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敏，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湖南社会科学》(长沙)2026年第20262期 第125-133页
内容提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命题。它既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价值共识场域，也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坐标，承载着文化认知、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的多重功能。当前，这一构建进程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如中华文明解码与传承的深度危机、“家”意识构建与共同体认同的断裂风险、核心价值观整合与实践转化的深层矛盾等。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认知，筑牢中华文明解码与传承体系价值；强化情感联结，重构“家”意识与共同体认同纽带；整合价值认同，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转化与时代引领，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在情感上相互贴近、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最终实现从“多元共存”到“一体凝聚”的深层跨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与文化动力。
关 键 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价值认同
标题注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人工智能加强和创新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编号：24A57)。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1]。他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着重强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2]。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犹如一条坚韧的精神纽带，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学界相关研究与实践探索确立了根本遵循。目前，国内外围绕重要论述展开了诸多研究，形成了丰富成果，但仍存在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的拓展空间。
国内相关研究可分为三种典型类型：一是内涵阐释类，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概念界定与本质属性，明确其“多元一体”的核心特征；二是价值探讨类，剖析其在民族凝聚、文化传承、国家治理中的时代价值；三是实践路径类，从文化建设、政策实施等角度提出构建策略。既有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但也存在部分短板，如对内涵的解构多单一维度展开，缺乏对文化、情感、价值层面内在关联的深度挖掘，对现实困境的分析亦显碎片化，实践路径也偏宏观化，针对性与系统性不足。而国外研究主要依托社群主义共同体理论、文化认同理论等，探讨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也有学者关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与共同体建设，但多停留在外部观察视角，对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与“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理解不深，甚至存在本土化语境的误读，难以形成贴合中国实际的研究结论，理论成果需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转化。
本文以文化认知、情感联结、价值认同三维框架为切入口，突破现有研究的分析局限，先系统解构三者相互支撑的内涵体系，再从三维层面剖析构建进程中的结构性现实困境，针对性提出分层分类的实践理路，形成“内涵解构—困境分析—实践理路”的逻辑闭环，力求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学理参考，推动各民族实现从“多元共存”到“一体凝聚”的深层跨越。
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丰富内涵
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以“多元一体”为根基，兼具民族文化属性和国家政治属性的精神情感体系[3]。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在文化认知、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三者相互支撑，其中文化认知是基础，通过解码文明基因形成历史共识；情感联结是纽带，以“家”的隐喻激发心理归属；价值认同是引领，为精神家园提供时代坐标。三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完整内涵，既回应了“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也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
(一)文化认知层面：解码中华文明基因，传承集体历史记忆
“谈及精神或精神家园时离不开对文化相关话题的探讨，其可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质养分。”[4]文化认知层面聚焦各民族对中华文明“基因密码”的共同解码能力，通过历史文化的共生共融，构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明传承体系。这一层面不仅体现为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更表现为各民族在认知维度对中华文明本质的协同诠释，以及对文明基因的系统性传承与创新。
1.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与历史延续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多元一体”为根基，各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动态交融的有机整体。从地域文化的空间互动看，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通道持续碰撞：河西走廊出土的粟特文典籍融合了中亚文字与汉字元素，见证了古代多民族语言文化的互译与创新；西南地区的“苗绣汉锦”技艺则将苗族刺绣纹样与汉族织锦工艺结合，形成独特的视觉符号体系。从历史维度的时间纵深看，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文明史的进程中，契丹族《辽史》、女真族《金史》等正史编纂，不仅将少数民族政权纳入正统叙事，更通过典章制度的互鉴(如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元朝“汉法”制度的实施)，塑造了“多元一体”的历史认知框架。这种跨时空的文化共生性，使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形成共同认知，而通过焕发共同的历史记忆可激发群体共鸣，增强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团结，提升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5]
2.文化身份的确认与传统根基的传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本质是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其核心在于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共同解码与创造性转化。在思想层面，中华文化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例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等人文道德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慈悲为怀等价值观念，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在实践层面，蒙古族长调、侗族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多声部合唱形式诠释“和而不同”的东方美学，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载体。这种对传统文化根基的共同传承，使各民族在文化认知上形成“同源共流”的深层共识——如彝族火把节与汉族“火崇拜”习俗的共性，白族“本主信仰”与汉族民间信仰的交融，均彰显中华文明基因在不同族群中的延续与升华。
3.文明基因的解码机制：符号、语言与知识体系的跨民族整合。各民族对中华文明基因的解码能力，还体现在对文化符号、语言文字和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整合。符号、语言与知识体系是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积累的文明印记，向全社会传递核心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从而形塑人的心理和意识，实现文化的教化意义。图腾、服饰、语言等文化符号，承载着族内群体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心理认同，是“法理上实现对自身民族存在合法性的确认”[6]。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由故宫、文学、书法、绘画等有形、有感的物质性文化符号和节日习俗、戏曲舞蹈、神话传说等非物质性文化符号构成。汉字作为文明传承的核心载体，不仅被壮族创造的方块壮字、水族的水书借鉴，更通过各民族的双语教育实现知识共享；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文化密码(如维吾尔语“乌古斯可汗传说”、哈萨克语“柯尔克孜史诗”)，也通过汉译工程纳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天文学领域的“二十八星宿”理论被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用于游牧历法制定；农学领域的“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汉族农耕，也成为傣族“泼水节”、哈尼族“十月年”等节庆的时间依据。这种多维度的解码与整合，使中华文明基因在保持统一性的同时，不断吸纳各民族的智慧，形成开放包容的认知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基础”[7]。
(二)情感联结层面：以“家”为喻构建归属，夯实命运共同体心理基础
情感联结层面通过“家人—家园”的具象化比喻，将“共有”理念转化为心理认同，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这一层面以情感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隐喻建构、记忆传承与实践互动，将抽象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心理体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深层情感根基。
1.“家”的隐喻与情感归属的建构：从符号感知到心理认同。“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隐喻，并非简单符号类比，而是根植于“家国同构”文化基因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互动，通过“家人、家园、共同体”的转化，将抽象认同转化为具身化情感体验。首先，“家国同构”的伦理延伸。中国传统社会以“家”为伦理原点，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伦理链条。这种“家国同构”的文化逻辑，使“家”不仅是血缘共同体，更是伦理秩序与政治认同的原型。当“中华民族”被喻为“大家庭”、国土被定义为“共同家园”时，本质是将传统宗族中“孝悌、和睦、共担”的伦理规范，转化为各民族交往的价值准则——正如宗族内部“亲亲尊尊”的秩序需通过共同祭祀、家族互助维系，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也需通过共享记忆、共担责任得以巩固。其次，抽象认同的具象化转化。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抽象的“民族共同体”概念难以直接激发情感共鸣，而“家”作为每个人最熟悉的生活场域，具有天然的可感知性。“家”隐喻的核心功能，是搭建从“符号”到“情感认同”的转化桥梁。借助“家”所承载的安全感、归属感、责任感，使各民族对“共同体”的认知从“理性接受”转向“情感共情”，比如将边疆治理视为“守护家园”、对口支援视为“家人互助”；当“家”的符号与情感反复嵌入历史记忆与当代实践，便会形成“条件反射式”的认同联想——提及“中华民族”，自然关联“家人”的亲近感与“家园”的守护欲，实现从“认知认同”到“情感认同”的深层转化。第三，“家”隐喻的“命运共同体”转向。“家”隐喻的生命力，在于其并非静态的符号，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被重构、丰富的动态概念。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与当代的建设发展，分别赋予“家”隐喻“命运共担”与“共建共享”的双重内涵，使其从传统的“血缘之家”升级为现代的“命运之家”。1840年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传统“家国同构”中“王朝之家”的叙事逐渐失效，“家”隐喻开始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深度绑定。此时的“家”不再是宗族血缘的延伸，而是基于“共同敌人、共同命运”的政治情感共同体——各民族对“家”的守护，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存续”的捍卫。壮族右江红军、藏族格达活佛等以本民族文化诠释“护家即护国”，使隐喻成为各民族共享的认同符号。这些共同经历将“家人”意识具象化为“同仇敌忾”的情感共鸣，使“中华民族一家亲”从口号升华为集体情感记忆。在当代实践中，“对口援疆”“东西部协作”等政策进一步深化了“家园共建”的情感联结。这种实践不仅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更通过情感互动构建起“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心理认同，使“家园”意识超越地理边界，内化为各民族共同守护的情感归宿。
2.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的双向塑造：文化符号与历史叙事的情感赋魅。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情感根基，深植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中。在文化符号层面，传统节庆成为情感共鸣的重要载体：春节习俗在全国各民族中呈现多元样态——满族贴“挂旗”、蒙古族献“哈达”、傣族舞“龙灯”，虽形式各异，但团圆、祈福的内核始终相通；回族开斋节与汉族春节的互访祝福、藏族雪顿节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展演，通过节日仪式的共享，将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认同。这些“文脉的延展及跨时空文化价值凝聚，靶向地汇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集群和精神谱系之中”[8]。在历史叙事层面，共同的英雄传说与重大事件塑造了跨民族的情感纽带。例如，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在汉族、维***、哈萨克族等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均有记载，被演绎为“开拓家园”的集体记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被回族、汉族传颂，也在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口述历史中，成为“文明互鉴”的象征。这些记忆通过史诗、歌谣、戏曲等文艺形式不断重构——如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改编的歌舞剧融入汉族戏剧元素，壮族“刘三姐”传说被改编为多民族共演的实景演出，使历史叙事突破族群边界，转化为凝聚人心的情感资源。
3.情感联结的心理机制：仪式实践与空间建构的情感激活。情感联结的深化依赖于仪式实践与空间建构的双重作用。在仪式层面，祭祀、婚丧等传统礼仪成为情感共鸣的催化剂：彝族火把节的万人共舞、白族“绕三灵”的巡游仪式，通过集体参与的狂欢氛围，消解个体差异，强化群体归属感；现代“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民族运动会”等新仪式，则通过荣誉授予、竞技合作等形式，赋予“家人”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在空间层面，文化地标与公共空间成为情感联结的实体载体。敦煌莫高窟作为多民族艺术交融的空间象征，每年吸引各民族游客共同瞻仰，在文化体验中激发对“共同家园”的敬畏；云南丽江古城、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等多民族聚居地，通过保留与创新建筑风格、生活方式，将“家园”意象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环境。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等现代文化空间，通过沉浸式展览、互动体验，使参观者在虚拟与现实交织中，直观感受各民族“手足相亲”的情感温度，实现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的认同升华。
(三)价值认同层面：整合核心价值与传统伦理，构建当代精神坐标系
价值认同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度融合中华传统伦理精髓，构建兼具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提供凝聚共识、指引行动的精神坐标。这一层面通过理论融合的哲学建构、制度实践的规范保障与文化创新的话语重构，推动价值理念从抽象认知转化为具体行动，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的现代转型与认同深化，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过程，彰显着民族精神建构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必然性。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伦理的深度融合：传统与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框架，系统吸纳中华传统伦理智慧，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这一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重构。比如在国家层面，“富强”理念与《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相呼应，完成从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化建设集体追求的范式转换，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与民族价值理想的辩证统一；“文明”价值既延续了儒家“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传统，又融入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与科学理念。在社会层面，“和谐”价值观超越儒家“和而不同”的哲学思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上，将民族关系实践升华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现代伦理准则。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传统“和为贵”思想在多民族国家治理中的价值范式革新，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理支撑与基层治理实践，实现了伦理观念从文化符号到制度伦理的转化。
2.价值共识的实践维度与时代指引：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化路径。价值认同的构建依赖于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协同推进。在制度层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宪法中民族平等条款等法理设计，将“民主、平等”价值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制度规范，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通过“统一与多样”的立法原则，在语言学维度实现了“共同性”与“民族性”的价值平衡，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文化治理中的具体应用。社会层面的价值实践则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逻辑：“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将“友善、和谐”价值嵌入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日常生活实践，使价值理念从抽象的理性认知转化为感性的生活体验。***“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民族结对帮扶的实践模式，通过“互助”价值的生活化表达，构建起各民族情感联结的实践载体。此外塔吉克族医学家吴天一扎根青藏高原的“敬业奉献”，维***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的“爱国忠诚”，本质上是个体价值选择与中华民族整体价值追求的同频共振。这些榜样事迹通过融媒体传播与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建构，完成从个体实践到集体认同的价值升华，符合“个别—一般—个别”的认知规律。
3.价值认同的创新表达：文化载体与话语体系的时代重构。为深化价值认同，需通过文化载体创新与话语体系重构，实现价值理念从理论话语到生活话语的转化。在文化创作领域，影视作品与艺术实践成为价值表达的审美中介：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以“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事件为叙事载体，通过艺术典型化手法，将“团结互助”的民族情谊升华为具有情感共鸣的集体记忆。教育领域的价值传播遵循“知、情、意、行”的德育规律：中小学教材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与《三字经》《弟子规》的现代解读相结合，在文化传承中完成价值启蒙；高校交叉课程对“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术阐释，则通过理论思维的深度加工，推动价值认知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构建起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价值认同培育链条。话语体系构建方面，需实现传统话语的现代性解码与时代话语的民族性编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传统“天下观”相融合，在辩证法层面赋予“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新的时代内涵，完成中国价值的国际话语建构；用傣族“千根竹子扎成把”、哈萨克族“劳动双手变金子”等民族谚语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生活智慧的具象化表达，使价值话语贴近各民族的生存体验与文化心理，实现“抽象理论—生活经验—价值认同”的认知跃迁。这种创新表达超越了单向度的理论灌输，通过文化符号的情感共鸣与生活话语的意义建构，推动价值理念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困境解析
不论何种民族、何种时代，必然有属于该时代人的精神家园。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已超越理论与历史范畴，成为关涉民族认同、国家发展与文化安全的重大实践命题。当前，这一进程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与系统性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文化认知层面：中华文明解码与传承的深度危机
1.文化主体性消解与西方价值渗透。西方文化霸权通过影视、游戏、社交媒体等载体，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进行隐性输出。好莱坞电影以“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叙事逻辑植入美式民主理念，网络游戏《英雄联盟》等通过角色设定传递西方文化符号，更有短视频平台上的“网红”群体刻意模仿西方生活方式，在青少年中形成价值导向偏差。这种渗透模糊了文化边界，直接削弱青年一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动摇了共有精神家园的根基。
2.历史记忆解构与认知体系混乱。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网络平台、教材编纂等渠道，系统性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2024年查处的知乎账号“六月末狂想”等，公然编造“长津湖之战存在逻辑漏洞”等论调歪曲史实；淘宝商家“咱家的百货铺”违规使用“冰雕连”图片营销，消费英雄情怀。教材中出现的“丁汝昌投降图”等错误表述，会导致青年对国家发展脉络认知模糊，严重阻碍文化共识构建。
3.文化传承载体断裂与活化不足。传统文化传承陷入“保护失当、创新乏力”的双重困境。部分地区在城市建设中对古建筑、传统村落进行破坏性开发，导致文化空间的物理消亡；江南某千年古镇走红后，青石板路被换为仿古风水泥地砖，传统民居改造成同质化网红店铺，沦为“古装剧场”；江苏非遗传承人中70岁以上占比达69％，苏州澄泥石刻从业者仅数十人等，凸显传承体系缺失与市场化转化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面临断代危机。傣族织锦、赫哲族鱼皮画等技艺因缺乏传承人培养体系和市场化转化路径，在年轻群体中兴趣缺失，濒临失传。这折射出文化传承载体保护制度的滞后与活化机制的缺位。
4.文化资源流失与国际话语权争夺。周边国家对中华文化元素的不当申遗持续发生，韩国“江陵端午祭”、越南“木版年画”等引发权属争议。跨国企业滥用“龙井”“太极”等符号，部分国际品牌歪曲“中国风”内涵，通过国际舆论弱化中华文化根源性地位，加剧文明传播的外部挑战。
(二)情感联结层面：“家”意识构建与共同体认同的断裂风险
1.情感纽带淡化与“家”隐喻的认知疏离。市场经济的功利导向与个人主义思潮，削弱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共鸣。年轻一代对“家国情怀”的理解趋于抽象化，部分群体更关注个体利益而非集体归属，导致“家人—家园”的情感联结机制弱化。例如，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冷漠、传统节庆仪式感缺失，均反映出“家”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淡化。
2.集体记忆碎片化与情感共鸣失效。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碎片化与娱乐化消解了记忆的整体性。抗日神剧以“手撕鬼子”等情节解构英雄形象，春节、中秋等节庆被过度商业化，使得承载情感联结的文化载体失去本真性。此外，算法推荐机制加剧信息茧房效应，使不同群体认知差异扩大，情感共鸣能力弱化，严重阻碍共同体意识凝聚。
3.跨民族情感互动机制缺失与信任壁垒。部分地区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交流不足，导致民族间存在认知隔阂。网络空间中极端言论(如地域歧视、民族偏见)时有传播，进一步加剧群体对立情绪。基层社区缺乏常态化的跨民族互动平台，使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情感联结难以落地，削弱了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
(三)价值认同层面：核心价值观整合与实践转化的深层矛盾
1.价值共识分化与多元思潮冲击。市场经济催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思潮，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商业失信事件频发(如“毒奶粉”“假疫苗”)，反映出诚信、责任等价值准则的弱化；网络空间中“躺平”“摆烂”等消极话语的流行，折射出奋斗精神与集体主义意识的淡化。多元价值思潮的无序传播，显著稀释了主流价值的引领力。
2.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价值认同困境。现行教育体系存在“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塑造”的倾向，德育课程多以说教式灌输为主，缺乏生活化、场景化的融入路径。家庭教育中功利化的成才观念(如过度强调分数与物质成功)，挤压了理想信念教育的空间。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内化为个体的行为自觉，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引发价值认知与现实行为的割裂。
3.制度保障不足与价值实践效能低下。价值认同的构建缺乏系统性制度支撑。例如，社会信用体系尚待完善，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不足；文化产业政策过度偏重经济效益，忽视价值引领功能；基层社区缺乏常态化的价值实践平台，导致“友善”“和谐”等理念难以转化为日常行为。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制约了价值认同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化效能。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本质上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重构文化主体性的系统工程。上述挑战本质上是全球化冲击、社会转型阵痛与制度供给不足的多重叠加。文化认知的消解、情感联结的断裂与价值认同的分化相互作用，导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面临“根基不稳、纽带脆弱、坐标偏移”的系统性风险。唯有从历史纵深与现实维度双重审视这些挑战，才能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能的解决方案。
三、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理路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基于文化认同形成共同的精神皈依，“凝聚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9]。因此，通过文化认知的深化、情感联结的强化、价值认同的整合，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情感上相互贴近、精神上相互契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一)深化文化认知：筑牢中华文明解码与传承体系
1.构建多维历史叙事的认同根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为核心，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建立“多元一体”的历史阐释体系。必须系统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考古实证与文献史料，明确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逻辑，尤其强化对秦汉“大一统”制度、元清疆域整合、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等关键历史节点的叙事整合。例如，可依托敦煌莫高窟、***交河故城等文化遗产，打造“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主题叙事，展现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事实，从根本上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空间。
2.强化符号建构，塑造可视化、可感知的认同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0]。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能使人们深刻领悟自身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紧密联系，进而激发和强化其对共同体的认同意识。一是建立分层级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在推动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和谐的进程中，既要深入挖掘并传播少数民族独特文化遗产，彰显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更需系统构建具有普遍感召力的文化标识体系。如核心层，可提炼龙、长城、黄河等具有超民族认同的象征性符号，通过国家形象宣传片、奥运开闭幕式等重大场景强化认知；中间层，需整合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元素，如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形象、《诗经》中的“雅乐”体系，开发跨民族的文化IP；基础层，可挖掘地域特色文化符号，如福建土楼的“和合”建筑理念、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通过文旅融合实现符号价值转化。二是创新视觉形象的现代演绎方式。“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永葆生命力和富有凝聚力的重要保证。”[11]研究证实人类信息获取高度依赖视觉感知，因此视觉元素的创新设计在文化符号传播中至关重要。可通过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将象征性中华文化符号有机嵌入公共空间，借助艺术化呈现使其成为视觉焦点，持续唤起社会成员的家国认同与文化自觉，激发其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感。借鉴“故宫文创”的成功经验，将文化符号融入现代设计体系。例如，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灵感设计国潮服饰，以青铜器纹样为元素开发数字藏品；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采用“汉字结构+民族图案”的融合设计(如呼和浩特“马头琴—汉字”雕塑)，使文化认同可见、可感、可体验。
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2]正确且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3]。因此，建立“传统精髓—当代价值—未来指向”的文化创新链条。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对非遗技艺、古籍文献进行活态传承(如故宫“数字文物库”建设模式)；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等传统理念进行时代诠释。可借鉴“二十四节气”申遗后的文化传播经验，将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方式结合，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消费属性的IP产品，使传统文化从博物馆走向日常生活。
4.强化文化资源的系统性保护与创新传播范式。一是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立“中华文化标识保护名录”，对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等跨民族文化遗产实施专项保护。二是打造沉浸式文化传播场景。运用5G、VR等技术构建“中华文化元宇宙”，设置“民族文化数字展厅”“历史场景交互式体验”等模块。例如，可复原长安丝绸之路市集的虚拟场景，让用户通过角色扮演感受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开发“非遗传承人机协同”系统，实现传统工艺的数字化教学与创新实践，增强年轻群体对中华文化的参与感与创造力。面对“用户偏好”的算法推荐机制，需以创新性思维冲破技术带来的传播局限，跳出受众个体偏好的束缚，通过多元网络媒介与传播形态，将受众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媒环境，以此消除民族文化交流的隔阂，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协同建构等。此外，针对文化资源跨国界争议，还要加强国际文化话语权建设，通过学术研究、国际合作展览等方式，明确中华文化根源性地位，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影响力。
(二)强化情感联结：重构“家”意识与共同体认同纽带
1.创新“家”隐喻的情感叙事与场景构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加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之间产生强烈的情感连接，鼓励各族人口流动杂居，开展文化教育宣传进单位、进村(社区)、进学校等等，营造良好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区居住环境。因此，要创新“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在住房政策、公共服务中融入文化交融设计。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核心意象，创作“国家记忆”系列纪录片、“民族团结”主题文艺作品，将抽象的民族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载体。在社区治理中推广“石榴籽家园”模式，打造“美食街”“文化活动室”等共享空间，通过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日常实践，增强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与家园归属感。
2.激活集体记忆的情感共鸣功能。依托传统节庆、非遗活动等文化载体，创新集体记忆的传承形式。例如，将春节、端午节等节日与现代生活场景结合，设计跨民族参与的互动仪式；开发“非遗传承人机协同”系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增强年轻群体对共同历史的代入感与认同感。
3.构建跨民族情感互动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三项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各民族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实施：在教育领域，推广“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校本课程，开展“内地与边疆学生同上一堂历史课”等活动；在经济领域，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如***和田的“艾德莱斯绸+时尚设计”产业链、云南大理的“白族扎染+乡村旅游”模式；在社会领域，建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共同体”，组织跨民族文化交流项目(如传统体育联赛、非遗技艺展演)，促进各民族情感联结的常态化与制度化。
(三)整合价值认同：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转化与时代引领
1.优化价值共识的培育机制，夯实价值整合的理念根基。价值整合的前提是形成高度的价值共识，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框架，打通古今价值融通、各民族价值互鉴的通道，破解多元思潮冲击下的价值共识分化难题。
优化价值共识培育机制，首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伦理的深度融合，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挖掘内在契合点，将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传统理念相融，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和而不同、法安天下”等传统智慧结合，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与“忠孝节义、一诺千金”等传统美德对接，同时挖掘蒙古族“诚信守诺”、藏族“向善利他”等各民族价值理念共通元素，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释体系，兼顾主流引领性与民族包容性。还要强化多元思潮引导与治理，针对功利主义、“躺平”等消极思潮，构建正面引领与负面规制治理体系，依托融媒体常态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网络治理与社会信用体系，惩戒失信失范行为。更要推动各民族价值理念互学互鉴，立足民族文化特色梳理挖掘集体主义、家国情怀等共通内核，通过专题研讨、文化展演等形式促进相互认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实现多元价值和谐共生，让价值整合成为各民族的主动实践。
2.创新价值引领的实践载体，推动价值理念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化。价值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转化，破解教育体系“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塑造”，以及价值实践“重宏观倡导、轻微观落地”的难题，构建“理论阐释—情感共鸣—实践转化”的价值传导体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扎根群众心中。
创新价值引领的实践载体，一是重构价值教育体系，实现从“说教式灌输”到“沉浸式培育”的转变，针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不同阶段构建分层分类的价值教育体系，基础教育阶段将共同体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开展启蒙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开设交叉课程深化学术阐释，社会教育阶段依托各类阵地开展实践评选活动，同时推动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协同发力，注重家风家教建设，营造全域价值培育氛围。二是打造生活化的价值实践场景，将核心价值观嵌入社区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实践场景，推广“石榴籽家园”模式，结合“三项计划”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践行价值理念，并挖掘各行各业先进典型，通过融媒体讲好典型故事，让价值理念具象化，实现从“榜样引领”到“全民践行”的转化。三是推动价值传播话语体系创新，实现从“理论话语”到“生活话语”的转变，针对不同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运用民族谚语、民谣等民间文化形式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打造价值传播内容，结合传统节庆、民族习俗开展传播活动，让价值传播与文化体验相融，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引领。
3.完善价值认同的制度保障，强化价值整合与实践转化的制度支撑。价值认同的构建与巩固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与保障，需要破解制度供给滞后、政策协同不足、考核评价缺失等问题，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价值认同制度体系，让价值理念成为制度设计的重要遵循、政策实施的重要导向、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准，为价值整合与实践转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完善价值认同的制度保障，首先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为基础完善配套细则，将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价值理念纳入法律法规阐释与实施体系，同时在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等领域政策制定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让制度成为价值理念落地的保障。其次要建立健全价值认同考核评价体系，制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将价值认同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各类考核，从价值认知、认同、实践、引领四维度设置量化指标，推动价值建设常态化制度化。此外，要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统筹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机制，加大资源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类特色公共文化阵地，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价值建设新格局。
四、结语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本质是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工程。这一进程需要在历史逻辑中把握文化根脉，在时代语境中创新实践路径，通过深化文化认知，筑牢中华文明解码与传承体系价值；强化情感联结，重构“家”意识与共同体认同纽带；整合价值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转化与时代引领，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在情感上相互贴近、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最终实现从“多元共存”到“一体凝聚”的深层跨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与文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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