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主要采用病假制、随军医生和传统中医，仓促应付战时医疗。但制度和外科劣势，不利于清军应对火力强大的英军，影响了伤亡，战后亦无长进。英军则因轻敌和误判，在战争初期未发挥军医制度和技术优势，受到中国传染病的沉重打击。可英军并未坐以待毙，后期增加医药支援，尽力治疗，但受制于环境和技术，救治率有限，于战后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改进。双方对伤病问题都有一定的政治化运作，以应其政治图谋。鸦片战争为今人考察战时医疗中的权谋运作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军医；制度；技术；运作；影响

[作者简介] 李彬，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330022

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鸦片战争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点。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对鸦片战争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多有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①]但学界少有从战争医疗的角度来探讨中英双方的差距与影响。[②]中英在伤病治疗、制度、技术等方面，究竟怎样左右着鸦片战争，至今认识较为模糊。“鸦片战争再研究”始终是不衰的话题。随着理论技术和现实社会的转变，鸦片战争史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本文通过收集中外史料，试图梳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军事医疗的基本脉络和相关重要问题，从另一种角度来研究鸦片战争的结果和影响，供学界探讨。

一 清军医疗的战前经验与战时运作

在鸦片战争中，无论是制度方法，还是技术器物，清军采用的经验手段都是比较传统的。

（一）医疗制度与机构

近两千年来，中国传统军队并未形成编设正规军医，来应对伤病的习惯。[③]清代的八旗和绿营兵制，亦无明确军医机构和编制。[④]由于此种兵制缺陷，清军只能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医疗需求。

据清代典章制度，长期以来清军医疗主要采用以下四种方式：1、病假制度；2、卹伤银制度；3、太医院军前派医制度；3、战时就近征医制度。姑论之。

病假制度，指伤病将士向主帅或皇帝请病假，被允准后选择就地、就近或回籍医疗，是文武官员广为通行的方式。[⑤]卹伤银制度，指清军甄别官兵伤病等级后，按级别发放卹伤银，以示抚恤，是军队最常用的方式。[⑥]不过卹伤银制度制度不等同于医药，会影响医疗时效性。

太医院军前派医制度，指战时用医之时，先由将官奏请皇帝派医，待皇帝允可后，礼部、太医院和京八旗会商，派出2名医生，携带相关药物，在侍卫的陪同下，到达指定军营进行医疗，是皇帝直接协助军事医疗的方式。[⑦]数量少、适用面窄是该制度的特点，使其仅能勉强应付少数的伤病员。一旦面临大范围、远距离、长时间的战争，仅2名太医根本无法应付众多的伤病员，故在实战中多有名无实，意在抚慰和监视。战争期间，清军未曾奏调太医南下。因战事突发，清廷战前没有规划，来不及军前派医，即使奏调也难救急。

就实效而言，以上三种的方式或时效性差，或普及性差。对基层广大官兵较为实用的，是战时就近征医制度。战时就近征医，指军队根据需要，自行就近征聘“随军医生”，随营医疗，是战时能起到直接医疗作用的方式。[⑧]随军医生的待遇，在乾隆朝方得统一。按乾隆朝则例，随军医生仅有较低的安家费和工食银，而支取的药材及药材费由公家支取，战后由太医院和户部核销。[⑨]

不过随军医生应需而设，无需而废，长期作为编外人员，形同“临时工”，待遇低下，不受重视。清军对此心知肚明，但基于军费等借口熟视无睹，甚至有意为之。乾隆十年（1745），云贵总督张允随向乾隆帝奏明军内设置军医编制的必要性。但乾隆帝批示清军可以就近征聘医生、兽医等“行军必需”人员，但不能给予正式编制，防止“冒占钱粮”。[⑩]乾隆帝这种处理方式，影响了嘉道两朝。它方便清军主动、灵活、廉价地征聘医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战时医疗、稳定军心的需要，但它有三大缺点：一是缺乏监督，不能保证应征医生的数量和素质，常被贪官污吏以次充好，报少为多，甚至说无为有，虚报军饷，敷衍了事。[11]随军医生压力大、风险高、待遇低，社会名医多避之不及，而由医术不精、投机取巧者承担。[12]二是受制于太医院军前派医的惯例，即便军营就近征医，数量也不过1-2名。[13]三是作为军外生人，医生不熟悉官兵体质的复杂性，需要时间磨合，难免会影响时效。

如此兵制弊端，加上军费短缺，使前线将官对近征医难以自专，不得不请旨加饷。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闽浙总督颜伯焘在奏筹海防时奏言：“调赴各营医生同事及各项匠役，虽未便竟照军营支销，但各项人等不能不用，亦不能令其枵腹办公，所需安家、行装、工食、口粮等项，应请比例酌减支给，事竣分别报销。”[14]在物价增长的道光朝，“酌减支给”已不能保证随军医生的数量和质量，只能多将希望寄托于药物。[15]

（二）军用中医药技术

疫病与战伤，是军队平时、战时最常见的伤病。其中，疟疾、霍乱、痢疾，是威胁军队健康的三大杀手；由冷热兵器导致的各种创伤，则是战场必须经常面对的问题。传统中国军队均有一定的技术和药物应对经验。

在技术人员方面，西医未普及前，中国军事医疗主要依赖中医。自先秦以来，中医在应对常见疫病和伤科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可以部分满足军事医疗的需求。[16]在疫病治疗上，中医内科渊源流长，至明清时期，江浙粤温病学派崛起，对常见传染病如伤寒、疟疾、痢疾、霍乱等颇有独到效用。[17]但伤科至清中叶，却有停滞甚至退化之弊。[18]道咸名医王孟英批评道：“考古治疾，无分内外。刀、针、砭、刺、蒸、灸、灸、熨、洗诸法并用，不专主于汤液。今诸法失传，专责之于汤液......针、砭诸法不行久矣，医者弃难而就易，病者畏痛而苟安......在昔内证尚需外治，今则疡科专以汤液治外疾，藉言补托，迁延时日，轻浅者靡帑劳师，深久者溃败决裂”。[19]在内科的影响下，中医伤科慎用刀针，转以内服外敷为主，对解剖和治疗枪弹伤经验不足,不利于清军野战救护。[20]中医伤科演变的劣势，客观上增强了英军新火器的杀伤力。更不利的是，受科举等挤压，医生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不仅待遇和形象不佳，也影响了优良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清中叶一代名医徐大椿感伤道：“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21]

在药物上，朝野治疗疫病和战伤的方药，虽系出同源，但名目繁多，差异明显。朝廷方面，可参考乾嘉时期新疆驻防八旗的宫廷赐药。[22]其颁赐给军营的方药，既有治疗肠胃病、肺病、发热头痛等的内科药，如平安丸、正气丸、香砂平胃丸、沉香化滞丸等；也有金创外伤药物，如宝蜡丸、红黄玉膏、十灰散、千锤膏、通关散等，以及兽药人马平安散等。这对冷兵器时代的内外伤、眼科等的疾病，有一定疗效，但其配方复杂，炮制细琐，非专门医生不可。[23]

民间方药，既有正规方剂，亦有偏方杂剂，可参见《行军方便便方》。该书乃道咸医生罗世瑶，辑录历代医书及笔记杂说而成，以外伤、解毒、急救为主，大体代表了士民的传统认知。[24]该书多论所载方药“神效”，实则粗糙驳杂。如治鸟枪伤：“治中鸟枪子及箭头入肉内，用活蜣螂二三个，捣烂，入巴豆四五粒，共捣如泥，敷伤处，先定痛后作痒至骨，少刻，铅子箭簇自出。一方用土狗脑子敷伤处，亦效。”其方未提解剖取弹，仍是内服外敷的老路子。对比古今医术，其方或有小效，但未经充分验证，隐患诸多。[25]

若清廷采用太医院军前派医，尚有可能保证中药质量。但太医院并未南下援军，清军只能靠就近征医或自备医药。就近征医的效果受制于参差不齐的医生群体和兵制弊端，而自备医药则受制于官兵收入。乾嘉以来，基层官兵薪俸并非随着物价显著提高，勉强维持家庭开支已属不易，遑论自备战时医药。[26]加之战时环境严酷，指挥不当，贫窘的军事医疗便会雪上加霜。这在清前中期的战争中屡见不鲜。

（三）清前中期的实效

乾隆朝兵威强盛，后勤一度受到重视，但是医疗保障始终不足。八旗绿营出征前，未备足医药是常态，使官兵在战时深受疫病和战伤困扰，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官或者邻省，进而影响战局。如乾隆初期镇压苗民起义中，总兵李椅所部绿营军常遭当地“瘴疠”和外伤打击。缺医少药的李椅，一面用卹伤银稳住军心，一面向地方官求助医药。地方官以粮台为中心，协助金疮药、寸金丹、益元散、梅藕丸等药物，征聘少量医生，对抗疮、疟、痢等伤病。可杯水车薪，大量的病患折损了战力，迫使李部多次奏请就近医养。随着战争的演变，李部静养医疗化为泡影，不得不抱病参战，导致连李椅在内的诸多官兵因病早逝。[27]

乾隆三十二年（1768）至三十四年（1770），清军南下征讨缅甸，再遭疟、痢打击。上至督抚下至兵役皆有感染，战力严重受损。[28]为了应对军内疫病，尽快恢复战力，清军上下用尽办法。一则前线作战部队不得不在疫情最严重的5-9月暂缓出兵，避瘴休养。[29]二则乾隆帝采用太医院军前派医，派遣御医李彭年遥赴云南军营医治云贵总督杨应琚等人。三则清军自行采购药材医治。清军发现“阿魏”对医治疫情最为有效，报给乾隆帝要求邻省加以支援。乾隆得悉后，即令两广总督李侍尧认真筹办。[30]李侍尧马上奉命奏调3000斤阿魏等军用药材，以跨省送药的方式缓解了清军疫情，不过对前期严重的患者仍无能为力。[31]

这两个实例，是清军医疗制度、技术之作用和弊端的缩影。若非清廷和地方高度重视，给与财政、良医之便利，有效配合，一般的清军医疗必然囧漏无力，影响战局。至道光朝，军政腐败萎靡，物价高涨，底层兵生艰难，给军事医疗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更给鸦片大规模流入军队提供了契机。鸦片对常见流行病如疟疾、痢疾、霍乱等，在短期内有显效，受到社会社会重视。[32]随着鸦片的传播，兵民购食容易。“因染患痢疾，闻鸦片烟可以医治，吸食成瘾”的清军，为数众多。[33]在这种大环境下，嘉道时期清军缺医少药、以次充好，或以鸦片入药，就是相当普遍的。

（四）战时医疗之运作

根据中方的基本资料，清军对敌医疗观察，大体是懵懂无知，对己的医疗战备则是仓促应急，漏洞百出。

在对敌侦测上，清军最初信息闭塞。战前上至道光帝、林则徐在内的满朝文武，下至基层兵民，普遍认为侵华英军离开“大黄、茶叶”就会体弱多病，可不战而胜。为了抢占先机，众多官员纷纷主张禁止大黄、茶叶出口，置之死地而后快，战争爆发后才发觉竟然不管用。[34]不过英夷来华“水土不服”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主战派对侦测英军疫病，颇为积极，甚至反其道而用之，与国内主和派展开博弈斗争。这突出表现在战争初期的定海与后期的香港。

1840年夏季定海被英军首次攻陷后，爆发罕见的大瘟疫，病亡众多。这个消息很快被当地军民侦知、传播，但是各方对疫病的解释和利用却几经变化。战时主持江浙的伊里布大体知道此事，但隐瞒不报。刚获罪的林则徐，听到消息后，迅速地把这件事报给道光帝，说英军因定海阴湿，病死甚多，有利出兵。[35]道光帝这才知道定海英军出现大疫病，但不轻信，下令琦善、伊里布等核查。伊里布知道无法蒙混，就把自己所知告诉琦善。琦善奏说结果是英军“病死者多系兵丁舵手，头目较少，现已安然无恙”，结合其他因素力主妥协。[36]琦善被撤后，主战的裕谦主持江浙战局，却奏称舟山瘟疫是定海士民投毒所致，奏请嘉奖。[37]不过裕谦很快又改口了，称舟山瘟疫虽由定海士民投毒所致，但因“愚民失于检点，将成块毒药抛入水中，被其识破”，导致“毒战”不了了之，无从稽查，不过精神可嘉，依旧请功。[38]在主战浪潮中，伊里布被查办，罪责之一便是未趁英军因病撤军时“乘其不备，伏兵攻击，复又任其扬帆远去”，而伊里布则辩称英军“排船架炮，防我趁机攻击，是以不能伏击”。[39]随着第二次定海之战的爆发及失败，裕谦自杀，清军基本再无人提“毒战”一事，但对后来的历史叙述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对英军文献，林则徐、琦善、裕谦等人都有不实之处，而“投毒说”经不起推敲，虚多实少。[40]战后，清朝上下也无人愿意搞清楚舟山瘟疫的真相。此次瘟疫，除了裕谦奏报的少数定海士民获赏外，主战派并未达到利用其伏击取胜的目的；主和派也没有促和止战，伊里布等人反而受到牵连。

战争末期，英军在香港爆发瘟疫。[41]清朝主战派认为英军会再次“水土不服”，损失严重，马上回撤军，有利于中国收复香港。[42]实则英军发生瘟疫后，迅速做出反应，从本土征派更多的医疗船只和物资前来，而威尔逊等人也在积极防治。[43]然清军无力再战，主战派并没有如愿。

对己调度上，清军参考以往经验，主要采用病假制度、就近征医和私人互助应对伤病。清军高级将官得病，私下会有互相问病和赠药之事。[44]面对南方的高温天气，清军会就近征调茶叶或者酸梅汤等解暑降温。[45]迫于战事压力，官兵一般在营中或就近“延医调理”，少有病假，以避猜忌和追责。为医治伤病清兵，清军也就近征聘少数医生，但人数不详。[46]但因军费紧张，随军医生的待遇较低。上文所提闽浙低价征医方案，是战争打响近半年后才作出的规划。但户部又拖了近3个月才给答复，以节省为由，指令闽浙海防就近征医，不给安家行装费，只酌量减给口粮工食银。[47]这也影响了江浙等战场的征医计划。[48]如此应急滞后的低待遇征医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清军战力的修复。[49]

在医疗对象上，军内大量老弱加大了医治压力。如清军高级将官陈阶平、杨芳、隆文等官兵，本属老弱多病，挤用了原就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50]这迫使不少官兵私下四处寻医问药，以致扰民。[51]随着战事的恶化，不少将官担心战败被罚，畏战避战心态凸显，巴不得因病停歇。年事已高的杨芳等人，趁机奏病开溜，抽身事外，就是典型的例子。[52]清军的老弱浮滑，与英军的少壮机诈形成了鲜明对比，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在具体的战场救治上，清军面临新式火器伤和常见疫病的挑战。一些随军医生尚可勉强应对轻度伤病，如用姜汤灌治震昏的官兵。[53]但英军的新火器所造成的枪弹伤、炮伤、震伤及复合型伤病等新创伤，多超出传统中医伤科的应对范畴，不利于清军的及时救治。[54]如定海、沙角、大角激战后，陆续有伤员医治不效，“伤发身死”。[55]清军历经12次战役，不算病亡，单战死就约3100人，战伤约4000人，至少是英军的10倍，外科压力甚重。[56]

除了新式战伤，疟疾、霍乱、痢疾等常见疫病依旧困扰着清军。1841年，驻广州清军在夏秋季节暴发疟疾、霍乱等瘟疫，影响了作战。[57]奕山奏病，并称已派遣医生“分头调理”，但效果不好，“旋愈旋病”。[58]但就清廷战报，病死者较少，外伤及战死者多。考察岭南中医防疫的技术史，奕山主动奏病似乎另有所图。岭南防疫之名医名方众多，清军其实不缺寻医觅药之渠道和物资。[59]如此矛盾地奏病，很有可能是奕山托病避战的权谋。清军大部患病则意味着不能及时作战，需要静养，则为战败或避战找到了借口。

无独有偶，有些官兵甚至借疫扰民乱局。战时援粤的湖南绿营兵，因奸淫麻风病女子而染病，听信吃孩童肉治麻风病的谬识，意图搜抢“远近小儿烹食之”，令粤民闻之哗然，导致兵民交衅，未战而己先乱。[60]这样公开鼓噪，制造骚乱，客观上给了疲玩军队对内清除兵痞刺头，对外借病开溜的借口，可谓一石二鸟也。

另据英方观察，因医药缺乏，广州少数战败的清朝伤兵为了活命，请“摩士底号”（Modeste）军医马伏依（McAvoy）为其治枪炮伤。[61]马伏依对其实施了外科截肢手术。[62]根据军医马克菲尔逊（McPherson）的描述，马伏依应该没有给这些降兵服用多少止痛药。[63]估计这些清兵不得不继续吸食鸦片来对抗伤痛。而这些伤兵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却很容易道出己方的虚实。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战后清军未公布详细的抚恤和医疗费用。[64]但据清军老弱居多、战伤严重的现实，官兵支付的医恤费用要超过英军。[65]单卹伤银，清朝按例就要至少支付8万两白银，比英军医药费总和9 704英镑还要多。[66]如此沉重的医恤军费，势必又要转嫁到百姓头上。

二 英国的军医体系与战时运作

相比清军，英军制度和技术，有一定的优势。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医疗沿用拿破仑战争和殖民地医学的经验技术，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有质变 [67]

（一）军医制度与机构

17世纪以来，受国内外频繁战争的影响，英国军医出现制度性进步。[68]拿破仑战争后，英军建立了常备性军医体制。英国在本土和殖民地广泛建立了相对系统的军医制度和机构。在机构方面，英军从上到下设置了医学部（如皇家海军医学部）、中心医院（General Hospital）、兵团医院（Regimental Hospital）、野战医院（Field Hospital）、海军医院（Navy Hospital）、医疗分队（Medical Corps）、医疗船（Medical Boat）等医疗服务机构。[69]

在制度方面，1805年后英国实现了军医编制化和军衔化，不仅有稳定充足的军费保障，也设置了一套体检、管理、晋升及考核机制，后又增加战时加征制度，提高了待遇和时效。[70]比如强制性体检制度，保证了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军主力得以保持年轻化、少壮化，既增强了战力，又减少了医疗压力。[71]清军也有裁汰老弱的机制，但是虚多实少，至道光朝导致军队老弱化严重，直接削弱了战力。[72]

在选拔方面，英军选优裁劣，着重从医学院而非社会招聘，并进行技能测试和业绩考核，提高军医的素质技能。其中爱丁堡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Edinburgh）和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是培养和输送军医的重要场所。[73]

在种类方面，英军孕育出了军医官、正式军医和助理军医。[74]军医内部按专业又分为内科、外科和药剂师三阶层，从粗放开始走向细化，出现了统一的外科军医考试、执业标准和医药配备。[75]

在制度的保障下，英军战力不仅平时可以得到医养，在战时更能迅速地进行动员征集，保证医兵相熟和医药供给；选拔和考核机制，使军医的素质技能以及药物储备均有一定的保证，不至于仓促凌乱。与之相比，清军保守残缺的医疗制度所造成的的被动，是相当明显的。

（二）军用内外科技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的病理观深受气候和“污染物”观念的影响。[76]这与传统中国的“瘴气”观和“污秽”观，几乎如出一辙。[77]受其影响，英军注意观测气象，并尝试改变驻防和膳食来保护官兵健康。为应对热带气候和疾病的挑战，军医建议航海兜风，或在膳食中增加可可豆、巧克力、糖、盐等，防止脱水，维持精力。[78]防疫方面，在海军军医林德、特罗脱等人的推动下，陆海军通过定期清扫兵舍船舱以利健康，接种牛痘以免天花，常备酸橙和奎宁以免坏血病和疟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79]但热带地区的疟疾、痢疾、霍乱、间歇热等传染病，仍对英军威胁很大。除一般疟疾外，英军对其他传染病尚无有效疗法。[80]跟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传统隔离、放血、通便、催吐术仍是应对传染病的盛行办法。[81]

不过在外科方面，英军因更早进入火器战争，在解剖、枪弹伤和截肢方面有较多的经验。英军出现了《论四肢枪伤》《论战争外科手术》《军事外科学原理》《截肢论》等著名外科教材，有利于及时剔出体内弹片和截肢，以免伤情进一步恶化。[82]不过其外科技术尚无输血、消毒和麻醉等现代技术，处于初级阶段，在应对截肢和感染等仍有很大的风险。[83]

在医药方面，受内外科协会制定的要求影响，英军出现了常备药、医疗器械及伤病疗法，具体可见下表。

以上根据Instructions to Regimental Surgeons for Regulating the Concerns of the Sick and of the Hospital, London,1803;W.Turnbull,The Navy Surgeon, London:Richard Philips & B. McMillan,1806; Christopher Lloyd and Jack L. S. Coulter, Medicine and The Navy,1200-1900, Vol.IV,1815-1900, London: E.&S.Livingstone,1963; Martin Howard, Wellington’s Doctors: The British Army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Napoleonic Wars, Stroud: History Press,1988.整理。

相比于当时的中国，英国长于外科，短于内科。针对常见传染病，中医内科经验十分丰富，有其长处，可补英军之短。不过当时的英国军医，对此并无多少认知之明。英国自马戛尔尼使华以来，积极观察中国传统医术水平，逐渐建立起对华优势心态。马戛尔尼使华期间，观测过中医施诊的过程，指出当时的中国人“完全”不懂解剖学和血液循环理论，外科技术和所用药物更是简单落后，在应对外科疾病及流行病上效能“很低”。[84]嘉庆朝的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等人，依旧对清朝医学持这种批评观点。[85]英国两次访华的文献，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欧洲对中国的印象不仅越来越差，也对越来越轻视中国的实力。[86]道光朝中西交流增多后，英美政教人士大多仍固执已见，对中医普遍持质疑和批判的态度。[87]侵华英国军医威尔逊就深受影响，直接指斥中医“粗野鄙陋”，不值一提。[88]其实英国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他们虽看到了中医伤科的缺点，并将其无限放大，增强了侵华信心，但却忽视了中医内科的长处，以至于侵华后多依靠自身经验技术，频频吃苦。

（二）战时医疗困境及应对

英国决定发动战争后，开动战时医疗机器。不过本有制度和技术优势的英国军医，却在战争初期未发挥显著作用。一则由于英军的轻敌和仓促。英国鸦片贩子和首相巴麦尊（）等人必欲一战，但十分轻视清军，认为单凭武器优势，发动“规模不大的战争”，就能速战速决，取得胜利。[89]这导致英国1840年的侵华先头部队准备不足。英国海军并未出动多数精锐，仅以中下战力远征中国。[90]所以在医疗战备上，英军亦准备不足。以侵华主力皇家爱尔兰第18步兵团为例，1840年该团仅携带平时有编制的一二名军医，匆匆侵华，但多为外科军医，缺少内科军医，根本没有及时加配军医和医药。[91]第26团等亦是如此。[92]二则英国医学界对中国的气候及疾病认识模糊，没有实际经验，难以应急。[93]结合清军战力和战场环境，英军仅猜对了一半。清军武器和指挥落后，确实不能有力杀伤，所以英国外科军医的救护压力较小，为敌所猜中。但是英军并未料到传染病的打击力之强。

根据英军战场伤病亡统计和军医日记，整个战争中英军受到的枪炮伤并不严重，截肢案例很少。战争中英军阵亡近71人，战伤400余人，外科压力不大。[94]爱德华·克里等军医非常轻视清军的落后武器，对其远距离所致战伤并不惊慌，治愈率较大，减少了因伤致死数，增强了侵华信心和舆论宣传。[95]

但英军却备受传染病打击，病亡众多。在前往侵华途中，英国军舰常困于痢疾、热病以及霍乱，主要以隔离和就近卸载医治应对。[96]如1840年4月，第18步兵团所乘军舰爆发霍乱，准备就近短暂修养，但该团接到赶往舟山的急令，不得不卸下少数病情较重的士兵，就地疗养，然后用“响尾蛇号”（Rattle）装载剩余士兵，开往前线。[97]隔离法是古今最为常用的防疫办法，本不失为切断传染源、减轻疫情、徐图治疗的好办法。但是进入中国战场后，英军快速集结的战争需要，与个体隔离静养的医学要求背道而驰。这导致战争前后英军始终无法有效切断传染源，疫情居高不下。英军战时防疫跟清军半斤八两，多在营中进行，将康复希望寄托于技术、药物或环境的改变。

1840年英军到达定海后，发生严重的瘟疫，损失惨重，引起英军一度恐慌，但其并未坐以待毙。舟山英军一方面加强火力掩护，防止清军偷营，另一方面积极应对疫病。英军一则使用军内外科医生展开应急医疗，二则到定海争设野战医院进行休养，三则加聘各类医生如英国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四则深入定海居民搜抢新鲜食物，五则积极侦测气候和疫病的双向影响，明白了中国人也不能幸免于难，不仅消解了“水土不服”的担忧，更为发动第二次定海之战等新的攻势提供了重要参考。[98]英军的这些战时变化，却并未引起中国的警惕。

另一方面，英国主战派担心疫情动摇军心，战争失利，用尽心思稳住国内和侵华部队，不惜代价继续战争。压力之下，英国高层和鸦片贩子一方面派人到舟山协助调查原委，对内解释瘟疫乃“天灾”，而非敌人之力，尽量掩盖英军不能及时隔离和医药乏力的弊端，大肆宣扬英军极少的战伤、辉煌的战果和清军的落后无能，继续鼓吹侵华；另一方面，对下又声称一定会体谅官兵危难，及时增加本土医药支援，稳住军心和局势。[99]由于英国国内外信息交流多靠书信和报纸，渠道单一，来华英美人主办的报纸和书信邮递，对传递和垄断远东新闻，进而调控国内大众的视野和情绪，导引中英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0]侵华英军、鸦片贩子、主战的传教士等势力，通过《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泰晤士报》等重要报刊，或报道或转载，对英军疫情作选择性、片面性报道，使英国国内“获悉”数百名死亡的英军不是战死，而是死于热病和痢疾等“天灾”后，感觉与其他殖民战争差不多，反战浪声开始减弱，转而附和战争贩子，要求适当增加医疗支援后，继续战争。[101]英国权贵资本的疫情权谋初获成功。

英军高层为显示承诺，于1841年增派设备先进的医疗船“梅登号”（Minden），加派多名军医和大量药物，赴华支援。[102]为了抚慰官兵心理，英军还煞费苦心地给侵华陆海军配备随军牧师。[103]几个兵团也加强战时合作，互调军医协助，并给其额外补偿。[104]新调来的军医，在军舰和香港、澳门的军医院中，用尽浑身解数，努力控制病亡率。最终结果却收效甚微。英国海军部档案所藏助理军医詹姆斯·艾兰（James Allan）的医疗日记，清晰显示了1841—1842年在广州、舟山、香港的侵华英军，因染患痢疾、疟疾、霍乱、热病而病亡者，仍然居高不下，仅勉强比舟山瘟疫减少了病亡数而已。其间虽有少数得以治愈，但是大部分患病者并未有效康复，令艾兰等人颇为疑惑和无奈。[105]

据英军医疗总管助理布莱森（Bryson）战后粗略统计，侵华英军1840年伤病总数为1 763名,1841年为1 821名，1842年为2 243名，1843年为2 125名，其中又以肠胃病、发热病、皮肤病、呼吸道病为主，治愈率不到2%，病亡2 000余名，约是阵亡数的30倍。[106]因此从效果来看，英军并未达到预期医疗目标，所以病亡数居高不下。而这些不利的消息，仅在军方报告或少数医学杂志中能够看见，在鸦片战争贩子的新闻报刊上基本上看不见踪影。可想而知，真相应该是被他们故意掩盖了。

军医也多选择避开政治纠纷，从环境和技术角度来解释病亡原因。战场环境的复杂，使侵华英军经常染患多种疾病，增大了治疗难度，挑战着英军有限的经验技术。布莱森等总结道：面对疾病叠加和冲突的疗法，外科医生非常头疼，常常束手无策。如英军常用柠檬汁、新鲜的肉类、水果和蔬菜，来治疗坏血病。吸收剂、汞和鸦片，来治疗痢疾等肠道疾病，但在饮食上要避免多汁的蔬菜和成熟的亚酸水果。但二者所用的药物及食物有冲突，不能同用，让军医对兼患坏血病和痢疾的士兵无所适从。没有一种办法比另外一种更有效，除了规律饮食、鸦片制剂、镇痛剂等可以缓解痛苦症状外，能有效治疗这些疾病的现有药物，却是少之又少。[107]此外英军尚未意识到自己食品结构的缺陷：较为单调的兵食，经过长途运输，容易腐败变质，食之必病。战后的克里等军医也被论功行赏，成为晋升的本钱，而伤病患者也陆续在澳门、香港、加尔各答、好望角和英国本土被安置休养，逐渐复员。[108]但缺乏良好医护，不可避免地影响伤病官兵的战后康复，以致其仍有较大的病亡率。[109]

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详细的防疫措施和权力图谋，受制于技术弊端和险恶环境，还是漏洞百出，频频失败，凸显了医疗的复杂性。

三 战后的反思与影响

综览鸦片战争，战前中英双方都存在轻敌和误判的情况。火力优势的英军，骄傲轻敌，虽对清朝军事缺陷观察准确，但对华气象、地理、疾病等认识不准，甚至存在误解。而清朝官民对英军基本茫然无知。在本土环境和火器战争中，清军不仅需要内科医生，更需要大量的能应对新式战伤的外科医生，而英军则需要大量的熟悉中国环境的内科医生。但两者的自身配置与战场需要，却出现了微妙的错位，未有效发挥所长，导致中国多“外伤”，英国多“内伤”。双方在战场的碰撞，为医学界提供近距离观察和反思的契机。

（一）英军

自大的心态、火器的优势和战争的胜利，未引起英军作战部队和指挥阶层的反思进步。但英国军医群体在医界内有所反思改进。除了详细记录所面临的医疗困难，布莱森和“梅登号”军医官约翰·威尔逊等人，也积极地反思和探讨。

1、在疫病原因上，威尔逊等认为除了中国地方病的威胁外，军舰内长期的拥挤、不洁物的堆积、通风差、恒定饮食和单调生活等自身的缺陷，对官兵的健康威胁更大，以致许多士兵登陆前就已虚疲，对中国地方病没什么抵抗力，建议军队登陆前做好准备，积极锻炼，保证新鲜空气和饮食，增强抵抗力。

2、威尔逊等人反思现有医药的效果和缺陷，谋求新的速效疗法。他们发现英国军医技术在应对战时复合式疾病时，难度颇大。一些军医固守以往经验，或过量放血，或用药不当，难免导致少数病患死亡。为此，他反对大量放血，慎用催吐；对坏疽、溃疡外皮及时手术，配合硝酸油等消毒；适当使用汞粉和鸦片制剂，治疗急性痢疾，努力减少病亡。

3、受到“阿波罗”号（Apollo）历经战争但几无疫病的启发，主张高频率清洁船舱，时刻保持卫生。

4、他们发现中国军民的病亡数远远低于英军，由此细致考察气象及疫病，总结当地人应对疫病之法。布莱森主张军队可以学习中国人煮沸喝水的办法。部分军医更放下姿态，逐步了解和学习中医疗法，推动创新。[110]

受之影响，战后英军在香港殖民地构建军事医疗系统，强化了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111]驻港英军在战后的病亡率呈下降趋势，至辛亥革命已经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112]英军在香港引入的近代英式军事医疗体制，有效降低了伤病死亡率，产生局部质变。再就整体而言，火器优势掩盖了医术的不足，英军未能化局部改进为整体变革，因循守旧，为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医疗的失败和变革埋下了伏笔。

（二）中国

相比之下，清朝的反思和改进却很少很慢。英军的坚船利炮，迫使清军战后开始缓慢地仿制新式火器。但在其他方面，清朝文过饰非，因循守旧，没有抓住制度和技术变革的大好时机，始终不愿革新兵制，故在军医制度上毫无进步。[113]而西人“水土不服”的观念，被后世继续广为传播，成为时人后世继续战争的根据。[114]在理论技术上，王清任所编《医林改错》推动了中医外科发展，但时人并不重视。[115]鸦片战争前后，以雒魏林、伯驾、合信等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对华传播解剖学、种痘术、眼科等西医技术，开启西医东渐。[116]可中国社会对西医普遍不信任，多避之诋之，使对战场急救极有裨益之西医外科发展十分缓慢。

直到八九十年代，有识之士才呼吁清廷引进西医，发展外科，建设正规的军医制度，可听者仍渺渺。[117]官兵很少主动接触西医，即使接触也多属被迫或偷偷摸摸。如福建水师陈束带，被美国传教士麦嘉湖治好眼疾等病后，对西医印象大好，但却引起了军队的反感，迫使陈某只得暗地联系，犹如作贼。[118]以上不仅严重滞后了中国军医现代化，更让近代爱国军民频频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

鸦片战争也提供了传统威权如何处理伤病的借鉴。就技术成效来讲，两国对伤病的总体医疗效果，其实都一般，不存在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差。对于军事医疗，两国权贵高层虽言之高高，也给予了一定的医护，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将其政治化运作，服务于最高的政治目的。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伤亡人数在双方高层眼中有时并不重要。战时的伤病及医疗声音被双方不同程度地扭曲和利用，或故意掩盖，或有意放大，或顾左右而言他，其实背后都各方的权利诉求密切相关。官兵伤病虽引起一度恐慌，但并未阻止两国继续战争，直至分出最后的胜负。

出自《史林》2023年第3期

[①] 代表论著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国桢：《林则徐大传》，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版；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萧致治：《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刘鸿亮：《中英火炮与鸦片战争》，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②]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据丰富史料，论述了英军疫病与军事方向的大体关系，较为可信，但之后作者注意力转移，未对中英医疗进一步研究。齐敬霞根据国内已出版的史料，对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传染病进行了梳理研究，有所推进，但限于英文资料，部分论述有待深化，见齐敬霞：《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传染病》，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李尚仁曾对鸦片战争军事医疗有所涉及，颇有启发，但所论集中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参见李尚仁：《英法联军之役中的英国军事医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3本。国外主要代表研究参见David McLean, “Surgeons of the Opium War : the Navy on the China Coast,1840-42,”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21,no.491(Apr.,2006）, pp.487-504.该文利用一手资料，对部分英军医在鸦片战争中的医疗活动做出了较深研究，颇可资鉴，但未比照清军，且部分观点仍可据其他史料再探。

[③]《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至第6章。

[④] 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58页。

[⑤] 伯麟等纂修：《钦定兵部处分则例》卷5，道光3年刻本，第3页。

[⑥] 福隆安等编纂，李洵、赵德贵等校《钦定八旗通志·二》卷36“兵志五”，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1—652页。罗尔纲：《绿营兵志》，第365页。

[⑦] 任锡庚：《太医院志》，民国5年石印本，第15页。

[⑧]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户部等衙门奏为遵旨酌核颜伯焘军需条款折》（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5页。

[⑨] 阿桂等编：《钦定户部军需则例》，乾隆50年刻本，卷6第1—2页，卷七第2页。

[⑩]《清实录》卷253“乾隆十年十一月丙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12册，第281页。

[11] 故宫博物院编修：《大清律例》第一册，卷19“兵律军政”下“军人替役”条，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12] 李建民：《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11年版，第151—152页。

[13] 任锡庚：《太医院志》，第15—16页。

[14] 《闽浙总督颜伯焘奏为酌定军需章程恳敕立案折》（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页。简便起见，以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简称为《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不赘述。

[15]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3页。

[16] 参见朱克文、高显恩、龚纯编《中国军事医学史》上篇，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第8—103页。

[17] 参见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213页；李成文主编《温病学派医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版。

[18] 李建民：《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第140—152页。

[19] 王孟英：《王孟英医书全集》，方春阳、楼羽刚点校，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9页。

[20] 王雨濛：《刀针、膏贴与汤药：清代的外科》，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年，第72—112页。

[21] 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自叙”，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324页。

[23] 参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编《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版；任建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名方大全》，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

[24] 罗世瑶：《行军方便便方》，咸丰2年刻本。

[25] 感谢名医赵洪钧先生的指点。上方糙简，有其危险，不便即用。

[2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64—65页。

[27] 参见李椅等编著《南征日记》，全国缩微文献复印中心1994年版。

[28] 徐圣言编《清朝涉外战争史》，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66页。

[29] 方略馆编《缅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69页。

[30] 方略馆编《缅档》，第258页。

[31] 班凯乐：《十九世纪的中国鼠疫》，朱慧颖译，余新忠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32] Frank Dikö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Social History of Drug Consumption in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42, no. 2 (Spring,2002), pp. 317-336.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4页《闽省海防紧要著著邓廷桢暂驻泉州督办事上谕》（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第376页《东河总督文冲奏请将曾经吸食鸦片之千总何永清斥革片》（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第555—560页《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为遵旨审拟守备林东荣买食鸦片放纵烟犯折》（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钱宝琛奏为审拟夹带鸦片吏目解委等情片》（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3页。

[34] 《布政使陈官俊奏陈四条以守为战之计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8页。

[35] 《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禁烟洋务不能歇手并请戴罪赴浙省海营效力片》（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405—407页。

[36] 《钦差大臣琦善奏为遵旨查明林则徐办理禁烟情形折》（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10—611页。

[37] 《钦差大臣裕谦奏为遵旨酌筹定海善后事宜条款折》（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一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34—435页。

[38] 《钦差大臣裕谦奏请造船以利攻战片》（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七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38—440页。

[39] 《刑部进呈伊里布亲供一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98—499页。

[40] 李彬：《舟山瘟疫与鸦片战争考实》，《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

[41] Micheal Levien ed.,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Cree, Surgeon R.N. 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1837-1856, Exeter:Webber&Bower Published, 1981, p.129.香港瘟疫症状以腹泻和热病为主。

[42] 《两广总督祁贡奏为遵旨查明炮台炸裂及琦善与义律谈话情节折》（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60页。

[43] John Wilson, Medical Notes on China, London: Churchill,1846, pp.132-148.

[44]《林则徐全集》编纂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7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3、208页。

[45] 朱盛山等主编《岭南医药文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

[46]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69页。

[47]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户部等衙门奏为遵旨酌核颜伯焘军需条款折》（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4—25页。

[48] 《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报浙江后路粮台制造军械例价不敷酌情变通并缮具条款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49] 《两江总督牛鉴奏请酌议江苏省防英经费支用条款折》（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04—207页。

[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48—149页《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为出海追击英船跌伤等事致祁寯藻函》（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第692—693页《刑科掌印给事中袁玉麟奏陈防英之策八条折》（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08—509《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参赞大臣隆文患病片》（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525—526页《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奕山隆文分驻石门金山杨芳因病咨请调理片》（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湖北提督刘允孝痰喘时作令其加意调治片》（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816页。

[51] 《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镇海失守及各文员下落等情形》（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90—291页。《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查明现存乍浦满营官兵数目并将其家口送交杭州满营情形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22页。

[52] 《著杨芳仍回本任安心调理等事上谕》（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602页。

[53] 《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查明镇海失守及各文员下落等情折》（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90—291页。《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明宁波等处接仗阵亡各员并请分别赐恤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63页。

[54] George James Guthrie, On Wounds and Injuries of the Chest, London:Renshaw, 1848,pp.3-9.

[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300页《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击退来厦门滋扰英船情形折》（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第534—536页《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讯明定海接仗总兵张朝发等败退情形折》（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遵旨查明沙角大角两炮台伤亡将弁兵丁书目折》（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49页。《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乍浦接仗情形并严参惩办溃散员弁兵丁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774—778页。

[56] 张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队的伤亡及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23页。

[57] 《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奕山隆文分驻石门金山杨芳因病咨请调理片》（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26页。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205页。

[58] 《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遵旨查明英人未造炮车并湖南兵未滋扰折》（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50页。

[59] 参见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0] 广东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抗英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6页。

[61]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193页。

[62] David McLean, “Surgeons of the Opium War: the Navy on the China Coast,1840-42,”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21, no.491(Apr.,2006),pp.493-494; D.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London:Sunders and Otley, Conduit Street, 1843, p.109.

[63] D.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p.109.

[64]《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户部等衙门奏为遵旨酌核颜伯焘军需条款折》（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5页。

[65]《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海口筹防严密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41页。

[66] 昆岗、李鸿章等撰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41，光绪25年重修版，第20页。按乾嘉标准，八旗兵丁最低卹伤银30两，绿营兵丁最低20两。英军医药费参考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Vol.31,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 p.23.

[67] MattHew H.Kaufman, Surgeons at War:Med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ick and Wounded in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estport and London:Greenhood Press, 2001 ,pp.34-35.

[68] Harold E. Raugh, Jr, The Victorians at war, 1815-1914 : an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military history,Santa Barbara:ABC-CLIO, 2004, pp.233-236.  MattHew H.Kaufman, Surgeons at War: Med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ick and Wounded in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pp.1-2.

[69] John J. Keevil, Christopher Lloyd,MEDICINE and the NAVY:1200-1900,VOLIV2:1815-1900,London: E. & S. Livingstone, 1963,pp.2-28.

[70] MattHew H.Kaufman, Surgeons at War: Med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ick and Wounded in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5.

[71] 盖布里埃尔、梅兹：《军事医学史》，王松俊等译，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刘锡鸿：《英劭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7页。

[72] 黄治国：《清代八旗军政考选中的逾岁留任制度》，《历史档案》2020年第1期。

[73] B.Pick, “Medical Department of Navy in 1838”, Journal of the Royal Navy Medical Service,xix(1933)，pp.241-253.

[74] Christopher Lloyd,Jack Coulter, Medicine and The Navy(1200–1900), volume IV(1815–1900),p.10,pp.62-63.

[75] W. Turnbull, The Navy Surgeon, London: Richard Philips & B. McMillan, 1806, p.393. MattHew H.Kaufman, Surgeons at War: Med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ick and Wounded in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pp.3-4.

[76] 王广坤：《19世纪英国病理观的转变及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5期。

[77] 高晞：《战时中国观察的一个新视角——评戈登〈一个英国军医的中国观察录〉》，《国际汉学》2020年第1期。

[78] A. M. Tulloch,“Comparison of the Sickness, Mortality, and Prevailing Disease among Seamen and Soldiers, as Shewn by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tatistical Reports,”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 no. 1 (Apr., 1841), p.10.

[79] 虞积耀、王正国编《海战外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4页。

[80] Richard L. Blanco,“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ilitary Medicine, 1793-1814,”Military Affairs, Vol. 38, No. 1 (Feb., 1974), pp.4-10.

[81] 罗伊·波特编《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张大庆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44页。

[82] 威廉·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83] Richard A. Gabriel, Between Flesh and Steel: A History of Military Medicin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War i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C.:Potomac Books, 2013, pp.102-103.

[84]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9—93、324—331页。

[85] 参见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4—209页；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刘海岩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7—255页。

[86] 张洪顺：《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对华评价与态度的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87] 梁忠、梁娅：《浅议早期西医翻译对中医认识偏差形成的影响》，《中医杂志》2015年第9期。

[88] John Wilson, Medical Notes on China, pp.247-248.

[89] 史蒂芬·普拉特：《暮色帝国：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黄中宪译，台北卫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392—414页。

[90] 马幼桓：《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16页。

[91] Richard Cannon,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Eighteen or the Royal Irish Regiment of Foot 1684—1848, London: Parker, Furnivall&Parker,1848,pp.65-67.

[92] Thomas Carter,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Twenty-Six Regiment, London: Military Publisher, 1867, pp.183-184.

[93] 李尚仁：《想象的热带——十九世纪英国医学论中国风土与中国人体质》，“中国十九世纪医学研讨会”论文集，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第1—12页。

[94] 张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队的伤亡及影响》，第23页。

[95] Micheal Levien ed.,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Cree, Surgeon R.N. 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1837-1856,p.87.

[96] Thomas Carter,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Twenty-Six Regiment, pp.183-184.

[97] Micheal Levien ed.,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Cree, Surgeon R.N. 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1837-1856, pp.47-48.

[98] 李彬：《舟山瘟疫与鸦片战争考实》，《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

[99] 参见“Extracts from a Private Letter Tinghae City”,Aguster 25th,The Canton Register ,1840,pp.173-174.

“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Northeast”,The Canton Register,September 22nd,1840,pp.198-199. “Imperial Edict”, The Canton Register,October 13th,1840,pp.217-218.

[100] 参见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起的中西关系》第3、4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01] 史蒂芬·普拉特：《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第415页。

[102] John Wilson, “Medical Notes on China”, The Medical-Chirurgical Review,Vol.7,no.4(1846), p.73.另据英国陆军部战后统计，前后赴华参战的英国军医，高达138名。参见英国陆军部编《英国国家档案馆藏鸦片战争史稿》附录C《1840—1842年中国参战海军及陆军军官名录》，黄若泽、庄驰原、吴慧敏译，王宏志审订，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版，第263—296页。

[103] 英国陆军部编《英国国家档案馆藏鸦片战争史稿》附录A《英国海陆两军在战争不同阶段的分布情况》，黄若泽、庄驰原、吴慧敏译，王宏志审订，第206—213页。

[104] Micheal Levien ed.,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Cree, Surgeon R.N. 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1837-1856,p.91.

[105] James Allan,“Medical Journal of the Naval Hospital at Macao, China, from 15 June 1841 to 30 June 1842”,ADM101/108/1A,The National Archives,Kew Garden.

[106] Dr.Bryson, “Statistical Reports on the Health of the Navy, for the Years 1837-43, Inclusive. Part II. East India Station”,The 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al-Chirurgical Review,Vol.31,no.16(Jul.,1855),pp.53-54.

[107] Dr.Bryson, “Statistical Reports on the Health of the Navy, for the Years 1837-43, Inclusive. Part II. East India Station”,The 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al-Chirurgical Review,Vol.31,no.16(Jul.,1855),pp.55-59.

[108] W.D.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 in China, London: Henry Colburn, Publisher, 1844,pp.451-462.

Micheal Levien ed.,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Cree, Surgeon R.N. 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pp.178-181.

[109] T.Nelson,“Medical Results of Recent Chinese Wars”,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o-Chirurgical Review, Vol.63,no. 32 (Jul.,1863), pp.203-219.

[110] 以上参见John Wilson, Medical Notes on China, pp.31-251.

[111] 杨祥银：《试论香港殖民政府的早期医疗服务》，《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

[112] 李建民：《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58—568页。

[113]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议复刘韵珂等所奏浙江善后事宜折》（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320页。

[114] 参见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2页；炎明主编《浙江与鸦片战争新论》，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78页；齐敬霞：《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传染病》，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王文洪：《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舟山的认知和政策转变》，《宁波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115] 潘秋平：《话说国医·北京卷》，河南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4页。

[116]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3页。

[117] 《论轮船须设医士》，《申报》1876年4月12日，第1版。

[118] 约翰·麦嘉湖：《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厦门》，龙金顺、许玉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4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