合成谬误”。即单个部门或地区出台的政策，从局部看可能都合理且必要，但叠加在一起却可能产生矛盾，导致整体效果不佳、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这背后反映出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等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协同性不仅要求目标一致，还需要深化改革，强化统筹机制，形成协同的体制机制保障。此外，不断提升干部把握和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力，也是实现科学协同的重要基础。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如何在2026年的工作中做好这两类政策的协同？
刘伟：将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并举，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突出特点。从表面上看，这关乎时间维度的协调。逆周期调节主要针对当下已出现的经济波动进行对冲，属于短期管理；跨周期调节则着眼于更长远的发展，旨在促进中长期持续增长。
但强调两者统筹，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兼顾经济发展的量与质。逆周期调节如降息、扩大财政支出等，主要是通过扩大总需求来稳定增长，短期内对提振“量”的效果较为明显。而跨周期调节则更侧重于结构优化、动能培育和竞争力提升，核心是推动“质”的改善。
二者脱节在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一些发达经济体为对抗衰退、维持繁荣，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降低利率和信贷标准。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需求、扩大了经济规模，但却积累了大量的泡沫和劣质资产，实质上是以牺牲长期增长的“质”为代价换取短期“量”的繁荣。后来货币政策转向收紧，这些劣质资产便暴露风险，引发严重衰退，进而导致经济危机。
统筹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要求宏观政策必须兼顾短期稳增长和长期提质量，在扩大需求时不能“饮鸩止渴”般的过度降低标准、透支未来。短期政策要为中长期的结构转型创造条件、预留空间；中长期布局也要考虑短期的现实约束。这实际上就是将应对当下困难和谋求长远发展、稳定经济总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统一起来。
新的规律认识——
“五个必须”的逻辑指向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总结提炼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5年就提出了“五个必须”。与过去几年的总结相比，您认为这一提法有哪些延续和创新？
刘伟：2017年后，总结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这其实是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进入到更自觉、更系统地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体现。此次提出的“五个必须”的突出特点是高度的具体性和问题导向性，每一条都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具体挑战和任务。
比如，“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解决的是宏观层面增长的动力和空间问题，涉及存量和增量的协同；“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聚焦于完善体制机制；“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升治理效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从发展要素和动能的角度，强调如何优化发展格局；“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则是强调在开放条件下，如何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具体部署的背后，贯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核心原理。
一是遵循社会再生产中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运动规律。无论是挖掘经济潜能，还是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其核心目标都是推动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平衡，培育新的增长点。这是我们长期把握的经济工作重点，此次的部署是对这一规律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深化认识和具体运用。
二是紧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比如，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实质是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求的进一步具体化，要求在“管得好”的框架下，更充分地“放得活”，更大程度地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和要素活力。这也意味着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和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标准。
三是依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变革生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开放三者关系。高水平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来支撑。此次提出的“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等，都体现了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破除发展障碍、塑造新动能的思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不再仅仅作为一条具体的经济工作规律来列举。这是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其地位和作用超越了具体的经济规律范畴，是统领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在这个总原则下，我们再深入总结经济工作本身的具体的规律性认识。
记者：这些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总结和深化，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刘伟：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宏观经济治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立足中国实践的、富有原创性的范畴。它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于短期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框架。我们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至少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政策工具更加丰富多元。不只有财政、货币政策这类总量政策，还将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结构政策等系统性地纳入治理工具箱，能够进行更精准、更立体地调控。二是将体制改革本身作为推动增长的重要变量。在我国，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本身亦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动力。可以说，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不仅是“政策调控”，更是“改革推动”，是发展与改革的深层次融合。
每年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总结，正是这套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和理论升华的体现。此次提出的“五个必须”，是这一持续演进过程中的最新篇章，既体现了对基本原理的坚持，也展现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创新智慧。
新的发展模式——
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
记者：“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成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您如何理解这一模式的深层含义？
刘伟：理解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先要回顾过去的增长模式，这可概括为几个特点。一是外需发挥巨大作用。在特定的国际分工和国内发展阶段下，我国凭借完整产业体系，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并加工为工业制成品，利用成本优势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非常突出。二是经济增长长期呈现投资拉动特征，这与当时处于短缺经济、需要快速完成原始积累、解决“有没有”问题的历史阶段是相适应的。三是增长动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是一种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型的增长。这种模式有其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评判。
而现在必须转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的阶段和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总量已连续多年超过百万亿元，人均GDP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现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就要求发展方式必须发生转变。
新发展模式的三个关键词，恰恰精准回应了这种时代要求。
一是内需主导。这是大国经济走向成熟稳定的内在规律。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盟等，其经济增长最终都主要依靠内需。所谓“内需主导”，并非走向封闭，而是指国民经济的循环和增长主要建立在强大、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基础上。这能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稳定性。
二是消费拉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消费需求、提升生活品质就成为发展的重要目的。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对供给体系形成硬约束，是牵引供给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力量。
三是内生增长。其核心是增长动力从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规模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驱动发展。这是经济获得持久竞争力和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源泉。
这三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其中，内生增长是最为长远的动力源泉。没有效率和竞争力的实质性提高，内需主导就可能缺乏高质量供给的支撑，消费升级也无从谈起。强调内需主导，形成一个稳定且持续扩大的内需市场，能为企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提供宝贵的试错空间和市场回报，更好应对外部冲击。消费拉动则是一个关键的牵引力量。它自身是扩大内需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又牵引带动供给侧的创新和效率提升。
这实际上是新发展格局在发展模式上的具体体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质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依赖于内生动力的提升，其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底线要求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关键支撑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因此，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记者：在这一新发展模式下，您认为“十五五”时期需要抓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刘伟：其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作出的重要部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指引。相关的经济任务可以归纳为多个方面，其中排在前列的依然是扩大内需，这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总量支撑。立足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规划更强调和突出供给端的实质性进展和经济质的有效提升。这集中体现在：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的基础。二是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通过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更好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实践证明，没有“质”的有效提升，就难以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十五五”时期的政策着力点，必须在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提质量之间做好统筹，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这也是形成新发展模式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