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庆立，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4期

田庆立认为，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流存在两条演进脉络，其一是以“吉田路线”为主导的“鸽派”势力的政治思想与施政方略，“重经济、轻武装”；其二是以“岸路线”为代表的“鹰派”势力的执政理念及行动纲领，强调修改宪法和谋求自主防卫。两派势力在战后80多年间围绕博弈制衡展开激烈争斗。“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具体体现在：崇尚尊皇情结并以此强化国家认同凝聚；坚持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固守传统与回望历史的价值取向；并行推进基于意识形态考量的“反共主义”和遵循现实主义谋算的经济增长路线；蕴含着政治文化与宗教势力深度耦合的文化密码。“保守主义”的行动取向呈现出从冷战期间的“和平主义”向后冷战时代的“军事主义”转型的危险动向，其中潜藏着“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双重叠加的生存发展逻辑，终极目标是谋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大国志向。

（一）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流

 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流是吉田内阁时期的“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并在冷战时期一直作为自民党执政的“保守本流”路线得以继承沿袭。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新保守主义”兴起，呈现出力争推动经济与外交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转变，日本奉行的“一国和平主义”难以有效适应从两极对峙转向多极化趋势的深刻变革，在内政、外交及防卫层面试图突破“吉田路线”束缚的思想理念和行动取向日益显著。尤其是步入21世纪后，日本“保守主义”呈现“内政右倾化、外交全球化及防卫进攻化”的演进趋向。

 在战后80多年间，自民党内两股势力的对立凸显以派阀主体驱动的争夺政权的斗争样貌，以吉田茂势力为主导的“鸽派”与鸠山一郎、岸信介势力所牵引的“鹰派”分别在不同时期掌控政权，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激烈角逐局面。参照日本学者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鹰派”居于主导地位（石桥内阁除外）；60年代至70年代，作为“鸽派”的池田、佐藤、田中、三木、大平及铃木（福田内阁除外）卷土重来；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从中曾根的“鹰派”向竹下、海部及宫泽的“鸽派”转移；“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90年代后期，桥本和小渊代表的“鸽派”占据政权中枢；步入21世纪，森喜朗、小泉、安倍及福田康夫的“鹰派”相继掌控政权，后历经麻生内阁和民主党执政，10年代再次迎来“鹰派”掌权（第二次安倍内阁和菅义伟时代），最后是岸田和石破所代表的“鸽派”时代。尽管麻生太郎、岸田文雄及石破茂在派系传承上属于“鸽派”势力，但从其施政理念与外交实践来看，业已呈现出鲜明的右翼保守倾向，由此也凸显出21世纪以来日本政界“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的程度之深。颇为奇妙的是，“鸽派”和“鹰派”的执政时间大体上均为36年，展现出两大政治势力势均力敌、博弈抗衡的发展态势。

（二）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

 第一，尊皇情结与国家认同的凝聚。战后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在新宪法框架下苦心思索的重要命题是如何界定“象征天皇制”，因此煞费苦心地将其嵌入战后美国式自由民主主义理念，并与已升格为主权者的国民之间取得逻辑自洽。自称“臣茂”的吉田茂首相为此不惜以福泽谕吉的“帝室论”作为理论依据，力图将皇室确立为日本社会各领域的精神与道德中心。对于鸠山一郎、岸信介等战后保守派政治家而言，维护“国体精髓”乃是首要任务，这种“国体精髓”包括权力集中、忠于权威、公共秩序与社会凝聚力，同时也是传统保守主义的象征。对于日本保守势力而言，象征天皇制乃是凝聚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思想资源，这是右翼保守派政治家竭力争取在新宪法中将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明文确定下来的动因所在。

 第二，固守传统与回望历史的价值取向。日本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在战后背景下复兴日本传统思想与制度，强调战前与战后日本的“连续性”，并诉诸理想化的历史过往。他们对“战前日本”的认知更具理想化色彩，其内部普遍存在一种“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逻辑——“理想化的战前日本”与“受批判的战后日本”。而且，对“战前日本”的美化停留在想象与理念层面，脱离了战前时代的真实历史背景。安倍晋三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以及中西辉政提出的“战后精神”，均是建立在这种“对战前与战后日本非黑即白的认知基础”之上。

 第三，“反共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并行推进。1955年，因左右社会党统一而抱有危机感的保守势力集结起来，为保持团结而组建了自民党，既包括秉承自由主义思想的“鸽派”势力，也涵盖固执于“国家主义”理念的“鹰派”势力，党内形成不同政治立场多元并存的格局。除在“反共主义”与“经济增长”等议题上存在某种共识外，这一庞大的保守政党基本不具备共同价值观，却长期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体制走向终结，这一状况意味着，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本无明确的保守共识，仅将“反共主义”与“经济增长”作为唯一框架谋求内部共存的模式也已失去存续的前提条件。随着自民党与社会党和新党组建村山富市联合政府，社会党的势力日趋衰退，虽然保守势力在数量层级呈现跃升之势，但其反面是在质量层级导致认同危机日趋严峻。

 第四，政治文化与宗教势力的深度耦合。在战后数十年时间里，日本“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宗教势力形成深度耦合的态势。自民党保守派政治家通常利用宗教外围团体组织拉票和筹措政治资金，神社本厅也通过攀附自民党保守势力达成自身目标，代表性组织为1997年5月“守护日本之会”与“守护日本国民会议”合并组建的“日本会议”。安倍在第二次出任首相后，还曾担任“日本会议”国会议员团特别顾问。对此，日本媒体曾发表多篇文章强烈谴责安倍新内阁与该民族主义组织的关联，甚至将其称为“日本会议内阁”。“统一教会”发源于韩国，其追随者在西方以“文信徒”而为人所知。相比其西方同伴，日本“统一教会”信徒的狂热程度毫不逊色，通过渗入日本政界和学术界而获得巨大影响力，掌控巨额资金以收买人心、从事恐吓行动，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这些举措对他们的得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行动取向

 尽管吉田茂与鸠山一郎作为政敌展开过激烈的权力斗争，但两人拥有共同理念，他们均将战前迈向军事大国的旧路视为“负面教训”，并一致认为“战后政治必须在严肃反省的基础上付诸实践”。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代政治家普遍坚持的政治信条，因此，将日本打造成为“和平国家”、“民主国家”及“经济大国”的目标成为战后初期日本政治家为日本擘画的国家发展图景。2026年2月9日，高市在记者会上声称“阐述理想国家形象的是宪法”，并表示“为了创造尽快就是否赞成修宪举行全民公投的环境，我们决心持续不断地付诸努力”。显然，高市积极推动修宪以谋求构建所谓“正常国家”的执政理念，正是处于沿袭战后日本“保守主义”“鹰派”势力的“岸路线”和“安倍路线”的延长线上。在高市率领的执政联盟获得2/3以上众议院议席的有利背景下，日本右翼保守派念兹在兹的修宪图景似乎正在变得清晰可行。

 战后日本对美外交路线在“亲美”与“反美”之间摇摆游走，蕴含着自我矛盾却无法克服的“悖论”。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学角度加以审视，主要根植于保守理念的“共同体本位”与战败后“结构性强权”规训的内在撕裂，保守势力以守护民族共同体及维护国家主权自主为价值原点，在文明本位与历史连续性逻辑上，天然地对美国凭借占领体制强行重塑日本的宪政体系、安全体制与价值谱系持抵触与排斥心态，内在蕴含着“反美保守”的价值取向。然而，面对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主权残缺与经济依附等现实条件约束，保守势力基于保全本土保守政体、制衡国内左翼革新力量及依托美援完成国家复苏的功利理性考量，不得不扬弃本源立场，以“亲美保守”作为生存性折中策略，由此形成“理念固守民族本位之反美、现实依从霸权管控之亲美”的二元割裂状态。这也是日本的民族性格在面对美国这一强大“他者”时的自然表露。

 总之，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演进态势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多重思想脉络交织、历史语境形塑与现实诉求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思想源流繁杂多元，既包含对日本传统保守思想的继承与重构，也吸纳了西方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同时在战后不同历史阶段，结合日本的国家定位、日美同盟关系及国内社会思潮的变迁，不断发生调适与演化，最终形成兼具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着战后日本的政治走向、外交决策与防卫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