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摘　要：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重溯一百年前李大钊开创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教育传统，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及其当代意义。1920 年10 月，李大钊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留下了四门课程讲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世界开始融入大学课程体系的重要尝试与历史起点。五四时期、建党时期北京大学还开创了一条德智统一、知行合一、开放办学、综合创新的新型办学道路，成为新时代教育创新的重要源头活水。北大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传统是与五四运动实践熔为一炉的，从而为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

关键词： 建党时代；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创新

1920 年10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件事情初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并不起眼，甚至也不像五四运动那样引人注目、震撼人心，实际上却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教育史上的重大创新，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在中国现代大学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早期重要领导者李大钊(1889—1927)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工作的真正开创者。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北京大学成为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教育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亦成为北京大学的深厚传统之一。

(一)1920 年李大钊教授“唯物史观研究”正式列入北大课程体系

1918 年1 月，从日本归国一年有余的李大钊，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两年半后的1920年7 月8 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了马寅初先生提出的修正案，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7 月23 日，北京大学文科发出了“请李大钊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10 月1 日，北京大学注册部发布通告：“李大钊先生担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来周始授课。此布。”李大钊赴任史学系教授的同时，也接任了政治系的教授职务。早在1920 年9 月17 日，政治系的陈启修教授就在其开学演说中提到：政治系将添设一个现代政治的讲座……这个讲座已定由陶孟和先生、李守常先生、张慰慈先生及兄弟四人担任。10 月7 日，政治系发布了10 月1 日“政治教授会议决事项”，其中提到，现代政治之讲题及担任教员：已定者如下……(一)劳农政府：陶履恭，二次讲完。(二)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陈启修，二次讲完。(三)现代普选运动：李大钊，次数待定。于是，从1920 年10 月份起，李大钊便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教学研究工作。

1920 年10 月，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还印发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讲义。这份完整的讲义原件，迄今尚未找到；只能根据那个时代北大师生的回忆，加上现有的文献资料，尝试历史地、真实地再现这份讲义的本来面目。根据现有材料，“唯物史观研究”的讲义主要包括以下七部分：(一)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二)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四)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五)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六)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未完)。在这七部分当中，有四部分曾在报刊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发表于1920 年12 月1 日《新青年》第8 卷第4 号；《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发表于1919 年12 月1 日《新潮》第2 卷第2 号；《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发表于1918 年7 月1 日《言治》季刊第3 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发表于1920 年1 月1 日《新青年》第7 卷第2 号。其余三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且第七部分并未完成，尚在写作过程之中。

从李大钊“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讲义来看，学理性系统性还是相当强的，其特点是：在中文文献学基础上，把大众性比较强的《共产党宣言》，与学理性特别强的《资本论》相结合，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提炼出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这份讲义分七个部分，即分成为七个层面来讲马克思唯物史观，在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教课程讲稿；这份讲义的四个主要部分当时就已公开发表，足见其基本思想还是相当成熟的。

北京市档案馆现在还保存有1923 年北大政治系二年级一位名叫贺廷珊的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这份试卷的封面印有“北京大学试卷”6 个套红大字，在考试科目栏下印有“唯物史观” 4 个墨字，试题是“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卷全部用毛笔书写在红色竖条十行纸上，字迹工整，楷书。这份珍贵的史料像一面镜子，映现这门马克思哲学课程的学理系统性。20 年前，萧超然教授到东城建国门外北京市档案局查阅五四时期有关北大的档案材料时，第一次从比较零散的档案目录中找到了它，当即抄了下来。为使更多读者来进行研究，现全录如下：

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里，正式发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马氏的意思，似欲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按他的大意，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换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又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更，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带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马氏又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他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等，他称之为观念的态度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便是马氏唯物史观的大意。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受马氏的经济历史观的影响很大，亦渐知从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究。依他们的主张，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异意。总之，与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史学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惟一的科学。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18 世纪和19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者，研究历史原因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天才说”解释史实的还算深一点的，其余的不是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便是主张宗教是进化关键的人；还有些迷信君主万能的历史家，把君主的动作言语看成历史。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全都是受马氏的影响。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1】

不难看出，试卷的回答把握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李大钊评了“玖拾伍分”的高分。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李大钊在北大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情景和取得的突出实绩。

(二)李大钊开设的四门马克思主义课程讲义

除了与陈启修教授等人在政治系合开的“现代政治”讲座课之外，李大钊个人在北大单独开的四门课都留下比较系统的长篇讲义。其中，“唯物史观研究”这门课程讲义框架，上面已经作了简要概述，下面对其他三门课程的讲义要点与特点，也分别作一简要概述。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史角度还是从教育史角度来看，这些历史文献都是弥足珍贵的。

《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与《唯物史观研究》是上下篇、姊妹篇关系：唯物史观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哲学精髓；《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则讲的是社会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理论来源与社会运动、社会思潮与实践走向。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讲义，记录稿署李大钊教授讲演，余姚邵纯煕笔记，由方行提供，曾经方行、顾廷龙校订，发表时杨芹对文字进行过整理，共由9 部分组成，约43000 字。该文最早发表于1984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中。

这部讲义的后节标题实际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前四节：第一节“社会主义的定义”，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下面三节集中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说解”“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回答究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第二大部分则包括后五节，法国19 世纪之社会主义家、“英国初期之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讲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重点是法国与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他们主张“怎么搞社会主义”，使“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向深化、具体化、实践化的方向拓展，同时也适应了授课对象——政治、经济系学生的学习需要。

也正是在这部讲义中，李大钊提出了一个闪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共性与特性的对立统一，体现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活水：

至若实行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

以上仅就社会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区别，略为谈及。以下再谈谈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围，因为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

之故。【2】

作为历史系的教授，李大钊还专门为历史系同学开了两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专业基础课：一门是侧重理论性的《史学要论》，另一门则是侧重于历史学思想史的《史学思想史》。不知是否有意为之，二者的关系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基本原则，颇近似于马克思《资本论》前三卷理论部分与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之间的内在联系。两门课珠联璧合，思想主旨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或叫唯物史观新史学。

《史学要论》讲义的动手研究与写作，可能在1920 年受聘于历史系之时开始，最终完成则迟至1924年5 月。讲义分六个章节，总共大约4 万字左右。这七个章节的目录是：(一)什么是历史；(二)什么是历史学；(三)历史学的系统；(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这门课要求上升到理论思维高度，回答历史科学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历史学系统，二是历史科学在人类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如何，三是历史研究对于改变人生态度的实践意义何在。贯穿通篇的两个焦点理念，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二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共殊观——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日本女学者后籘延子批评李大钊只讲唯物史观，不讲唯物辩证法，是证据不足的。只是他在提法上没有像唯物史观那样，突出地昭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基本概念。

《史学思想史》讲义由10 个专题、10 篇文章组成，1923 年12 月至1924 年7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发，粉连纸直排铅印本，凡63 页，约6 万余字。李大钊在编写讲义时，收入了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四篇，整个讲义在作者生前没有公开出版过。《史学思想史》讲义铅印本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曾于1962 年出版过影印本。1951 年，张次溪在编写《李先生著述年表》时，将《史学思想史》认定为“1920 年北京大学讲义”。《李大钊文集》1984 年版收入该书时，未出现《史学思想史》这一标题，则是按单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拆为两篇)处理，依照“原来编排的次序收入”，并在第一篇文章《史观》的题解中说明其中有关文章公开发表的情况，实际上应在1923 年、1924 年之间。

《史学思想史》讲义共71 个章节目录，实际上是分上中下三篇结构。上篇包括头两节《史观》《今与古》，相当于这门课的概论导言，讲的是史学思想的两大基本问题，什么是历史的基本观点，古今关系的基本问题；中篇包括第三至第八节，分五节分别讲了近代世界史上鲍丹、鲁雷、通德斯、韦柯、孔道、圣西门这五位思想家的历史思想，是非得失；最后三节则画龙点睛，重心转向史学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现代理论创新，也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最后三节的标题分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三)建党时代北大开出的十来门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新课程

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北京大学教学课程体系，李大钊是带头者，但这不是他孤立的个人行为，在那个时代，不同程度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还有陈独秀、鲁迅、高一涵、陈启修、张申府等人。

初步查考，1921 年至1927 年间的北京大学课程设置，除李大钊主讲的四门课，在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哲学系等还有十来门课程，不同程度上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或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

其中政治系较为集中，带有一定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课有七八门之多。如高一涵教授的政治学、政治思想史等课，陈启修教授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原理等课，杜国庠讲授的市政论、工业政策及社会政策课，高一涵、陈孟和、陈启修、李大钊等人讲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等课程。

其他院系这类课程尚有：经济学系顾孟余开的课程“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统系”，哲学系张况生开的课程“孔德学说与近世各种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北大教师，不仅有李大钊一人，还有一个教授群，其中还包括陈独秀、高一涵、张申府、陈启修等人，或许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鲁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课程已经不是孤立的一两门课，而是初步构成一个课程群，或叫课程体系的最初雏形。

李大钊不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进行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工作，而且在整个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除了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李大钊还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认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核心思想。另外，李大钊还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作了许多讲演，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包括“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 年12 月，北京中国大学)、“今与古”(1922 年1 月8 日，北京孔德学校)、“社会问题与政治”(1922 年12 月17 日，北京中国大学)、“演化与进步”(1923 年4 月16日，上海大学)、“史学与哲学”(1923 年4 月5 日，复旦大学)、“社会主义释疑”(1923 年11 月7 日，上海大学)、“史学概论”(1923 年11 月29 日，上海大学)、“劳动问题的祸源”(1923 年12 月4 日，上海大学)等等。李大钊的这些演说既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澄清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同时又把国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新情况介绍给国内的青年学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的思想传统，而且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高校学生所热衷的社会理论，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大有志青年中的影响与传播。

在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开创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传统，不仅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是源头最早的，而且与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拉布里奥拉(1890)、俄国红色教授学院的布哈林(1921)、日本京都大学的河上肇(1924)一起，并称为世界教育史上马克思主义进入大学教学的四家最早探索。

世界教育史的比较研究说明，李大钊在1920 年建党时代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教学与教育传统，在时间上并非最早，而创新力度与历史影响力可谓第一。

二、知行合一、开放办学、综合创新的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

李大钊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北大传统、北大学派，并不是囿于大学院墙的经院学派；相反，他们自始至终要求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充分体现诉诸民众、创新中国、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也正是在这个本质点上，超前反映了21 世纪综合创新型大学面向社会、引领时代的创新功能与龙头作用。

李大钊从青年时代起，就植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提出“民彝政治” 的社会理想。1917 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 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00 周年。李大钊的“民彝政治”理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产生了一个思想上的新飞跃，提出了“庶民政治”“平民政治”，乃至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政治理想。他于1918 年11 月底、12 月初在中山公园对民众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个新理念：【3】

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高度关注社会现实，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李大钊曾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

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4】面对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哪一种主义才适合中国当今的时势，怎么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疑问，李大钊也坦然承认：“我们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5】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也“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6】。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人就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进一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到工人中去宣传、发动，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北京长辛店的铁路工厂，就是当时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工人们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十分困苦，觉悟较早。五四运动爆发后长辛店的爱国工人也纷纷起来，参加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活动，并与邓中夏以及北大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联系。此后，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多次来到这里进行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并在工人中间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各种形式，和工人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生存、工作状况，并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开展工人活动时，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积极创办了各种劳动补习学校。北京早期党组织在长辛店成立了劳动补习学校。除派来两个常驻教员以外，党组织其他成员也大都来讲过课，邓中夏就是其中经常来的一个。李大钊也曾来到这里，向工人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此外，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小沙渡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其他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相继创办了补习学校、工人夜校、识字班等。通过这种学习组织，教员们在教授工人文化知识、提高其文化程度的同时，也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活动，以启迪工人们的觉悟。这种组织培养了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成为发动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为工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20 年11 月21 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1921 年五一劳动节，北京长辛店一千余工人举行庆祝大会，并通过了组织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的决议。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纷纷成立了工会。工会组织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1918 年冬天开始，李大钊开始着手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 年秘密创立，1921 年公开创立，1920 年开始系统开创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为五四时期、建党时期，培养了一支创新型人才队伍。

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是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至今还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流行观点：

1. 群众自发，没有组织，更没有任何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2. 有个人作用，无组织作用，过去多强调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近年来又有人常讲胡适似乎是五四精神首要代表；3. 群众组织，前有学生联合会，后有工人联合会，随聚随散，没有领导核心。

这里提出五四核心论的新问题、新观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四位代表，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如果讲精神领袖还应加上鲁迅)，他们代表了五四运动的四种骨干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为精神领袖的某种领导作用。

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主要代表同情马克思主义、劳动群众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蔡元培是倡导北大教育创新第一人；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代表激进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群，陈独秀是创办《新青年》、倡导解放思想的第一人。胡适影响下的《新潮》学生群，包括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青年学生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胡适是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第一人。李大钊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队伍，代表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群。

在这四种骨干力量中，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骨干作用最为突出：李大钊不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而且是直接影响五四群众运动的第一人。论据如下：

其一，李大钊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全新的民主观、科学观，从根本上推动思想解放走上新阶段、新水平：从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走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启蒙，其中首要问题是彻底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幻想，在“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破除了照搬西方模式的空想。

在此之前，甚至直到1918 年年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聚会上北大教授演说中，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竭力鼓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十四条”，说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连当时还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都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后来历史的发展，加上李大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帮助人们破除迷信，去掉幻想，解放思想。

其二，1919 年五四运动，有两次重要的预演：一是1918 年5 月20 日，两千多名学生集会新华门，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二是1918 年年底的集会天安门——在这两次预演中，李大钊及受他影响较大的学生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黄日葵等，都起了重要骨干作用。

其三，1918 年10 月20 日，以北大爱国学生为骨干的学生救国会，为了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了《国民》杂志，其中骨干分子主要是受李大钊影响较大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珩等人，李大钊先生受聘为顾问，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其四，五四运动还有一项重要准备，就是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下，由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时名邓康)，在1919 年3 月，创办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也为从“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做了重要铺垫。邓中夏等北大青年学生还协助李大钊组织少年中国协会，团结爱国青年与马克思主义进步青年。

其五，受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较大的一批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骨干作用，如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人。1919 年5 月2 日最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听到巴黎和会消息的，主要是两批学生，一是许德珩等《国民》杂志社的北大学生，二是受胡适影响较大的新潮社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5 月3 日晚上，讨论决定五四游行的北大学生全体会议上，经大家推选，黄日葵担任会议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后由许德珩起草了文言文的五四宣言，罗家伦起草了白话文的五四宣言。邓中夏、高君宇二人，还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参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其六，与北大其他著名教授相比，李大钊更直接地参与指导五四运动。1919 年5 月3 日下午，他就与一些学生骨干座谈，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他还身先士卒，直接参与、支持学生游行活动，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他还与蔡元培校长等人一起，积极组织营救被捕学生。6 月12 日前后，李大钊与陈独秀、

高一涵等北大教授，还直接参与《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与散发工作，陈独秀在散发传单过程中被捕入狱。这一条列活动，对于从“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起了重要铺垫作用。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不久，决定派代表南下宣传扩大影响，其中黄日葵、许德珩等人，沿津浦线一路南下，到天津、南京、上海做广泛联系，为“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做了直接准备工作。

五四运动当事人、五四宣言的起草者许德珩深有感触地说：“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的，则是李大钊同志。”【7】北大教授高一涵专门写了两篇回忆性文章《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他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亲身参加者，并且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到了六月三日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参加斗争的就不以知识分子为限，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这时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形成了革命运动的骨干和主人。”【8】

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理论准备与干部准备

五四时代实行大学教育创新的北京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才基地，或叫人才库，把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送上了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大道，送进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早期组织的大门。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两个最主要领袖，或许可称之为“建党双星”——建党时期的双子星座李大钊与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

从党的“一大”时党员状况、13 名代表、主持人、选举的中央机构这四个方面看，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提供了人才基础，干部基础。【9】。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有党员53 人，其成员除主要来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外，另一主要来源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是1920 年10 月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立的，第一批成员有三人：李大钊(教授)、张申府(讲师)、张国焘(学生)。随后，一批又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到1921 年7 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12 人。这12 人中，除去缪伯英是北京女高师学生外，全是正在北大工作和学习、或曾在北大学习过(如张太雷)的“北大人”，而缪伯英由于是何孟雄的恋人，常随何一起在北大活动，可算是半个“北大人”。如果我们再加上外地小组中曾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成员，如上海小组的陈独秀、沈雁冰、李季、袁振英，长沙小组的毛泽东，广州小组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巴黎小组的张申府，计共有21 人，占了当时全国党员总数53 名的几近一半。而在这21 名“出身”北大的党员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像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沈雁冰、谭平山等，则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由此可见，北大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多少风流人物，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多么重要的组织基础!

1921 年7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个地方性党组织推选出13 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其中在北大学习工作过的5 人——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包惠僧，同样约占40%的比重。

从中共“一大”主持人来看，如果李大钊、陈独秀到会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会被会议推选为主持人，在他们二人因故未能到会的情况下，推选了张国焘主持会议；其实主要不是基于他个人作用特别突出，而是李大钊、陈独秀开创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龙头作用、历史地位特别突出，大家公认，无可争议。最后选举与后来二大、三大的情况。完全可以证实这—点。

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称之为中央局，主要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其中北大人占三分之二。

“一大”选举结果如下：

“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书记：陈独秀

组织部：主任　张国焘

宣传部：主任　李　达

1922 年7 月党的“二大”代表与中央机构，北大人的作用甚至比“一大”时更为突出。出席“二大”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烬美、许白吴、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 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 名党员。

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 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

在“二大”的12 名代表中，明显有北大背景的4 人——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在12 名代

表中占三分之一。

“二大”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是党的历史文件、纲领草案起草更完备了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北大人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在这三人起草委员会中，北大人占了三分之二——陈独秀、张国焘。

而在“二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5 名中央委员中，北大人占了4 名——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高达百分之八十。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3 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二大”还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3 名候补委员，其中就包括这时期担任北大教授，蔡元培校长办公室秘书的李大钊。

1922 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二七”大罢工，成为继五四时代六三运动之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又一次高潮。据有些党史文献讲，原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构在1922 年10 月至1923 年2 月，一度北移到北京，北大作用更加彰显。

1923 年6 月召开“三大”，在大会上及其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北大培养出的人才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在“三大”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人，在倡导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并保持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领导权方面，起了特别突出的历史作用。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9 名成员中，北大人或与北大有密切联系、受过北大直接培养教育者5 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这就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半数以上。

五四运动、建党时期，李大钊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成长道路，由此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伟业，现代中国发展的主导方向、百年大势、历史轨迹。

青年毛泽东和李大钊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在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了李大钊对自己的先行引导作用：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 块大洋。

1921 年5 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0】

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自己是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青年周恩来的成长，也和李大钊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有较为直接紧密的联系，这一点通常不太为人所知。

周恩来1913 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一度留学日本，1919 年7 月回国后主办了《学生联合会报》，并以《革新，革心》为题写了第一期社论，后又组织觉悟社。1936 年，周恩来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道：“在赴法国之前……我本人亦见过陈独秀与李大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11】看来除了思想上的交往之外，周恩来与李大钊还至少有两次直接交往：一次是1919 年9 月，李大钊受“觉悟社”邀请，到天津与该社骨干座谈，给他们提出了“许多的建议”，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次是1920年8 月16 日，天津“觉悟社”与“少年中国学会”等三个青年组织在北京陶然亭组织茶话会，特别邀请李大钊先生光临指导。会上先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组织经过与活动情况，周恩来阐述了他原在“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主张意义何在，然后请李大钊作了指导性发言。李大钊此时已有“本着主义做实际运动”的基本思想，并且萌生了建党思想，因而他特别鼓励周恩来等青年同志，要解决主义不明、不足以实现更大联合的问题，各个青年团体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从1920 年5、6 月间周恩来在狱中五次讲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思路框架来看，无疑受到李大钊的深刻影响。不久，周恩来响应“留法勤工俭学”号召，奔赴法国，并在那里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由李大钊派赴法国的、北大最早的三位中共党员之一的张申府。

青年邓小平的成长道路，也与李大钊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一定内在联系，不过这个联系更为间接，更加鲜为人知。

青年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年仅16 岁，只是间接地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思想影响。1926 年，先后到过法国、俄国的邓小平回国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委员会指派，到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而冯玉祥部不同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影响。这一期间邓小平与李大钊有无较为直接的交往，尚待研究。负责领导北方局的李大钊，此时已有“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有了既要统一战线、又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思想。这对邓小平后来积极参与“八七”会议重大决策，独立领导百色起义，看来起了重要的思想奠基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 年，邓小平亲自为李大钊烈士陵园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重溯建党时代李大钊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百年传统，必将对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努力开创新时代，提供富于生机活力的源头活水!

参考注释

【1】萧超然：《偷取天火救中华——李大钊评析》，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

版社2009 年版，第47—49 页。

【2】《李大钊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7—198 页。

【3】《李大钊全集》第2 卷，第255—256 页。

【4】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 号，1919 年8 月17 日。

【5】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178 页。

【7】许德珩：《“五四”运动60 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 年版，第18 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337 页。

【9】在这方面，萧超然教授有深入研究与精辟论述，参见萧超然：《漫谈北大历史定位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2 期，第68 页。

【10】《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9、46 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17、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