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6期全文转载。
摘 要：关于非洲在近代大西洋贸易与跨洋文明交往中的角色，长期以来的历史叙事深受“被动非洲”论的影响。该叙事一方面强调欧洲对非洲的剥削与主导优势，另一方面将非洲简化为缺乏自主性的被动承受者。自20世纪中叶起，随着大西洋史与非洲史研究的推进及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学界开始系统重估非洲的历史能动性。研究显示，非洲统治者与商人凭借成熟的市场判断与议价能力，主动参与贸易条款谈判，塑造商品结构、价格体系与流通规则；非洲社会也通过奴隶抵抗、逃亡社会等方式展开持续抗争，并推动农业、冶金、医药等关键知识技术的跨洋流动。系统呈现大西洋文明交往中的非洲能动性，不仅有助于消解欧洲中心史观，推动多中心现代性的全球史书写，也对于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层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李鹏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史。
血腥残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给非洲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一历史事实毋庸置疑。然而，关于非洲在这一跨洋体系中的角色，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深受“被动非洲”论的影响。在这一叙事框架中，非洲被描绘为在外来力量裹挟下的被动受害者，其参与跨洋贸易的动因被简化为无法抵御欧洲的军事、技术与商业优势。这种片面叙事不仅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导致相关研究长期聚焦于欧洲国家、殖民公司与商人的主导作用，而系统忽视了非洲社会在贸易机制、跨洋经济网络与文明互动中的能动性与制度创造力。事实上，非洲社会能够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大西洋贸易中持续而深度地参与，绝非单纯外力驱动的结果，而是基于非洲社会内部的市场、制度与文化的推动。即便在奴隶贸易、殖民征服与制度性不平等的重压下，非洲社会持续展现出强大的创造性回应能力，非洲显然是大西洋贸易网络与跨洋文明交往的积极参与者与塑造者。
非洲在大西洋文明交往中的历史能动性，既是关乎历史真相的学术议题，更是涉及历史正义与记忆政治的伦理关切。强调非洲能动性，并非意在淡化欧非关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也绝非否认奴隶贸易对非洲造成的沉重创伤。恰恰相反，正是在极端暴力与结构压迫下，非洲的能动性显得尤为关键。这里所谓的“能动性”，不仅表现为面对压迫时的被迫应对或抵抗策略，更展现为深层次的文化重建与文明再生；在极端逆境中，无数非洲群体仍然以多种方式参与并塑造历史进程。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揭示非洲人如何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维系生命、重构文化认同，并对历史进程产生实际影响。
本文将在剖析“被动非洲”叙事及其知识生成机制，并梳理20世纪中叶以来非洲能动性在大西洋史研究中逐步重估与重新确立的学术进程基础上，系统阐释非洲能动性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与跨洋文明互动中的具体表现，旨在揭示非洲在全球早期现代性与跨文化秩序建构中的关键贡献，并探讨多中心、去殖民化全球史书写的可能路径。
一、“被动非洲”叙事的形成与批判
在现代西方史学中，大西洋奴隶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这一滞后并非由于史料不足。事实上，自近代早期以来，欧洲社会已积累了大量与跨洋贸易相关的文献材料，包括印刷品、旅行记述、商贸账簿、私人通信与政府档案等。然而，该议题长期未能进入学术主流，一方面与缺乏处理大规模数据的分析工具与方法有关，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该议题触及欧洲帝国主义的道德困境，因此欧洲学界长期对其持回避态度。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被动非洲”叙事并非出自史实，而是在特定话语条件中被逐步建构出来的解释框架，其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这一叙事的生成首先与19世纪英国废奴主义话语密切相关。为争取公众对废奴运动的支持，英国废奴主义者倾向于将非洲简化为奴隶贸易的受害者。例如，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与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通过出版大量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将非洲奴隶描绘为亟须依赖基督教慈善与欧洲国家拯救的饱受苦难群体，进一步固化了“被动无助”的非洲形象。这种“受害者”形象的建构为欧洲干预非洲事务提供了某种道义正当性，强化所谓“文明使命”的意识形态逻辑，同时也为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宣传工具。尽管这一叙事在动员公众情感、推动废奴立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淡化了非洲社会在奴隶贸易网络中的复杂角色与多重参与，将非洲建构为等待欧洲“拯救”的“他者”，掩盖了非洲政治力量与商业网络在奴隶获取、转运及贸易体系中的实际参与甚至阶段性主导地位。
殖民文献进一步固化了“被动非洲”叙事。大部分档案资料源自欧洲殖民官员、商人及传教士的记录，这些文献带有深刻的文化偏见，往往刻意强化欧洲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中心地位。非洲商人、政治权力结构以及市场机制常被边缘化、误读甚至忽略，从而形成欧洲主导的叙事。在诸多欧洲记录中，非洲贸易被简化为“以廉价商品换取奴隶”的单向流动，完全无视非洲社会对商品价值、品质与文化意义的复杂评估，以及非洲在贸易定价、商品筛选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19世纪盛行的“非洲停滞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偏差。该理论认为，非洲长期处于前文明状态，政治组织原始、技术落后、缺乏历史变迁，因而缺乏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这一论断不仅塑造了19至20世纪西方学界对非洲的整体认知，更为欧洲殖民统治提供了知识正当性。基督教传教士与欧洲商人普遍接受这一叙事，将非洲视为“文明空白地带”，系统遮蔽了其历史能动性、制度演变轨迹及其内在经济逻辑。
殖民统治的现实强化了非洲的被动形象。欧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直接接触早于美洲与亚洲，但欧洲真正确立对非洲的全面殖民统治，却晚至19世纪末的“瓜分非洲”浪潮。尽管欧洲殖民统治在大部分非洲地区持续时间只有七十余年，却对非洲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受此史实的影响，研究者往往不自觉地将殖民时期的欧洲主导地位“投射”至近代早期，将近代早期欧非关系简单等同于单向的权力支配关系。“被动非洲”的历史形象逐步内化为西方主流认知的一部分，不仅掩盖了非洲各政体之间的发展差异、非洲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动性，更忽视了部分地区对废奴运动本身的抵制与政治博弈。由此形成的“被动非洲”叙事，不仅削弱了对非洲历史能动性的理解，更成为欧洲殖民主义“文明使命”叙事的先声，深刻影响之后的史学书写范式。
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大战与帝国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学术界开始反思帝国主义传统，将大西洋奴隶贸易纳入批判性叙事框架。当时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接触，形成了一系列充斥着暴力、剥削的历史叙事。这类叙事仍延续了“受害—拯救”框架，将非洲描述为遭受奴役与剥削的对象，将欧洲视作发起废奴运动的“文明救赎”者，而非奴隶制度与奴隶贸易的制造者与受益者，因而转移了欧洲社会对自身在奴隶贸易体系中的责任的关注。同时，由于西方研究者缺乏系统的档案研究，导致一系列关于奴隶贸易的“神话”得以延续，如欧洲奴隶贩子仅用“毫无价值”的珠饰或朗姆酒购买“廉价奴隶”，“紧密装载（tight packing）”的运输模式，“中段航程” 死亡率高达50%以上，以及“三角贸易”在跨洋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等等。这些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叙述在学术与大众领域不断被重复，从而进一步固化了“被动非洲”形象。
20世纪六十七年代兴起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在批判殖民主义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被动非洲”形象。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将大西洋奴隶贸易视为非洲被边缘化进程的历史起点，认为欧洲殖民者决定了出口至非洲的商品种类与规模，而非洲是完全被动的廉价商品倾销地，欧洲人甚至会动用武力“以确保非洲人按照欧洲人规定的条款进行贸易”。依附论深刻揭示了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破坏性影响，但也显著强化了“被动非洲”叙事：对非洲进口商品的理解过于简化，仅聚焦于串珠、火器、烈酒与印度布等少数“象征性”物品，忽视了商品结构的复杂性与地域差异；将非洲社会描绘为完全被动的受害者，低估了其对商品品质的辨识能力与在贸易过程中的议价空间；混淆了前殖民与殖民时期的贸易逻辑，误以为欧洲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严重曲解了近代早期欧非关系的互动本质，世界体系论也基本沿袭了这一观点。因此，尽管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尖锐批判殖民剥削，但在本质上仍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
自20世纪下半叶起，大西洋史、全球史和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为重新评估非洲的历史能动性提供了新的知识条件与理论工具。首先，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深化，为非洲能动性的重新发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人口史与计量史视角的引入，使奴隶贸易研究进入量化分析阶段。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于1969年出版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一项统计研究》首次对贸易规模进行系统量化，从宏观数据层面重新理解贸易结构与区域差异。戴维·埃尔蒂斯（David Eltis）与戴维·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主持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亦称“航程”（Voyages）数据库，最初版本于 1999 年以CD-ROM的形式发布。此后经过持续的扩展与整理，该数据库于 2008 年以公开访问的网站形式上线（SlaveVoyages.org），为研究者提供便捷的检索与可视化分析工具，极大促进了大西洋史研究的深化。学界愈益关注跨区域互动与多向流动的复杂性，“环大西洋史”的兴起更是凸显大西洋作为由交换、迁徙与文化创造构成的场域，非洲人与美洲原住民被重新定位为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行动者。其次，非洲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力动摇了“被动非洲”这一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大卫·诺斯鲁普（David Northrup）、詹姆斯·斯威特（James Sweet）和琳达·海伍德（Linda Heywood）等学者通过重读欧洲档案，并结合口述传统、考古材料与语言证据，将研究重心由外部描述转向非洲内部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与跨区域互动机制。这些研究表明，阿散蒂、达荷美等国家通过军事扩张、政治联盟与制度整合，主动参与甚至塑造跨洋贸易体系；非洲商人展现出高度成熟的市场判断力与商品选择能力；非洲社会的消费偏好与文化重构深刻影响跨洋贸易结构，并反向塑造欧洲制造业与全球生产体系。再次，后殖民理论为重建非洲能动性提供了关键的批判视角与理论资源。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瓦伦丁-伊夫·穆迪姆贝（Valentin-Yves Mudimbe）、阿希尔·穆贝姆贝（Achille Mbembe）等学者深刻揭示了西方知识体系的殖民性，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在档案整理、概念界定与历史叙述中的排他性逻辑，从知识生产层面重建非洲的“可见性”，使非洲不再只是历史文本中的“被书写者”。后殖民理论引入“历史能动性”概念，强调非洲社会面对外部冲击时展现出的适应性、策略性与创造力，而非单纯的被动承受或消极抵抗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理论进一步指出，大西洋世界是由混杂性与互构性驱动的文化场域，非洲不仅为大西洋世界提供劳动力与物质资源，更以宗教观念、审美表达、技艺体系与知识传统深度参与大西洋文化的生成。最后，全球史视野下的非洲史研究将非洲视作全球联系构建中的关键节点，强调跨区域互动、制度互构与多中心现代性。在这一框架中，非洲不再被视为被动接受者或边缘空间，而被理解为全球历史进程中积极的制度塑造者与文化创新者。
因此，“被动非洲”并非源自客观的历史经验，而是由废奴主义的道德叙事、殖民档案的知识偏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演化理论以及后来的依附论共同构造的叙事。19世纪英国废奴主义话语通过强调“受害者—拯救者”的二元结构弱化了非洲主体性；殖民文献在记录贸易与政治关系时以欧洲视角为中心，将非洲社会描绘为缺乏主动性的对象；而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虽开始批判殖民主义，却在纠正帝国暴力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被动非洲”形象。这些叙事传统共同塑造了一个将非洲置于世界历史边缘的解释体系，长期遮蔽了非洲在跨大西洋文明互动中的制度塑造能力、市场判断力与文化创造力。近年来的大西洋史学、非洲史学与后殖民理论，正在逐步瓦解这一叙事框架，将非洲重新确立为大西洋世界的制度塑造者、政治行动者与文化创造主体。
二、贸易体系中的非洲能动性
大西洋世界的形成是非洲、欧洲、美洲共同塑造的历史进程。非洲并非完全被动接受欧洲扩张，而是提供了制度、财富与政治结构，使欧洲得以进入更广阔的世界。15世纪以前，非洲诸政体已通过宗教、外交与贸易网络主动参与更广阔的欧亚世界。例如，埃塞俄比亚与马里帝国曾派遣使节与远征队，主动寻求跨区域的政治与宗教联系。15世纪葡萄牙航海者对西非沿岸的系统探索，以及世纪末对东非海岸的初次接触，为后来跨洋的信息、商品与技术流动奠定基础。值得强调的是，葡萄牙人对西非海岸的探索，其初衷并非直接开辟前往印度的航路，而是寻求稳定的黄金来源，并寻访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王国。葡萄牙正是凭着在西非贸易中积累的财富、航海技术与航程经验，得以突破海上航行的技术瓶颈，最终抵达印度洋，并推动伊比利亚国家开辟美洲航路。与此同时，为适应非洲沿海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葡萄牙人通过贸易与外交方式获取奴隶、黄金与象牙，这种制度化的合作模式后来成为大西洋贸易的基本范式。在加纳利、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和圣多美等非洲岛屿的殖民经验，使葡萄牙、西班牙逐渐形成对海外领地的强烈欲望，并在扩张过程中发展出一整套系统化的暴力机制，包括奴隶制、种族屠杀、强制性宗教改造与移民殖民主义，为大西洋帝国扩张奠定了制度逻辑与暴力基础。
近代早期的诸多非洲政体并非被动卷入大西洋秩序，而是以自主策略积极介入新兴的跨洋地缘政治格局。它们通过掌控沿海与内陆的贸易通道、调节跨区域商业网络、利用外交与军事资源进行战略博弈，在大西洋世界形成中的角色远超“奴隶供应地”的刻板定位。例如，刚果王国在16—17世纪通过主动调节与葡萄牙的外交关系、派遣使节赴里斯本与罗马，并试图借由基督教化与王权重塑提升其在跨区域政治中的合法性。达荷美王国则在18世纪通过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与军事体系，控制海岸据点与内陆供给路线，从而决定欧洲商人进入的方式与贸易条件；其对沿海港口的封闭或开放政策直接影响了大西洋贸易的节奏和规模。阿散蒂帝国、贝宁王国、刚果王国等国家根据自身利益选择与欧洲建立、维持或中断关系。刚果王国、阿拉达王国、达荷美王国等派遣使节前往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积极开展跨洋外交。贝宁王国曾于16世纪初期向葡萄牙人出售奴隶，但大约在1530年停止奴隶贸易，仅保留象牙、布料和胡椒等产品出口，直至18世纪恢复奴隶贸易。在军事与制度层面，非洲国家选择性地吸收欧洲文化与技术，如达荷美王国引入火器与军事教官以建设常备军，刚果王国将基督教与葡萄牙宫廷礼仪纳入王室仪典以强化合法性。
在具体的沿海交易环节，非洲政权与商人掌握着显著的控制权。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前，西非社会已拥有本地的奴役制度与跨区域交换网络；跨撒哈拉贸易的扩张进一步将这些既有制度嵌入更广阔的欧亚世界，使面向北非与中东的奴隶输出得以持续增长。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对现有贸易体系的扩展，而非外来强加。尽管大西洋奴隶贸易植根于欧洲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欧洲殖民者无法直接控制奴隶来源，因此高度依赖非洲政权与商人的合作。大部分奴隶都是由非洲商人出售，而非欧洲人直接捕获。除上几内亚与葡萄牙统治下的安哥拉等少数例外，欧洲商人在非洲沿海难以建立稳固据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的复杂机制，包括地方交易规则、礼物制度、信用安排与契约执行等，而欧洲商人往往需要缴纳关税、遵循当地礼仪方能获准交易。达荷美王国甚至多次摧毁违规修建的欧洲要塞，以维护自身对沿海贸易的控制。非洲商人与统治者善于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从而在贸易中获得可观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随着17世纪中叶以后美洲种植园经济扩张，欧洲对于掠夺非洲奴隶劳动力进行罪恶贸易的需求激增，奴隶价格普遍上涨，有些港口涨幅甚至超过3倍，非洲商人的议价能力进一步增强。
商品选择与议价机制同样揭示非洲市场的主导地位。非洲商人不仅对商品质量有严格评估，而且在交易中展现出明确的市场定位与商业策略。欧洲航海日志中频繁抱怨非洲市场“复杂难测”，恰恰表明非洲市场体系的成熟与非洲商人的主动性。非洲社会的消费需求极大影响了输入非洲商品的种类与结构。商品组合贸易的普遍存在则体现非洲商人对商品搭配、品质与用途的精准判断。面向非洲市场专门制作的印花布、金属制品与珠饰的出现，说明非洲消费偏好直接影响欧洲产品生产。在物质文化层面，进口商品在非洲社会被赋予社会文化价值，融入祭祀仪式、身份展示与社会交换体系，成为权威、地位与审美趣味的象征，彰显非洲社会对外来物质文化的主动吸收与再造能力。
非洲能动性更体现为贯穿非洲内陆、大西洋航程与美洲社会的非洲奴隶反抗。从非洲内陆到海岸的广大区域，非洲人各种形式的抵抗显著提升了奴隶贸易的风险、成本与运作难度。在大西洋航程中，非洲奴隶的起义、自杀抗争与破坏行为迫使欧洲商人不得不为加强控制而投入大量资源，改变采购策略、船只构造、增配人手、提高保险与安保成本。这不仅削弱了航程效率，也使许多贩奴活动因风险过高而被迫缩减规模。欧洲商人逐渐认识到来自塞内冈比亚、塞拉利昂与向风海岸的奴隶更容易反抗，而比亚法拉湾的伊博人以及安哥拉的奴隶被认为“较容易管理”。基于这一判断，欧洲商人更愿到船上反抗发生率低的地区购买奴隶。换言之，非洲抵抗直接“压低”了贸易规模。抵达美洲后，非洲奴隶的日常抗争、逃跑以及逃亡奴隶社会（maroon communities）的建立进一步提高了种植园经济对奴隶劳动力的长期保有成本，促使殖民者不得不减少某些地区的奴隶进口，或采取更高成本、更复杂的管理手段。非洲奴隶的持久抵抗是限制奴隶贸易规模、延缓其扩张并提升其运行成本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非洲社会在大西洋贸易体系中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市场理性、制度创新、政治策略与文化创造力主动塑造大西洋世界的运行逻辑。非洲能动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反映在制度建构、外交实践与物质文化创造之中。到19世纪上半叶，从奴隶贸易向所谓“合法贸易”（legitimate commerce）的转变时期，非洲各地展现出显著的调适能力，许多非洲国家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于地方酋邦的控制，逐步建立起较为统一的出口管理体系与征税机制以维持贸易秩序与财政稳定。沿海地区迅速由输出奴隶转向出口棕榈油、橡胶、象牙和花生，以满足欧洲工业原料需求。
三、知识、技术与文化流动中的
非洲能动性
1972年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尤其强调动植物、疾病与人口迁徙的全球影响，奠定了生态全球史的研究范式。然而，该经典著作并未充分揭示非洲人口、物种与知识体系在重塑大西洋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大西洋世界的形成并非源自欧洲航海、殖民扩张与跨洋贸易的单向推动，而是在非洲、美洲与欧洲之间多向流动与复杂互动中逐步孕育而成。非洲奴隶与自由黑人不仅携带成熟的农业、冶金、水域与植物学知识，更将捕鱼、狩猎、食物加工、制陶、编织、制盐等技艺带入美洲，为殖民地的农业体系、矿业生产与社会生活奠定基础。以下仅举代表性案例进行概述。
非洲农作物与农业技术的跨洋迁移。大西洋沿海非洲拥有成熟的农耕体系，包括草木灰肥、轮作休耕、密集手工耕作。稻米、高粱、小米、山药、秋葵、豌豆与芋头等作物在奴隶贸易中传入美洲，并在非洲农业知识支撑下实现本地化适应。例如，塞内冈比亚地区高度专业化的稻作技术，包括渠道修筑、调水系统，铁镰、研钵与手编草篮等工具的制作与使用，以及女性主导的劳动组织，这些都深刻影响了美国南部和巴西稻作农业的建立与发展。此外，至少从17世纪起，可乐果（kola nut）便随着奴隶贸易航线从西非传入加勒比地区。欧洲人利用可乐果来激发非洲奴隶在高强度劳动中的身体潜能，而被奴役群体也主动将其用作传统药物，治疗多种常见疾病。至19世纪，西非与巴西之间已形成了稳定的可乐果跨洋贸易网络，这一历程充分展现了非洲在大西洋物种传播中的重要角色。
非洲牧业知识的跨洋流动。在萨赫勒与西非稀树草原，非洲社会在相对免受采采蝇威胁的生态条件下，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畜牧业体系，在畜群管理、放牧制度、兽医知识与骑兵组织等方面均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准。非洲社会的牧业知识通过非洲奴隶与自由人口传入美洲，成为早期殖民地畜牧业的重要知识来源，并在反奴隶制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522—1540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奴隶起义即为典型例证：来自塞内冈比亚的沃洛夫语群体凭借精湛的骑术与战术传统，能够有效抵御西班牙骑兵，还组织起自身的骑兵队伍。诸如夜间圈牧、季节性焚烧草场以促进新草生长等牧业技术，也通过非洲奴隶传入美洲。非洲奴隶对美洲畜牧业发展的推动还表现在“骑马套索”（lasso from horseback）等关键技术的形成。该技术由来自塞内冈比亚、具备牧业知识的非洲奴隶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加以发明、改造并逐步规范化，成为当地牧场管理与放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们还将一种在亚洲与非洲使用数百年的提水装置带入美洲，其结构与运作方式在跨洋迁移中几乎未发生改变。这些实例表明，非洲人在跨大西洋技术流动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金属开采与冶铁技术。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前，西非社会已长期掌握成熟的冶铁技术。许多被贩运至美洲的奴隶来自具有深厚冶铁传统的地区，如上几内亚、刚果-安哥拉与萨赫勒地区，在美洲的矿冶业与铁匠劳动中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在葡属巴西，尤其是米纳斯吉拉斯的金矿区，西非与中非矿工的经验在矿脉识别、淘金工艺、水力利用与坑道安全管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殖民当局与矿主常将具有矿冶技能的非洲人编组，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采矿队伍。类似地，在古巴、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金矿和铜矿区，非洲矿工的开采经验与工具使用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矿业实践。冶铁方面，非洲铁匠在甘蔗种植园、糖厂机械维护、马具制作、农具修理及殖民地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或缺。其冶铁技能支撑了船只修理与海军补给，维持奴隶制度运行所需的链条、镣铐等关键器具的生产，保障农业铁器的持续供应，确保种植园机械与畜力运输系统的稳定运作，并为殖民地防御体系提供基础物资。例如，在牙买加，黑人冶金工匠通过对压舱铁、废铁与进口铁条的再加工，生产出满足殖民地船务、农业与建筑所需的铁制品，形成本地化的再生冶铁体系。更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奴隶运用冶铁技术来反抗殖民统治。例如，铁匠常秘密制造或修复武器，为逃亡奴隶社会提供必要的工具与火力支持。冶铁技术在许多逃亡奴隶社会中被视为关键的政治与军事资源，成为抵抗组织的核心力量之一。
水域知识。受到体液平衡学说的影响，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欧洲普遍将全身浸没水中视为有损健康，认为保持头部高出水面才是“安全而体面的”游泳方式，因此长期偏好蛙泳，并逐渐放弃了速度更快、动作更连续的前爬泳。至15世纪后期，欧洲多地已几乎不再实践前爬泳，相关技艺在欧洲文化中基本沉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非和中非许多社会保留了以自由泳、快速潜水、冲浪为核心的水域文化。虽然欧洲旅行者常以“野蛮”加以贬损，但他们的记述也反复强调非洲人在短距离泅渡、强流穿越与深潜方面的卓越技巧。自17世纪起，欧洲殖民者在美洲航运、打捞与近海作业中日益依赖非洲人的水域知识。无论是鲨鱼频繁出没海域的防卫性游泳、潜水采珠、沉船打捞，或者是河口贸易中的快速泅渡，黄金海岸、珍珠海岸（今委内瑞拉东部）及百慕大的奴隶与自由黑人均扮演关键角色。非洲的造舟与划舟传统也在跨洋贸易中得到传播。西非大型独木舟以速度快、吃水浅、机动性强见长，很快在美洲取代欧洲小艇，成为沿海贸易中的重要工具。
医学与草药知识。被迫迁徙至美洲的非洲奴隶群体携带了丰富的植物学与医学知识，并在“新大陆”的环境中吸收当地植物资源，推动了多元药用体系的重建。基于非洲医药传统的药用植物技术，构成“根术”（root work）、“胡都”（hoodoo）、“奥比亚”（obeah）、“迈亚尔”（myal）、“昆布瓦”（Quimbois）等非洲疗法的核心。非洲草药、疾病认知与治疗的知识经验，通过被奴役者的跨洋流动得以传播至美洲。坎多布雷（Candomblé）与桑特里亚（Santería）等非洲裔宗教传统中广泛使用的草药疗法，正是非洲医药知识在美洲延续与转化的直接证据。这些知识常以非正式途径（如口头传授、实践观察）被欧美医生记录，虽在殖民档案中被贬为“巫术”或“土法”，但其实际疗效引起西方医师关注。尽管非洲医学知识被广泛运用，但在西方文献中常将其归功于“欧洲医学发现”。例如，非洲治疗师对传染病传播的生态理解（如蚊虫与发热病关联）早于西方正式研究，却被长期忽视。这些知识虽拯救包括奴隶贩子与殖民者在内的无数生命，却因种族主义逻辑被排斥在主流医学史叙事之外。早在17世纪末，巴西便已有非洲奴隶提供草药治疗的明确记录。19世纪前半叶的巴西与古巴已有大量非洲医疗记录，包括放血、拔罐、草药疗法及毒性药物的使用。尽管欧洲殖民者常以贬抑性笔调描述印第安人以及非洲奴隶和自由民的治疗传统，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频繁求助于这些医师，以应对自己在“新大陆”所遭遇的陌生疾病症状。加勒比地区的欧洲殖民者对于非洲疗法“奥比亚”的态度尤为典型：法律上严厉压制，日常生活中却十分依赖这一疗法来处理热带疾病或者日常伤病。1721年波士顿天花接种争议，是非洲医学知识传播的典型案例。来自黄金海岸的奴隶奥涅西穆斯（Onesimus）向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介绍非洲传统的天花接种法，将感染者的病变组织植入健康者手臂的小切口中。该技术虽与欧洲体液病理学体系并不兼容，但在马瑟的推动下，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展开一系列试验，并最终证实其疗效。到18世纪中叶，天花接种术已被广泛吸纳入英美医学体系，而其源头之一是非洲知识的直接贡献。
非洲军事经验传入美洲。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过程中，西非与中非地区的军事知识与组织经验进入美洲，构成大西洋世界知识流动中长期被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显示，许多被奴役者来自战事频繁、军事组织高度发达的区域，如上几内亚沿岸、奥约与阿散蒂、刚果-安哥拉地带等，这些地区存在多样而成熟的战争技术体系，包括防御工事建造、队列组织、弓矢与火器的复合使用、草原与森林地带的机动战术等。这些经验在跨洋迁移后并未消失，而是在美洲社会与生态条件下被创造性转化并加以利用。一方面，非洲的军事知识在奴隶社会的日常生存策略中继续发挥作用。非洲奴隶在种植园体系下组织秘密互助网络、修筑隐蔽居所、躲避追捕与规划逃亡路径时，往往借鉴原有的侦察、隐蔽与地形判断技巧。加勒比与巴西东北部的逃亡奴隶社会在组织结构、首领制度、警戒体系与游击战术上，均体现出与非洲政治军事传统的深层联系。另一方面，非洲军事经验在美洲的反抗行动与武装起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被运往牙买加的阿坎人与方蒂人带着非洲战争经验，这些经验在美洲被重新激活，成为牙买加殖民地的塔基起义等一系列奴隶战争的组织逻辑来源。其组织结构、战术运用与象征动员均体现出阿坎政治军事文化的延续性，包括秘密社团、年龄阶级体系、游击策略与宗教仪式的动员作用。17至18 世纪，加勒比、巴西及新格拉纳达的逃亡奴隶社会逐渐发展为具备军事能力的自治社区，进而迫使殖民政府与之谈判。1791年至1804年的海地革命最终建立了美洲首个由前奴隶领导的独立国家，进一步展示西非军事经验在美洲反奴隶制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非洲音乐与舞蹈的跨洋传播。非洲裔美洲文化并非对某一非洲传统的简单延续，也非殖民暴力下被动断裂的产物，而是多元非洲文化在新大陆的汇聚、再生与创造性转化。尽管殖民秩序限制了非洲文化表现的空间，但是非洲奴隶仍然带来了丰富的节奏体系、宗教仪式、身体表演与审美逻辑。这些知识体系在美洲的劳动场景、宗教空间与社区网络中实现创造性重构。在种植园制度下，劳动节奏、工余舞会及节庆仪式为非洲音乐延续提供了关键空间。同时，以非洲宗教传统为基础的跨洋信仰体系，如海地伏都（Vodou）、古巴卢库米（Lucumí）、巴西坎东布雷（Candomblé）以及康加达（Congada），将音乐与舞蹈作为仪式核心元素，使非洲节奏结构得以宗教化、体系化保存。城市奴隶与自由黑人群体在港口、手工业与服务业中形成跨族群互动，催生出新的混合表演形式。18—19世纪，非洲节奏与欧洲旋律体系的融合进一步塑造了美洲的音乐景观，促成爵士（Jazz）、布鲁斯（Blues）、伦巴（Rumba）、桑巴（Samba）、昆比亚（Cumbia）、恰朗加（Charanga）、卡利普索（Calypso）、巴塔鼓（Bata Drums）、卡波耶拉（Capoeira）以及福音音乐（Gospel Music）等现代音乐形态。舞蹈方面，非洲舞蹈的身体技术，包括骨盆驱动的韵律动作、胯部律动、旋转步法、对称与反对称身体模式，以及“鼓—舞”互动关系深刻影响了美洲的身体表演文化。这些元素不仅体现在桑巴、查尔斯顿及踢踏舞等舞蹈形式中，也成为非洲裔群体维系族群记忆、抵抗文化湮灭与重构身份的策略。
因此，大西洋贸易不仅是商品与劳动力的流动过程，更是文化、宗教与知识体系在跨大陆间互动、碰撞与再生的场域。非洲人并非沉默的劳动力，而是文化塑造者与知识传播者，在跨洋互动中展现出显著的能动性。他们的知识体系、技术与文化在美洲得以延续与转化，深刻影响了大西洋世界的文明形态。
四、结语
在近代大西洋贸易与文明交往中，非洲展现出显著的历史能动性。非洲社会通过市场体系与地方政权的制度安排积极参与跨洋贸易，并在物质文化、宗教实践与知识传播等领域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适应性与文化重塑能力。非洲诸政治实体与商人群体通过市场判断、制度调节、跨区域外交与文化转换等方式，实质性影响了跨洋贸易的运作逻辑。非洲消费偏好、商品组合需求与贸易谈判机制，对欧洲商人的航线规划、物资采购与商品结构施加了持续而明确的压力。与此同时，非洲的作物体系、农业技艺、金属冶炼、畜牧经验以及草药知识，随着被奴役与自由迁移的非洲人口传入美洲，不仅深刻塑造了美洲的农业经济与物质文化，也重构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族群形成与文化生态。由此可见，非洲社会的能动性，应被理解为在结构性约束与全球权力不平等下展现出的有限能动性。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权力不对称关系下对局部规则的调适、对交换关系施加压力，以及在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创造性回应，而非对整个大西洋贸易体系拥有全面主导权。因此，强调非洲能动性并非对其影响力的浪漫化，而在于揭示跨洋互动结构的复杂性和多中心性：大西洋世界并非单向推进的“欧洲扩张史”，而是在权力不对称条件下，多方力量通过博弈、协商与相互形塑共同生成的历史进程。
随着18—19世纪全球格局的重组，欧非互动的权力天平逐渐向欧洲倾斜，至19世纪后期，欧洲确立了对非洲的主导地位，非洲则遭受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殖民主义话语体系进一步强化了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系统遮蔽了非洲在早期跨洋互动中的历史能动性，将非洲塑造为世界历史的“边缘”地区，仿佛只有在遭受奴役、资源掠夺或被迫输出劳动力时，非洲才“进入”世界历史。这种“被动非洲”叙事不仅深刻影响了我们对近代跨大西洋联系与非洲历史的理解，也延续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将非洲置于边缘地位的结构性偏见。在这样的流行叙述中，欧非关系常被呈现为不平等与单向支配的格局；这种影响在当代仍然可见，并在某些大国单边主义话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非关系所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与平等合作，为重新理解跨文明交流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与价值维度。
因此，重新认识非洲在跨洋文明交往中的历史能动性，有助于反思植根于殖民知识体系的“中心—边缘”“文明—野蛮”框架，从而更全面理解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交互性与共生逻辑。在后冷战时代非洲国家自主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关于文明平等、交流互鉴与多元现代性的主张，与国际学界强调非洲能动性的研究趋势相互契合，有助于纠正殖民主义知识体系遗留的认知偏见，为构建更为包容、均衡与多中心化的全球史叙事奠定理论基础。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