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此，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期作用的结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其是在“四主型”生产关系下所形成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新型社会再生产关系。在此过程中，还应及时改革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格局、对外开放格局和完整内需体系等具体的体制机制，以使具体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整个体制机制不断科学化、体系化、完善化。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四主型”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机制;政治经济学理论

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态势，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加速积累提供了技术支撑。2024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其在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层面的核心是生产与科技的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当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所承载的经济使命并不限于技术创新本身，而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直接联系。目前，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形稳势升、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是同时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仍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而且在新质生产力面对资本全球过剩的环境下，亟待完善资本治理机制，畅通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形成符合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的新型生产关系。由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就具有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提升国际竞争和合作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生产关系层面的内涵。因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当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生产要素赋能传统生产要素时，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资料、新的劳动对象应运而生，其不仅会使传统生产力质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也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如果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单纯归因于技术变革，那就容易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误区。由此，亟需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成的统一体的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构成矛盾运动的统一体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指明人类的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3〕43。人类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系统性作用的结果。这一历史性的形式又离不开人们借以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形式。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明，“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同时“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4〕724。可见，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只有改革和完善不完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注入活力和体制机制保障。

（一）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变革作用

从唯物史观出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总体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明：“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5〕560他认为，“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是一个相互结合的矛盾统一体〔5〕345。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以及支配这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必然不同。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状况下，就会有相应的交换和消费形式，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从而会有相对应的政治国家。马克思进一步指明：“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3〕43可见，新质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并不是一蹴而就乃至经济社会发展选择的结果，而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持续性“量”的积累的结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样以新技术引领的科技革命为标志，为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明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210。纵观人类社会的技术变革史，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新生产力”，如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蒸汽动力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科技等。随着信息科技革命与数智生产手段为标志的新质生产力的诞生，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实体生产要素与虚拟生产要素并行互促发展的新局面。可见，新质生产力是爆发式技术创新与跳跃式产业革命的结果，完全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重视“四主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导向性作用

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起着重要的反作用。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主导作用体现的极为明显。在小商品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对外贸易为主要特征的重商资本主义阶段，手工工场作坊里的领主与帮工、师傅与徒弟的人身半依附生产关系仍然是主导的生产关系。而随着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现代机器的发明，手工工厂主认识到通过机器的应用可以变换原有的依附与半依附的生产关系为雇佣劳动关系，来攫取利润最大化的利益。因为，雇佣劳动关系是以劳动合同的法律形式得以确立，通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来雇佣更多的劳动者，并以此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在追逐超额利润的过程中，自由竞争资本通过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必然走向垄断，又必然进一步促使垄断资本的膨胀。这一膨胀伴随着电气化与信息化的发展促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紧密结合，甚至“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6〕67。对此，马克思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6〕67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4〕724，是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基于此，考察资本社会不能持有唯技术论的偏见，只能运用系统论来辩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因为，在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关系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劳动资料变革本身不是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只有劳动资料在不同生产关系下的应用方式，才能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面貌和进程。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蒲鲁东把生产力作为独自发展的机器而把生产关系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庸俗认识。马克思认为，“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3〕46。也就是说，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新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和经济关系的范畴必然决定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分析以生产关系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清楚得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亟待构建和完善“四主型”生产关系。“四主型”生产关系包括：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构建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同向互促关系；构建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以国家调控为主导与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作用；构建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对等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引导本国资本健康发展的关系，构建以自立自强与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开放格局，实现从追求资源要素的开放模式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转变。“四主型”生产关系虽然在新时代持续促进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仍需不断调整和完善。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研究并不限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和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的三分法，还需要在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中加强对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与发展等带有经济社会发展导向的研究，从而构成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创新性统一体。

（三）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离不开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考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价值是执行人格化职能的社会总资本运动。这一历史的暂时必然性在于大量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创造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观动机决不是追求使用价值的丰富和享受的多元，而是追逐交换价值和价值增殖。马克思指明：“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5〕683一方面，社会生产的形态与阶段是通过劳动手段、劳动工具等具体的物质技术手段所表现的，其是生产力发展运动的结果。社会生产中的物质技术因素是社会生产的物质质料，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时代阶段。另一方面，认识现实经济活动的外貌现象与本质特征都离不开在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种经济客体，如价值、货币、工资、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都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的物化形式。也只有对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下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才能够使得社会发展的系统有方向、有动力、有目标，才能够系统揭示社会生产的性质、规律、面貌。这不是单纯追逐物质技术，也不是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基准，科学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辨证关系。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和优化。只有完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增长质量呈现出按比例、可协调、高质量的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同样离不开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新型的市场经济转变，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的自我调整与完善，以便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生产力大发展的需要。我国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又必然决定了实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由此，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产生根源和表现形式，从而积极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8〕。要言之，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体制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应用和数字平台企业创新发展，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有利于数字平台经济在有序竞争前提下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新型平台企业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二、在矛盾统一体中确立广义生产关系的作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设想。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9〕156诚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但是这一批判同样也是对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正反合逻辑和辩证法思维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的研究中，必然得出“肯定的理解”“否定的理解”“综合的理解”的三方面递进逻辑。具体而言，“肯定的理解”是，从小商品经济形式开始，论证价值形式从商品到货币的资本主义萌芽形式发展的必然规律性，进而从促进社会生产的逐利性层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否定的理解”是研究“商品-价值-货币-剩余价值-资本”逻辑以及其中必然含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也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进而导致分配方式愈发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综合的理解”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9〕157。由此，广义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在厘清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上，“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9〕156，也即确立由社会再生产各环节所构成的广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

（一）确立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59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低端阶段，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简单且狭隘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愈发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替代。这种商品生产的拜物教性质与抽象劳动所特有的等同性质和社会性质密不可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又必然会向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发展，并暴露出资本社会所无法避免的经济社会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对抗这一经济社会矛盾首先“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5〕97，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产资料由社会所有、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个人消费的新生产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11〕。由此，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需要在具体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考察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和货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重建个人所有制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有机统一整体。在未来社会由价值形式所产生的商品拜物教性质的神秘面纱被揭露出来后，在简单明了的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中，劳动时间依然起到衡量社会生产劳动的双重作用，其不仅体现在生产上，也体现在分配上。

（二）确立社会生产关系的客观属性

马克思指明：“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5〕93商品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客观关系，其符合从“商品-货币-资本”的发展逻辑。这一逻辑同样是客观的，需要认识劳动创造的原概念性质，认识价值形式与价值增殖的过程，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与问题，认识价值占有到价值所有的规律问题等。可以说，价值是资本逻辑的核心主线和研究对象，它不仅是一个劳动凝结物的实体形式，同时也是在交换关系中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所构成的生产关系。在以追逐价值增殖为主要目的的商品世界里，不断地生产与交换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但同时也带有商品生产循环断裂与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面对这一商品经济经常发生的危机，需要充分汲取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规范和引导资本的行为规律，区分各类资本的定位，关注各类资本的比重变动，实现超越西方私人资本逻辑，尊重劳动价值，实现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动态供求平衡、各阶层共同富裕的生产关系。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驾驭资本的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发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资本生产要素及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利用，使之真正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12〕。

（三）确立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的过程中，逐渐从关注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转向重点研究历史性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化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系统。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工业的发展也会随之使人的头脑与社会意识发生变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0〕34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随着使用价值量的倍增，单位时间内生活资料的价值进而工资不断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会不断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即剩余价值率不断被提升。可以看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系统。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需要在这一综合系统中完善新型生产关系，其不仅需要确立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还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体制机制、厘清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创新性作用。

三、在社会再生产中对于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探索

经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把在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精准把握了决定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因素。这就使政治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广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来掌握整个经济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与西方经济学关注从供求关系来追求价格均衡问题不同，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相互关系的视角来考察以物为中介的生产关系问题。正如列宁所指明的“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69。因为，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基本结构，社会生产力在这一结构下能够更好地促进再生产各环节的相互联系，发挥整体性的社会职能。这也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前者仅仅是通过技术的变革来使价值增殖、使资本逐利，而后者是需要以“四主型”生产关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来协调社会再生产。在此过程中，还应及时改革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格局、对外开放格局和完整内需体系等具体的体制机制，以便使具体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整个体制机制不断体系化、科学化、完善化。

（一）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从生产入手，在提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据统领性地位，坚持生产第一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说相比最鲜明的特征。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量物质财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6〕159可见，生产资料的变革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所有权规律不断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作为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的生产资料会不断吸纳活劳动，“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6〕487。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由此，作为劳动过程和资本增殖过程的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有一个共同点，即不再是人使用与创造劳动条件，而是相反劳动条件使用与创造人。随着机器的采用、科学的应用，这种颠倒在技术层面上会进一步取得更加明显的现实性。生产的问题也成为劳动价值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的积累、生产的过剩之间的矛盾与危机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这种人与物之间的颠倒日益达到极点。

与之相对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把这种人与物的颠倒形式再纠正回来，需要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为最终的目标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进社会财富。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工具体系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其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直接联系，进而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023年9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4〕基于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完善由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结构的核心范畴和代表〔15〕。

（二）实现“两个同步”，统筹效率和公平

在分配领域，把分配提升为基础性制度，实现“两个同步”，统筹效率和公平，使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分配制度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提出完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6〕。把分配制度提升到基础性制度的层面是对分配作用的再认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再认识。党的十八大在提高“两个比重”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同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17〕在分配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看到了分配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同样认识到分配对生产和交换的积极影响。“两个同步”的进一步明确，实际上是致力于打破在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劳动者的积蓄的反比例关系愈发加大的问题。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方向和目的，就是要使得劳动者的收入与经济发展程度成正比。这就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完善经济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机制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内部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当然，提升分配的作用并不是把分配提升到同生产一样的高度来确立法与道德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明，“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9〕155可见，公平正义的分配关系需要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革，需要新质生产力为这一分配关系的实现提供巨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分配制度都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使其转化为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三）巩固新发展格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流通领域，巩固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积极运用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循环与周转的效率，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也出现了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品牌等受制于西方的问题，甚至陷入了“两头在外、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微笑曲线”陷阱。实践证明，企业生产如果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没有国内大市场的主营渠道，没有按照中国制造的标准进行生产与流通，也就不会加速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质生产力的推进。2018年4月，习近平在湖北考察企业创新发展时指出：“新发展理念，创新是第一位的。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行不通了，必须依靠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18〕针对数字技术“卡脖子”问题，传统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已经无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层面来治理这一经济难题。因为，“卡脖子”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技术研发、迭代与升级的问题，其与国际资本的无序扩张、脱实向虚、操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占有全球性剩余价值以及美西方的贸易保护、技术垄断、知识产权操控等特性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基于此，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即以自主核心技术、名牌、产业链、产权为主要内容的自主优势理论至关重要，其直接关系到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高水平安全。在流通端，它又能助力产业链上中下游数字化融合发展，保障国内市场的韧性和后劲，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综合平衡。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正是需要以自主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作为主要抓手，构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环节运行畅通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循环体系。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目的，是加快流通速度，减少空间距离，去除大量过剩耐用品所造成的流通障碍。

另一方面，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除了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会对流通产生影响之外，国内流通费用与成本也会成为影响流通效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空运等基础设施，物流、快递以及从事各类商业活动的平台经济都获得了高速发展，但是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等物流成本仍然较高。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亟待改造，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及耐用消费品有待更新。这些都成为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解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以及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还是要依靠新数字技术的应用。2024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强调，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联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19〕。此外，从资本治理的视角出发，持续流通是资本循环和周转顺畅的首要条件，因为“资本永久面临这样的危险：因为需要越来越多的固定资本，假以时日，资本将会僵化”〔20〕。现有固定资本的大量堆积，在空间层面上会出现大量传统材料百年后难于生物降解，或者回收成本极高的风险，如美国底特律汽车城一样，出现厂房、机器、设备的陈旧、老化甚至被废弃的情况。基于此，亟需科学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积极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型可替代资源，为生态环境保护、空间资源重塑、经济循环顺畅提供技术保障。

（四）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综合动态平衡

在消费领域，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新型消费的有机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2〕。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消费上升为消费力的高度，确立消费力与生产力、交换力、分配力的相互作用。消费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消费力，是因为消费力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力，并最终转化为生产力。马克思曾指明：“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21〕203马克思曾提出绝对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的两个不同概念，其中前者是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社会生产满足个人需要的能力，后者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力，其并不是直接由生产力所决定。社会消费力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分配关系来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消费力直接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这受到工资规律和剩余价值分配规律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劳动者的社会消费力也直接由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状况决定。”〔22〕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23〕面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对华贸易摩擦和美国关税战等外部危机冲击，我国发展格局加速转变，特别是基于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我国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使生产的发展、价值的实现更多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来拉动。在新发展格局的驱动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消费的有机结合成为打造内需体系新优势、注入新动力的新引擎。与传统消费形式相比，新型消费具有数字化、智能化、场景体验化等特点，应基于此，更加注重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衔接、注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这一结合有利于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政策的加速实施，实现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进一步持续激发和增强社会经济活力，使得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1).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版，2004.

[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程恩富，王朝科.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J].前线，2020(05):25-29.

[8]高建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01):52-61.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周淼，刘婷婷.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大变动中的世界社会主义[J].海派经济学，2024(01):113-124.

[12]郗戈.“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23(12):4-18+199.

[1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1).

[15]张杨.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基于马克思产业理论体系的阐释[J].上海经济研究，2023(09):26-40.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18]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04-29(01).

[19]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N].人民日报，2024-02-24(01).

[20]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程恩富.论经济力中的消费力及与消费关系的辩证运动[J].消费经济，1997(06):16-19.

[23]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N].人民日报，2022-12-18(01).

（来源：《理论探索》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