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特朗普政府以高关税为特征的新政策，影响美国经济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再次提醒我们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际比较和我国经验显示，开放尤其是国际经贸活动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元的，国内发展战略要与开放政策相互协同并趋利避害。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区分清楚增量利益和存量利益，才能统筹实现好我国经济的总体利益。在当前面临“脱钩断链”和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要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地位这样的长远利益置于思考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兼顾国际经贸的短期得失。我们要按照中央部署及时调整战略和政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强国内大循环。

关 键 词：“特朗普冲击” 开放的作用 总体利益 新发展格局 国内大循环

当下美国特朗普政府以高关税为特征的系列新政策及其带来的冲击，被称为“特朗普冲击”。特朗普新政及其带来的冲击，成为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为遵循，立足当下和历史、国际和国内、理论和政策等维度，研究特朗普政府以高关税为特征的系列新政策及其影响，审视开放尤其是国际经贸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家总体利益，提出以外部冲击为契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对策略，以期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借鉴。

一、政治经济多元视角的“特朗普冲击”

基于政治经济多元视角分析，特朗普政府以高关税为特征的系列新政策，既没有建立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

（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立起来，也没有就不同类型的商品关税做出细致区分，预示了其在国际国内将面临困境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对等关税”税率，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美国关税记录。“对等关税”政策将世界经济切割成美国自身与美国之外的世界，对那些过去被视为美国盟友的国家，也没有就此做出太大的区分，严重损害了其与传统盟友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美国则征收了名目繁多的关税，包括芬太尼关税、对等关税、301条款关税、232条款关税、最惠国关税等。鉴于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中间产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反噬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在公开场合，特朗普也不讳言美国消费者正在承担关税的成本。

“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出尔反尔，在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影响着美国精心打造的“软实力”，甚至影响着美国在战后一度想维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国际经贸关系的恶化伴随着国际政治的紧张与不信任的加剧。特朗普政府近期在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的新动向，引发了从美洲到欧洲的更大反弹。

（二）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问题掩盖美国经济重消费轻储蓄轻生产的内在缺陷，其政策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时间。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突破了1.2万亿美元，达到历史峰值。从贸易逆差国数量来看，包括中国、日本、墨西哥在内的美国经常贸易逆差国达百余个，美国贸易逆差与其生产贸易结构有极大的关系。从美国贸易逆差的企业主体来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制造者并不全是中国企业，包括大量的美国、日本和韩国企业。当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很大比例是由美国企业完成的，尤其一些在华制造、返美销售的美国本土跨国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所致[1]。此外，还有部分美国贸易逆差是由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企业在华制造、对美贸易所致。

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存在较大顺差。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2001—2023年，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额由56.3亿美元扩大到467.1亿美元，增长了7.3倍；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年度顺差在2019年达到峰值397亿美元，尽管之后有所下降，但2023年仍比2001年扩大了11.5倍，达265.7亿美元，顺差主要集中在旅行（含教育）、知识产权使用费和运输服务等方面。

（三）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严谨的逻辑，并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经济学界的支持者并不多。只有在以纳瓦罗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者看来，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救世良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初始阶段，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被视为是历史上“美国体制”（周建军，2017）的某种程度的翻版。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民众认识到了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问题。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所宣布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也没有相应地实现；其声称的目标和政策离美国历史上那些建国元勋们所秉持的经济理念和政策也相去甚远。美国开国财长汉密尔顿1791年发表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在讨论对构成竞争关系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时，建议的关税税率多数在10%~15%的水平，以保护当时不发达的美国制造业（汉密尔顿，2025）。即使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建立前的很长时间里，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多数年份保持在40%左右，也没有特朗普政府现在宣称的关税高。

面对特朗普政府一贯缺乏经济学逻辑的经济政策，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美国进步经济学家多次提出批评。即使主张辩证看待开放和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也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最糟糕的重商主义”。

（四）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政策引发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精英的公开批评和强烈反弹，显示其民意基础并不牢靠

从历史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如农场主、矿场主、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长期以来对于贸易有着持续却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大致固化的经济地理格局（欧文，2019）。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激化了美国内部围绕关税的分歧，遭到了美国十多个州政府以及前任政府高官的明确反对。继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就关税措施起诉特朗普政府之后，美国又有至少12个州政府就关税政策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就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同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多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也就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表达了公开反对。

多方信息显示更多的美国人在反对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政策，包括关税政策、移民政策、科研政策、大学经费削减政策等。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政策引发了全美各地民众的游行抗议。有评论戏称，在特朗普政府的治理下，“美利坚合众国”正在变成“美利坚分裂国”。

二、“特朗普冲击”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

特朗普新政给美国经济带来风险的同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也给我国经济特别是国际经贸活动带来了相应的影响。

（一）从美国经济来看，综合特朗普政府近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和贸易政策，影响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具体而言，从财政政策来看，特朗普政府组建以来，以“政府效率”名义进行的改革会实质上压减政府的支出。2025年7月通过的“大而美”法案，既包含一些支出项目也包含了一些支出削减项目，既涉及公共福利也涉及产业发展，给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部分到期的国债也会对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造成相应的制约。从货币政策来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与特朗普政府隔空过招，在强调美联储独立性的同时对降息非常谨慎。即使美联储短期内降息，如何平衡物价上涨、就业压力等内在矛盾，美国货币政策的整体走向也有待观察。

从产业政策来看，尽管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关税税率，但是缺乏相应的科技和人才政策以及发展制造业的恒心（如削减教育和科研支出、对移民也不友好），特朗普政府发展美国制造业的整体蓝图是不清晰的。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有一定效果，但是美国的“自给自足指数”仍旧是连续下降的，面向美国本土市场的制造业净产出增长也很缓慢（Bossche et al. ，2025）。从分配政策来看，特朗普政府在调整美国收入分配方面并无大的建树，对富裕阶层尤其亿万富豪的减税可能恶化美国的收入分配格局，继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

（二）从世界经济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国际组织下调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增速预测值

202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率先发布预测，鉴于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关税税率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2025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8%，2025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至2.8%，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总体通胀预期上调至2.5%（较1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4个百分点）。7月和10月，IMF连续发布预测，略微调高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但依旧保持总体悲观预期，强调通胀、地缘政治、财政脆弱性在内的多重风险不容忽视。经济增速停滞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无疑将增高美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滞胀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家著名的信用评价机构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予以下调，反映了国际评级机构对美国经济前景和美国政府财政情况的悲观预期。

2026年1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7%，略低于2025年2.8%的预估增速。该报告警告，尽管部分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关税上调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叠加效应将在2026年更加明显。

（三）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特朗普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既体现在国际贸易方面，也体现在生产方面

关于特朗普政府关税对我国出口和总需求的冲击，一些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作了不同情景的测算，但准确预测特朗普政府的未来关税走势并不容易。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持续下降，美国市场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下降的。在提出“对等关税”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半导体、人工智能、飞机制造、生物技术等产业和领域的对华出口限制力度。毫无疑问，在短期内，这些出口限制将对相关产业和领域的生产和研发造成冲击。在应对短期影响的同时，特朗普新政带来的冲击也再次提醒我们关注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以及出口导向政策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要关注在开放条件下的既有风险和能力短板。有必要思考的是，开放尤其是国际经贸活动如何才能对经济发展真正起作用，在开放的同时如何实现自身的自主性，如何更好地统筹开放与发展，做到趋利避害。

三、从国际比较与我国经验理解开放的作用

国际比较和我国经验显示，开放尤其是国际经贸活动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元的，国内发展战略要与开放相互协同并趋利避害，让开放真正起作用。

（一）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多元的，要客观认识开放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尽管开放有助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往来，但单一的开放并不保证本国经济发展会有预期的结果。从现实看，开放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人群、不同的投资类型有着差异化的影响。例如，不同于经常账户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不同于本土企业，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加不确定；开放程度越高，一个国家的收入所受的外部影响就越大；相对于国际贸易的受益者，还有不少地区和人群是国际贸易活动的受损者。

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是多元的，现实中也不存在一种“一刀切”的模式，各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政策组合，这既涉及不同类型的政府和市场角色，也涉及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还涉及不同程度的关税税率和务实做法。例如，对于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适度的关税保护对本国幼稚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必需的。而过高的关税保护则会导致成本上升甚至贸易活动的减少。

（二）国际经验显示，要让开放真正起作用，国内发展战略要与开放相互协同，国内发展战略要发挥主导作用

世界银行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二战后13个连续高增长的经济体的研究显示，在抓住世界经济机会的同时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是这13个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就利用国际资源而言，在关注国际市场需求的同时，积极引进技术和理念来提升自身的能力是更加重要的。就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而言，除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购买技术、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或接受培训也是重要的方式（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

要让开放真正起作用，恰当的国内发展战略和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银行《增长报告》披露，13个高增长经济体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32%（其中7%左右用于教育、培训和医疗）；在亚洲国家，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5%~7%；在多数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很小比例。这些都凸显了国内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作用。 此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与包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在增长与分配方面同时发力，做好相应的政策配套。例如，如果解决不好收入分配问题，将导致大量的人才流失，影响经济发展。

将国内发展战略与开放统筹考虑，是世界银行的国别经验总结，也是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的比较研究结论。斯蒂格利茨等研究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富裕的国家是仅仅通过贸易来实现富强的，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使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斯蒂格利茨等，2008）。罗德里克也强调，现实中，成功的国家总是在推行一定程度的开放的同时推动实施有利于国内投资的战略和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谨慎监管流入国内的各类资本，并处理好国内的冲突与矛盾；开放只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向外部开放不应取代发展战略本身。而且，比较来看，开放的收益集中体现在进口方面而不是出口方面，因为贸易会提高收入而不是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发展中国家应该从重点鼓励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转向重点考虑进口（引进观念、机器设备之类的资本品、专业的零部件等中间品）来推动经济增长（罗德里克，2004）。而那些国内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可以更加不受国际市场的约束和依赖。

（三）我国的经验是在务实开放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的改革和发展，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坚持开放式的自主创新，在动态地调整自身比较优势的同时注重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和能力

回顾我国过去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多研究和讨论（余淼杰，2018）。我国的改革开放显示了国内发展战略与开放的关联性，在国内推动渐进式改革的同时也选择性地对外开放不同的产业和领域，拒绝了“华盛顿共识”那种“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的一揽子政策建议，避免了苏东和拉美的改革悲剧、经济危机和安全风险。比如，我国在加入WTO时保持了对金融部门尤其是资本账户的管制，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放；我国对于电信服务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产业和领域也设置了不允许外资控股的限制性规定（石广生，2019）。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显示了开放式自主创新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不可否认，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早期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因素之一。然而，对技术的引进并不必然带来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如果没有自主性的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学习能力，单纯通过引进技术提升自身能力的空间会非常有限。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显示，虽然国外技术转移可以促进处于初级阶段的技术发展，并推动二手技术扩散，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集体的自主创新努力追赶世界技术前沿（傅晓岚，2017）。我国的发展经验也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不容易从外资企业获得或引进的，经济进步主要依赖本土企业的能力成长。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愿意学习、自主创新、敢于竞争，善于通过开放式的学习和创新来提升自身的能力，打造自身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动态调整自身的比较优势，才是华为、中车、京东方等一批成长起来的我国高技术领军企业的典型特征和经验所在（周建军，2020）。客观地看，我国现在的比较优势是技术和工艺，而不再是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动态优化与产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是我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国综合国力进步的体现。

总之，处于多变的世界经济中，我国既面临机遇也面临风险，在关注制造业等行业风险的同时也要关注金融等行业的风险，在向外部开放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国内发展战略与开放的关系，实现我国经济的总体利益。

四、从新发展格局视角认识我国利益所在

回顾过往，立足当下，将国内发展战略与开放协同起来并做到趋利避害，关键要认识清楚自身的利益所在。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区分清楚增量利益和存量利益，才能统筹实现好我国经济的总体利益。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以及个别国家搞“脱钩断链”给产业链带来的严重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习近平，2021）。这些重要论述是基于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的深刻认知，是基于国际国内新变化新形势的科学分析，是我们思考和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本遵循。

面对当下特朗普新政带来的冲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显得更为紧迫。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部署。对照新发展格局的相关论述，结合国际比较和我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有必要思考究竟什么是国际经贸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什么是衡量我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利益准则，应该如何认识我国经济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并统筹增量利益和存量利益。

（一）国际经贸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为了贸易活动本身，而是为了通过国际经贸活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要认识到，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然而，这种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工业化的成本也很高，体现在外需对经济冲击较大、对内需支撑不够等，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一度较为严重，也逼迫我国这样的人均资源小国思考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问题。

当然，就现实而言，我国这样的工业化大国是无法隔绝于国际市场的。从企业的角度，当下的国际市场对于本土企业实现互通有无、降低边际成本、达成规模经济等是有用的，尤其对还处在追赶阶段的某些产业（如飞机制造、集成电路等）而言更加重要。这决定了我国要统筹考虑国际市场的相互联通和国内市场的有序竞合，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当下的形势则倒逼我国要加速构建内需体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挖掘国内市场，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应当认识到，国际经贸活动只是手段，不是发展目的本身。

（二）衡量我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利益准则应当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地位，而不是某一时期的国际贸易顺差，以及依靠国际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多寡

要认识到，巨额国际贸易顺差的本质是出口国的商品和服务的净输出，出口国对国外转移的资源远远多于对国内转移的资源。国际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则是一种价值波动、有待优化配置的金融资产权益。新兴市场国家将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为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投资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下大规模接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再投资回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盈利项目来获取高额回报。这种资本循环被斯蒂格利茨称为“资本循环的怪圈”。

一方面，相比国际贸易顺差以及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金融资产权益（如美国国债等外汇储备），实体经济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能力提升是我国经济的核心利益。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李斯特，2012）。我们不能回到历史上那种一味追求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在推动贸易总体平衡的同时，要将经常项目顺差积累的金融资产权益转化为更有价值的直接投资，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改善投资收益。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才符合开放的初衷。另一方面，要关注自身的贸易条件，思考哪些贸易活动是有助于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地位的，哪些贸易活动是恶化自身的贸易条件的。那些恶化自身贸易条件、影响资源配置能力和地位的国际经贸活动，应该坚决地停下来[2]。

（三）在多角度的比较与权衡中，认识我国经济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增量利益和存量利益，实现好我国经济的总体利益

比较来看，进出口贸易额的多少只是当前利益和增量利益，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地位才是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相比当下贸易得失这样的增量利益，我国在境外的巨额资产应该是现实的存量利益。我国在境外的资产包括我国在境外的各类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等，既涉及国家资产，也涉及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远远大于当下的贸易得失数。考虑到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努力确保我国在境外的存量利益不受侵犯，统筹考虑当下和未来的增量利益，实现好我国经济的总体利益。

在当前面临“脱钩断链”和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要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地位这样的长远利益置于思考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统筹兼顾国际经贸的短期得失。近年来，即使面对少数国家的单边主义行径，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地位也是稳步提升的，这与我国坚持开放式自主创新有很大关系。国内外的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的外部冲击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自主研发投入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意愿，可能在长期内加速我国的技术自主化进程，进而提升我国的产业技术能力和地位（鞠建东等，2025）。

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思考和建议

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不遵从任何教条和迷信，自主和及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方向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所在。无论从当下还是长远来看，我们都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按照中央部署及时调整战略和政策，在防风险的同时加快补短板，更加注重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力与地位，统筹兼顾好自身的利益，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向着内需主导、新质生产力引领、共同富裕为目标、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经济转型升级。

（一）挖掘国内外市场空间，研究和储备可行的产业项目，减轻外部冲击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

着眼于当下，我们要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在挖掘国内市场空间的同时注重挖掘美国之外的市场空间，减轻外部冲击对企业的当期影响，给本土企业留出更多向内需主导转型的时间；要防止少数国家通过产业链的小动作来阻止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既有产业合作，防止少数国家“拉帮结派”搞乱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关部门要指导有能力的企业研究和储备高质量发展导向的产业项目，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做好准备，避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一刀切”。既要避免操之过急而仓促上项目，也要做好项目的可行性评估与风险监控，在“投资于物”的同时注重“投资于人”。

（二）关注需求冲击的同时关注供给冲击，防风险的同时加快补短板，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力与地位

外部冲击既来自需求侧也来自供给侧，在关注需求冲击的同时，有关部门要提醒企业关注脱钩断链带来的供给冲击，在防风险的同时加快补短板。当下，有关企业（如大飞机和集成电路产业相关企业）要关注有关高端设备和原材料的备货情况，要对产业链短板尤其是对外依存度高的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关，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以扎实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力与地位。

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效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要注重培育企业的正向设计能力，超越那种逆向思维惯性和技术创新路径。要加强基础研究项目与企业需求的有机结合，更好地促进产学研结合。

（三）更加注重培育和壮大中国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国内需求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导向作用，做强国内大循环，筑牢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基础

做强国内大循环，我们要注重区域协同发展，发达地区要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要注重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构建本土企业之间竞合有序的关系，共同开发满足国内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要关注发展能力的差异性，缩小自身与发达国家能力差距的同时努力提升本国的发展能力，以能力提升缩小“发展赤字”、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微观基础。

要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在提高一次分配力度的同时，通过财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遏制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积极推动共同富裕，扩大国内总需求；多方合力形成国内一盘棋，做强国内大循环，降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推动我国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型。

（四）提高产业政策的效能，防止“内卷式”竞争的同时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

无论在当前的经济追赶阶段还是未来，产业政策对我国经济都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然而，产业政策未必都是补贴形式，要突出能力提升导向，优化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周建军，2019）。产业政策不应该单一地受制于国际经贸规则，但也要尽可能在国家发展利益、本国制度与国际经贸规则之间做好衔接。考虑到当下全球政治的现实情况，有限度的而不是严格一致的国际经贸规则或共识可能更容易实现[3]。

直接的补贴要侧重技术相对落后的产业和领域，侧重竞争前阶段；对产业技术已经成熟的行业和领域，要谨慎使用直接的产业补贴。我国的产业政策也不应该支持商品和服务的超低价出口，既防止在国内外的“内卷式”竞争，也防止长期变相补贴外国消费者。此外，我国要积极倡议和实质推动WTO在内的国际组织更加关注成员方发展问题而不只是国际经贸规则本身。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要带头维护行业秩序，不搞“内卷式”竞争，不搞这种变相补贴外国消费者的低价出口。

（五）优化调整出口退税税率，为财政开源节流的同时避免对外国政府和消费者的实质补贴

在当前贸易战和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要在既有工作基础上积极研究调整出口商品的退税税率尤其是超额出口退税税率，为财政开源节流的同时，避免出口退税转化为外国政府的税收收入或对外国消费者的变相补贴。2024年和2025年，我国出口退税金额在2万亿元左右，占税收收入比重超过11%，出口退税对我国财政收支的影响日渐显著。

为优化出口结构、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多次优化调整，充分显示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空间始终存在。从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是切实可行的。2024年以来，我国再次对出口退税政策做了新一轮的优化调整，既涉及某些行业的出口退税税率下调也涉及某些行业的出口退税彻底取消。有关企业既要执行国家政策，也要研判行业影响，做好自身的适应。

（六）优化包括国际储备在内的对外资产配置方式，确保对外资产安全、保值

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包括国际储备（含官方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等）、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等，资产规模非常庞大。要更加重视各类资产的海外安全问题，提升保护我国海外资产的能力。鉴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美国国债贬值的风险，有必要研究和关注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和保值问题，在多元化持有外汇储备的同时降低外汇储备在我国对外资产中的高占比（余永定，2022）。

要支持有消化吸收能力的企业进口国内存在短板的高技术设备、重要的矿产资源和粮食等战略资源，支持有能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赴海外名校开展合作研究，加大对我国学生到海外名校留学的资助力度，以多种方式将外汇储备转化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新质生产力。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我国要积极推动结算货币的多元化，提升双边本币结算占比，降低对某种货币的单一依赖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注释：

[1]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外资企业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占比27%，与之相关的加工贸易顺差占我国贸易总顺差的21%。

[2]例如，稀土等重要矿产品的低价出口可能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

[3]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联合呼吁，考虑到全球政治的现实情况，一个更加有限、不那么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可能更加可行。当下全球贸易的重点必须从更严格、一致的规则转向更低限度的可行做法，从而在扩大国家政策空间的同时避免最糟糕的“以邻为壑”行为，并确保最贫穷的国家不会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斯蒂格利茨等，2025）。

周建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国际贸易》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