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区域国别学建设应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统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并非区域国别学的“平行学科”，而是为其提供本体论基础、方法论视野与价值论定位的“母体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提供的“共同体”概念，具有跨区域、跨文明的解释力。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成的“三体”递进结构，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天下主义，为理解区域秩序提供了超越实体化的国别划分乃至国内/国际二元划分的分析框架。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善用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与边疆史地研究的长时段视野，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在地化”转向和研究对象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正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天下观”“大一统”等文明传统，区域国别学才得以从西方“帝国之学”转向中国的“天下之学”。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三体”；“天下之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10月，国家民委成立中央民族大学学科优化调整专班，系统推进学校学科优化调整工作。基于该项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2024年5月14日国务院学位办授权中央民族大学作为唯一试点单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并于2025年将学科试点单位进一步扩展至另外15所高校。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大学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国家安全学、中国边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整合校内学科资源，于2025年5月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统筹区域国别学建设。然而，中央民族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不能着眼于学科建设路径上的便利，将现有相关学科简单纳入“区域国别学”名下，形成学科的松散联合，而应当从根本上回应区域国别学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作为几乎所有学科都可以参与、研究议题包罗万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由此引出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率先开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能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怎样的贡献？区域国别学究竟能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中学到什么？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触及了区域国别学建设面临的深层困境，即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仍带有浓厚的“移植”特性。我们对世界各区域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世界所生产的“二手文献”，由此难免陷入借助“西方‘第三只眼睛’观察、理解、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知识路径。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单纯在于文献与知识的来源，而在于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并围绕这一问题意识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众所周知，西方的区域国别学发端于西方殖民帝国扩张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服务于西方的帝国秩序和全球霸权，而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则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须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自觉转化为学术自觉与知识自觉，即必须回答：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定位、理解与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须从“共同体学”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范式出发。若从共同体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下简称“三体”建设）实际上与中国古代“家—国—天下”的思维结构具有高度相似性，以至于不少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解为一种“新天下主义”。如果这一理解能够成立，那便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不仅能够为区域国别学提供理论启示，更有可能为其所研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基于这一构想，本文认为，中国区域国别学若要摆脱西方范式、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中汲取资源。这意味着，至少对于中央民族大学而言，不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域国别学简单视为两个并列的“平行学科”，而应将二者理解为同一门学科体系在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中的两个面向：前者为后者提供本体论基础、方法论视野与价值论定位，后者则是前者理论在域外层面的衍生、应用与展开。由此，我们既要在“体”的意义上把握“三体”建设内在的一致性与贯通性，把握打通内外研究一以贯之的“道”，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同时，也要在“用”的意义上看到“三体”建设在内外场域中的差异和张力，从而使区域国别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基础上开辟更大的理论想象空间与知识创造空间。
为此，本文第二节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三圈理论”如何重构我们对于“区域”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过往的区域国别学科长期沿袭“国内”与“国际”二元划分，并将“区域”概念实体化、对象化，而“共同体”概念有助于打破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设定的内外边界，揭示跨区域文明互动的真实社会网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经典理论范式“三圈理论”中，可以启发区域国别学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体”架构，由此推动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从实体化的国家单元转向跨界流动的文化交融带与族群互动网络。第三节讨论区域国别研究如何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中汲取人类学、民族学方法中的“深描”方法以及边疆史地的长时段分析。民族志方法对理解区域内部的真实运作至关重要，但必须突破西方人类学聚焦社会底层的传统，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影响国家走向的精英网络与制度结构。同时，区域国别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关注的边疆史地与“三体”思考结合起来，从民族国家的内外边界分割中拯救历史。在第四节的结论部分，我们会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对区域国别学最大的启示就在于推动区域国别学告别服务于西方帝国扩张的“帝国之学”，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经验，成为服务于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天下之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无疑是区域国别学的母体学科。
二、“区域”的重构：从“三圈”到“三体”
顾名思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哲理、道理、学理的学问。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民族实体，也是一个政治实体，更是一个文明实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就不是简单从传统民族学的视角研究中华民族，而要立足交叉学科视野，系统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研究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如此复杂庞大的“广土巨族”何以可能，何以能够凝聚为“共同体”，并进一步通过中外比较研究，阐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演化逻辑。如果说，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走向区域国别学是“共同体”理念的自然延伸，那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所理解的“共同体”，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共同体”存在显著差异。西方意义上的“共同体”，无论是城邦共同体、基督教共同体，还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共同体”，如滕尼斯将其界定为基于“本质意志”形成的有机群体，总体上都倾向于在静态和对象化的意义上强调内部的同质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强调的“共同体”，则更注重其历史生成过程，更强调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由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动态过程。如果将中华民族这种“共同体”理念引入区域国别学研究，那么首先就要重构区域国别学对“区域”的理解。
（一）以“共同体”概念打破“国内”与“国际”二元划分
当前区域国别学对于“区域”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上，并形成两个最核心的理论预设。其一，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世界划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彼此区隔的空间。由此，关于国内区域的研究通常不被纳入区域国别学，“区域”逐渐被限定为专指“国外区域”。这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规范，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被视为一种“政治正确”。其二，是对“区域”的实体化理解。无论是地理区域还是文化区域，往往依据国际政治的逻辑，将区域视为一个相对完整、边界清晰的实体，例如欧洲、中东、非洲、拉美、南亚等区域研究，并进一步细分为东北亚、东南亚等次级区域。正是在这种实体化倾向之下，“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因为国家本身正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实体。这种二元论范式与实体化倾向，本质上延续了西方区域国别学背后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元逻辑。毕竟，区域国别学原本就服务于西方帝国扩张与全球治理的政治需要。
然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角度来看，“共同体”概念恰恰能够突破“国内”与“国际”的二元划分，进而打破西方式“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国古代以“家—国—天下”为基本秩序结构，在礼教文明基础上构建起共同尊奉“大一统”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到国、从郡县到封建、从国家到天下、从内藩到外藩，其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内”与“外”，而是一个相互重叠、相互嵌套、交叉互动的共同体体系。因此，当西方汉学家以“帝国—国家”二元逻辑研究中国时，无论是“征服王朝论”，还是所谓“新清史”所提出的“二元帝国”理论，本质上都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也许最令西方汉学家难以解释的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差异化理论摧毁了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而中国却能在接受这些思想和学科资源的同时，推动清朝成功转型为现代主权国家，并进一步以“中华民族”的理念来建设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西方理论视野中，这样的现代中国既不同于传统帝国，也并不符合经典民族国家的标准，因此才会被描述为“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
这些论述恰恰暴露出西方区域国别学在理解“区域”问题上的根本局限。这种对于“国内”与“国际”的绝对区分，以及区域之间彼此割裂的想象，遮蔽了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在主权边界“两侧”，始终存在着长期形成的、跨越边界的文明互动与社会关系网络。真正具有解释力的，并不仅仅是作为静态实体存在的“区域”，更重要的是持续流动中的“跨区域”。这种“跨区域”既可以表现为“跨文明的边疆地带”，也可能体现为“跨体系社会”，甚至可以进一步上升为“超社会体系”等理论概念。这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所提出的区域理论范式，无疑在尝试超越“区域”“国家”“民族”等西方实体化概念背后的内外二元划分逻辑。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角度看，中国原本就不存在西方意义上固定化、实体化的“民族”概念。无论是国族意义上的“民族”（nation），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ethnos），在西方理论中往往都被理解为内部具有同质性的稳定的实体，并以此与“他者”形成清晰边界。而中国传统中的族类观念，则始终是开放的、流变的、互动的、交融的，无论是在血缘、种族的、地理的还是文化层面的，“华夷之辨”本质上都具有高度弹性，其边界是不断流动与转化的文化边界。因此，古代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依靠外在理性化的法权机制维系的“帝国”，现代中国也并非西方意义上建立于绝对同质性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能够将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共同体”，是一个“家—国—天下”相互嵌套的共同体结构。
一旦将“区域”概念实体化，便容易陷入一种静态的分析与解剖的思路，而忽略如何在动态的区域变化中形成更大的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则恰恰超越了对于单一民族、单一区域的静态研究，转而关注不同民族、族群乃至区域如何在长期的迁徙与互动过程中整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某一民族聚居的封闭区域，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的连接、互动、交融的区域。比如，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长期互动而形成的“长城地带”，以及西北、西南与中原之间长期互动而形成的“汉藏羌彝走廊”等。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特别强调“路”“带”“廊”“桥”等空间形态，关注的不是“文明断裂带”，而是文明之间的连接带、交融带和过渡带。因为共同体的形成根本上依赖于持续的社会互动和文化整合，而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扩张或经济利益的交换。
（二）从“三圈”到“三体”
在这个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尝试，莫过于王铭铭提出的“三圈”区域分析框架。其重要意义正在于尝试以一种关系主义的视角打通“内外”划分，重新理解中国—天下秩序的空间结构。在王铭铭看来，中国古代的中国—天下秩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三圈”秩序结构。“核心圈”是中原王朝直接治理的汉文化核心区域，是国家秩序与文明内核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核心根基。但这一核心圈的“统一性”并非单一化、同质化的统一，而是一种包容多元的统一。中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族群的文化元素，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这既是核心圈能够长期保持活力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体现。“中间圈”则主要指边疆民族聚居区及其过渡地带，是“夷夏之间”的联结纽带，也是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交流互动的前沿空间，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中间圈的族群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其文化既保留自身传统，又不断吸收核心圈的中原文化以及外圈的域外文化，从而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因此，中间圈既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缓冲带”，也是二者互动往来的“桥梁”。“外圈”则是朝贡体系下的域外邦国与文明区域，是中国天下秩序的外延空间，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全球文明互动的重要场域。其核心特征在于文明的开放性与文化的互鉴性，由此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文明互动格局。
按照目前区域国别学的逻辑，历史上的“核心圈”与“中间圈”通常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对象，“外圈”则属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围。但问题在于，现有区域国别学关于“区域”的概念体系中，并没有“外圈”这样的理论概念。“三圈说”的理论意义恰恰在于它打破了西方“国内—国外”二元割裂的分析范式，打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别国别学的学科壁垒。它以“关系本位”为核心，构建了一种整体性、动态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三大圈层并非彼此孤立的、相互封闭的实体化单元，而是通过族群迁徙、文化交融、社会互动与经济往来，形成持续联动的动态关系网络：核心圈的文明内核为中间圈与外圈提供文化引领与政治支撑；中间圈作为连接性“桥梁”，实现核心圈与外圈的联动与交融；外圈的文明元素则不断丰富核心圈与中间圈的文化内涵。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关系主义视角，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解族群关系与文明互动的重要工具，也为当代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启发，构成区域国别学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中汲取的关键理论资源。
首先，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国际政治为分析单元的国家实体，或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地缘政治区域，而应更加关注跨国家、跨区域的文化交融带、族群流动带以及文明交汇带。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学需要研究的对象并非抽象的国家，而是国家内部或者跨国流动的、决定国家行动逻辑的各种政治主体或社会主体，包括形形色色的文化族群、宗教群体、社会群体，因为这些群体本身就是跨国别流动的，尤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这些流动的群体往往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区域国别研究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政治经济指标与制度分析，那么收集到的只可能是一些冰冷的数字或抽象的理论，而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国家与区域内部活生生的政治流变。例如，如果不理解美国的族群问题，不研究犹太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不关注福音派的宗教影响力，仅仅靠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两党竞争、自由主义与民主选举这些传统政治学理论，很难真正理解美国政治深层逻辑。同样，如果不理解族群关系与宗教问题，也无法真正理解俄罗斯、中亚与中东的很多现实问题。例如，西方长期从自由主义视角理解伊朗，将其简单视为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并试图通过颜色革命、党派政治乃至暴力恐怖活动瓦解其政治秩序，却始终未能理解：伊朗文明的历史自豪感、伊朗民族的文化自尊以及宗教精神的凝聚力，才是将国家凝聚为一体的深层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国别学若要在既有国际政治研究、国际经济研究与世界历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就必须突破国家边界与制度类型这些表层划分，转而关注那些深层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形形色色的族群、文化、宗教与社会网络。这些深层机构相互交织，形成跨国流动的网络化结构，并与我们熟悉的政党、阶级、国家等现代政治结构形成复杂互动。也正因此，区域国别学不同于传统的国际研究之处，恰恰不是那些明确的、理性化的、可以量化分析的经济政治法律要素，而在于那些含混的、流动的、弹性的文化、族群与宗教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数千年文明积淀的结果，是一种只有“内部人”才能真正把握的不透明行动逻辑和社会规则。只有将这些深层的文化、族群、宗教要素与政党组织、NGO组织、传媒系统、教育体系及商业网络（尤其是跨国公司）等现代制度性结构结合起来，区域国别学才能真正确定其研究对象与分析单元，才能真正形成具有解释力与现实价值的研究。
其次，若进一步从“三圈”理论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结合不正是研究“三体”吗？今天，“三圈”中的核心圈与中间圈，已经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外圈则对应区域国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周边国家与更广泛的世界区域。若重新对“三圈”进行理论转换，实际上就可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三体”结构。就此而言，对“三体”的研究正是打通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域国别学，构建统一理论体系的关键路径。区域国别学对于具体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其最终意义并不只是知识性的认识世界，而在于服务“三体”建设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三体”背后的共同体理念和共同体理论，构成了打通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域国别学之间“内外”分野的共同理论基础。
由此，“三圈”理论便可进一步扩展为一个“三体递进”的理论框架：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根基，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优先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战略远景。这三个“共同体”并非彼此孤立的概念，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演变的文明逻辑在不同尺度、不同国际现实处境下的层层展开。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三体”建设的根基与核心。区域国别学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知识体系，它不可能从抽象的、无立场的“普遍视角”出发，更不可能继续依赖西方视角理解世界，而必然带有中国人对于周边区域乃至世界整体的认知结构，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历史性存在。这并非“中国中心主义”的封闭立场，而是意味着任何知识生产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前理解结构”。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理解总是从特定的效果历史出发。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无疑构成中国区域国别学无可替代的效果历史。中国处理多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数千年经验与智慧，也因此成为理解其他区域共同体建构问题的重要知识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真正成为“三体”中的核心区域，就必须成为推动天下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从科技、经济、军事到政治与文化，只有能够引领天下，才能真正成为天下的中心，这恰恰构成“中国—天下”秩序的关键所在。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形势，更是为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有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文明根基。从古代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再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无疑都体现了中华文明不断立足“中国”来经略“天下”的智慧。
从全球视野来看，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三体”建设的优先层。周边国家虽然在法律上与中国存在明确边界，但边界两侧的族群长期保持着密切互动，并在语言、文化习俗乃至亲属关系上形成跨境网络，而这一网络恰恰构成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之间的重要互动带。从丝绸之路到朝贡体系，从佛教东传到西学东渐，中国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跨境文明交流网络。法律意义上的边界，并不等于文明意义上的断裂。中国与周边区域之间，实际上长期存在一个跨越边境线的文明边疆地带，它既是中国文明的边疆，也同时构成周边文明的边疆。因此，任何对于“中国”的完整理解，都不可能脱离其与周边世界的互动关系。而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远亲不如近邻”，稳定的周边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动荡乃至更迭，往往首先发端于边疆体系的动荡。清王朝真正走向没落，也正是从西北边疆危机与朝鲜半岛危机开始。
也正因如此，周边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次级替代”，而是后者的“实践原型”。只有在周边区域成功建构命运共同体，才可能为更大范围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积累经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构成“三体”建设的最高战略远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简单的“由小到大”的线性扩展，而是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多元与一体之间不断辩证展开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积累的处理“多元一体”关系的经验，尤其是如何在尊重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建构认同、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实现统一的经验，恰恰能够为思考全球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也正因如此，“四大全球倡议”从根本上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积累的治理经验。从“中华民族一家亲”到“世界人民大团结”，其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智慧，向文明间关系层面的进一步延伸，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天下观的重构：哲学观念与运用限度
从“三圈”到“三体”，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传统“天下观”的当代转化。传统天下观将世界划分为文明核心区、内藩区、外藩区乃至化外之地，并据此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国际体系的空间秩序。中华文明处理内外关系不是建立在国家与国际的二元划分之上，而是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从“化内”到“化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边界区隔，而是层层递进、彼此关联的关系网络。在这一框架中，“内”与“外”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断裂，而只是关系远近与文明程度上的差异；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绝对对立，而是“我们”与“关系中的他者”之间的共生结构。也正是从这种“关系主义”原则出发，赵汀阳试图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转化为一种当代政治哲学，以超越西方的主体论哲学，并提出“新天下主义”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以“关系理性”“兼容普遍主义”与“世界内部化”为三项核心原则。所谓“关系理性”，是优先考虑相互关系而非孤立的个体利益；所谓“兼容普遍主义”，是追求不同文明间的兼容共处，而非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同化；所谓“世界内部化”，则是将世界理解为一个不存在绝对外部的整体。这些原则无疑为区域国别学思考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富有中国思想特色的政治哲学基础。
当然，将“天下观”引入区域国别学，并不是恢复古代朝贡体系，更不意味着以“中国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其真正目的在于超越西方“帝国—民族国家”框架下对区域的理解方式。因为如果始终停留于国际政治中的“国别”视角，就无法真正把握区域形成与演化的整体逻辑。只有引入“天下”视野，将区域理解为超越国界的文化互动与文明互动空间，而不仅仅是国际关系中的地缘空间划分，才能真正触及区域的深层结构。同时，“天下”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全球”。无论是“中国”“中华”还是“天下”，这些概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哲学原则。无论是赵汀阳提出的三项原则，还是中国古代强调的“中庸之道”，实际上都试图探索贯通“三体”建设的一以贯之之“道”。要将这种“天下观”引入到区域国别学，还必须考虑至少三个关键问题。
首先，天下观的古今转化问题。“天下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哲学观念，它原本嵌套于整个中国古典文明秩序中。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无论在语言概念体系、价值观念，还是制度条件方面，都已经与古代世界截然不同。因此，必须推动这些古典哲学观念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形成适应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将这种哲学原则转化为能够嵌入全球治理实践的可具体运用的、技术化的理论和概念。比如，“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现代转化。它以现代概念重新激活了中国古代“家国天下”的连续统结构。在古代中国，家、国、天下本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进入现代，“家庭”“社会”“国家”则被严格区分，“家庭”更多被限定于私人社会领域，“中华民族大家庭”之类的表达，也往往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共同体”这一现代概念，恰恰重新打通了“家国天下”的内在逻辑：家庭可被理解为血缘共同体，民族可被理解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是政治共同体，而天下则是更大尺度上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当中国与其他国家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两国关系时，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无疑是对中国古代“中国—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由此，如何将“共同体”原则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区域国别学中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尤其是如何实现其社会科学化，并与目前通行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概念相结合，无疑将成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
其次，不同观念的全球竞争问题。天下观在古代东方世界曾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者的状态。在“大一统”的观念体系中，真正的争论主要集中于“王道”与“霸道”、“华”与“夷”等内部问题。即便佛教世界观进入中国，也最终被吸纳进中国传统“天道自然”的秩序观之中。但进入近代以来，基督教世界观、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以及西方现代国家体系开始与传统天下观展开竞争，并最终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取代了传统天下秩序。因此，今天思想界提出“新天下主义”来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意味着中国在百年之后重返全球思想与世界观竞争的场域。这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不仅意味着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意味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复兴，即一种重返“天下主义”的世界想象。在当前西方推动的“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与“文明冲突”叙事的大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思想舆论场中的一个重要的竞争性概念，而它所面对的一个理论对手，正是西方以“历史终结论”为背景所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世界帝国理念。然而，思想观念之间的竞争，最终并不只是取决于理论本身。正如“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批判的武器”终究无法取代“武器的批判”。思想场域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思想背后的科技、经济、产业、军事等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当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秩序开始出现缝隙，美国自身也逐渐放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球叙事，转而退回区域霸权与现实主义竞争逻辑之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正在全球思想场域中面对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因此，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理论竞争，而是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高度哲学性的理念，落实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逻辑，在实践中落地为一个可以提供参考的国际关系模式。因此，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恰恰在于围绕“三体”建设，提出一系列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分析概念、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提供一套新的叙事，从而将思想理念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
最后，顾及周边个别国家的感受问题。“三体”与“三圈”的根本差异在于：“三圈”建立在中华文明居于中心的传统世界秩序中，而“三体”则处于一个多文明中心、多政治中心并存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一体”逻辑，是以现代主权国家为制度保障的，因此这种模式并不能将其直接套用到国际层面，直接用来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尤其是部分周边国家在历史上曾属于中国疆域的一部分，或长期处于中华文明天下秩序的边缘地带，与中国存在朝贡关系。这些历史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往往十分敏感，因此常常被谨慎处理，甚至长期被禁止研究和讨论，以免引发周边国家的情绪。中国对历史研究的这种态度，恰恰是一种天下观的体现，即作为大国要在礼仪、情感上照顾周边小国的“面子”、情感和感受。这与美国基于现实主义的实力政治在国际场合故意侮辱小国的领导人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在当前百年变局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一些周边国家希望在中美大国博弈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反复横跳，甚至主动依附美国，充当其遏制中国战略中的棋子。而一些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国家正在文化上逐渐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开始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而其历史书写（比如突厥史、蒙古史等）必然涉及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由此，历史书写无疑会成为更为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这也意味着，“三体”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历史进程。
因此，将“共同体”概念引入区域国别研究，其意义更多在于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和研究旨趣，而非直接提供一种政治方案。它并不是要取消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而是试图提供一种理解区域互动深层逻辑的新视角。这种视角意味着：不再以西方国际现实主义的零和博弈逻辑理解国家关系，而是以一种合作共赢的思路重新理解国家实践的互动关系。正因如此，“共同体”叙事真正需要的，并非单方面的扩张性想象，而是对周边国家自主性和平等地位的充分尊重，是对不同国家历史经验、现实处境与心理感受的深切理解，并以更大的耐心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逐步落实，而这本身就是天下观的重要理念。
三、区域国别的“深描”：民族志与边疆史地长时段研究
当下区域国别学研究免不了要围绕智库报告展开，主要关注政府所关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等热点问题。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热点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初步分析，尤其是对于海量公开信息的综合处理，人工智能相较于传统专家体系已经展现出明显优势。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学若要真正成为一门具有深度的学问，就必须在两个方面用力：其一，对人工智能所加工整理的信息进行甄别、判断与深度解读。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对“二手文献”的高度依赖。由于语言能力、海外研究网络以及研究经费等条件限制，大量中国学者不得不依赖西方学术框架过滤后的“二手知识”。这就意味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亟须从依赖书本知识与文献分析，转向“在地化”的现场把握；其二，从围绕即时性热点事件分析，转向对于区域或国别重大问题的长期追踪和持续研究。热点事件不过是突然喷发的“火山”，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则应当关注地下长期涌动的“岩浆”及其可能的喷发规律。只有如此，才能对热点问题的形成机制、历史根源与未来走向形成更深层次的把握。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强调的基本研究方法，区域国别学研究完全可以从中获得重要启发，进而丰富自身的方法体系。
（一）民族志的应用与误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别国别学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前者立足国内研究，能够依托大量国家资源。政府是信息资源的重要收集者，相关研究机构往往掌握大量核心资料，因此学术研究对于政府决策而言更多是具有辅助意义。而国际问题研究则不同，政府虽然也通过外交系统、新闻机构与研究部门对相关国家和区域进行研究，但由于工作性质和人员流动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机构往往只能关注即时性的政策分析和形势判断，无法展开长期、稳定、专业化的深度研究。这恰恰构成区域国别学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即需要依靠学者长期积累的专业研究，形成对特定区域和国家的持续理解。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自20世纪上半叶社区研究方法被引入以来，长期、沉浸式的田野调查始终构成传统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石。这一传统的核心，并不在于通过经验材料去简单“验证”既有理论，而在于研究者通过长期共处，从“内部视角”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运作逻辑，从而形成对其行为方式、价值结构与行动规则的深层把握。
也正因如此，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往往首先大规模运用于乡村问题、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研究。原因就在于，现代国家的中央决策体系本身建立于高度工业化、现代化的制度空间之中，而其政策对象却往往是具有强烈地方性、传统性乃至前现代特征的社会世界。对于中央决策者而言，边疆地区、乡村社会乃至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需要被深度理解的“他者”，唯有真正理解这些社会内部的运行逻辑，才能有效制定政策，并准确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当20世纪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等人为现代人类学“立法”，将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作为人类学必须遵守的学科方法时，民族志研究实际上被看作是一种隐微的“读心术”，即通过长期共同生活，从内部视角理解一个陌生群体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组织自身世界。而这恰恰是人类学与殖民帝国深度绑定的产物。这些理论来源于非洲殖民地的田野调查，尤其是提出了对殖民帝国治理影响深远的“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理论，即大英帝国对非洲的殖民地统治不是直接移植英国的制度，而是借助土著首领和习惯法进行治理。这一策略的前提是需要人类学家对土著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有准确的把握。殖民统治者只有准确地理解了土著社会如何“运作”，才能更有效地实施间接统治。更典型的例子则是《菊与刀》这本人类学经典著作，其研究本身即源于美国军方占领日本之后支持的研究计划，它为战后美国如何处理天皇制度、如何治理日本社会提供理解日本精神结构的钥匙。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若要真正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附，就必须回到田野，以中国人的感受与经验去认知真实世界。因此，“在地化”研究并非一种方法论装饰，而是知识自主生产的必要条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区域国别研究没有哲学则不深，没有地理则不实，没有田野则无魂”。只有通过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才能真正形成对特定区域或国别的整体性把握。
当前，中国人类学界也在经历一场重要的方法论转型。越来越多学者开始主张，人类学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边疆少数民族研究，而应进一步走向海外研究。例如高丙中就提出利用人类学研究“区域社会”的优势，打破区域国别学中“区域”与“国别”的张力，进而提出“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概念来统摄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无疑已构成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田野视角与“深描”方法。但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也必须警惕一种将研究对象“他者化”的误区。早期西方人类学热衷于研究“没有历史的民族”，本质上是服务于殖民帝国对于其统治对象的认知与治理需求。而当代西方人类学对少数族群与边缘群体的关注，则与西方社会内部移民问题、身份政治与文化冲突密切相关。此类研究当然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但若被简单移植到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中，则容易造成严重的“知识错位”。
今天中国区域国别学所面对的亚非拉世界，早已不同于殖民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对象。绝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已建立起现代国家架构，拥有政府、军队、议会和官僚体系。即便是在某些被西方标签为“失败国家”的地方，也同样存在着由本土精英、军政集团、宗教势力以及国际资本交织而成的上层统治网络。真正决定这些国家外交政策、资源分配以及战争与和平走向的，正是这些掌控国家机器的精英阶层，而非底层边缘群体。除非某些边缘群体具有改变现有权力格局的潜力，人类学田野研究仅仅了解“底层的声音”对于服务国家战略的区域国别学而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海外人类学的研究对于区域国别学而言，更多仍处于基础性知识积累和前沿布局阶段，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对边缘社会与基层结构的长期观察，更在于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区域变局储备知识资源。
以东南亚的泰国、缅甸为例，这些国家表面看来是西方式民主国家，拥有宪法、政党、议会和选举制度，但其深层依然保留着大量前现代因素。族群问题、区域差异、城乡结构与党派政治交织在一起；军权、王权、家族政治、宗教势力、商业资本乃至国际资本彼此嵌套。历史上的族群流动和边界划分不断变化，又进一步增加了其政治结构的复杂性。要真正理解这些国家，仅依赖民主政治教科书式的分析框架显然远远不够。区域国别学必须真正运用人类学田野方法，深入理解那些真正影响国家运行的“深层政府网络”与隐性权力结构。也正因如此，区域国别学不应只限于西方人类学关注草根的研究传统，而更应当形成一种“向上研究”或“逆向研究”的视角，即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谱系分析等方法，去研究那些传统人类学较少触及的“上层”精英群体，比如王室、军政集团、财阀家族及其背后的宗族、部落和跨国网络。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国别学所提出的全新问题意识，尤其是以“三体”建设为目标的问题意识，反过来也可能推动中国人类学研究，使其服务于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而推动将人类学从服务殖民体系的“帝国之学”改造为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天下之学”。
（二）长时段视野与边疆史地传统：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对于区域国别学的第二个方法论贡献，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传统所积累的“长时段”视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着悠久传统。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末西北史地学，到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再到当代边疆学研究，这一传统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问题意识：如何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空间形成与历史扩展过程。这一问题意识不同于西方殖民史对“帝国扩张”的叙述逻辑，因为它更关注文化整合而非单纯的军事征服，更关注边疆地带内外之间的长期互动、交融、吸收与转化的历史过程，而非“中心”对“边缘”的永久性支配。
对于区域国别学而言，这种长时段视野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围绕即时事件展开的智库写作模式，将区域与国别当前的政策性变化放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如此不仅能够解释其历史起源，更能够把握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从而培养一种真正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即从当下细微变化中识别长期发展趋势。这不是否定区域国别学服务政策研究的“热点驱动”逻辑。恰恰相反，边疆史地问题之所以重要，正在于边疆始终位于互动与地缘竞争最为剧烈的文明断裂带与接触带之上，也最容易在大国竞争时代首先出现危机。
然而，也正是在长时段边疆史地研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域国别学共同遭遇了现代主权领土边界划分所带来的“内外困局”。从长时段历史来看，传统的天下秩序原本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严格边界，而更多是一种弹性的边疆地带。即便近代以来，在西方影响下中国逐渐与周边国家划定国界，边界两侧居民仍长期保持自由流动，因为当时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民身份制度。但随着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入东亚，国家边界与国民身份逐渐被严格限定，历史书写也开始服务于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于是，一部原本连续的边疆各民族之间互动交流的历史书写，被切割为彼此封闭的民族国家历史。东北亚历史、蒙古史、匈奴史等，也逐渐演变为不同国家之间争夺历史解释权的竞争。尤其是在中国的天下秩序遭遇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并面临解体的时候，大量原有藩属国或朝贡国沦为西方殖民地。当这些国家在殖民体系解体后获得独立，其民族国家建构往往需要刻意淡化乃至切断与中国历史的联系，并将自身塑造为“自古以来独立存在”的国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完成“脱中入西”的文化政治叙事，不惜将殖民统治解释为一种“解放”。这种历史叙事不仅割裂了中国—天下秩序原有的历史连续性，也造成今天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文化认知障碍。同时，中国自身的历史书写，同样长期受到民族国家边界思维的影响，对于中华历史的理解往往局限在现代领土范围之内，从而在国民意识中形成“国内”与“国外”严格划分的思想结构，而忽略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原本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历史书写深受民族国家框架的影响，往往将复杂历史进程简化为民族国家形成的线性叙事。然而，这种历史书写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中不过百年历史，在此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与周边世界始终处于持续、多层次的互动之中，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现代民族国家框架所能解释的范围。也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与区域国别学在长时段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展开“区域史”、“全球史”和“文明史”的写作，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中国史”与“周边国别史”之间的人为界限，实现杜赞奇所提出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并进一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书写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将中国—天下秩序在历史中的弹性收缩，与全球史、周边帝国与区域王朝兴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三体”之间的内在关联，甚至有可能以“三体”建设为核心，重新书写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史。
事实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过程中，统一与分裂、中国—天下秩序的扩展与收缩，始终伴随着中原王朝的盛衰变化。过去对这种“弹性伸缩”的解释，往往局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而缺乏放置于“三体”关系中的整体理解。例如，汉代对匈奴南侵的反击，不仅导致南匈奴逐渐内附并融入中华民族，也迫使北匈奴的西迁，并在数百年后以“匈人”（Huns）之名冲击欧洲，进一步引发欧洲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最终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同样，唐代怛逻斯之战遏制了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的势头，使其转向北非和欧洲，也深刻影响了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东亚文明之间的关系格局。反过来，全球史也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过去关于明朝灭亡的解释多强调内部原因，然而随着全球史研究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明朝实际上早已卷入全球白银资本体系，欧洲内部争霸战争导致全球白银供给变化，进一步引发财政与货币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崩溃。同一时期，欧洲“火药革命”带来军事技术变革，也经由中华体系的边缘地带传入周边地区，并与东北亚、日本、东南亚地区形成联动，共同对中华中心地区构成压力。由此，李伯重所谓“‘天’亡大明”，实际上正是强调全球史对中国史的深刻影响。同样，晚清天下秩序在西方冲击下趋于瓦解，其直接后果便是周边朝贡体系迅速崩塌，大量周边国家沦为西方列强乃至后来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也因此直接影响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命运。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本质上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面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来不是在封闭空间内形成的，而是在与周边世界持续互动中逐渐生成乃至共生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所谓“边疆民族”，同时也是中亚、北亚乃至欧洲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时至今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漫长边界线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跨越边界的少数族群与跨区域社会网络，而海外华人更广泛分布于全球。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本身就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的一个实践原型。中国—天下秩序在东亚的运行，包括朝贡体系、贸易网络与文化传播，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超大规模的“微缩全球史”，其形成机制对于理解更广泛的全球秩序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因此，只有突破“帝国-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才能真正发现“三体”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只有将中国—天下秩序的弹性收缩与全球史的变迁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来把握，才能真正理解“三体”之间的内在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同一门知识体系的内外两面。
四、结论：从“帝国之学”到“天下之学”
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谱系有着鲜明的“帝国基因”。19世纪欧洲兴起的“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本质上服务于殖民扩张的现实需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之初，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大英帝国培养殖民治理人才。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则与冷战时期的全球霸权体系深度绑定，大学、基金会与军事情报机构构成知识生产的“铁三角”，区域研究也因此成为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萨义德的《东方学》对这一知识传统进行了深刻批判：西方的区域研究从来不是“客观的”学术探索，而是一种权力话语——通过将东方建构为“停滞、腐败、专制”的他者，来反向确立西方的“进步、民主、文明”形象。在这一知识框架中，非西方社会被剥夺了自我定义的权利，只能作为被凝视、被分析、被治理的对象而存在。这一批判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西方区域研究的“偏见”，更在于指出了其知识生产的内在困境：当研究者将自己预设为“普遍知识的拥有者”而将研究对象预设为“特殊案例的提供者”时，研究就失去了“被对象反哺”的可能。因此，西方区域研究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学科危机，比如苏联解体导致“苏联学”迅速衰落、中东研究因政策失败而遭受质疑。这无疑揭示了西方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困局：当“敌人”消失或政策目标改变时，投入巨资建立的知识体系便迅速贬值。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想摆脱这个困局，就必须从根本上思考这门学问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如果说西方的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殖民帝国秩序乃至世界帝国秩序的“帝国之学”，那么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旨趣则应当服务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天下之学”。而“三体”建设的根基，恰恰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因为中国从来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在历史上没有帝国扩张的冲动，也没有形成全球殖民帝国。西方世界体系研究中长期存在所谓“郑和之谜”，不断追问：为什么中国在明朝完全有技术能力殖民全球，建立起世界体系，却没有像百年后的欧洲那样走向全球殖民扩张并建立世界体系？如果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中国在长期处理多民族的关系中，形成作为一种普遍价值规范的“中道中国”的理念，从《礼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智慧，到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始终包含着对“他者”的尊重和对“共生”的追求，这种哲学奠定了天下主义的精神基础，成为打通“三体”建设的一以贯之之“道”。
今天，中国不断崛起并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行动的逻辑不仅西方人不理解，连南方国家也很困惑。对后者而言，中国已经成为足以挑战美国的大国，为什么中国不站出来建立自己的联盟，带领南方国家造反争霸呢？而这样的逻辑恰恰是西方主导世界几百年来塑造的霸权逻辑，正是按照这种霸权逻辑，西方人认为中美竞争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其深层的理由就是自由主义逻辑推演出来的国际现实主义逻辑，从“国家间的斗争”到“文明的冲突”背后都是这一套逻辑。具体而言，西方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然要去占领全球市场，因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必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甚至实施“闭关锁国”的“小院高墙”战略抵制中国的产品（比如目前的美国、欧盟），甚至撕毁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协定（比如巴拿马等）。在这种背景下，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国不仅要推行自由贸易的主张，更应该有“仗剑行商”的勇气，甚至动用军事力量打开那些愚昧落后国家的大门，使其享受廉价的高铁、电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所带来更先进、更便捷，也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不就是自由主义者长期宣扬的辉格式自由主义的叙事逻辑吗？而新兴大国为了争夺全球市场必然与老牌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而引发世界大战，这不就是国际现实主义的叙事逻辑吗？而通过周期性的战争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叙事逻辑吗？
然而，全世界都可以观察到，中国崛起并没有沿着这一逻辑展开。不仅中国政府没有走向对外扩张，中国企业界也很少主张这种逻辑。即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遭遇各种非经济手段的打压，甚至出现“孟晚舟事件”这类赤裸裸的政治胁迫，中国社会内部也并未形成要求通过军事扩张解决问题的主流声音。相反，中国更多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内部调整与产业升级来消化外部压力。西方的逻辑是将内部矛盾通过对外战争来释放解决，即“自己病了，世界吃药”，而中国的逻辑似乎刚好反过来，是将世界矛盾通过内部消耗来消化解决，即“世界病了，中国吃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迈向现代化工业国的原始积累，不是像西方列强和日本那样通过对外战争掠夺完成的，而是通过“勒紧裤腰带”的自我牺牲完成的，中国没有对外殖民，只能通过普遍贫困化的“内斗”来完成。今天，中国迈向世界大国，面对外部世界的封锁、打压，中国人正在通过普遍竞争化的深度“内卷”来消化世界矛盾。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崛起在全球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行动逻辑？一种解释就是制度根源，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政府控制着资本，而非资本控制政府。这种解释可以理解政府，但无法理解中国新兴的阶层。中国新兴的资本所有者群体和中产知识分子阶层大体上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也都赞赏西方“仗剑行商”的自由主义逻辑。然而，当中国贸易遭遇壁垒时，这些自由主义的逻辑就变调了，当美国公然践踏其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时，这种自由主义的逻辑也沉默了。如果要为这种行为提供一个恰当的解释，我宁愿相信是中国文化的逻辑，即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这种隐忍、温良的文化品格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被批评为压制自由精神的奴性。然而，在中国文化逻辑中，“将外部世界内部化”恰恰是“天下主义”的逻辑，即整个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外部世界也是中国—天下秩序的一部分。帝国的逻辑恰恰在内外的划分中，将外部世界看作是有待征服、奴役的“他者”，看作是自我伸张的自由空间。这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底层逻辑：自由的行使必须有一个可供自由行使的外部空间。
正是在中国的天下理想与西方的帝国现实的对照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2026年习近平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提出的灵魂三问：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美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美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三问实际上刚好对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和“人民之问”。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未必能够真正理解这些问题的深层含义。因为过去数百年来，整个世界似乎已经默认西方崛起过程中形成的自由主义帝国霸权逻辑，而对中国的天下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展开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仍缺乏真正深入的理解，其深层根源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缺乏理解，甚至连中国周边的国家也长期陷入“畏威不怀德”的现实主义逻辑中。
从“三体”建设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无疑构成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母体，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的不仅是研究视野的矫正与研究方法的丰富，更是其学科基础甚至学科归宿。反过来，也正是在区域国别学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真正遇到“知音”，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打通内外划分、超越学科知识边界的学问，是一门思考“天下”的学问，是一门在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不同生活方式比较中重新理解“文明”的学问。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在于推进其从西方的“帝国之学”转向中国的“天下之学”：从西方为了治理他者而研究他者转向为了理解世界而研究世界，从服务霸权扩张的“霸道之学”，转向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王道之学”，最终使区域国别学真正成为一门关乎天下、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文明之学”。
强世功，中央民族大学校长、知行讲席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