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古代都城集中反映了日本古代文化之精华，与中国早期都城相比，有其独特性，更有其相似性。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在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早期礼制性都城的特点。因此，日本的古代都城在仿效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同时，其设计理念及布局也直接或间接遵照了中国早期都城的建制，特别是都城的规划格局，许多方面都来源于中国早期都城设计理念，体现了礼制文化之风貌与观念。古代都城文化充分反映了中日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

作者：高崇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摘自：《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5期

日本都城形态的出现

在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公元3世纪），日本各地出现了许多环壕聚落。环壕是一种防御性设施，其形式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圆形等，中部分布有较密集的居住遗址。大约从古坟时代（约3—6世纪）开始，奈良盆地及附近地域出现了最初的国家政权，即大和政权。至飞鸟时代（约6—8世纪），最初王权所处之地只是单纯的王宫，还没有都城的含义。持统八年（694年），藤原宫正式建成，王宫周围也增设条坊。持统天皇由飞鸟净御原宫移居藤原宫，藤原京成为初期的都城形态。

和铜元年（708年），元明天皇诏曰：“朕祗奉上玄，君临宇内，以菲薄之德，处紫宫之尊，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迁都之事，必未遑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已降，至于近代，揆日瞻星，起宫室之基，卜世相土，建帝皇之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斯在……昔殷王五迁，受中兴之号，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称，安以迁其久安宅。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遂以此诏始建平城京。从元明天皇的诏书可以看出，日本古代都城的营建基本遵循了中国古代建都理念。平城京成为奈良时代日本都城的完备形态，此后兴建的长冈京、平安京基本沿袭了平城京的建制。

日本学者对日本早期都城的研究较为深入，一般认为其古代都城布局是仿自中国的古都规划。王仲殊论述了日本早期都城的建制仿自唐长安城及东都洛阳城，这是非常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在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早期礼制性都城的特点。因此，日本的古代都城在仿效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同时，其设计理念及布局也直接或间接遵照了中国早期都城的建制。本文在中日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都城设计理念入手，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日本古代都城所包含的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特点。

中日古都体现“阴阳五行”设计理念

日本的早期宫都基本为方形设计，改变了弥生时期圆形的环壕聚落形态。这与当时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关。中国新石器时期的环壕聚落及城址多呈不规则圆形，但龙山时代后期至夏代，中原地区已按坐北朝南的正方形营建古城，这也成为历代都城的规划原则。之所以如此营建都城，是因为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日本早期宫都正方形的设计也应是“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了完备的“五行”宇宙观，即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与西、东、北、南、中五方，白、青、黑、赤、黄五色，以及白帝、青帝、黑帝、赤帝、黄帝五帝相对应，并以西为少阴、北为太阴、东为少阳、南为太阳，以白虎表西方、青龙表东方、玄武表北方、朱雀表南方。中国古代都城、祭祀场所的设计等均贯穿“阴阳五行”的观念。郑玄注《周礼·冬官·考工记》“夏后氏世室”云：“堂上为五室，象五行也。”贾公彦疏云：“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庙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贾公彦《周礼·春官·大史》疏云：“明堂、路寝及宗庙，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门。十二月听朔于十二堂，闰月各于时之门。”

元明天皇下诏以“四禽叶图”营建平城京，正是吸收了中国“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即以朱雀表正南、玄武表正北、白虎表正西、青龙表正东。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的宫城正南门称为“朱雀门”，门前大路称为“朱雀大路”。这既是仿唐长安城之形制，又是“阴阳五行”观念在日本古代都城营建上的体现。奈良高松冢古坟的壁画图像中，东壁绘有青龙，西壁绘白虎，北壁绘玄武，南壁似有朱雀图像，但因墓葬被盗已被毁坏。这证实了“阴阳五行”观念在日本的流行，其都城也是以此理念进行设计的。

中日古都体现“象天立宫”设计理念

“王权神授”的观念始于西周，周王自称“天子”，以此加强王权的统治。秦始皇继承了周天子“王权神授”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秦始皇筑咸阳宫以比作天帝所居的“紫宫”，渭水又比作“天汉”，宫城“端门四达”，应是方形宫城四面各有门所通。秦始皇在渭南为自己建生祠“以象天极”，建阿房宫“以象天极”，这都反映了其“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都城规划理念。

中国古代宇宙观认为，北极星是上天的中心，正如东汉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讲汉代祭天的礼制建筑明堂时所说，“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供之”，北极星是最高天神昊天上帝所居的紫微宫所在。东汉班固认为西汉的都城长安就是仿上天北辰紫微宫而建，皇帝所居皇宫为紫宫。《西都赋》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唐代李善注：“紫宫，大帝室也。”日本学者宇野隆夫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城址进行观测后认为：“作为历史背景，大概战国时代新兴的统治阶层有的是按照北极星和天圆地方的观念进行城市建设，并以此强化自己王权，由此形成了与西亚和欧洲不同的中国文明所独特的城市发展基础。”唐代都城长安的宫城称“太极宫”，处理朝政的大殿称“太极殿”。这都是“王权神授”思想在都城营建中的反映。

日本古代宫都同样仿照中国古代都城，采用“建中立极”的营建方式。由南而北有罗城门、朱雀大路、朱雀门、朝堂院、大极殿门、大极殿，形成整个都城的中轴线，朝政大殿处在最中极的位置，并明确称为“大极殿”。大极殿即太极殿，建在都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象征北极星在上天的中心。平安京的宫城内还有“紫宸殿”，其名仿自唐长安大明宫的紫宸殿，也是象征昊天上帝所居的紫微宫。宇野隆夫还指出，在重视正方位思想源头的中国，古代北极星的观测是非常精确的，保证了都城设计的正方位，这对日本古代都城的正方位设置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古代帝王自称“天皇”，“处紫宫之尊”，“奉上玄君临宇内”，所居宫殿称“大极殿”“紫宸殿”等，这些均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地相通”“天人合一”“象天立宫”的都城设计理念，以此强调王权的神圣性、合法性，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威。

中日古都体现《考工记》所载都城设计理念

《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了都城营建形式：“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都城作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大道各九条，城内宫城前部左侧建宗庙，右侧建社稷坛，宫城后边是市场。《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记述了周代王城的规划礼制，是根据当时的礼仪制度对都城的理想化设计。汉以后的都城基本上是按《考工记》规划设计的，唐代的长安城更是如此。

日本的古代都城因仿唐代的长安城而建，必然也包含诸多中国古代礼制文化因素。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在宫城的四周增设条坊，条坊外筑有围墙，这些围墙象征中国古代的郭城。宫城居中，郭城在外，基本呈方形，与《考工记》所记基本一致。《吕氏春秋》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这种形式既划清了国君与国民的分野，又突出了帝王居中之地位。日本都城为民居增设条坊，增筑围墙，正体现了筑宫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思维模式。

日本古文献《令集解》载《古记》中记载，日本古代宫城“最外四面十二大门”。《日本书纪·皇极天皇纪》也记载，皇极时期的飞鸟板盖宫有“十二通门”。考古发现的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的宫城多复原成每面各三门，四面则为“十二通门”。这与《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记载一致。何以“旁三门”，郑玄解释为“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也即，十二门通子丑寅卯等十二辰。古代以干支来记述天地时辰之运转，同时，“天圆地方”宇宙观念盛行，《考工记》如此设计天子都城，大概也是为了表现天子居九里之方城以法地，建十二之通门以法“十二子”，借此沟通天地，更体现了帝王作为天子以御天下之地位。日本古代都城建“十二通门”也应是仿此理念。

依中国古代传统都城之制，天子之宫为五门三朝，诸侯之宫为三门三朝。东汉郑玄始立此说。《礼记·明堂位》记载鲁之宫门制度：“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郑玄注：“言（鲁）庙及门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门，皋、与、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与。”这种宫门制度在日本古代都城中也有体现。如平城宫、平安宫的外门即朱雀门（宫城门），中门即宫门，内门即大极殿门，通过这三道门才能到大极殿，此正是三门之制。日本难波宫、藤原宫、平城宫及平安宫的朝堂院、大极殿等参政议政的殿堂均在前部，而后部的内里则是皇室居住之处，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的“前朝后寝”之建制（图1）。

图1 日本难波宫平面图

中国古代将宫城内中轴线上由南而北的三处大殿称为“三朝”。东汉的郑众、郑玄根据先秦礼制提出天子、诸侯皆“三朝”之说，唐代孔颖达《礼记·曲礼下》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门内，谓之燕朝……其二是路门外之朝，谓之治朝……其三是皋门之内、库门之外谓之外朝……天子诸侯皆三朝也。”唐代长安太极宫内也按礼制建有“三朝”，《唐六典·尚书工部》载：“宫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门，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本注：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本注：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政而视事焉（本注：盖古之内朝也）。”唐太宗于贞观八年（634年）在长安城东北部龙首原上建大明宫，唐高宗于龙朔三年（663年）移居大明宫听政。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大明宫内依然建有“三朝”大殿，最前面的是含元殿。《唐六典·尚书工部》“郎中员外郎”载：“丹凤门内正殿曰含元殿。”注云：“殿即龙首山之东趾也……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含元殿即“外朝”大殿。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是日常举行朝仪之处，即“中朝”大殿，象征古之“治朝”。宣政殿之北为紫宸殿，即“内朝”大殿，象征古之“燕朝”。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将唐大明宫的“三朝”说得更清楚：“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宋张洎曰：“今（北宋）崇德殿即唐紫宸殿也，周为内朝，汉为宣室。”可以看出，大明宫中的紫宸殿、宣政殿、含元殿正是依照礼制规定的天子“三朝”设计而成（图2）。

图2 唐长安大明宫遗址平面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供图)

日本的古代宫城内也是“三朝”建制。如平城宫内里的大安殿、平安宫内里的紫宸殿是内朝或称燕朝，各宫的大极殿应是中朝或称治朝，大极殿之前有朝堂院，此应是外朝。《日本书纪·天武天皇纪》记载，天武天皇于天武十年（681年）二月甲子、三月丙戌曾在“大极殿”颁发政令。此时的天武天皇居住在飞鸟净御原宫，说明飞鸟净御原宫内的朝政大殿就称“大极殿”，且后世历代宫城的朝政大殿均沿用此名。各宫前部的朝堂院其作用与唐长安太极宫的承天门殿、大明宫的含元殿相似，应属外朝。如此，日本的古代宫城也正符合“三朝”之礼制。

日本古代都城集中反映了日本古代文化之精华，与中国早期都城相比，有其独特性，更有其相似性。特别是都城的规划格局，许多方面都来源于中国早期都城设计理念，体现了礼制文化之风貌与观念。古代都城文化充分反映了中日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