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智能技术的驱动下，互联网媒介开启了继内容域、关系域之后的全新阶段——场景域。当前，互联网媒介更加凸显智能化和场景化逻辑，重点塑造人的场景体验，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加广泛。从连接结构来看，互联网媒介构建了智能场景网络，主要呈现为物与物的连接、个体与物的连接、个体与个体的连接三种连接结构。从实践状态来看，互联网媒介生成了万物互联生态体系，体现出立体场景中的连接、拟真实场景的叠加式连接、存在即连接及预测式连接等特征。从价值塑造来看，场景域正引起人与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加快社会空间与逻辑的重构，不断促进主体向“媒介人”的全面过渡。
关键词 ：互联网媒介 媒介化社会 场景域 智能媒介
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与各种媒介形态关联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演变成为形塑每个时代社会存在、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机制。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不仅加快了媒介演变步伐，更引发了社会连接体系的全方位升级，将人类社会的连接关系拓展到新的维度，开启了社会发展的全新时代。互联网媒介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其关键就是通过强大的连接结构。随着互联网媒介的深入发展，媒介形态更加纷繁复杂，不同媒介形态之间也在不断融合。在这种发展态势下，基于德布雷的媒介域概念及其核心理念，聚焦中国互联网媒介的演变及其连接实践，可以厘清当下互联网媒介的连接关系，进而探寻互联网媒介形态发展的主要逻辑。
一、互联网媒介域更替：从内容域、关系域到场景域
在宏观层面上，互联网媒介与互联网概念一致，是“不同计算机网络连接而形成的网络”，特指全球性互联网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在微观层面上，互联网媒介可以理解为“媒介形态群”，包含许多依托互联网生成的具体媒介形态，如门户网站、社交媒介、智能媒介。互联网媒介以上两个层次的内涵，共同反映出互联网媒介的阶段性演变特征。当下，互联网媒介形态的演进已经从“桌面互联时代”“移动互联时代”发展到“万物互联时代”，甚至用“万物互联”都难以概括当下互联网媒介形态演变及其产生的影响。“媒介域”为我们理解互联网媒介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媒介域”这一概念来自媒介学，指信息传播的各种媒体化配置所形成的文明史分期。德布雷指出，人类的思想活动不能脱离当时媒介技术的记录、传递和存储，而每个时代的媒介域都可能混杂着不同的技术载体，其中的技术特征是理解每个时代象征系统的主要线索。[1]按照这一逻辑，人类文明史被分成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及视听（图像域）三个媒介域。[2]可以看出，媒介域是一个较为宏观、跨度很大的概念。媒介域旨在表明技术系统、社会组织和象征系统之间如何建立一种社会契约关系，以及新媒介的出现如何引起象征世界的断裂，一种新的对现实的构建又是如何可能的。[3]易言之，媒介域提示我们，在特定媒介的发展阶段中，总会产生一个特定的时空组合，对于媒介域的理解也不能仅仅以媒介技术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布雷提出的三个经典媒介域是在较大尺度下的划分，拥有对应的分析意义和阐释场景，但不是唯一划分方式。媒介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在不同尺度、不同时代、不同场景下，对媒介形态展开分析，我们自然会获得不同的“媒介发展序列”，即媒介域的不同组合。
基于媒介域和连接结构视角，结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相关数据，笔者以已有研究的划分方式为基础，即1994-2008年的弱连接阶段、2008-2016年的强连接阶段、2016年至今的超连接阶段[4]，完善互联网媒介演变阶段的划分。由于其中的时间节点出现了一定重合，本文按照中国3G技术牌照发放时间及人工智能应用元年，将其进一步细化，将中国互联网媒介演变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即内容域阶段、关系域阶段及场景域阶段，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互联网媒介演变阶段
内容域、关系域及场景域是根据不同阶段互联网媒介连接能力的侧重点命名的，代表了每一阶段由核心媒介为主要依托而形成的主导媒介域。这意味着不同阶段媒介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相对突出的媒介域，研究只是将主导媒介域作为阶段名称。与之同理，核心媒介也不能概括一个阶段的所有互联网媒介形态，而是强调其在这一阶段的重要作用。此外，每一阶段的代表性互联网媒介形态往往是跨阶段的：一方面，有可能早于该阶段就已形成；另一方面，大部分互联网媒介形态会延续到下一阶段继续演变。
（一）内容域
内容域是中国互联网媒介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为1994年至2008年。1994年4月20日，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接入Internet的64K国际专线开通，中国正式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中的第77个成员。中国互联网从此进入实质意义上的发展阶段，互联网媒介形态也开始了演变历程。在1994年之前，中国互联网便已开始建设，但未接入国际互联网，也未面向公众，还难以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由于国际互联网的多年发展，中国互联网建设拥有可直接借鉴的对象，能够很快形成向公众提供的网络服务。因此，中国互联网媒介基本上是与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同步形成的。
在内容域阶段，不同内容节点的连接构成了内容网络，终端设备及个体均成为内容网络的连接节点。由于内容域的终端设备主要为固定在某一场景的计算机，内容由浏览器直接承载，所以这一时期终端节点处于背景中的隐没状态，并不凸显。内容网络的连接结构相对简单，由内容节点和个体节点组成，形成了内容与内容、个体与内容、个体与个体三种具体连接结构。
（二）关系域
关系域是中国互联网媒介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时间为2009年至2016年。2008年，我国网民数量首次超过美国，由此跻身全球网民第一大国。这一年年底，我国网民数量接近3亿，超过了25%的普及率，标志着互联网在中国真正成为主流媒介形态。[5]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张3G牌照，标志着中国进入3G时代。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提升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并能以较快速度处理图像、音乐、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伴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和3G技术的推广，移动互联网传播体系构建起来。网民数量的增长和移动互联网传播体系的构建，为中国互联网媒介发展到关系域主导阶段奠定了基础。
在关系域阶段，个体与个体的连接构成了关系网络，终端设备及内容均成为关系网络的连接节点。由于社会关系的迁移，关系网络的连接结构变得复杂，主要由个体节点及内容节点编织，形成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内容、内容与内容四种具体连接结构。
（三）场景域
场景域是中国互联网媒介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时间为2017年至今。2017年1月17日，工信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在“十三五”期间积极开展5G标准研究，构建5G商用网络，推动5G支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应用融合创新发展，为5G启动商用服务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人工智能支持政策在2017年密集发布。[6]2017年也被称为人工智能应用元年。此后，4G技术的高度普及、5G技术的成熟与正式商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互联网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步入万物互联和智能传播新阶段，互联网媒介形态演变也获得了新的动力。
场景域以智能媒介为核心。智能媒介主要指依托高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传感器等智能技术，能够自主感知用户需求，针对特定的时空和场景，动态向用户提供所需信息和服务的媒介形态。[7]一方面，智能媒介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这些智能技术成为驱动媒介运行各环节的核心力量，赋予了智能媒介感知并理解信息、用户及环境的能力，提升了媒介的智能化水平。尤其是以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媒介更具自主性，可以实现自主采集、分析、制作、生成、分发等功能，逐步具有了自主运行与进化的逻辑。另一方面，智能媒介以人机协同为重要目标。从主体视角看，人机协同主要指技术变革推动下人机关系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人类主导转变为人机沟通、人机互补甚至是人机合一。基于此，智能媒介构建的场景能够更加精准地适配人的需求，进而不断提升媒介用户体验。
二、场景域的连接结构：智能场景网络的多维构建
在场景域阶段，一种新的连接结构占据了重要位置，即物与物的连接构成了场景网络，个体、终端设备及内容均成为场景网络的连接节点。场景域阶段主要形成了物与物、个体与物、个体与个体三种具体连接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内容域与关系域的连接结构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智能媒介整合在新的连接结构之中。
（一）物与物的连接：深度媒介化场景的塑造
互联网媒介从内容域阶段开始就在构建媒介化场景，主要为基于页面媒介的固定阅读场景；到了关系域阶段，基于融合媒介构建的多种移动场景丰富了媒介化场景的类型。然而，不论是固定阅读场景还是移动场景，从物的连接角度来看，均以互联网媒介生成的数码物为主。这种以数码物为主构成的媒介化场景始终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方面，媒介化场景影响的社会空间是有限的，即互联网媒介需要依靠人来拓展自身影响的社会空间，因此互联网媒介自身难以突破这种限制。另一方面，媒介化主要在虚拟性场景中发挥作用，尚未全面打通虚拟性场景与现实性场景，对现实性场景的影响是相对间接的。
在场景域阶段，智能媒介通过极为广泛的物的连接，进一步放大了互联网媒介的影响，将媒介化作用于社会空间的更多维度，从而塑造出媒介化影响更加深刻的场景。首先，在数码物的连接方面，各类虚拟现实设备使数码物的连接更加立体，构建出用户可以沉浸其中并展开行动的媒介化场景，强化了数码物的连接能力。其次，在媒介物的连接方面，更多物体成为可接入互联网的终端设备，从而转换为新的媒介物，智能终端设备不仅能直接发挥作用，更能以自身为中心促进媒介物之间的连接，构建由不同媒介物形成的媒介化场景。例如，用户可以把智能音箱作为智能家居的入口，操控其他智能终端设备，从而形成智能家居生态体系。最后，在智能媒介的“弥漫式”影响下，作为非媒介物的普通物体也成为媒介化场景的构成要素，从而使媒介化的作用拓展到数码物和媒介物之外。例如，在智能家居生态体系中，智能终端设备产生了“弥漫式”影响，即建筑物、普通家居等非媒介物也在客观上被纳入这一体系，作为媒介化场景的重要构成要素。在更深层意义上，处于媒介化场景中的人也可以视为一种“物”，成为智能媒介生态体系的一部分。
智能媒介实现了数码物、媒介物及普通物体等各种物的广泛连接，构建出了深度媒介化场景，使互联网媒介的连接能力到达新的阶段。一方面，智能媒介本身就是场景网络。从复合维度的智能媒介来看，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慧城市等智能媒介生态体系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场景网络，推动互联网媒介迈向体系化的演变阶段。另一方面，在智能媒介构建的场景网络基础上，场景网络之间也产生了连接关系，从而构建出更大规模的场景网络。例如，智能汽车作为一个智能媒介生态体系，不仅在内部形成了用户参与其中的场景网络，在行驶过程中还与路面环境、交通信号系统、定位系统、指挥中心等外部环境不断交换信息，从而形成更大的智慧交通场景网络。
（二）个体与物的连接：一种自然的“伴随”行为
在场景域阶段，智能媒介在使内容实现立体化的同时，也使内容因多样化的交互体验而不再凸显。因此，个体与内容的连接已经被整合到个体与物的连接之中。个体与物的连接既包括个体与数码物、媒介物的连接，也包括智能媒介生态体系中个体与普通物体的连接。在内容域阶段和关系域阶段，个体与媒介的连接是对个体时空的异质性占据，即媒介作为一种异质性存在占据人们的生活。从时间角度来看，媒介在个体的日常时间中分离出了部分时间，使个体时间因媒介而呈现碎片化。从空间角度来看，媒介往往要求人们投入特定交互姿势与媒介展开交互，使人们在空间中也呈现非“常态”。因此，在场景域之前的阶段，媒介在整体上处于嵌入个体生活的状态。
到了场景域阶段，这种异质性占据在逐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个体与物的连接转换为一种自然的“伴随”行为，连接的异质性不断减弱。这种转变的深层逻辑在于：智能媒介生态通过技术具身性重构了人机交互界面，使媒介存在方式从显性的“技术装置”转化为隐性的“环境要素”。以智能音箱为例，其环形阵列麦克风与远场语音识别技术，使交互行为突破传统屏幕触控的物理限制，用户无需中断原有动作或状态即可完成信息获取、指令发布等操作。这种“非焦点式交互”标志着媒介开始以“环境智能”形式融入生活流。此外，智能可穿戴设备通过生物传感器与柔性电子技术，实现身体界面的再中介化，其中的许多信息采集功能通过手腕接触即可实现，其穿戴、使用状态已与日常配饰无本质差异。这种注意力与使用方式的解放，使得媒介使用与日常生活节奏达成有机同步，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环境”的预见性论断。
对于处于智能媒介生态体系中的个体来说，他们如同被媒介“包裹”，可以随时与物进行交互，从而强化了“伴随”行为。场景域阶段人与物的连接正使得曾经的特殊时间和非“常态”行为转换为日常时间和常态行为。随着智能媒介广泛进入个体生活，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三）个体与个体的连接：虚拟具身的升级
在当前的现实性场景中，个体与个体的连接主要采用现实具身的形式。虽然智能媒介在现实性场景中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但依然未完全改变现实具身的重要地位，因此本部分的分析主要针对个体在虚拟性场景中展开的交往行为而言。在关系域阶段，融合媒介通过勾连用户的实际属性构建出虚拟具身，进而与其他用户建立交往关系。这种虚拟具身虽然能使个体获取其他个体的基本情况并感知个体相关状态，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将用户属性进行分割呈现，因而缺乏整体体验感。
智能媒介中的沉浸式应用为虚拟具身提供了新的路径，从而提升了个体与个体的连接体验。首先，在沉浸式应用构建的虚拟性场景中，个体获得较大的身体自由度，不仅可以转换视角与移动方位，还可以开展微笑、挥手、拥抱、言语等多种与现实交往类似的交往活动，从而拓展了虚拟具身媒介化交往行为的类型。其次，沉浸式应用带来的是“整体身体知觉”，而非分割式的感知方式，即沉浸式应用将分离的感觉属性建构成完整的知觉经验，形成把握虚拟具身的知觉结构。[8]例如，在VR社交应用中，用户对其他个体的感知既来自以人的形象出现的行动个体，也来自处在VR社交情境中个体的具体表现，因此VR社交应用提供了更多了解其他个体的契机。最后，沉浸式应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多感官沉浸的手段，能够带给用户明确的临场感，从而沉浸到媒介化交往情境中，提升了媒介化交往的专注度。此外，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沉浸式技术还可以将虚拟具身投射到现实性场景之中，从而使其在现实性场景中直接与个体进行连接。因此，未来虚拟具身在现实性场景中也可能发挥强大作用，如基于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的沉浸式会议。当然，同关系域阶段的数字分身一样，由于个体主观因素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客观限制，当前智能媒介形成的虚拟具身也难以与现实具身完全一致。
三、场景域的实践状态：万物互联生态体系的生成
在场景域阶段，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智能媒介连接起更广泛的物，将场景域的实践状态由移动互联升级为万物互联。万物互联的核心意义在于各类场景的深度媒介化，在空间场景层面体现为立体场景中的连接，在交互界面层面体现为拟真实场景的叠加式连接，在个体行为层面体现为存在即连接，在连接效率层面体现为预测式连接。
（一）立体场景中的连接
从空间场景角度来看，智能媒介通过物的立体化连接使场景实现立体化，从而形成立体场景中的实践状态。智能媒介实现场景立体化主要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数码物的立体化连接。在内容域和关系域阶段，数码物的连接被限定在屏幕之内，虽然呈现的内容是立体的，但用户还是能感受到内容无法突破屏幕的限制，即内容的延伸空间即为屏幕空间。在场景域阶段，VR设备及沉浸式应用的结合真正突破了屏幕限制，搭建了由数码物组成的虚拟性场景，使用户感受到虚拟性场景是一个无限延展的时空，且可在其中移动并交互。而虚拟性场景中的人物、物体、环境等具体要素，本质上仍是数码物，只不过这些数码物在智能媒介中实现了立体化连接。第二条路线是媒介物及普通物体的立体化连接。这条路线可视为对关系域阶段移动场景的延伸。此前的移动场景事实上是媒介物占比较低的空间，且核心终端设备主要为智能手机。在场景域阶段，越来越多的物体成为媒介，智能终端设备也呈现多样化，使媒介物占比获得极大提升。如果从智能媒介的“弥漫式”影响角度看，普通物体也加入连接体系，移动场景中连接的物体数量将更多，从而使用户置于由物体的立体化连接构成的立体场景中。
（二）拟真实场景的叠加式连接
从交互界面角度来看，在场景域之前的阶段，虚拟性场景与现实性场景的界限是较为分明的。虽然融合媒介实现了虚拟性场景与现实性场景的组合式连接，但二者的关系依然是相对独立的，即用户要么偏重于虚拟性场景的交互，要么偏重于现实性场景的交互。到了场景域阶段，智能媒介推动了虚拟性场景与现实性场景的进一步融合，从而出现了一种新场景形式——拟真实场景。拟真实场景是相对于真实场景而言的，主要指以媒介构建的场景对真实场景进行多维度的模拟，从而减弱媒介场景的虚拟感。[9]因此，在拟真实场景中，虚拟性场景和现实性场景呈现叠加式连接状态。
就当前而言，拟真实场景的构建主要由沉浸式技术支撑，并从两方面推进。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基于虚拟性场景推进，不仅使虚拟性场景实现立体化呈现，还能复刻现实性场景的物体和景观，使现实性场景的基本规则和交往方式融入虚拟性场景，从而实现以虚拟性场景为基础的叠加式连接。例如，在“全球首次3D全景VR大熊猫直播”活动中，用户可以利用VR设备中的视频应用观看大熊猫直播，其中的画面与现实性场景同步，空间的方位、移动方式等也与现实性场景相同。[10]另一方面，增强现实技术和混合现实技术基于现实性场景推进，使现实性场景中叠加虚拟性内容，并建立现实性场景与虚拟性内容的联系，从而实现以现实性场景为基础的叠加式连接。例如，在智能家居生态体系中，用户通过佩戴智能眼镜可将虚拟性内容投放到家庭空间中的任意位置观看、交互，也可以利用智能眼镜与生活中的物品进行交互，并实现信息查询、一键购买等操作。
（三）存在即连接
与关系域阶段的“在线即连接”相比，场景域阶段在个体行为层面形成了更加深刻的连接状态。一方面，智能耳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头盔等智能可穿戴设备拉近了用户与互联网媒介的距离，使互联网媒介随时能与用户展开交互，获取用户相关数据并共享给其他设备，也增加了用户与互联网媒介的接触时间，从而使用户最大限度地保持与互联网媒介的连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用户佩戴相关设备，就能保持与互联网媒介的连接，且不影响用户开展其他活动。例如，在用户长时间佩戴智能手环的情况下，智能手环不仅能向用户发送各类消息提醒，还能持续与用户保持连接，获取用户运动状态、地理位置、睡眠情况、身体健康数据等，并随时进行记录、分析，还可将异常状态反馈给用户及其家人。另一方面，随着万物皆媒趋势的加强，社会空间被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媒介覆盖，互联网媒介得以在更多场景中发挥作用，从而出现更多类型的深度媒介化场景。用户只要置身其中或者在这些场景的影响范围内，便随时能与互联网媒介进行交互；即便未展开针对互联网媒介的特定交互行为，用户也有可能处于事实上的连接状态，从而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存在即连接”。例如，用户置身智能汽车内，可以通过与智能汽车的交互，设定行驶路线、播放多媒体内容等；此外，用户在未与智能汽车交互时，也因存在于智能汽车之中，从而时刻保持着与智能汽车的客观连接状态。
（四）预测式连接
智能技术的本质是基于数据的算法，[11]因此智能媒介的运作逻辑受到算法规则的影响。在场景域阶段，算法对智能媒介运作逻辑的介入，使互联网媒介在连接效率上不只是状态的同步，而更具未来预测导向。[12]这种导向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预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决定用户未来的行为状态，而是基于算法对未来媒介运行态势的预判，从而提升用户场景体验。
一方面，算法作为互联网媒介解决各类问题的方案，已经内置于终端设备及云端，用以应对互联网媒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连接效率。因此，算法规则越完善，互联网媒介就越能精准处理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实现了解决方案的提前布局。不过，这种提前布局并不是对现实情况的穷尽，而是一种指导性原则。例如，生成式AI工具无法预知用户会发送什么，也未内置每句话的对应性回复，但会依据算法规则迅速向用户反馈合乎情境的对话内容。另一方面，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互联网媒介虽然无法准确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但可以基于算法对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向用户提供相对优化的选择，从而促进连接效率的提升。例如，智能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会对到达目的地的不同路线的拥堵程度进行分析，评估不同路线的道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通行时间，从而选取最佳路线进行行驶。总之，基于算法的智能媒介使互联网媒介达成了预测式连接状态，助力互联网媒介用户体验的进一步提升。
四、场景域的价值塑造：人与社会的深度媒介化
在场景域阶段，互联网媒介以媒介化场景的超连接整合媒介内容与社会关系，推动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深度媒介化意味着媒介化场景对原有社会场景的覆盖，更意味着媒介运行逻辑对社会运行逻辑的广泛影响。从正向价值来看，互联网媒介重构了社会空间与逻辑，构造出了深度媒介化社会，大幅提升了社会系统本身的运行效率。与此同时，人作为社会主体也深刻卷入了深度媒介化进程，不断改变着人类身体与生存方式，使个体从自然状态向着媒介人过渡。从负向价值来看，互联网媒介更多情况下实现了自主运行与演化，使人与媒介的关系发生变化，可能对人的主体地位造成冲击，从而产生新的主体异化问题。
（一）社会空间与逻辑的重构：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构造
在场景域之前的阶段，互联网媒介的媒介化作用是分门别类的，如政务的媒介化、商业的媒介化、教育的媒介化；场景域阶段的深度媒介化，则是不同门类的媒介化联网成片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台级场景。[13]
从外在表现来看，互联网媒介构造深度媒介化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塑造媒介化场景的过程。在场景域阶段，智能媒介通过物的广泛连接塑造出不同的媒介化场景，这些媒介化场景不仅仅是单一的媒介内容阅读场景，也不仅仅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交往场景，而是用户可以展开生活、工作、娱乐、教育等社会实践的社会空间，即媒介化场景重构了社会空间。与此同时，这些媒介化场景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媒介化场景发生着广泛联系，从而构成更大的媒介化场景，直至重构整个社会空间。例如，上文提到的智能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网络，而智能汽车又位于智慧交通这一场景网络中，智慧交通又与城市中的其他场景网络构成智慧城市。
从内在逻辑来看，深度媒介化实质上是互联网媒介对社会运行逻辑的重构，即媒介运行逻辑不断融入原有社会运行逻辑，从而形成与之并行的关系，甚至最终会大规模改写原有社会运行逻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互联网媒介的运行才逐步趋向社会系统运行本体，社会系统也因媒介运行逻辑的广泛介入而进一步高效化。例如，在传统信息获取模式中，用户需通过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人工筛选海量链接并提炼有效信息，这种线性检索过程常伴随信息过载与认知疲劳；而生成式AI驱动的智能体（如ChatGPT、DeepSeek）通过对话式交互直接解构用户意图，实时整合各类数据集、网络资源、学术论文等跨模态信息源，主动生成深度分析报告并标注动态溯源图谱，将信息获取从“人找信息”转变为“信息适配人”的认知增强模式，重塑数字时代的信息代谢机制。当然，目前互联网媒介构造深度媒介化社会还处于发展阶段，随着智能媒介的成熟与应用，社会的深度媒介化趋势会进一步增强。
（二）身体与生存方式的再造：个体向媒介人的全面过渡
夏德元曾提出电子媒介人的概念，认为电子媒介人是生活于媒介化社会，拥有各种电子媒介，具备随时发布和接收电子信息的便利，成为媒介化社会网络电子节点和信息传播主体的人。[14]这种电子媒介人在关系域阶段就已广泛出现，从而实现了个体的数据化生存。伴随着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构造，个体的身体与生存方式也在发生深层次变革，从而推动电子媒介人向着媒介人过渡。其一，场景域阶段的互联网媒介成为身体不可分离的重要元件。一方面，从物理意义上看，个体不仅高频率连接各类互联网媒介，或处于互联网媒介构建的场景网络中，呈现高度依赖互联网媒介的状态；还主动运用互联网媒介延伸和强化身体能力，从而使互联网媒介成为具有生物器官意义的“电子器官”。另一方面，从身份意义上看，由于虚拟具身的进一步升级，人们不仅运用虚拟具身完成更多社会实践，还以之强化身份属性或创造新的身份属性，从而获得不同的生存体验。其二，媒介化场景成为个体生存无法回避的场域，形塑着个体生存方式。当媒介运行逻辑与社会运行逻辑越来越趋近的时候，人们的互联网媒介实践随之成为大部分的社会实践。个体只有适应互联网媒介带来的实践方式，才能不断获取个体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从而满足自身多方面需求。因此，这种媒介人已经超越电子媒介人的网络节点与传播主体意义，而是一种再造人类身体与生存方式的结果。
五、结 语
总体来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因此以智能媒介为基础的场景域也处于初始阶段。按照媒介演变的“提升”逻辑，互联网媒介在智能化连接方向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将朝着增强型智能化连接方向持续演变。一方面，互联网媒介连接的智能化水平将不断提升。由于智能化连接能力还不够强，互联网媒介现阶段的智能化连接边界较为明显，即用户非常容易触碰和到达智能化连接边界，从而降低媒介用户体验。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媒介将具有更强的智能化连接能力，使智能化连接边界不断扩大，从而降低触碰边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介的智能化连接将覆盖更多新场景。在智能化连接支持下，目前发展较快的媒介化场景主要为智能家居和智能汽车，但这两种媒介化场景影响的范围较为有限。随着智能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媒介化场景的类型和范围都会进一步扩大。需要强调的是，媒介形态的演变不会停止，智能媒介并非互联网媒介进化的终极形态，场景域也不会是互联网媒介的最终发展阶段，生成式AI、元宇宙、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图谱已展现出媒介形态演变的更多可能性。面对加速迭代的媒介生态，研究者的核心使命在于穿透技术表象，深入解析“人-媒介-社会”的共生机制。这既是把握智能时代传播规律的关键，也是构建更完善社会运行机制的必然要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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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夏德元.电子媒介人的崛起——社会的媒介化及人与媒介关系的嬗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4QD09）。
孙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讲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