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强大的资本扩张和霸权实力确立了以西方为轴心的世界现代文明话语、全球等级体系和世界依附秩序，形成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野蛮与开化、边缘与中心相互对立的逻辑结构以及不同文明不平衡或非对称的交往关系。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和标识性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观点和生动实践，是党科学研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文明整体发展方向的中国话语表达，其蕴含的以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共生性为特质的新交往理念和方式，重塑了世界文明交往的新叙事结构、新价值体系和新秩序格局，从根本上革新和突破了由西方单一文明主导的世界文明交往模式。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具体的、自洽的和正义的世界文明交往新范式，对于赓续中华文脉、拓宽不同文明“合作式对话”的全球视野、推动普惠性文明交往实践、打造人类文明共同体以提升全球性风险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充分彰显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自觉。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 西方文明 世界文明交往范式
作者郭云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
文明交往范式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尺，也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核心议题。文明交往范式是理解世界历史现象和文明转型的一个关键内容，也构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考人类文明命运走向和发展图景的审视方式。世界文明的演进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发展状态。各个民族和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文明谱系，每一种文明体系都蕴含独具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形态，共同凝结成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呈现出一幅多元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图景。依据全球化背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习近平强调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对待不同文明，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命题，为超越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文明交往秩序指明了前进方向。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和标识性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观点，也是当代世界文明普遍交往和共同发展的新范式。全面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意蕴，对于我们科学研判世界文明演进的正确方向，回答当代构建什么样的世界文明交往范式，构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意义重大。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充分彰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自觉和文明自觉。
一、当代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西方逻辑
西方现代文明以强大的资本逻辑和霸权实力确立了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等级体系和交往范式，以致很长时期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西方和东方文明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关系。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东西文明对立关系，严重破坏世界不同文明平等交往的对话机制，亟需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明交往新范式。
（一）“传统—现代”的历史断裂逻辑
自文艺复兴以来，“传统—现代”的历史叙事结构就已存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思潮为“传统—现代”的断裂逻辑奠定了思想根基。伏尔泰、康德等学者将中世纪欧洲界定为黑暗的传统时代。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被贴上迷信、专制、落后的标签，“现代”概念也不断被赋予“先进、进步、复兴等价值语义”。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科学、自由等价值被奉为现代文明的内在机理，实则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扫清思想藩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时间序列对自身历史展开重构，完成了“传统”等于“东方”和“现代”等于“西方”的认知绑定，赋予“西方”和“东方”优劣之别，强化“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普遍采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分期法来编纂全球文明史，认为传统与现代有着显著的理论界限，“不能把还属于‘传统’范畴内的东西也称之为‘现代’的东西，或称之为‘现代性’”。
一些西方史学家以西方为中轴，把世界文明发展史描绘为一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的线性演进的单一路径，建构了只属于西方的全球文明史，以顺应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展开全球殖民、扩张的理论需求。资产阶级运用经济霸权与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营造共时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同时一切野蛮或传统的民族都被裹挟至西方现代文明的漩涡，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现代”的历史断裂逻辑。一些学者把工业化、城市化等资本主义现代化特征粉饰为世界现代化的普世标准，本质是将西方文明的特殊性转化为世界文明的普遍性，为西方在世界文明交往中的主导地位提供历史合法性。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拒斥西方化即现代化的认知表达，否定现代背离传统的思维逻辑，强调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处理好“传统—现代”断裂的问题，推动多元文明融合共生。
（二）“野蛮—开化”的文明等级逻辑
文明或开化作为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范畴，反映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通常与野蛮相对应而存在。启蒙运动者为了界定和区分文明概念而广泛运用“野蛮”术语，赋予其蒙昧、粗野等意蕴，炮制出“野蛮的东方”或“野蛮的东方人”的形象和话语。西方国家以推行文明的名义把西方标榜成救世主的形象，进而解放“蛮野之地”的东方，以一方的强大、优越来彰显另一方的羸弱、卑劣的姿态只是“属于欧洲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话语”，那份独属于西方人先天的种族优越感折射出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情感色彩。
“野蛮—开化”的等级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表现出东西方文明的主客关系，其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诉求，并将不平等的文明交往方式转化为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协同运作的动力。
第一，全球经济领域失衡的结构性差异，为“野蛮—开化”这种等级化叙事逻辑筑牢了物质基础。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牢牢把持全球产业链上游关键环节，垄断前沿核心技术，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设计与修订，依托不合理的国际交换体系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西方将自身发展优势包装成文明开化的独有标识，广大非西方国家被迫锁定在低端发展区间，长期处于发展依附状态，逐步失去文明独立发展的空间与话语权利。
第二，全球政治层面的制度霸权，进一步固化并割裂了“野蛮—开化”的等级界限。西方国家把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政治体制与治理模式，塑造成普适性的文明标准，不断向外输出，逼迫非西方国家照搬套用。对于契合资本扩张利益的政权，西方便赋予其文明开化的正当性；对于敢于质疑西方霸权秩序的国家，则贴上专制落后的标签，借助地缘干预等手段，维护由西方掌控的全球政治格局。
第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渗透，最终实现了“野蛮—开化”等级观念的深层固化与普遍认同。西方凭借对全球传播媒介的绝对掌控，搭建起服务自身价值理念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文明评判标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本身就与殖民掠夺紧密绑定，而长期的文化霸权输出，进一步巩固了文明优劣划分与全球资本剥削并行的霸权秩序。
（三）“中心—边缘”格局的依附逻辑
“中心—边缘”的依附逻辑是资本扩张本性在文明场域的直接投射，是文明优越论与殖民话语的共同产物。“西方国家将自身文明塑造成‘普世文明’的标杆，通过全球经济分工、国际制度设计和知识话语体系，系统性否定非西方文明具备现代性的可能。”“中心—边缘”的依附逻辑的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史深度勾连。在“西强我弱”的格局下，处于话语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猜忌和戒惧明显加深，不断强化对文明“他者”展开战略围堵和牵制。
由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格局挤压了世界文明多样共存的发展空间，把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制度形态、文化形态当作异己的“他者”进行排斥，以致“整个世界文明滑向一种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一元现代性秩序之中”。西方国家为殖民掠夺与霸权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对非文明行径进行话语美化。
在当今世界，“中心—边缘”的依附逻辑以更隐蔽的形式存续，且与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深度耦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呈现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或中心地区”的多层级、不平等秩序，居于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垄断、贸易规则制定等方式，持续从边缘国家掠夺剩余价值，维系其文明优越的表象。今天，世界依旧没有摆脱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突出表现在以“西方优先”或“美国优先”的观念上，“通过设置重重障碍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现代化体系的‘依附者’或现代化的‘无望者’”。“中心—边缘”的依附逻辑否定了非西方文明的内在价值与发展自主权，将文明的多样性简化为中心对边缘的依附。这与习近平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有着本质不同，关键区别在于是否以建立平等包容的全球伙伴关系和文明共生格局为要旨。
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文明交往范式革新的中国表达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性话语和世界文明叙事的中国表达，蕴含了相互尊重、美美与共、开放包容和互学互鉴的文明交往新方式，以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作为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核心范畴的解释原则，搭建了自洽的和正义的世界文明普遍交往的新范式。
（一）重建文明交往的新叙事结构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中国理论和对外叙事体系的话语表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在遵循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扬弃线性历史的单向叙事，推动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叙事。
1. 以“文明多样性”为基础的时空叙事脉络
世界文明的交往是以文明多样性为逻辑起始和叙事前提。习近平多次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要求。这一前提并非主观设定，而是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客观现实。文明多样性主要源于不同文明在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性。马克思指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这种文明多样性随着每一代人对前一代人遗留的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断得到历史的确证。因此，“人类一直存在以文明多样性为结点的纵向（时间）/横向（空间）的知识建构路径”。在时间上，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文明形态。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大致划分为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数智文明等形态。在空间上，不同地域和民族孕育了具体的文明特质和内容，总体上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样态。在当代，不同区域的现代文明无法脱离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这意味着要以文明多样性为前提来把握不同文明的共生性关系，贯通传统与现代、古和今的内在联系，为弥合文明交往的时空断裂提供理论支撑。
文明多样性构成了世界文明的交往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文明内在的差异性，文明趋同化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就失去了世界文明交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是世界文明的“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交流互鉴不是用对抗性思维处理文明差异问题，更不是试图消解文明差异，而是将差异性视为世界文明交往的必要构成和前提，将文明差异转化为优势互补、互鉴互促、共同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为全球文明提供了新的共生可能性，拓宽了全球文明发展的空间。
2. 从“线性史观”转向“大历史观”的叙事立场
在西方语境中，主张线性史观的学者认为历史发展是可预测性的、不可逆的单一进步过程，将人类社会发展简化为从野蛮到开化、从低级向高级的直线演进，否认历史发展中存在曲折、停滞甚至倒退的可能性，这本质上是对文明发展复杂性的片面消解。线性史观将西方现代发展历史绝对化和单一化，忽略了不同文明交往的多向性和多线性，本质上是以西方文明史观为中心的单向模式。不难看出，“人类实践被有效地整合进线性的历史队列，空间的三维性被还原为历史的单一性。空间的‘失语’导致时空实践、连接和相关性的断裂”，以致东西文明不对称、南北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被简化为线性历史发展的合理现实。
当然，世界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预设好的线性脚本，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不同文明具有特定的形态和发展轨迹，既有繁荣进步的时期，也有遭遇危机，甚至陷入停滞的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全面、系统、整体看问题的“大历史观”，以洞察世界范围内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演变机理，探究不同文明并存的合理性。“大历史观”是以世界尺度和全球视野理解文明间的交往，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和前进走向，从更高层次上推动文明交往和文明共生发展。以“大历史观”作为当代世界文明交往的叙事立场，以整体性、关联性视角审视世界文明的交往，跳出单一文明、单一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以“大历史观”透视不同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要承认文明发展和交往进程的多样性与曲折性，在未来叙事中把握文明演进的总体趋势，走向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范式，以臻人类解放和文明赓续。
3. 融通古今文明的叙事内容
纵观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起源、形成、发展都不是一种完全封闭和自足的现象，即便一种文明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和自足性，也只限于文明的初始阶段。尤其进入到世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的开化和发展“就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了”，普遍交往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有学者指出，现代化把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深层次审视“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人类的古老文明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是一种源流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衡量人类自身行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前者形成了人们至今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基本范畴。在世界历史中，不同国家和区域需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主动开创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明果实，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对话和合作。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社会在更高级形式下的“复活”，所以“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在全球化视域中，以汲取传统智慧再造崭新文明形态，贯通古今、守正创新理应成为世界文明交往的时代任务和叙事内容。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中，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融通古今文明，以辩证思维对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开创了一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克服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叙事，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和交往模式的转型。
（二）重塑文明交往的新价值体系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既具有和平发展的特质，又兼备合作共赢的特点，也谋求不同文明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价值共识，实际上已挣脱狭隘民族主义和西方文明等级体系的思想束缚，真正转向实现文明共生、美美与共的价值目标。
1. 以“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为价值前提
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不同文明价值的平等性，平等性构成当代世界文明交往的价值前提。只有在文明平视、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不同文明才能平等对话、双向互动。习近平指出：“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这一论断揭示出每种文明都各具特色、优势和价值，指明文明之间虽有差异之别，但无等级之分。价值平等并不否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而是拒绝以发展阶段否定文明价值。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各文明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开展交流互鉴，既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自觉的价值抉择。在坚守自身文明与尊重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开展交流互鉴，为不同文明打破隔阂、搭建对话桥梁、开展深度互动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促使文明交往跨越地域局限和认知偏狭，在平等对话中实现美美与共。
文明间的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是实现文明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基础，也是“文明交往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相反，“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文明交流互鉴倡导的价值平等性决定了文明交往过程中彼此态度的平等和行为规范的平等，摒弃了东西方文明主客二分、零和博弈的排他性思维，破除以文明发展程度差异性或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作为充当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评价标准，从而动摇和挑战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和文明中心论的价值合理性，为重建一套关于以文明多样、平等、包容的话语系统和交往范式奠定了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尊重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传统、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各种文明，主张坚守自身文明主体性和尊重文明“他者”相统一，倡导各个国家在文明交往中共同应对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从而推动世界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实现创新和发展。
2.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内核的价值体系建构
当今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体现在核心价值观上。西方社会是以普世价值作为评判社会是非曲直的标准。这种“普世价值”以抽象虚假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为口号，支撑东西方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任何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相异的文化观念、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等都被视为一种滞后与野蛮。其他国家的文明叙事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所统摄，抹杀了其他文明价值观念中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因此，走出文明“西方化”的价值陷阱，重塑世界文明交往的价值体系尤为必要和紧迫。
习近平多次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明确“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当代世界文明交往的价值基础，是凝结不同文明共生共荣的价值根基，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这一理念科学概括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既是人类文明对话的智慧结晶，也是破解文明冲突危机的思想钥匙。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进一步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倡议立足世界文明多样性特征，主张在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通过不同文明双向互动与平等对话增进互信包容，推进文明互促互融。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到“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表达，已然指明了人类社会文明普遍交往价值原则、价值共识和价值目标，强调诉诸多元文明的对话与合作，超越国家、民族的狭隘界限，建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价值基础。
3. 从文明等级到文明共生的价值归宿
学界围绕“古今中西之争”议题展开学术讨论，争论聚焦中西发展道路之争、制度之争和文明优劣之争，其背后“隐含一套关于文明等级论的话语系统，与其对应的是西方社会构建的一种世界秩序模式”。从西方语境的等级视角来分析不同文明形态的本质差异问题、中西文化的价值问题，容易陷入由阶级对抗而引发的文明身份对抗的思维逻辑，或者容易将差异固化为对抗，进而通过制造文明等级秩序确立民族优越、文明中心地位以及文明扩张正当性。我们需要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分析框架中，审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文明样态的多元性以及共产主义文明实现的长期性，充分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文明形态长期共存的基本事实，避免激化和扩大阶级对立、制度对立、文明冲突。
习近平论述了文明交流互鉴所包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价值理念，阐明了世界文明交往应以和谐共生为价值目标。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全球视野，以文明多样性为前提，秉持平等和尊重的价值理念，反对那些攻击、贬损和同化其他文明的行径，拒斥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隔阂、彼此排斥和取代，从根本上否定将资本主义文明道路视为人类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强调“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充分肯定东西方文明共同存在的正当性，从而推崇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往、多元共荣。
（三）重构世界交往的文明新秩序
中国共产党把握当今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演进趋势，科学研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多元包容、共生共荣的世界文明交往秩序。
1. 以文明主体间的和平性和包容性为原则遵循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立场，习近平指出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开放包容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文明交往方式。与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不同，西方国家自以为西方文明优于其他一切文明，以同化、渗透的方式排除异己文明。中华文明向来蕴含“和实万物，同则不继”的价值观念，秉持“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倡导“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发展理念，形成“境内各族群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之‘德’”为原则组成和谐共处的文明共同体”。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相契合，构成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根基。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差异性、多样性的精神意蕴。包容性是推动世界文明交往的内生动力。“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文明若想实现持续进步并拥有发展动力，必须以开放的胸襟与包容的气度，主动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智慧和精神养分，在多元文明交织互动的格局中实现自身文明价值的拓展与升华。开放包容的世界提供各种文明共生的外部条件，促进多元文明的传播，对于传承人类文明成果意义重大。顺应时代潮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纳不同文明的精髓，才能让自身文明绽放出旺盛活力。反之，故步自封则会导致文明的衰败与落后。正确认知文明的多元差异，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理解并尊重各文明的独特价值，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使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繁荣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打破了文明单一化、冲突对立的思维局限，超越以西方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偏见，推动构建多元共生、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世界文明新格局。
2.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践载体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需要审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统一性关系，“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全球文明对话模式、为催生更为公正合理的新型世界秩序、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元叙事”。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真实的生存状态和世界文明交往的合理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广泛的人类价值共识，回应人类主体性生存问题、全球性治理问题和世界文明发展问题，走向更高水平的世界文明交往的新境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充分彰显了中西双方异质互通、弥合分歧与化解冲突的时代姿态，更绘制了一幅跨文明之间和谐共处、合作对话的时代图景。
文明交流互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抓手，通过“全球四大倡议”协同推进，在基础设施联通、贸易规则共建、文化成果共享等多个层面形成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文明包容中正确处理好文明个性和共性、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真正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局限和思维桎梏。“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范式、新路径”，推动不同文明在包容普惠中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文明交流互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互为依托、互补相济、联动并建，为人类文明融合发展增添新动能。
3. 走向“去中心化”的“节点—网格”秩序
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建构起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主导的等级秩序、依附体系和中心主义交往模式。在当今国际政治权力关系、规则制定和价值结构中，西方世界依旧处于绝对权威和中心地位，构建了一种中心化、等级化、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世界面临环境变化、经济动荡等全球性挑战，霸权主义与地缘冲突加剧，传统国际秩序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正在塑造着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交往的样态和秩序，积极倡导各文明主体和国家不分强弱、大小而平等地享有普遍的发展权利。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不同文明应超越制度、文化等隔阂，在相互尊重中实现优势互补，主张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解决分歧，在开放空间范围内建构一种普遍性、平等性、公正性、互惠性的文明秩序。这种文明秩序标志着世界交往从一元霸权向多元协同的转型，突显“去中心化”“去等级制”的特征，形成“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的“节点一网格”秩序，由此每个文明主体“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这种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既是推动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守护世界长久和平、促成共同繁荣的稳固根基，彰显出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与负责任大国的历史自觉和时代使命担当。
三、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世界文明交往新范式的现实意义
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世界文明交往新范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新思考、对于全球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突破、对于不同文明共存共荣规律的新认识，以及对于全面推进构建多样文明和谐发展的美好图景，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等丰硕成果具有独特的价值，为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文明交流互鉴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坚持求同存异和交流互鉴的价值取向，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在充分挖掘和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核的同时，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思想智慧，推动自身文化形态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多样性中寻求和谐，在差异中实现共存，推动不同文明共同进步，在文明的发展中不断厚植中华文化根脉和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体系有机结合。中华文脉绵延几千年，孕育出诸多极具现实价值的思想理念：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社会愿景，以仁爱友善为内核的修身处世之道，以顺应自然为要义的生态思想，还有以包容共处为原则的交往智慧。这些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传统思想，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长远建设提供宝贵的智识精神与文化支撑。
第二，坚定中华文化主体地位，深度挖掘并集中彰显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符号与文化内核，让中华文明在和世界多元文明平等对话的过程中，始终保有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同时持续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互鉴，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尤其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赋予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旧邦”以新的文化生命内涵，促成中国与世界的交互联动发展、传统与现代的转型融合，形塑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现代技术赋能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实然的存在方式。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手段形成了一个由“技术—制度—经济—文化”构成的多元文明样态。不同文明形态与数智技术的高度耦合，创造出了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文化形式、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进一步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二）拓宽不同文明“合作式对话”的全球视野
“合作式对话”基于全球化视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式”的跨文明对话和交往破解意识形态隔阂、制度分歧和文化差异，跳出非此即彼的对抗思维，有助于推动不同文明在薪火相传、交流互鉴中实现创新发展，并依托跨文化交流渠道、合作范式与长效运行机制，持续助力文明形态迭代升级和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完善。各国家由孤立走向联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深化，相互依赖性显著增强，交往更加普遍且日益密切。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强调，我们应该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世界人民的互相尊重与理解，从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表现：坚持文明发展的包容性与共生性，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性借鉴，“以中国特有的风格重撰了具有辩证性、整合性、叠加性、自反性特点的现代文明”，从而确证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对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危机、贫富差距、种族歧视、文化霸权等问题予以反思，在吸取历史教训中力求避免重蹈覆辙，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现代化新路，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理论要求和实践自觉。第一，从零和博弈到共生共荣，摒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相互抵牾的对抗思维，强调合作共赢，在“合作式对话”框架下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第二，从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单向支配关系，倡导不同文明走向“合作式对话”，摒弃文明中心主义，承认每种文明的独特价值性与创造性，尊重文明多样性。第三，从特殊利益到共同利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交往中资本增殖导向，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审视不同文明的合作交往。在交往原则上，从文明霸凌到和平共处，倡导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矛盾与冲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各民族自主选择和独立权利，创造良好交往环境。
（三）提倡和谐共生价值观，推动普惠性文明交往实践
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加深、人类生存和发展休戚与共的时代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践依托，以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源，为推动全球文明交往格局合理调整，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基础。在话语建构层面，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了新的价值范式。西方强国依托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地位，长期垄断全球议题阐释权，其所输出的价值叙事带有鲜明的霸权色彩，难以顺应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客观大势。立足发展实际、结合时代特征和植根本土文化，融会贯通古今中外各类文明精华，塑造出契合历史发展大势的全新价值形态。这一理念跳出了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误区，从人类整体存续与长远发展的维度出发，倡导并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起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跨越地域边界与文化隔阂，为跨文明对话筑牢了价值根基。依托文明交流互鉴确立的价值体系，我国文化软实力得到稳步提升，有力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等落后观念，为应对全球性治理难题凝聚思想共识。
在治理实践中，文明交流互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断推动世界各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强调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共享发展权利，协商处理治理问题，推动各国交往超越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作为文明交流互鉴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仅增强了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基点，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主轴，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为全人类构建一个在生存论层面上的和谐共生新秩序。文明交流互鉴诉诸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表达世界情怀和国际担当。文明交流互鉴不是抽象虚幻的理念，而是在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具体平台和实践中敞显的“实体”，它以人类社会为发展立场，维护世界整体利益和增进人类福祉，促进世界公平正义和共同发展。
（四）打造文明共同体，提升全球性风险治理效能
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具体体现。这一理念倡导不同的文明区域内通过制定和设立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机构、部门组织，以不断构筑一个政治协商、普遍繁荣、文化互鉴、安全互信以及绿色发展等诸多领域的更高层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成为不同区域间共同的价值追求，以经济文化为轴心的共同体文明日益突破特定空间区域、超越文化思想隔阂、深化开放协同联系，从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延伸而真正开启了世界性的文明共同体。
在当代，部分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退出国际合作机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转嫁社会风险，造成不同文明主体间发展公正性的缺失，严重破坏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文明交流互鉴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基础上形成了共生性文明交往的实践范式。从实践创新看，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推动形塑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文明共同体，以协同式交往推动国际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在国际社会广泛开展“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等，为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互联互通开辟广阔空间。文明交流互鉴要求不同区域和国家通过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深化各国人民互信和理解，推动全球治理议题共商、人类共同发展利益共享以及全球义务和责任共担。
文明交流互鉴不仅以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贡献了理念创新和实践范本，更为构建文明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撑。面对风险社会国际形势的剧烈震荡，文明交流互鉴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在深化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自觉以多边对话和多边合作为舞台，搭建更加广泛多层的合作交流机制和制度平台，推动建设全球治理新模式。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倡导通过普遍性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关切不同国家、区域间的共同性利益，以协商对话和实质合作应对多领域风险和全球治理危机，不断增强对突发性风险的共同协调能力，提升对嵌套性风险的内生纾解能力，以韧性建设推动国际风险治理格局的优化升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同文明形态长期并存的客观性、各国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以及全球性治理问题的艰巨性，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破除“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错误观念，拆解不同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文化结构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打破文明等级论、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的西方话语。这充分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世界文明交往新范式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文明交流互鉴从理论到实践，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倡导构建一种中国与世界有机统一的文明共同体的普遍性叙事，倡导建设以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美美与共为价值内核的世界文明交往范式，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交往新秩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与世界文明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