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2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2023年4月5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决定建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制度(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以下简称OSA制度),向拥有所谓共同价值观和“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防卫装备、设施及相关支援。该制度的推出,既是日本自2013年、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订以来所确立的“积极和平主义”与扩张性安全政策在对外援助领域的具体延伸与折射,也是其落实并深化印太战略的核心政策工具。
一、 日本印太战略与OSA制度的生成关系
OSA制度与日本印太战略共同植根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整体转型。日本印太战略为OSA制度提供了地缘政治目标与需求牵引,OSA制度则为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实现路径与资源抓手。
(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扩张性转型构成了其印太战略与OSA制度的同源顶层设计
2013年12月,安倍内阁发布日本战后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不仅提出制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破除制度障碍,还为日本创新对外安全援助制度作了顶层设想。2022年12月,岸田内阁推出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阐述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并明确提出向“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装安全援助。这标志着日本正式从官方层面将无偿安全援助纳入到其印太战略轨道。
(二)日本印太战略为OSA制度提供了地缘政治目标与需求牵引
安倍晋三2016年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而单纯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援助已不足以支撑其印太战略目标。2023年3月,岸田文雄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新计划,将安倍的三支柱扩展为四支柱,并在第四支柱中提出“新设立针对‘志同道合’国家军队的无偿资金合作框架”,为OSA制度设定了清晰框架。
(三)OSA制度为日本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实现路径与资源抓手
日本政府在OSA制度建立同期发布《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实施方针》(以下简称《实施方针》),清晰将该制度定位于“创造国际环境”这一印太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下。OSA制度通过填补安全领域无偿援助的制度工具“空白”和实现需求与政策资源有效对接的两重路径,为日本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抓手。
二、OSA制度实施进程折射出的日本印太战略动向
日本OSA制度的实施进程折射出其印太战略已从最初的理念宣示与经济连通性为主,悄然转向以安全能力建设为核心、带有鲜明地缘政治阵营化色彩的阶段。
(一)战略理念从“价值观主导”转向“安全利益融合”
从安倍提出并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开始,日本就以价值观绑定安全议题的方式来标榜其战略理念。而岸田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新计划中,既强调“自由法治的根本理念”以及“志同道合”国家,也标榜“不排斥任何一方、不组建阵营、不强加价值观”。事实上,在OSA受援对象国中,孟加拉国、吉布提等国并不太符合日本的价值观标准。此外,日本还多次试图将价值观与其大相径庭的越南纳入OSA受援对象国范围。这表明,维护日本地缘政治斗争中的现实安全利益已成为其印太战略的首要理念。
(二)伙伴布局从“点状聚力”转向“体系化布局”
日本政府正式实施OSA制度之前,其印太战略的安全伙伴布局主要聚焦于东南亚地区,而对于印度洋、非洲等区域国家则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岸田内阁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新计划中,明确提出“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到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共享FOIP构想的国家圈”。截至2025年底,OSA制度对外援助安全伙伴已经形成了“东南亚—南亚—非洲东海岸—东北亚内陆—太平洋岛国”五大板块、12个国家的体系化布局。
(三)战略目标从“规则塑造”转向“安全态势感知先行”
安倍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强调“使连接两大洲的海洋成为由规则治理的和平海洋”。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及印太区域地缘政治斗争的复杂化,日本印太战略逐渐转向强调区域安全态势感知。岸田在阐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新计划第四支柱时,强调“为了提升空中态势感知能力,将积极推进警戒管制雷达的转移以及人才培养和交流”。为此,日本通过向菲律宾、吉布提援助沿岸监视雷达以及向蒙古援助航空管制雷等,增强受援国态势感知能力。OSA制度2023、2024两个年度相关资金支出已超过60%。
(四)重点领域从“海洋航行自由”转向“海空一体威慑”
日本印太战略早期聚焦区域“海洋航行自由”。而岸田内阁“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新计划的第四支柱则明确将安全保障的维度从海洋拓展到了航空航天领域。为此,日本通过OSA制度不仅向蒙古国援助航空管制雷达,而且还向斯里兰卡和汤加援助了无人机。同时,日本向南海问题核心国家的援助甚至还呈现出“海空一体化”特点,不仅包含了海军沿岸监视雷达、多用途舰艇和空军警戒管制雷达等相关器材,甚至还向马来西亚援助了无人机。
三、日本在印太战略下实施OSA制度的对华安全影响及局限
(一)主要对华安全影响
首先,恶化中国南海及周边海空安全环境。日本通过OSA制度向菲律宾等国援助海、空防卫装备,助长了其抬高谈判要价的欲望,降低其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及现有机制框架推进谈判对话、达成妥协合作的意愿。其次,削弱中国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安全互信。日本借助OSA制度的准军事合作捆绑,动摇了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华立场,甚至通过培育其对日式装备和标准的依赖,影响相关国家安全互信。再次,助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安全环境阵营化。日本在其印太战略下以价值观融合安全利益的标准实施OSA制度,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对受援国“选边站队”的软性胁迫,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安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
(二)对华安全影响的局限性
首先,受援国战略自主取向削弱OSA对华安全指向。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数受援国在对接日本OSA制度时,均将其定位为补充本国安全能力与拓展多元外交空间的工具,而非明确纳入针对中国的安全对抗框架。其次,OSA援助规模有限难以改变地区安全力量对比。日本对相关国家的援助规模与投入强度,与地区主要军事力量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再次,地区多边安全共识制约OSA对抗性功能外溢。印太区域主流安全共识强调包容性、多边主义与和平解决争端,而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也为区域安全治理提供了多样化方案。
四、日本印太战略下OSA制度的发展展望
(一)与印太战略的制度衔接更为紧密
2023年12月日本政府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针》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修改(截至2026年之前),更强调防卫装备转移在日本印太战略布局中对所谓区域安全秩序的重要作用,提升了其战略必要性。可以预见,OSA制度在政策实践层面与相关战略安排之间的衔接程度仍将进一步增强。
(二)援助资金投入规模低开高走
目前,OSA制度的资金投入呈现出一个数量级攀升的趋势,前后增长九倍有余。不难判断,随着日本政府进一步重视OSA制度对于其印太战略布局的重要性,未来的资金投入也将大概率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
(三)援助装备类型及领域持续拓展
一方面,对外援助的防卫装备类型不断扩大。2024年3月日本政府新修订的“防卫装备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提出“允许在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所谓的‘5类’装备时搭载杀伤性武器”。高市早苗上台后,则突破对外出口装备仅限于上述5类的限制,允许出口战斗机、军舰等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日本对外安全援助的领域不断扩大。除直接援助防卫装备外,日本也开始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援助救灾、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设备。
高市内阁突破武器出口限制后,OSA制度也将成为其重要对华地缘政治斗争工具。这无疑将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对外战略布局以及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新的影响,有必要予以持续关注和审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