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舒，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韦一，广播电视专业硕士，成都艺术职业大学传播学院助教
摘要：数字技术和即时通讯的成熟，催生出数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s)这一在旅行中进行远程工作的特殊群体。数字游牧从一种对未来生活工作方式的预测逐步成为现实，包含我国在内的全球数字游牧民群体逐步扩大，全球各地相继建立数字游牧民社区。数字游牧民已然成为全球业界及学界关注的热点。加速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挤压，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时空，发展出一条适应这个信息时代的生活方式路径。数字游牧民的探索和实践，体现出自由、开放、包容的传统游牧精神以及德勒兹游牧思想中对差异的探寻和对秩序的重构。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时空重塑带来了主体的变革，作为媒介化生存主体的数字游牧民，与媒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最终成为与技术相结合的游牧赛博格。
关键词：数字游牧民；加速社会；游牧赛博格；媒介化生存
19世纪40年代，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其文学作品《刀锋》(The Razor's Edge)中，塑造了一个游历于世界各地并试图探寻人生意义的人物形象拉里(Larry)，拉里边工作边旅行，过着游牧民一般的人生。这种工作与旅行交织的生活方式与当今新媒体时代中的“数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s)群体相似。数字游牧民借助互联网、即时通讯及数字信息技术等，脱离一般性工作的时空限制，在流动中进行线上工作。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数字游牧民数量高达3500万；据预测，2035年数字游牧民这一群体将超过10亿人。相较于国际，国内数字游牧民群体也在不断扩大。202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牧民。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交通工具进步、媒介技术革新，数字游牧历经二十多年，从一种对未来生活工作方式的预测逐渐成为现实。在数字游牧全球化的浪潮下，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知识工作者们运用不同的互联网媒介和远程工作形式，对这一具有浪漫色彩的新型生活方式展开了探索和实践，泰国清迈印尼巴厘岛、日本神山町、德国柏林、云南大理、浙江安吉等地相继建立数字游牧民社区，形成数字游牧目的地，西班牙、克罗地亚、格鲁吉亚等国家开始发放“数字游牧民签证”(Digital Nomad Visa)。数字游牧在地实践的丰富性以及数字游牧民在社交媒体的多方位展示，同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近五年来，西方学者们从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入手，对数字游牧民群体展开了概念与定义、支撑体系、空间共建、人地关系等多方面的研究；近两年中国学者们对数字游牧民的研究热度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从总体上看尚处于起步阶段，较于西方相关成果数量有限，且因中西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对数字游牧民相关议题的讨论也尚不够全面，大致集中于国外研究综述、数字游牧现象研究、流动性或地方感等特征研究、相关理论初探等。
“时间”与“空间”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进行讨论的重要概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媒介方式变革、社会节奏加快、生活步调加速，人们的时空观也在不断重塑。数字游牧民进行全球移动和即时办公，打破了传统工作中时间、地点固定的限制，一方面体现出数字游牧民对生活工作自由的追求、对时间和空间的需求和把握；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数字游牧民对于加速时代下时空重构这一趋势的顺应。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对现代社会进行了精确的诊断，将其定义为“加速社会”，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对于空间，他则这样表述：“就许多方面来说，空间在晚期现代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具有即时性、互动性、便捷性的数字媒介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是形成加速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媒介而存在的数字游牧民，无疑具有“媒介化”的重要特征。数字游牧民因其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独特性，在处理与新媒介的关系中呈现出不同的媒介认知和媒介行为模式，面临媒介化生存的考验。作为媒介化生存主体的数字游牧民，与媒介的界限逐渐模糊，成为一种有机体与技术相结合的“新型人类”，或称为“赛博格”(Cyborg)。本文视这类“新型人类”为“游牧赛博格”(Nomadic Cyborg)，一方面，这个群体具备典型的数字(媒介)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应当属于赛博格人群中最特殊的群体，特指在加速社会下媒介化生存的数字游牧民。因此，本文将思路置于媒介学的视野之下，从人类学中的“游牧”(Nomad)概念以及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游牧思想出发，探析数字游牧民的定义与特质，以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为依据，探究其时空观念的重构及媒介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阐释数字游牧民何以成为技术与有机体结合的赛博格。
一、数字游牧民：工作与旅行交织的新兴群体
1997年，前日立公司CEO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在著作《数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数字游牧”概念，预测了科学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通信技术和智能技术将工作和生活从时空的限制中脱离出来。如今，数字游牧这一预测已经逐渐变为现实，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以及媒介技术的成熟为数字游牧民的发展提供了硬件条件，许多知识性工作可以线上完成并远程交付；同时，便捷多元的交通方式和开放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场地条件，世界各地相继建立数字游牧民社区。数字游牧民是社会、地理、心理、科技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相较于国内学界，西方学界对于数字游牧民的研究成果更多、相关议题更加丰富，但对于数字游牧民的准确定义，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
面对这一新兴群体，西方学者们从牧本次雄和大卫·曼纳斯的预测出发，展开对数字游牧民的概念性研究，并将其置于工作、旅行、生活方式等不同的视角中进行讨论：例如学者迈克尔·利格尔(Michael Liegl)从工作视角出发，将数字游牧民定义为自由决定何时何地办公的拥有数宇技术的知识工作者；学者莱琴伯格(Reichenberger)基于移动性层次，将数字游牧民定义为有永久居住地的旅行者和没有永久居住地并不间断旅行的旅行者；学者汉诺恩(Hannonen)从生活视角，将其定义为工作与旅行交织的游牧者。从单一视角去看待并定义数字游牧民，可以更加精准地梳理其群体特征，但也难免忽视该群体的多样性特征及本质。继而，一些西方学者在对数字游牧民概念的研究中，还将其与远程工作者、商务旅行者、打工旅行者进行比较研究，尝试对数字游牧民概念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义。此外，部分西方学者注意到了数字游牧民的流动对目的地和当地居民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共同空间环境、网络设施等因素对该群体的影响。目前，西方学界对于数字游牧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概念界定、支撑体系、理论框架这三个方面，其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
在数字全球化的浪潮下，随着国际数字游牧民的广泛移动，越来越多的具备一定媒介素养、远程工作能力的中国知识工作者开始了数字游牧的探索和实践，这一现象引发了国内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在国内学界，黎巎等是较早进行数字游牧民相关研究的学者，其在国外概念性研究的基础上，从位置独立性、移动性、工作专注度、工作数字化、工作不稳定性和旅行频率这6个指标对数字游牧民、远程工作者、商务旅行者和打工旅游者进行区分，从其特征入手，综述了数字游牧民的定义研究，并梳理了数宇游牧民的演化过程，分析了当下数字游牧民相关研究现状和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道路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国内数字游牧民研究的先河。而后，徐琳岚等学者在流动性视角下对数字游牧民展开研究，所选取的角度可比肩国际其他学者。还有不少学者立足于中国青年数字游牧民的具身实践，在云南大理、浙江安吉等地的数字游牧民社区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注意到了中国数字游牧民实践与西方的差异，具备本土化的问题意识。
“Digital nomads”作为一个舶来词，自2020年以来频繁出现在中文互联网当中，如何对其进行翻译成了重要议题，国内学界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目前，“数字游民”和“数字游牧民”是两种较为主流的翻译方式。黎巎等作为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在文中直接采用了“数字游牧民”这一表达方式。在后来的互联网社交平台、媒体宣传以及学术研究当中，“数字游民”这一更加精简的翻译方式逐渐占据了主流位置。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游民”带有一定贬义色彩，在长期的中国历史当中，“游民”被视为没有正当职业的群体。为避免误解，部分学者更倾向于“数字游牧民”一词。国内从事数字游牧民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姚建华则认为：“在现代社会从‘固态’向‘液态’的转变过程中，流动性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基于现实语境，更倾向于使用“数字游民”一词。此外，东南大学教授王宁还将其译为“数字游工”，从数字游牧民边旅行边工作这一显著特征来对该群体进行表达。此外，通过在抖音、小红书、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包括《三联生活周刊》、《人物》、部分地方文旅平台在内的较权威的媒体以及大部分自媒体、个人账号均采用了“数字游民”一词对该群体进行描述。
本文基于数字游牧民与传统“游牧”概念的联系以及德勒兹的游牧思想特征，倾向于采用“数字游牧民”来对该群体进行界定。首先“游牧”作为一个学术词语，常见于人类学语境下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当中。游牧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生产生活方式，游牧社会具有多种样式的形态，游牧民通过在自然地域随时间移动、寻找物质资源来获取生产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游牧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显见的特点表现在流动的生产方式、小范围的人群聚集、生产资料与空间的协调共存等方面。“游牧民”与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数字游牧民”同属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二者具有着流动中工作的共性。且传统的游牧民族体现出的开放性、流动性、拓展性的游牧精神，与数字游牧民追求自由的特征是相符的。“游牧民”和“游民”在中文语境下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游牧民”是一种在自然地域移动并获取生产资料的社会群体，而“游民”无论古今都易被视作无固定职业且不稳定的人群。采用“数字游牧民”这一译法更能体现出其流动的特点和持续工作的属性。其次，从哲学上看，“游牧”是德勒兹后结构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包含着差异、多元、包容等重要特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思维模式。德勒兹以象棋与围棋为例，认为在象棋中所有棋子是被编码的，它们具有特定的含义并被赋予了相对的权利；而围棋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进行，且棋子可以在任何一个点出现，由此引出象棋的“纹理化”空间和围棋的“平滑”空间这一相对的概念。在德勒兹这里，游牧象征着“平滑”空间，而国家则象征着“纹理化”空间，两种空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关系，游牧民族在构建平滑空间的过程中，就如同一枚围棋棋子，在开放的空间中寻找差异，体现出一种对于原有秩序的解构。德勒兹的游牧思想与数字游牧民不谋而合，均体现出自由和不确定的重要特征。因此，将“Digitalnomads”译作“数字游牧民”，实则包含着一种审视原有生活的思维形式。
综上来看，国内外学者们对数字游牧民的定义以及相关研究存在着诸多共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其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且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国内外对数字游牧民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国内外当前研究现状，本文所讨论的“游牧赛博格”是具备以下特征的群体：一是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并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旅行(或旅居)中自行安排时间完成工作；二是根据自身喜好进行地域流动和选择数字游牧目的地，而不带有特定目的。上述两种特征可以反映出数字游牧民与时空及媒介的关系：一方面，数字游牧民在加速社会中重新解读时间和空间，加速下的科技进步与媒介革新为其提供支撑，数字游牧民顺应着这一趋势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媒介不仅是数字游牧民必需的工具，而且已经渗透到其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方式。
二、时空观重构：加速时代下的数字游牧实践
数字游牧民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并受到广泛关注，客观上看是全球化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地域流动和远程工作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从主观上看，在加速社会的到来和数字媒介的全面渗透下，这一旅行与工作交织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了数字游牧民对自由的追求。学者莱琴伯格认为：“追求‘自由’是人们从普通打工人转变为数字游牧民的主要驱动力。”从数字游牧民的工作方式看，这里所提及的“自由”指的是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任意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时段，即拥有自由的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反映出了多面的社会状态。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将当今社会诊断为“加速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时间结构发生了改变，空间和距离逐渐消弭。数字游牧民追求自由的生活工作模式，体现出对于时空压缩的回避、对自我时间和空间的把握。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加速现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早已对社会加速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这样描述现代社会：“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变革带来的加速，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加速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罗萨在其2003年写成、2005年出版的著作《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指出了社会加速的三重面向、动因及减速现象，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是社会学领域首部从理论上探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著作。而后，罗萨在著作《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围绕“生活节奏加快阻碍美好生活”等问题进行讨论，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与“速度”相关的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学界也受到重视。学者汪斌锋认为：“速度和加速的状态让整个现代社会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时空结构。”速度不再单纯地存在于物理界，而是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学者汪斌锋在后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加速现象普遍存在，对社会、个人、环境都造成了影响。2020年，学者杨向荣和雷云茜认为：“外部世界的快节奏不断侵扰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现代人的情感焦虑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症候。”其阐释了加速所导致的人的时间焦虑、情感焦虑。可见，有关速度的研究已经延伸到了更加广泛的学科领域当中。
通过互联网、数字技能完成工作并在全球范围内旅行流动的数字游牧民，与加速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面对社会加速所带来的时空挤压，数字游牧民对时间和空间产生新的理解并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生活路径；其次，在加速社会下，便捷的交通和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数宇游牧民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支撑，数字游牧民在回避加速的同时也在享受加速创造的社会条件，也可以说，数字游牧民正尝试适应这个加速的社会。罗萨所定义的社会加速有三重面向，第一个面向即科技加速，他认为：“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科技加速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缩短了空间距离，互联网速度的提升带来了便捷的通信，数字技术的提升提供了丰富的线上工作方式。快速、便利、多元的交通方式使得旅行和流动不再是一件难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名数字游牧民一周前还在文昌某共创空间寻找创作灵感，一周后已经在大理某数字游牧民社区绘制设计稿。同时，移动通信和快速的网络为数字游牧民进行远程沟通和交付工作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的进步则提供了更多的线上工作方式，例如视觉设计、代码编写、影视特效制作等。这样看来，加速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科技加速为人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便利，为数字游牧民提供了现实支撑。
罗萨将现代生活不美好的症结归于时间，他不断追问加速带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科技加速带来了加速社会的第二个面向：社会变迁的加速。如果说科技加速是当今社会中所呈现出的加速现象，那么社会变迁加速则是社会本身的加速。在这个范畴里，罗萨这样定义加速：“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在科技与网络发展的助推下，社会中的事物、人们所接收到的信息的时效性越来越弱，“当下”转瞬即逝。同时，时效性减弱则意味着同样时间段内需要完成的事务增加。例如，互联网、媒介、通信技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实际上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也随之增加。数字游牧民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职业名称，而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全新方式。在数字游牧民这一概念被讨论得越发火热之后，一些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很大一部分数字游牧民是对朝九晚五的一般性工作产生了厌倦，才开始旅居且利用自身的数字技能来改变这种生活状态。学者马中红借用德勒兹的“出逃路线”观点，认为：“数字游民更是具有内驱力的一种‘出逃计划’，也是身份自反性的结果......‘出逃计划’指青年群体逃出从一而终的常规工作，进而希望在工作和职业生涯中过一种自导自演的生活，既能谋求开发个人能力，又使个人对自己既负责又独立。”当时效性减弱，好像事情都在追着人跑，这也引申出了加速社会的第三个面向：生活步调加速。简单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节奏变快，人们需要做越来越多的事，但时间却越来越少。罗萨给出了如下定论：“也许社会加速最紧迫与最惊人的方面，就是现代社会那种壮观且广泛散布的‘时间匮乏感’。”数字游牧民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摆脱了一般性工作的朝九晚五、通勤压力等问题，能够平衡生活与工作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时间的分配和使用更加合理。“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罗萨在这里提及的“成就”，可以理解为单位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内容，如果速度得到提升或者完成时间减少，就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竞争是社会加速的主要推动力，内卷的社会是竞争推动社会加速的表征。加速社会下的人们似乎一直在被推着走，个人的发展和未来道路似乎趋于同化。
与加速相对的即是减速，罗萨在加速社会的三个面向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与之相衡、贯穿于其中的五种减速：一是自然速度的极限；二是还没有被现代化影响的文化、社会区域，被称为减速绿洲；三是伴随着加速而产生的非预期性减速现象，例如交通拥堵、经济趋缓、人为灾难等；四是有意为之的减速，体现在功能减速和意识形态上减速两个方面；五是结构惰性和文化惰性。在社会快节奏的发展下，数字游牧可以被视作一种有目的的“减速”。数字游牧民们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工作地点，转而不约而同地来到不同的空间，感受新环境。和自然带来的惬意。在这个空间压缩、时间异化的加速社会中，数字游牧的兴起提供了一种全新路径，使人们能够重新拾起对时空的掌控，获得一次再次思。考和规划生活的契机；人们利用自身数字技能和媒介素养，成为数字游牧民，寻找减速与共鸣。
“社会加速的成因是复杂的，从当下来看，电子媒介是社会加速的重要助燃剂，媒介通过对时空的压缩与‘即时性’，凸显出媒介时间性的重要性与必然性。”不难发现，数字游牧民、加速社会、媒介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三角形结构的联系：媒介和数字技术是加速社会的一个表征的同时，也是加速社会的“助燃剂”；社会加速对时空的挤压使得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有目的的减速，探索适应加速社会的路径，也就是数字游牧；而作为数字游牧民，需要通过多元的媒介完成远程工作或进行社交。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媒介化现象的普遍性与裹挟性大大超出了预期。媒介与人的共生关系，是媒介与人(身体)边界僭越、相互渗透和双向建构的结果。几乎完全依赖数字技术和媒介技术而存在的数字游牧民，将媒介化生存和生活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群体被视为“游牧赛博格”。
三、游牧赛博格：媒介化生存的新型传播主体
科技加速作为加速社会的三重面向之一，显见于网络对媒介的影响。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中心的大众媒体时代，媒介作为服务于主体的工具存在。而在新媒体与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媒介全方位、全时空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当中，对媒介透明性的反思以及媒介对人本身的改变成为重要课题。尼古拉斯·盖恩(Nicholas Gane)这样理解媒介对事物的影响：“媒介不仅表述现实，反映现实，而且干预现实，最终成为了事实本身。”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对于媒介的研究，不再停留于技术层面的讨论，媒介已经从连接事物的工具转变为影响事物本身的建构，已经内化为主体的一个部分。对于数字游牧民而言，媒介不仅是其赖以存在的工具，而且嵌入到主体当中，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动因、身份的建构等起到重要作用，使其成为新型传播主体。媒介学教授孙玮将这些被“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命名为“赛博人”，也就是后人类思想中的”赛博格”(Cyborg)概念。
在当前的数字游牧民相关研究中，已经有部分国内学者注意到了媒介与数字游牧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张文娟认为：“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建构深度依赖于媒介化的制造与协商过程，交织着各方行动者的集体想象。”她引人媒介学视阈，讨论中国数字游牧民的身份是如何在媒介实践中被持续建构的。学者牛天等注意到数字游牧民空间与媒介的关系，他认为：“数宇游民社区是媒介空间‘互型’的结果。”本文通过引人媒介学的视角，讨论媒介对数字游牧民的渗透，即“媒介化”。1986年，瑞典媒介学者肯特·埃斯普(Kent Asp)首次提出了“媒介化”(Medialization)的概念。而后，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变迁的其他方面。挪威传播学者郎白(Knut Lundby)认为“媒介化”是指在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些转型中媒体和中介传播的作用。媒介化”实则是一种对过程的阐释。1996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了“数字化生存”的概念，人们沿着与之类似的思维路径，开始在媒介的维度上展开对未来生存方式的想象，“媒介化生存”“视频化生存”“游戏化生存”等一系列生存方式由此出现。其中，“媒介化生存”更具延展性和包容性，成为研究媒介与人关系的重要课题。简单来说，媒介化生存就是一种以媒介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游牧赛博格就是最具备这种典型生活方式的群体。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使用媒介，不受到媒介的影响，我们正处于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数字技术与媒介技术是数字游牧民的支撑体系之一，数字游牧民是媒介化生存的典型主体。首先，这个群体需要使用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数字媒介设备，根据自身工作内容选择不同的数字平台和软件以完成自己的数字产品，并且通过社交媒体与自己的客户或团队成员保持沟通以获取工作内容和最终交付工作结果。其次，由于数字游牧民流动频繁的特征，其需要在媒介空间中完成自我身份的塑造以及转变社交在场形式。媒介学教授孙玮认为：“媒介化生存最典型的症候，就是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的区隔正在逐渐消失。”人们可以通过媒介进行情绪宣泄、精神慰藉、虚拟交往等一系列生存活动。数字游牧民在进行空间流动的过程中，无意识地逐渐与原有的社交疏离，在数字游牧民社区进行短暂的“事缘型”社交，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移动平台的社交当中。同时，数字游牧民群体常常通过短视频或图文等形式将游牧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展示到社交媒体平台当中。在当代文化“视觉转向”和网络社会“时空重构”的背景下，短视频平台改写了媒介化生存底层逻辑，传播主体发生根本性转变。短视频是一种具有穿透力和阐释力的媒介，其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主流传播形态，重新定义着人们的媒介化生存方式。一部分数字游牧民将短视频作为舞台，与其他数字游牧民或对数字游牧民感兴趣的网民展开互动和讨论；还有一部分数字游牧民则将短视频作为主业或副业，通过自身所具备的影视作品制作能力进行一场互联网的“表演”。
媒介的发展变革为数字游牧这一全新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技术的可能，数字游牧民对于媒介的依赖和频繁的地域流动改变了其社交行为模式。数字游牧民与媒介之间的边界逐渐消失，如果没有媒介，那么数字游民也不复存在。“长久以来外化于人类的媒介正在不断地嵌入人自身，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媒介。”以此看来，可以将数字游牧民视为一种与媒介技术相结合的赛博格。无论是“数字游民”还是“数字游牧民”，仍然将媒介视为技术工具，并未脱离传统观念中媒介与人(身体)的主客体关系的藩篱。本文认为“游牧赛博格”这个说法更胜一筹：一方面，对于这一群体而言，时空的流通性与职业的确定性显示出媒介化生存已然进化到更高级的阶段，且被普遍认可与推广；另一方面，这个定义侧面反映了媒介化的程度，即媒介对生活、生产方式的彻底改造，媒介与人的关系是主客体相互僭越的复杂关系。
早期，计算机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对人机关系的思考，催生出以赛博空间、控制论、虚拟现实、赛博格等为代表的“赛博文化”，赛博格作为一种科幻文学中的想象逐渐变为现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名美国科学家在实验中，将可以注射化学物质的渗透泵安装到小白鼠的身体中，并在研究成果中将其命名为“赛博格”。而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赛博格宣言》一文，她将赛博格定义为有机体与机器的结合体，二者之间的边界被打破。赛博格实际上具备两层含义，第一是从物质的角度上看，是用机器替代有机体的部分或者将机器安装到有机体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整体；第二是强调身体与技术的关联，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设备已经涉及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具变为人的“电子器官”。数字游牧民的工作和社交模式体现出了与媒介的强关联性，他们已经将数字媒介嵌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掌握工具转变为与工具紧密结合。“媒介融合不可能仅仅从媒介本身理解，而是进入了重造主体的阶段。”游牧赛博格是数字游牧民的升级，数字媒介是游牧赛博格兴起的“助燃剂”，也是维持游牧赛博格存在的“稳定剂”，游牧赛博格们在选择数字游牧民社区或数字游牧民目的地时，不约而同地倾向于选择网络速度更快的地方——媒介已经渗透到主体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主体的行为与选择。此外，游牧赛博格在线上空间社交和媒体平台“表演”，体现出赛博文化的一种路径：以信息形态出场、虚拟化的赛博身体。游牧赛博格实际上成了媒介本身，成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桥梁，并通过自身将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
结语
数字游牧民的概念自1997年提出，到近年来遍布世界各地，也不过短短二十几年，其仍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或一种新型生活方式，且尚未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标准。随着数字游牧民群体不断扩大，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也将持续进行，并以更深入、更全面的姿态回答现有的问题，而成为新一代的“游牧赛博格”。这一蓬勃发展之势，是互联网时代下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思考，亦是一种对于加速社会和媒介时代的回应。源于“游牧文化”概念的游牧赛博格，体现出传统游牧民的自由、开放、包容的精神，又体现出德勒兹游牧思想中的寻找差异和对秩序的挑战。加速社会的持续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挤压，人们不断以数字游牧实践，找回对时间、空间的自主权，探索一种适应这个时代的路径。时空重塑、观念建构、媒介迭代，游牧赛博格是见证者亦是参与者，如同星辰一般，游牧在广阔的赛博空间之中蓬勃发展，检验着真理的轮回。
原文转载自《媒介批评》第二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