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岩，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张祺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3期

崔岩等在梳理相关理论与回顾东亚分工历史的基础上，将东亚国际分工的演化与日本国际权力的变迁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综合运用增加值贸易及全球价值链（GVC）相关指标，重点考察日本参与全球及东亚价值链的模式与所处地位，进而探究日本与东亚经济联系不断深化背景下其价值链结构性权力演变的特征并揭示其深层原因及意义。

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及其权力机制具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权力形态呈现为系统性的结构性权力，超越了双边关系下的关系性权力。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价值链网络不仅体现为各行为体间的表层联系，即使两个行为体之间不存在直接交易关系，也可能通过第三方中介形成关联，从而构成高阶互动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开始对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并推动产业转移。随着亚洲“四小龙”加入这一进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产业梯度转移与区域内投资为特征的“雁阵模式”。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既是传统分工模式向新型分工模式的转型期，也是新型分工模式不断突进的关键期，传统分工模式的式微与新型分工模式的形成乃至深化交织在一起。

（一）日本参与全球及东亚区域价值链分工

1.以自身的制造业优势大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占据重要地位

从全球价值链地位来看，1995—2022年间，日本始终处于上游位置，其价值链地位显著高于东亚其他经济体。这表明，在此期间，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始终扮演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间产品核心供应国的角色。若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来看，1995—2005年间，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同期价值链地位较低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参与度却普遍较高。2005年以后，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逐步提升，至2022年已攀升至中上游位置，表明其在维持全球价值链上游地位的同时，开始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2.日本在东亚区域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竞争力

1995—2022年间，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是东亚区域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其中日本与中国大陆构成了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双引擎”。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来看，日本呈现稳步上升后逐渐趋于平稳的态势，从1995年的21.59%升至2015年的29.54%，到2022年维持在29%左右。这一变化表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加速融入东亚分工体系，并深度参与区域价值链构建。再从东亚区域价值链地位来看，1995年，文莱、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排在前三位，至2022年日本降至第四，但仍处于前沿地位。进一步观察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排名变化可发现，资源输出型经济体如文莱（东亚价值链地位排名始终位于前两位）和印度尼西亚（2010年度跃居第一）排名靠前，但其主要源于能源或原材料的出口，与日本凭借技术优势确立的东亚价值链地位存在本质差异。

（二）日本价值链结构性权力演变

1.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期日本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变化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1995年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居世界第五位，输出结构性权力占比居世界第四位，均处于全球前列。日本凭借高附加值制造业优势及在汽车、电子、精密仪器等产业的较强国际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中构建了显著的结构性权力。但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的结构性权力出现相对弱化的趋势，2010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排名降至第七位。即便如此，日本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依然具有较强的支配力。

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占比的变化趋势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表现相似，均呈现一定程度的弱化。虽然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居于较高地位。例如，2000年和2010年，日本的输出结构性权力占比分别为29.01%和16.91%，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分别为15.67%和11.87%。

2.全球价值链稳定发展期日本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变化

有关研究结果表明，自2012年起全球价值链长度的变化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波动状态，在此背景下，2011—2022年世界及东亚主要经济体的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占比以及排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全球价值链的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变化来看，2011年，日本在主要经济体的排名中位列第七，2019年降至第八位，并一直保持至2022年。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结构性权力格局演变不仅体现了权力中心正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加速转移，更折射出后者在产业升级、价值链布局和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系统性影响力有所提升。相比之下，日本因在技术创新迭代、全球价值链布局等关键领域应对不足，未能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有效巩固自身地位，导致其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呈现出相对弱化的趋势。

从东亚区域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排名来看，2011年中国大陆和泰国分列前两位，日本居第三位，此后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变动平稳。2022年，随着越南的快速崛起，日本退居第四位。日本在东亚区域价值链中的总体结构性权力占比变化，也是其输入结构性权力和输出结构性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结语

日本作为世界制造业强国，通过大力推进经济国际化战略，深度融入全球与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并依托本国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红利，而且获得了新型的国际权力——价值链结构性权力，为其拓展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进一步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以下从权力变化、动因以及权力运用三个方面延伸分析。

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并未显著增强，反而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呈现相对弱化的趋势。尽管如此，日本在国际分工和结构性权力方面仍处于前沿地位，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进入稳定发展期。日本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虽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但若排除特殊因素影响，如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依托欧盟高度一体化体制实现了大量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表面上增强了其价值链结构性权力，日本的价值链结构性权力依然排在世界前列。当然，日本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出现的相对弱化趋势也不容忽视，这一变化既源于日本自身因素，也受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第二，对包含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在内的广义结构性权力的追求与运用，已成为日本实现世界大国目标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日本一直致力于增强其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并试图获得经济利益、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走向和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这也是日本大力推进东亚区域及全球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目的。日本在事关国际经济体系与经贸规则方面采取的一些具有战略导向的行动，是对内涵延伸的结构性权力的追求。这种权力绝不局限于国际经贸领域竞争力的争夺，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层面。

第三，如何提升广义结构性权力并加以运用，以及在获取本国利益的同时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是日本决策者与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日本在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大力推进集团化战略，通过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强化日美同盟并拉拢西方国家，试图构建小多边机制，乃至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其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获取结构性权力以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扩大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表现出配合美国推进战略竞争的倾向。“相互依赖武器化”就是结构性权力消极使用的一个典型表现。日本大力配合美国在半导体等高新技术领域对华实施出口限制，试图遏制中国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此，中国对日本采取了相关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这也可能对日本相关产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试图以限制性方式获取并运用结构性权力，不仅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利益，而且也可能给自身带来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