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历史观以其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宏大视野，指导我们从历史长河、时代浪潮、全球风云中审视知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规律。西方知识体系自古希腊萌芽，历经漫长演化，终随列强殖民扩张而裹挟东渐，致使我国知识体系在诸多方面具备明显的“西学烙印”并影响至今。这一脱胎于特定文明土壤与历史经验的所谓“普世知识”，究其本质不过是“地域性知识”的自我僭越，并因其阐释力日渐枯竭而愈发敞露话语失效的困局。基于此，回归“中国”这一不可化约的知识生产主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势在必行，不仅有“应然”的深层动因，更有“必然”的坚实根基。“应然”之维，植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以及适配“中国式现代化”所催生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的理论支撑。“必然”之维，在于五千余年未曾断裂的中华文明所积淀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任何异质文明都无法替代的源头活水与思想宝库。面向未来，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绝非一蹴而就的理论工程，应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深刻领悟并贯彻“两个结合”方法论，将“问题导向”作为贯穿始终的逻辑红线，最终构建起彰显中国立场、承载中国智慧、蕴含中国价值，兼具主体性、原创性与实践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必然要求并催生与之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回望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过程，从“西学东渐”的被动回应，到“以苏为师”的体制移植，知识生产的深层逻辑始终在“冲击—回应”的框架下运行，致使对本土实践的深刻洞察往往受制于他者话语体系的规约。时至今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已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锚定了根本方向；并于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确，建构我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以实践为基础。十年实践探索充分印证，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蕴含的思想伟力，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不仅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更为我们在大历史观中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留下了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启迪。
一、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及其知识体系的“非自主性”
纵观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不同地域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各异的演进轨迹，其中西方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也经历了深刻变革，展现出鲜明的西学特征。通过分析梳理近代中国历史，可以总结出中国知识体系的发展变化，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更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折射出一种历史必然性。
（一）西方知识体系的起源与构建
西方知识体系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发展历经漫长岁月，从萌芽到壮大，在不同阶段都有着独特的展现与价值，深刻影响了西方乃至全球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古希腊时期是其重要起点，在哲学、数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探索初步构建起知识体系的框架；到17、18世纪，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西方知识体系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领域蓬勃发展，涌现出诸多开创性思想和理论，使其内涵与架构得以丰富完善，逐渐走向成熟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总体来看，西方知识体系从古至今的发展，分别是以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为基础演化的。
古希腊时期是西方知识体系的思想萌芽阶段。西方知识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与其本土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古希腊人对哲学、数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确立了以理性认知世界的基本范式。例如，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到理性思维的关键跃迁；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构建了首个唯物主义的宇宙解释框架，为西方知识体系划定了“以自然理性解释世界”的核心边界，等等。及至17—18世纪，以启蒙运动为核心载体，西方知识体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获得蓬勃发展，完成了从古典知识形态向近代知识形态的关键转型。启蒙运动以“理性法庭”为核心旗帜，主张以人类理性审视、批判一切既定权威，将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全面推广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摆脱神学与哲学的附庸地位，形成独立、体系化的知识形态。在哲学领域，笛卡尔开创的唯理论与洛克、休谟发展的经验论，围绕知识的来源、边界等展开深度交锋，最终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完成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构建了近代哲学的完整框架。在政治学领域，霍布斯、洛克以社会契约论重构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彻底打破“君权神授”的传统叙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勾画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框架；卢梭的“人民主权”与“公意”理论，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核心思想资源，它们共同完成了近代政治学的体系化构建。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批判了重商主义范式，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与劳动价值论，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标志着经济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19世纪是西方知识体系最终完成体系化构建、实现全领域学科定型的收尾阶段，形成了影响至今的西方知识体系基本格局。
整体而言，西方知识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学科分化与融合，逐渐成熟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主导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知识体系确有其先在优势。但是，我们必须在历史辩证法的总体性视野中，清醒厘定西方知识体系“先在优势”的本质内涵与边界限度。这一优势绝非先天的、先验的“普世真理”所赋予的，而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率先开启现代性转型、依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在工业革命的实践变革、科学范式的体系化建构、现代国家的制度探索中，率先完成了对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体系化理论提炼，由此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了对人类现代化实践的解释力和话语传播的先发优势。这是无法被历史虚无主义所消解的客观事实，也是非西方国家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必须直面的前提性存在。但与此同时，我们更要穿透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布下的认识论迷雾，高度警惕其将历史生成的“先在性”偷换为逻辑上的“先验性”、将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包装为人类文明的“普世性”、将特定历史阶段的“有效性”固化为超历史的“永恒性”的理论僭越。因为人类知识体系生成与发展的最深层根基，始终是不同文明主体鲜活的、具体的、历史的生存实践，而人类实践形态的多元性、文明演进路径的差异性、现代性展开方式的丰富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知识体系绝不可能走向单一范式的垄断。
（二）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西学依附”及特定表征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深植于“历史变局”所催生的困境之中，表征为一种“被迫现代化”。知识体系绝非纯粹的观念演绎，其生成与存续高度依赖一个稳定的国家所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与资源性支撑，更依赖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性所提供的价值定向。彼时，国家主权在列强坚船利炮下失序，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无法为自身的思想生产提供最基本的屏障与场域。而数千年积淀的文明主体性，在遭遇作为“绝对他者”的西方现代性时，因无法提供对等的解释框架与应对方案，迅速陷入“器物—制度—文化”的层层式微。这种双重失落，直接导致了学术依附性的生成，亦客观上造成了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期待视野”。在这种残酷的内忧外患压力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制造技术和军事技术，大力发展本土军事力量，以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可以说，外部列强的侵略压力是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西学化的直接催化剂，逐渐迫使中国跳出传统知识体系的局限，寻求与西方接轨的现代化知识转型之路。
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驱动下开展知识转型，本土知识体系日趋西学化，突出体现为知识内容、学科体系、教育制度及研究方法的全面西方化。首先，经史子集所承载的义理之学被分科而治的实证知识体系所替代。继而，这种内容的变革必然引发学科分类的范式移植。西方学科分类以知识的内在逻辑和研究对象为依据，将知识划分为文、理、工、农、医、法、商等不同领域。在西方学科分类影响下，近代中国大学逐渐建立起了多学科的教育体系。进而，这种学科体制通过教育制度的彻底重构得以制度化与再生产，致使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科书编写乃至学位体系，无不以西方模式为唯一参照系。最终，研究方法的科学主义化完成了这一转型的方法论闭环，实证、实验、逻辑分析等技术理性取代了考据、义理、辞章的治学传统，使知识合法性建立在可量化、可验证的西方科学标准之上。例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写道：“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由此开辟了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中国乡村，观察农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对西方学术范式的吸纳，致使我国现代学术得以确立，但传统智慧也因失去了原有的阐释框架，在现代知识秩序中陷入了失语与边缘化境地。总之，近代中国不仅丧失了提出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资格，更在深层学术认知与精神结构上，被动进入了一种长期难以挣脱的文化依附状态，其后果至今仍在后殖民语境下持续引发着关于学术自主性的深刻反思。
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及“自主性”之根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体系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实力的重要象征，其构建与发展愈发凸显出关键性意义。知识体系是指特定社会或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以相对稳定的知识分类、学术规范与话语方式呈现的精神成果系统。它既体现为制度化的学科结构与学术传统，也蕴含着该文明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对中国而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之举，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内蕴着一场深刻的辩证法。当“他者”的理论被奉为圭臬，其代价往往是主体性批判维度的悬置，进而衍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学术依附”，即问题意识的西方给定性、解释框架的西方垄断性、评价体系的西方标准性等。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德文版序言中所言，“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其真义绝非倡导理论的盲从，而是以历史性为前提的批判性借鉴。马克思本人对将自己的学说教条化抱有高度警惕，他曾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以批驳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一论述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将特殊经验上升为普遍范式，恰恰是理论教条化的根源。
就此而言，对西方话语的反思与超越，成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提要求。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别人的理论终究无法代替我们的哲学思考。”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困境，本质上是遭逢西方现代性冲击后，因自身文明母体所孕育的“前现代”知识范式无法直接完成现代转型，从而陷入一种深刻的“知识殖民”境地，即在“以西释中”的认知框架下，我们不仅在知识论层面接受了西方学科分类的普遍性预设，更在价值论层面被动卷入其话语体系。然而，这种学习姿态的确立，也为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预先铺设了一层难以剥离的“西方话语”底色。
当“本体论”“认识论”“公共领域”等术语几乎无一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产物时，我们用以思考、言说乃至批判现实的概念工具，便在无意识中承载了西方的历史经验与文化预设。这种话语的深层规训，让我们的学术思考在概念、命题和范式上，都烙上了深刻的异域印记，形成了一种“言必称希腊”或“论必引西方大师”的路径依赖。譬如，以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来框定中国的公私关系，或以西方线性进化论审视中国历史，都可能在获得“清晰”解释框架的同时，丧失了感知本土经验复杂性与独特性的能力。由此衍生的另一重困境在于，西方话语的强势，不仅仅在于其概念的精密度，更在于其背后往往潜藏着特定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价值导向。这种话语权力一旦内化为我们的学术无意识，便可能导致研究选题、问题意识乃至价值判断上的“自我殖民”。由此观之，当下我们讨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绝非一种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而是对百年来这一思想困境的深刻反省与主动超越。我们需要辨析哪些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方法，哪些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带有价值预设的地方性知识，更要追问：那些看似普适的概念，在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遮蔽了什么，又扭曲了什么？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源自“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这是出于文明赓续的“根”的诉求。“文化主体性”的哲学意涵，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或民族自豪感，内在且必然地指向一个文明体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精神自主性”，即对本源性问题进行自我界定、对生存意义进行自我赋予、对发展道路进行自我决断的能力。如果说西方近代哲学所张扬的主体性意在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文化主体性，则是要把中华民族从“西方中心论”的精神笼罩中解放出来，使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实践。而这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浮于感性层面的精神宣示，其现实性、稳固性与传承性，必须诉诸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与集成性表达。因为成熟完备的自主知识体系，正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对象化、实在化、恒久化的学理载体。诚然，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固然可以通过艺术作品、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感性经验形式进行表达，但唯有通过“精神生产”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才能获得系统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换言之，唯有以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原理为核心要素构建起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将流动的、鲜活的民族精神与文明实践，凝结为具有历史穿透力、理论解释力、实践引领力的恒久思想存在。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属性的知识体系，其根本使命便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一个民族的关切和希望、忧伤和梦想。如果这种表达权旁落他人，如果对本民族历史与实践的阐释只能借用外部框架，那么所谓的主体性便徒有其表。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源自“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诉求，这是出于实践发展的“果”的驱动。如果说文化主体性是从“根脉”意义上规定着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神品格，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从“实践”上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经验素材与问题意识。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决定了其无法在西方知识体系中获得充分的自我阐明，必须通过自主知识创新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内在的规定性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若用诞生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去框定中国实践，要么将其肢解为不合规范的“特例”，要么将其简化为西方路径的“变种”，从而无法触及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文明意蕴。因此，必须扬弃将自身作为“他者”纳入西方叙事框架的惯性，回归至将“中国”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这并非简单的立场选择，而是理论建构的内在要求。这意味着，理论的构建必须深植于本土的实践逻辑，即让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经验与重要价值，能够通过自身创造的知识范式得到本源性的阐明。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基于历史实践的检验所生成的理论自觉。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依赖抽象的概念演绎，必须植根于连续性、整体性、具有稳定内在逻辑的实践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变革，积累了极其丰富、具有原创性的实践素材。这些素材涉及十四亿多人口的国家治理、超大市场的社会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探索等一系列“人类级”的重大命题，并生成了一套具有完整经验链条、深层历史规律与稳定运行逻辑的实践总体，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厚的、不可复制的质料基础。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满足于讲好中国故事，更要提炼出故事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建构起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功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一建构过程，是实践之“果”向理论之“因”的倒逼，更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在现代化深水区实现精神独立与学术自立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式现代化”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要求，实质上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面。文化主体性回答的是“谁在言说”的存在论问题，确保知识建构有“我”；中国式现代化回答的是“言说什么”的认识论问题，确保知识建构有“物”。二者在“两个结合”中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源头活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应然”向度上的时代必然性已然得到充分澄明，一个关乎这一命题能否从“价值呼吁”落地为“现实建构”的核心追问便必然随之凸显：我们是否真正具备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能力与本体性根基？答案之所以能够笃定，并非出于文化浪漫主义式的情绪自洽，而是深植于五千余年未曾中断、历经古今变革与中西激荡仍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有机体，内蕴于这一文明传统中历经数千年社会实践检验、至今仍具有强大现实解释力与文明引领力的知识基因、思想智慧与原生范式，更奠基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史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所积淀的丰厚历史经验与现实土壤。它们构成了中国学术在当代语境下实现自主建构的内在依据与逻辑前提。
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首在“自主”二字。此处的“自主”，绝非狭隘的文化排他主义，更非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封闭拒斥，相反，它恰恰是在人类文明交往交融的总体性视野中，对本土知识生产赖以成立的主体性根基所达成的根本性理论自觉与本体性存在体认。这种植根于主体性自觉的“自主”，内在地要求我们秉持“向内求索”的理论视野与实践路径，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与话语规训下长期形成的“以他者为准绳”的知识依附格局与学徒心态，以清醒深刻的文化自觉反求诸己，重新激活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传统中所蕴藏的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根本存在问题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与原创性文明应答，而非在域外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话语移植与概念嵌套中，持续消解乃至掏空本土知识生产的主体性根基与原创性品格。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五千余年一以贯之的优秀传统文化，绝非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时可资取用的装饰性素材，而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得以实现逻辑自洽、学理自立、话语自主的基础，是其完成原创性突破、体系性建构与历史性发展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系统性、深层次的理论阐发，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传统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内生动力与价值根基的重要作用。在内容上，他强调：“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重要性上，他以“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这一系列本体性论断，从根本上破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附性迷思，确立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生发、演进与创新的本土文明母体。正是这种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文化根脉，为当代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本土资源与独特的理论视野。
质言之，“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活的精神源头与理论源泉，为当代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与历史纵深，并赋予其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的文化定力、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西方知识体系往往根植于其特定的宗教背景、城邦传统或启蒙理性，其命题、范畴与关切未必能与中华文明的现实境遇完全榫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对“人道”与“天道”的独特把握，对“义利”“理欲”“群己”关系的辩证思考，为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开辟了别样的提问方式。例如，关于治理的探讨，不再仅仅是制度与权力的技术性配置，更可回溯至“为政以德”“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关于发展的思索，亦能激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由此生成的自主知识体系，便因扎根于本土经验的历史纵深感而获得了文化定力，其创新性也因此超越了简单的策略性应对或话语移植。这种由文明根脉赋予的文化定力，与由本土实践催生的理论创新，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体两面，使其既具有不可复制的民族性特质，又具备面向全人类的文明普遍性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警惕一种浅薄的理解，即将“自主性”等同于自我封闭的本土主义，或是对外部知识的简单拒斥。真正的主体性，恰恰以对他者的充分吸收和消化为前提。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为例，中华文化正是在与异质文明的深度对话中，通过“否定、保留、超越”的辩证过程，最终实现了宋明理学与佛学思想的深度融合，进而完成理论创新。这一历史经验昭示：主体性的巩固不是排外，而是在消化他者之后的自我壮大。
三、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进路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或者其他硬力量的崛起，更需要体现在基于思想崛起之上的社会科学的崛起。”这种崛起绝非简单的学术繁荣或学科扩张，而是一个国家将其独特的历史经验、文化基因与实践智慧，通过严谨的学术加工与理论抽象，提炼为具有全球视野和时代解释力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的过程。进入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从一种“期望”转变为一种“必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恢宏的理论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作为“定盘星”，亦需要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建构路径。
（一）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
当前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多集中于具体学科的概念创新或政策设计，然而，更为根本的前提在于厘清支配知识生产本身的“总问题”，即我们依据何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筛选素材、设定议程、建构理论。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近代以降，中国深陷“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本性的困境在于：作为文明母体的传统学术体系遭遇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势覆盖时，由于缺乏一个经过现代性转化的自主学术框架，致使知识生产只能在西方预设的问题意识与学科范式内进行有限的调适与模仿。这种局面的根本性扭转，端赖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使我们能够穿透西方知识体系所包裹的普遍主义幻象，对其概念、范畴与逻辑进行前提性的批判与重构。今日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关键在于我们已经具备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根本前提下，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为蓝本，形成原创性理论贡献和知识传播的能力与自觉。
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以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确立了知识生产扎根实践、服务实践、检验于实践的根本准则，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贯穿始终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立场。从理论特质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深刻体现在其对知识建构过程中“总体性”方法的唤醒。当代学科分化日益精细，知识往往陷入琐碎化与技术化困境，丧失了把握社会总体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正是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思维框架，它要求我们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时，不能止步于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现象的孤立描述，而必须洞察这些领域之间内在的、结构性的矛盾与互动。这种思辨路径，使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超越了简单的学科分类，转而致力于揭示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规律，从而在学理层面实现对“碎片化”研究的深刻扬弃。
究其根本，这种指导的最终落点，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格。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在于能否回应时代之问、解答人民之惑。如果知识生产脱离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沦为小圈子的智力游戏或指标化的学术生产，其“自主性”便失去了最深厚的根基。真正的知识源自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现场，将学术命题植根于国家治理、共同富裕、文明转型等重大现实议题，从实践的沃土中汲取思想资源。唯有如此，我们的知识体系才能既有解释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又有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对话力”。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总纲领与总遵循。从本体论层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涉知识体系“魂”与“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成熟的知识体系，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历史观，即一套关于“世界是什么、应如何”的精准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当代中国之“道”的集中阐发。它规定了我们观察世界、理解时代的坐标原点，即“中国场域”与“新时代方位”。若抽离了这一灵魂，知识体系便沦为无本之木、无的之矢，由此陷入西方概念的中性化陷阱，沦为既有霸权知识谱系的地方性注脚。以之为指导，实则是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铸魂定向，确保其根基深植于当代中国最真实、最深刻的社会存在之中，使知识的生产真正服务于民族复兴与文明跃迁的本体需求。
从认识论层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定知识体系“理”与“事”的深刻贯通。这一恢宏的思想体系，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统摄全局的科学理论体系，内含着一整套洞察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论，如系统观念、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等。这套方法论超越了传统书斋式的静态观照，它要求知识体系必须具备穿透复杂表象、直击本质规律的能力。当代中国实践的巨大创造性，已远超既有理论框架的解释范畴。若仅套用西方理论，难免削足适履、方枘圆凿。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即要求我们以“中国之答”回应“时代之问”，将理论研究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从“实事”中“求是”，提炼出具有中国气派、反映普遍规律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实现认识论层面的革命性突破，让知识真正成为把握时代脉搏的活的智慧。
从方法论层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知识体系“一”与“多”的有机整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整体性重构与协同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多学科的交叉融通提供了一套统一的逻辑框架和价值指向。它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总目标统摄各领域知识的差异化探索。在其指引下，各学科既能深耕各自领地，又能相互支撑、同频共振，形成聚焦“中国问题”、阐释“中国道路”的学术合力，最终构建起一个逻辑自洽、结构完整、功能协调的宏大知识体系。
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六个必须坚持”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总纲。“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明确了知识生产的价值立场，杜绝了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书斋式”研究；“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确立了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原则，要求在学术研究中坚守中国立场、彰显中国智慧；“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界定了知识创新的辩证关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底色，又回应新时代的实践课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了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要求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同频共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提供了整体思维方法，确保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拓展了知识体系的文明视野，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这套方法论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知识生产“为谁立言、以何为据、向何处去”的核心命题，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元理论层面的根本支撑。
总而言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就是要将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基因”，用其立场去发现问题，用其观点去分析问题，用其方法去解决问题。这要求我们既要深植于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沃土，又要具备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胸襟，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真正立起来、走出去，成为一种既属于中国，更属于时代的科学理论形态。
（二）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方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非在既有的西方学术大厦上增添几块“中国红”的装饰性瓦片，亦非简单地回归经史子集进行现代检索与复述。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具备双重的自觉：一方面是对当代世界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另一方面是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尊重与理解。
“第一个结合”从根本上划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域。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首先要求其摆脱抽象普遍性的幻象，回归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西方知识体系以“理性”“进步”“主权”为核心的预设，塑造了一个“观看世界”的主体位置，并将非西方世界置于被观看、被书写的客体地位。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重任务，不是去填补某个学科空白，而是要解构这一认知秩序，确立一个非西方的、能够自我奠基的“认知主体”。这是“第一个结合”的深层意涵，即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大地上鲜活的、复杂的、充满张力的社会事实为起点，去检验、修正乃至重构理论本身。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绝不来自西方学术范式的认证，亦不来自经典文本的教条式注解，而是来自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刻把握。这里的“中国具体实际”，包含了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史、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与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实践史的历史总体性进程，这一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知识创新空间。若当“具体实际”仅仅作为普遍性的例证而被征用时，自主性便已悄然流失。它要求学者摒弃从概念到概念的经院式推演，转而深入到中国大地的“社会事实”中，从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与范畴。在此意义上，“第一个结合”实现了中国知识生产的“实践转向”，让“中国”真正从知识生产的“客体”转变为“主体”，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筑牢了不可动摇的现实根基。
如果说“第一个结合”解决了知识的“在地性”，那么“第二个结合”则触及了文明的“基因性”。仅凭“第一个结合”虽能生发出契合时代需求的实践理论，却尚未触及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任何具有持久生命力与世界影响力的知识体系，都必然植根于自身深厚的文明传统。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被定位为“前现代的历史遗存”，沦为需要被改造、规训的对象，直接导致中国的知识生产始终难以摆脱“文明无根”的内在焦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深层地基，必然铺展于本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之上。然而，作为混沌总体的“传统文化”，并非可供直接取用的现成资源，它既是贯通古今、承载民族精神基因的智慧宝库，也无可避免地混杂着受制于封建生产方式与历史局限的思想糟粕。作为方法论的“第二个结合”，首要的任务就是有力地辨识、廓清与剥离那些附着于历史肌体上的封建性糟粕、与现代文明相抵牾的观念桎梏，重新激活、赓续与升华那些承载民族精神基因、超越特定历史语境仍具魅力的哲学思辨、人文关怀与伦理理想。正是在这种批判性所敞开的澄明之境中，“第二个结合”的深层意蕴得以真正显现，即开辟了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知识生产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因吸收了中华文明的智慧而更具中国特色，中华文明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走向现代形态，二者融合而成的新的知识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形态上的集中体现。
更为思辨地看，“第一个结合”侧重于“实”，即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现实问题，形成具有实践效能的政策科学和制度理论；“第二个结合”侧重于“蕴”，即从民族的文化底蕴中汲取智慧，提升知识体系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使其具有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穿透力。最终，“两个结合”所孕育的，是一种超越单一文明视野的“总体性”知识视野，指向的是知识体系“自主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三）坚持将“问题导向”确立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驱动力与检验标准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内在要求从对西方知识体系的问题域与解释框架的依附性注脚，转向对中国实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内生的根本性问题的原生性追问与系统性解答。任何标榜为“自主”的知识范畴与理论范式，其真理性与有效性都不能在自身范围内获得确证，而必须返回它所源自的那个“问题场”，接受实践的严苛检验，即看其是否真正捕捉到了矛盾的实质，是否提供了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
“问题”并非外在于知识体系的消极对象，亦非研究过程中一个有待清除的障碍，而是知识得以孕育和生长的、具有“先在性”的结构性场域。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最为深刻的动力并非源于对既有概念体系的修补或对抽象普遍性的追逐，而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本身所释放出的、无法被任何现成理论框架所消化的“真实问题”。这些问题是历史性的、总体性的，也是结构性的。譬如，如何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而不失其文化主体性？如何驾驭资本逻辑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在技术霸权壁垒中实现自主创新？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深层矛盾的症候，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存在”。知识体系的构建，首要任务便是直面这种“存在”，而非用外来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切割。在此意义上，“问题”成了中国知识生产的本源，它规定着知识的边界、提问的方式乃至解答的可能路径。
当下诸多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尝试，往往陷入了一种“体系先行”的认识论误区，即先验地搭建起一套看似自洽的概念框架，再以裁剪过的本土经验材料填充其逻辑空位，最终完成的不过是西方知识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复刻与变形。这种建构路径从根本上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真实次序。知识体系从来不是先验逻辑的自我演绎，而是在对“真问题”的持续追问、深度破解与反思性超越中，自然生长出的思想整体。这里的核心分野，在于对“问题”的本质界定：脱离中国历史实践与人民根本诉求、从西方理论体系中移植而来的命题，无论其包装得如何精致，本质上都是丧失了现实根基的“伪问题”；而唯有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总体性矛盾，关乎民族复兴根本走向、人类文明存续发展的根本性追问，才是能够支撑起自主知识体系的“真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生成，正是这一逻辑的集中彰显。它没有陷入西方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西方化”的预设框架，而是直面一个后发的超大规模国家，如何走出一条既实现民族复兴、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非西方现代化道路这一根本性问题，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构建起涵盖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完整理论体系，最终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超越，也由此确立了自身的知识主体性。
以问题为知识生产的核心牵引，绝非陷入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更非否定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而是要实现问题追问与体系建构的辩证统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以关乎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为总牵引，在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逐步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范畴、构建起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最终实现问题意识与体系建构的内在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一个民族若不能在思想文化上获得独立与自觉，其发展便难以具备持久的定力与韧性。从近代民族危亡中“提不出”适配自身发展的知识范式，到新时代强国伟业、民族复兴进程中“必须建”起彰显文明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转变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轨迹，更折射出文明演进中知识叙事从“依附性阐释”到“自主性建构”的必然逻辑。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在文明转型的历史关口，以大历史视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基因，整合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经验，确立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中国视域”与“中国话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与知识滋养。须知，知识体系的背后始终锚定着特定的文明观，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始终与资本主义文明的霸权逻辑深度绑定，其知识叙事自带排他性与扩张性；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绝非简单的知识替代或话语重构，而是背负着打破西方知识霸权、彰显中华文明独特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其深层意义在于以中国知识阐释中国实践，以中国智慧回应人类共同命题，在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大历史格局中，实现知识体系的自主创新与文明价值的时代升华，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方案与实践路径。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