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英: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关于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 次 更新时间:2026-06-08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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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英  

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实际上主要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就要求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观点,贯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深入挖掘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并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核心内容,这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关键所在。“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遵循的“研究范式”。以“两个结合”研究范式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主要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相结合;立足时代变化和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面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前沿推动哲学思想创新;借鉴吸收西方哲学的有益成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30日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这些重要论述精辟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应当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以及与世界优秀文明的关系。这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当然也包括形成了自身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界自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一直探讨这一重要学术话题,努力提炼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哲学思想或哲学形态。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会通,努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探讨构建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张岱年先生晚年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中国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方克立先生又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发展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要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哲学内涵,立足时代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传承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进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这一哲学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实现“马中西哲学”“综合创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实际上主要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一、贯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人类历史(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就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即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即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与唯心主义不同,辩证唯物主义通过对自然史和人类进化史的考察认为,人的意识是自然界和人类不断进化的产物,意识和精神是人的属性。世界的统一性不是精神性,而在于物质性。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性的哲学范畴。物质是意识的本原,意识是对客观物质的能动反映,但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物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人类想问题和做事情应当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条件,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出发,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精神力量对物质的巨大反作用。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对待事物、现实、感性,辩证唯物主义不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即人的实践去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包括人的实践活动在内的物质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辩证法的总特征。普遍联系必然导致运动、变化和发展。与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物质观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而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的基本形式。事物的普遍联系与运动、变化、发展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有规律的,质变量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运动发展的“三大规律”。把握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在于深入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深刻认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事物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于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不同地位与作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深刻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事物的能动反映。实践决定认识,是整个认识过程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同时认识反作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能动飞跃,构成认识的辩证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认识辩证运动的全过程。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能力即物质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是构成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它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构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决定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

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创造历史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肯定重要历史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价值本质上是主体和客体在实践、认识关系中“为我性”,也即客体对于主体(人)的需要、生存发展的意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取代资本逻辑统治的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上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应当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必须坚持的重要内容。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充分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实现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使中国迈入现代化的坦途,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一脉相承的,共同构成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逻辑。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只有充分吸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才能反映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传承发展关系。例如,毛泽东思想中的实践论、矛盾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邓小平理论中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群众史观、文化理论的深化发展等;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哲学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从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整体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必须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内涵和哲学创新进行学理性阐释,发掘其中的哲学原理性内容,将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态的主体内容,这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哲学观点主要有:

1.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根本特征和最高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他指出:“《共产党宣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并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

2.提出“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大创新成果。“人民至上”是根本的价值立场,“坚持人民至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观;“自信自立”是内在的精神特质,“坚持自信自立”彰显了我们党推动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应有的精神状态和历史主动;“守正创新”是鲜明的理论品格,“坚持守正创新”揭示了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问题导向”是源头活水,“坚持问题导向”指明了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突出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系统观念”是基本工作方法,“坚持系统观念”把准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新特点,创新了新时代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胸怀天下”是中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情怀,“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界观”。

3.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社会主要矛盾是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

4.提出并系统阐发了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思维和历史自信,汲取历史智慧。作出整个人类历史“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重大科学判断。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取得的宝贵成果。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发“大历史观”,他讲到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有关大历史观的观点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有涉及,一是“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二是“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在2023年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总之,“大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运用和创新,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

5.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判断,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华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两个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最凝练的概括,“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这一系列理论判断的内涵十分深刻而重要,需要我们深刻地体悟。

6.提出以系统观念为统领的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等科学思想方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辩证法,即需要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六个方面的关系。

7.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使我国能站在真理和价值的制高点上,为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开展大国外交,提升我国对外话语权,为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历史主动和战略主动。

8.更加重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创造性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创造性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大命题;创造性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刻阐明了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创造性提出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大命题及其重大意义;创造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及首要任务;创造性提出人文经济学思想,等等。

9.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些重要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回答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主要特征、战略部署、本质要求、制度保障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深入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应当解放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引领和实践遵循。

三、“两个结合”: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方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这些精辟论述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遵循的“研究范式”,当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根本范式。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既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为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推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提供了指引。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也为当代中国哲学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在世界哲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就开始一系列重大哲学关系的研讨,如天人关系、主客关系、形神关系、名实关系、言意关系、知行关系等。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精要的概括,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既有思维方式的结合,也有价值观念的结合。“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让中国传统哲学成为现代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哲学形态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一方面,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开放、最富有生命力的哲学。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前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所注重的是对革命、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忽视了对丰富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欧洲哲学文化传统,如果不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思维范式,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世界观、方法论,那么它将始终是外来的、异在的,就会缺乏文化认同和群众基础。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汏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另一方面,让中国传统哲学“成为现代的”。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中国哲学的范式转型,使其成为具有现代形式的世界哲学。张岱年先生说:“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最重要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整理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史料,探索中国哲学的具体发展过程,从而发现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文化的根本性质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不是现代文化,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激发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促使其现代转型,以形成新的中国哲学。

(二)立足时代变化和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哲学形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理论概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炼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以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为观照。只有立足中国实际,才能构建起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哲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现代西方哲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产生发展的,总体上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坚持守正创新,提炼源于当今时代的哲学思想和源于实践的哲学理论。

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之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人民之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回答这“四个之问”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用以指导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通过对问题的破解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深刻把握并及时回答“四个之问”,应当根据中国发展实践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炼出由“六个必须坚持”“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两个结合”等一系列中国标识性概念有机结合形成的具有明确主题的哲学形态,在与国外哲学学术体系交流互鉴时,才能彰显出自己的原创性与主体性。

(三)面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前沿推动哲学思想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这些前沿科技对人类现有认知将产生颠覆性影响,将对原有的哲学基本原理包括世界观、认识论、伦理观、价值观等多个方面造成冲击,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总是停留于旧的哲学原理及知识体系,是难以构建原创性哲学学术体系的。比如合成生物学标志着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转向,从传统的“格物致知”(通过观察自然而获知)转向“建物致知”(通过制造生命而理解生命),再深化“建物致用”(理性设计与实践应用的统一),技术不再仅是认识工具,而成为改写生命本身的实践力量。但这种转向带来的挑战是,“建物致知”的还原论是否遮蔽了生命的整体性?“建物致用”的目的是造福人类还是导致技术异化?中国哲学传统强调“参赞天地之化育”而非僭越天道,这要求我们在“建物”时不能丧失对“天人合一”的敬畏,在“致用”时必须服务于“生态文明”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逻辑或技术至上主义。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合成生物学哲学,就是要在“建物”与“天道”、“致用”与“向善”之间找到辩证统一的新平衡。

再如,“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风险、技术垄断、深度伪造、能源消耗、数据跨境安全等挑战,全球正从‘技术自由放任’向‘规范有序发展’转型,需建立‘技术创新、伦理规范、制度监管’协同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亟需我们思考以下问题:(1)什么是智能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实现人工智能价值观对齐?(2)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怎么坚持智能向善,应对问题与挑战?(3)什么样的人机关系才是合理的?如何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新型智能文明?

(四)借鉴吸收西方哲学的有益成分

“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分类中,并没有一个与西方所谓的‘哲学’完全相当的独立系统。近年来,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建构起的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受到了质疑。”针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既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不经过“两创”而照着中国古人讲。经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产生具有原创性与主体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

西方哲学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中不乏对时代性问题的富有成果的思考,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水平提升的参考。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资本主义一系列矛盾的批判性揭示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并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再如,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语言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认知科学哲学等方面,可以为中国哲学原创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新的思维视野、启发和方法论工具。

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其存在的经院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理性的狭隘化、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极端个人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等局限性,需要我们批判性地审思,避免陷入绝对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杜绝道德相对主义、反智主义。例如,存在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强调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主观性,以及个体自由和选择的重要性。但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个体的孤立性和自我中心性,过度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本质和个体存在的社会条件性,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由的界限和责任,甚至导致虚无主义。此外,后现代主义极力反对所谓“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确定性”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也是我们需要警惕与反对的哲学倾向。而后现代哲学注重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与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有着共通之处,也为中外哲学交流提供契机。总之,要进一步深化中西哲学比较,参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为世界哲学提供中国哲学的视角。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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