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博物馆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承载体,正逐步由单向静态展陈转向沉浸式、交互化的空间叙事场域。本文以甘肃简牍博物馆为研究对象,结合列斐伏尔“空间三分法”,提出“空间套叠”分析视角,探讨沉浸式技术如何赋能博物馆在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叠互动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生产。研究发现,物理空间的沉浸式营造通过展陈布局与动线设计,实现了观众的具身化嵌入与认知深化；精神空间的符号系统借助简牍、地图等叙事媒介重构历史逻辑,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转译为多元一体的文明叙事；社会空间的情境化体验通过观众互动与角色代入,引发跨时空的情感共鸣,促使个体记忆升华为共同体认同。数智技术通过空间套叠机制,有效打破了地方性博物馆的地域叙事局限,将碎片化的边疆物质遗存转化为具有共有精神家园属性的民族标识,经由沉浸式体验驱动个体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跨越。
关键词：沉浸式技术；空间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在社会发展进入数智时代的大背景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创新叙事方式,依托数智技术的赋能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数字化建构,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课题。
2025年4月16日,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潘岳在全国博物馆馆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培训班座谈会上强调:“博物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博物馆要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对内要深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博物馆浓缩中华文明精华,通过实物展陈构建“可触摸的集体记忆”，将无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具象化表征。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博物馆从静态陈列走向沉浸式空间叙事,使观众实现从认知认同、情感共鸣到价值认同的逐层递进,从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空间。
当前,学界对博物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博物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定位与实践方向的理论探讨。有学者认为,地方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通过内容提炼、效度提升、活力培育三个方面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传播与宣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在技术持续迭代的推动下,博物馆的策展设计通过整合数字化技术所呈现的层次丰富的信息,以非线性叙事结构、虚拟情境建构、语义关联组织及时空延展体验等多重手段融入展览的整体策划与设计中,让观众得以突破时空限制,主动介入并影响叙事发展,实现与展品内容的深度互动和个性化探索。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对博物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讨,多集中于技术层面的理论推导,且容易陷入地方史的叙事局限。事实上,地方博物馆的核心使命不在于展示区域特色,而在于证明区域与整体的不可分割性。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以甘肃简牍博物馆为个案,基于空间叙事的角度探究沉浸式技术赋能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转化。研究旨在探究数智技术如何将简牍这一地方性物质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载体,落实国家民委关于博物馆应“深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要求。研究既可为博物馆的数字化叙事提供范式，又可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借鉴,助力博物馆发挥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
二、博物馆的叙事转化：空间三元辩证法下的叙事框架与意义建构
空间叙事的概念源自20世纪“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思潮,是一种通过组织与安排物理空间中的各类要素,呈现人物行为轨迹、社会交往过程及其互动关系,从而传递情感、主题和信息的跨媒介表达方式。在博物馆语境中,空间叙事表现为将展览内容转化为深度体验的符号系统,是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在博物馆语境下,文物并非孤立的物质存在,而是共同体叙事链条中的关键节点。每一件藏品都锚定了民族间交往、互鉴与融合的历史方位,共同勾勒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图景。数智技术则通过对这些节点的时空复活,使其从碎片化的存留转化为连续性的共同体叙事。博物馆空间不仅是历史事实的再现,更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代社会中内化于心的重要方式。
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结合了马克思、黑格尔和尼采的思想,创造性地将空间分为三个维度: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他认为空间并非事物的一种,而是连续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就博物馆而言,物质空间是博物馆中可感知的物质布局与动线；精神空间是博物馆中被概念化设计的叙事逻辑与符号系统；而社会空间则是观众体验与意义内化所生成的关系结构。博物馆作为空间叙事的复合场域,正是在“空间套叠”的互动机制中,物质空间的场域真实、精神空间的逻辑解构与社会空间的情感共振产生多维交织。这种套叠消解了地方性叙事的孤立性,将观众带入一个超越地域限制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空间,从而在具身化体验中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
(一)物质空间:博物馆中可感知的物质布局与动线
物质空间是人类物质性载体存续与活动的具象形式,是承载物质关系的现实空间。博物馆展厅通过物质形态(如展厅布局、展览陈列)与动线系统(如建筑分布、参观路线)塑造了可感知的叙事场域。在这一场域中,观众通过视、听、触等多感官交互,在具身实践中接受特定的共同体叙事。
首先,从展厅的宏观主题设计来看,博物馆通过展厅的分设实现对历史逻辑的跨媒介呈现。以甘肃简牍博物馆为例,其常设展览分为“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帛”四个单元。这种空间布局并非简单的文物堆砌,而是按照时间与叙事逻辑的双重维度,将大一统格局下的政令通达、丝路贸易、民族交融编排为有序的“空间章节”。观众在从“简牍时代”向“简述丝路”移动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更在空间位移中直观地感知河西走廊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动脉的物理存在,从而内化了边塞与中原一体的叙事逻辑。
其次,从展厅内的布局设计上看,视觉焦点的锚定与动线的指引关系到观众如何进入共同体的记忆空间。甘肃简牍博物馆在展陈风格上以土黄色为主色调,并利用数智化手段复原了汉代悬泉置、烽火台等遗址景观。这种物质空间的场景重构,将碎片化的简牍遗存置于宏大的地理背景中,呈现出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的有效覆盖。博物馆的展厅设计必然服务于文化表达,作为以实物展品为基础的文化表达空间,其藏品与展陈方式共同构成了观众文化体验的载体与观念传达的途径。博物馆作为实体化的物质空间,通过多维度立体化的空间设计和布局动线打造了可感知的叙事场域。文物的陈列的空间位置、观众游览的行进路线以及展厅装修的风格设计都是可感知的叙事元素,展陈设计通过具身化的历史体验强化了个体对共同体记忆的沉浸式参与。
(二)精神空间:博物馆中被概念化设计的符号系统
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将博物馆视为文化表征的核心场所,认为其本质是通过符号系统与权力运作建构意义生产空间。博物馆的物质空间建构的符号系统通过传达某种意义成为意识形态表征的重要场域。这一从物质空间到精神空间的表征过程就是罗兰·巴特所强调的神话的建构过程。神话并非直接呈现原初的图像或概念,而是对其进行再度诠释与价值赋予,从而建构起神话的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和符号。神话并非凭空生成,而是依托于先前已然存在的符号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一个次生的、更为复杂的符号学系统。在博物馆中,展品被剥离了最初的工具属性,通过数智化的再度诠释与价值赋予,建构起一套指向共同体的符号系统。
博物馆通过特定的展示机制将展品从其原始语境中剥离并重构为纯粹的“视觉审美对象”,通过对简牍文本的符号化重组,实现了从“碎片化遗存”向“文明实证”的转译。数智技术通过全息投影与多媒体交互,将这些晦涩的简牍文字转化为动态的符号图景。这些简牍不再被视为地方性的古代竹片,而是被编码为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实施有效治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化契约。这种叙事策略切实落实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植于展陈细节的要求,使观众在认知层面打破了地方博物馆的叙事孤岛,将文明的连续性直接内植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度认同。通过展览中的历史符号聚合(如多民族交往、边疆治理、丝路交流等),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被引导将文物与“家国情怀”“大一统格局”等概念相联系,从而实现文化认同的再生产。
(三)社会空间:博物馆中的观众体验与共识凝聚
社会空间是人们进行生产实践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之地,其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存在一定的可知性与开放性。它既非完全由权力规训主导,亦非纯粹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物质空间与符号系统在观众主体性介入下生成的动态协商场域,在“空间套叠”视角下,观众在游历中由个体体验逐渐转化为共同体认同。
首先,社会空间通过数智交互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向主动生产的转化。博物馆不仅是叙事展开的场域,更与文物、藏品、场景及事件共同建构叙事内容。“叙事”是一个包含主体、媒介与受体的完整系统:叙事主体负责挖掘与组织素材,叙事媒介承担信息的编码与传递,而叙事受体则接收信息,并内化为自身的认知结构与情感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多元社会力量,包括空间的设计营造方与最终的使用体验者,均深度嵌入特定的空间场域,并通过持续的互动与协作,共同完成内容创生与价值创造。在“空间套叠”的视角下,观众在游历过程中，其个体体验逐渐转化为共同体认同,实现了个体情感与民族情感的叠合,这一过程正是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过程。
其次,社会空间利用角色化嵌入实现了情感共鸣与价值对齐。博物馆作为空间媒介,其空间性意味着受众在步入其中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与空间交互的过程,展厅的展览布局、灯光分布、文物陈列、沉浸式互动体验甚至服务工作都成为受众体验的组成部分。这种在身体经验与技术介导持续对话中产生的社会共识,超越了单向灌输模式,以空间为媒介将共同体意识内植于受众心智。在受众与空间的双重机制下,博物馆传达的意义被内化于心,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培育。
三、空间套叠中的博物馆复合叙事：沉浸式技术驱动下的具身体验实践
在数字时代,沉浸式技术的发展推动博物馆空间程度的拓展,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提供技术赋能,在扩展文博实体参观体验与知识获取路径的同时,其通过多模态展现和跨媒介叙事提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效能。沉浸式技术通过以下双重逻辑重构了博物馆的叙事属性:一方面,基于展厅布局与动线设计的物理场域构建了物质空间的基础；另一方面,以VR、AR及全息投影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在原有物质空间之上,叠加了具有高度叙事性的数字层,实现了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空间套叠”。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碎片化的简牍被置入宏大的时空坐标系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空间的重叠、视觉的强化与情境的再造,转化为观众可触、可感、可交互的具象化体验。这种复合叙事不仅完成了历史逻辑的数字化重构,更通过受众的具身实践驱动了个体对共同体认同的深度内化。
(一)深化体验:物理空间的嵌入具身化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活的身体”(lived body)概念,强调身体在空间感知中的基础性作用,主张空间的观念最初是人类通过身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形成的。甘肃简牍博物馆通过构建历史场景实现了“身体—空间—叙事”的闭环,通过多维度感官延伸使受众实现身体的全面嵌入。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厅以代表西北戈壁的土黄色为主色调,将长城砖瓦、戈壁沙砾等元素融入展厅墙壁之中,使观众在进入空间的第一刻便被置入“边塞”场景之中。这种空间化的编码,不仅是地理场景的再现,更是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空间格局的数字化重构。通过“移步换景”的线性动线设计,观众在展区穿梭,感知到边陲与中原在历史进程中的休戚与共。这种动线引导将碎片化的边陲感知整合为完整的民族共生叙事,使观众在空间迁移中深刻意识到边疆与中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线上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完成从地域感知向整体认同的叙事转译。通过对现场观众的观察与访谈发现,物质空间的场景重构极大地增强了这种整体感。“以前觉得简牍只是甘肃特有的考古发现,但走在这个模拟的边塞动线里,看着数字地图上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我突然意识到这里在汉代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核心枢纽,边疆和内地其实一直是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访谈游客A)当物质空间不再是冰冷的陈列,而转化为可游历、可感知的地理逻辑时,受众便能自发地完成从他者景观到共有家园的心理跨越。
身体在空间的嵌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环节,甘肃简牍博物馆以“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帛”四大展厅为叙事轴心,将4万余枚汉简按政治、经济、军事等主题分类布展。这种分类逻辑隐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对历史脉络的筛选与整合,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中,在讲述丝绸之路的展厅环节,展厅将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的“居延里程简”与发现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悬泉里程简”并列展出,这两枚汉代简牍相互衔接,清晰呈现了汉代丝绸之路东段主干道从长安(今西安)直至敦煌的详细通行路线与核心驿置分布,详细记录一路上所历经的31个重要驿置的名称与相互间的具体里程。通过数字地图完整勾勒出汉代长安至敦煌的交通网络,通过地理坐标重构丝绸之路的空间秩序,揭示了汉帝国边疆治理与跨区域交流的细节,呈现了中原与边疆在历史演进中高度一体化的空间脉络。
除了展厅的动线设计,甘肃简牍博物馆还通过营造历史还原空间,为观众提供了具身化的沉浸式体验场域。在长城烽火台单元,博物馆采用实景搭建与沉浸式大屏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还原长城烽火台模型,另一方面通过大屏延展至远方的烽火台,并以动画演绎烽火依次点燃、层层传递的过程,直观呈现了边疆在遭遇敌情时的高效信息传递网络。这一视觉化、动态化的叙事,不仅再现了边防告警机制的历史真实,也通过“烽火相连”的象征性意涵,强化了观众对长城作为多元一体、守望相助精神象征的理解。同时,互动墙壁的设置使观众能够模拟古代士兵,通过“窗口”观察敌情。这种沉浸式互动不仅提供了代入感,更在体验过程中促成观众将个体感知转化为共同体记忆,从而增强“长城内外皆中华、守望相助共为一体”的共同体认同。在“边塞人家”单元的“御敌”展项中,博物馆通过沙盘模型与沉浸式大屏相结合的方式,重现汉代士兵抵御外敌的战场景象。观众可通过特制设备沉浸式观看物资运输、城墙防御、城下作战等多维度细节，从而获得在场体验,这种以具身化为基础的再现策略,不仅帮助观众理解汉代边塞军民守土固边的艰辛与智慧,更在叙事逻辑中凸显了边疆安定与民族整体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博物馆将个体体验与集体记忆、历史叙事与当下认同有机结合,在情境化的再现中实现了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进而在观众心中潜移默化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认知重构:精神空间的感知具象化
博物馆中的陈列物并非无序地布置于某处,而是依据特定主题进行组织与展示在一定的空间中。馆藏物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表征,深刻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博物馆中文物的收藏、展厅的设计等要素需要遵循特定的文化逻辑。甘肃简牍博物馆以简牍为核心展品,本身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属性,它在博物馆空间叙事中被重新编织,形成“边塞治理—丝路交流”的意义链条。简牍作为记录文本的媒介,记载着汉朝边塞治理、丝路商贸、民族交往等历史信息的文物,本是碎片化的历史遗存,却在博物馆的叙事空间中被编织成具有意识形态指向的符号网络。通过展陈设计、阐释策略与教育实践的三重编码,甘肃简牍博物馆实现了简牍的“能指”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指”的链接,构建起符合国家主流叙事的合理化神话。其并未止步于对西北边塞“地方性”的猎奇式展示,而是通过“空间套叠”实现了从“区域史”向“国家史”的意义升华。证明即便在地处祖国西北的甘肃,其历史遗存依然是中华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的坚实物证,从而实现了地方性知识向国家认同的转化。
甘肃简牍博物馆将展览划分为“简牍时代”“简述丝路”四大单元,通过文物组合与文本注解构建意义链条。例如《击匈奴降者赏令》及相关文书,不再被视为孤立的考古遗存,而是被编码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追求和平稳定的历史实证。这种叙事策略通过数智手段将静态文物转化为动态的民族互动图景,落实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植”于展陈细节的要求。“这些文字记录的不仅是军事和政令,更是各民族在冲突中走向融合的历史实证。当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被串联成一个民族共同奋斗的故事时,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非常强烈。”(访谈游客B)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简牍成为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微观透镜,有效破解了地方博物馆的叙事局限,直接内植为观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度认同。
另外,博物馆中对疆域地图的展现也体现出中华民族交融发展的进程。地图使人地关系被中介化,在博物馆空间中,数字地图通过将现实空间中的抽象信息转化为可视化形态,使受众突破依赖身体经验的传统地理认知方式,转而通过地图标记和符号实现间接理解。其空间表征系统以地理疆域的具象化呈现为基础,将多元民族的分布纳入统一视觉秩序之中,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身化认知载体。地图的动态演变图层揭示了民族迁徙的轨迹与文化交融的节点,将原本离散的历史事件转化为连续的共同体建构进程,实现了从时间维度到空间叙事的转译。这种空间叙事策略,本质上通过视觉化的表达重塑心理地图,将共同体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认知实体,从而完成地理空间向价值认同的意识形态编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生成与文化认同的再生产。在汉代交通与疆域治理、霍去病北征匈奴以及丝绸之路发展变迁的展示中,通过沙盘、数字地图与动画视频等手段,将古今交通对比、汉军行军轨迹和丝路演变过程以可视化方式呈现。这种时空叠合的视觉叙事,不仅彰显了河西走廊在中央与边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枢纽地位,也激发了观众对共有疆域的归属感。同时,丝绸之路的动态叙事展示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逻辑的认知。
(三)情感共鸣:社会空间的体验共情化
空间既蕴含社会历史的深层积淀,体现出深刻的宏大叙事,也能吸纳个体经验,实现微观化的私人叙事。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展区中,士兵与百姓的住所、生活器物与家书简牍被整体置入复原空间,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切身感受到戍卒、百姓、商人等群体的生存困境与家国情怀。空间在此不仅是展示背景,更是情感生成的机制,它将零散的简牍和文物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氛围,使个体情感自然升华为共同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例如,《兒尚与杨掾书》折射戍卒的艰辛,《赵负遗衣简》展现“军嫂”的坚贞情感,《借裤简》《檄文》以及刻有“忠”“情”的木制圆盖,皆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叙事联结,引发观众共鸣；而《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和《康居王使者册》则反映了汉代对边疆的制度治理与文化关怀,是汉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基层实行标准化行政管理的证明,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政治层面的早期实践。这些案例将普通人的日常与共同体的集体命运融汇在同一空间叙事中,在情感共振中，观众感知的不再是孤立的历史碎片,而是由千万个家庭共同铸就的民族脊梁。这不仅展现了历史上中原与边疆血脉相连的生活图景,也在观众心中唤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刻的情感认同。
叙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行动,是有情感温度的互动交流。博物馆的互动空间进一步强化了博物馆的交互叙事,交互叙事不仅在全新的维度上提供了内容呈现的形式,也创造了用户发挥自身主题进行表达和交互的空间。甘肃简牍博物馆的“书于简帛”展览中,提取简牍文字进行古今对照,以汉字为精神媒介建立跨时空对话,使受众实现与古人的共情,还设立了数字书法体验区域,观众可以在数字板上临摹简牍上的文字,并且实时投射至公共屏幕,使个体的书写实践升华为集体的文化展演。这一过程激活了将汉字视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标识的深层认同。通过对现场观众的参与式观察与随机访谈发现,这种技术介导的互动极大地激发了观众对共有文化基因的自豪感。当观众亲手写下古文字并实时投射时,其身份已从观察者转化为共同体文化的传承者。“当我在屏幕上亲手写下两千年前的汉字时,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局外人,而成了这种文化的传承者。这种化身体验让我明白,汉字是我们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标识,这种文化根脉是一直延续至今的。”(访谈游客C)这种化身体验使观众真切感受到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形成的血脉联系,彰显了复合叙事模型在强化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效能。
四、结语
博物馆作为历史与文化的空间载体,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保存文物,更在于通过空间化叙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象化、具身化与情感化。研究发现,数智技术驱动的“空间套叠”有效打破了地方性博物馆长期以来存在的地域叙事局限。 物质空间的展陈布局为叙事提供了历史真实性,而沉浸式技术则通过数字层面的意义叠加,将碎片化的边疆物质遗存转化为表征中华民族交融发展的共有文化标识。这种“空间叙事+技术赋能”的复合路径,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被讲述,更被观众通过交互体验深度领悟并内化。以甘肃简牍博物馆为例,当物质空间的真实感知、精神空间的逻辑重构与社会空间的情感共鸣产生共振时,原本具有地方色彩的简牍文化被无缝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博物馆由此超越了地方展示的职能,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数智时空中的具象延伸,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就了深厚的文化与情感根基。
沉浸式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构建超越物质空间限制的多维叙事场域。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性展陈与静态观察,而是通过创造可进入、可交互、高度情境化的数字环境,让观众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体验者”。这种深度参与,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宏大概念,得以转化为观众可感可知、可亲身体验的具体历史情境和文化连接。博物馆空间的多维套叠,不仅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叙事内容的时间跨度与地理广度,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多感官同步沉浸式的交互触发观众的“心流体验”,使其在主动的身体化参与中,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内化于心。甘肃简牍博物馆通过将珍贵的简牍文献内容转化为多维度的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叙事,成功地将简牍所承载的丝路交往、边疆治理、民族融合的历史信息,转化为观众可感可知、可参与体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沉浸式体验的营造必须以深化历史真相认知和强化共同体价值认同为导向,避免陷入过分追求技术呈现而忽视历史内涵深度的误区，确保数字叙事既生动有趣，又兼具严谨的学术支撑和深刻的价值引领。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认识和发挥沉浸式技术与数字叙事在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的核心驱动作用至关重要。未来应持续强化沉浸式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深度,探索更富创造力的数字叙事表达,将其无缝、有机地融入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体系之中,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数字时代深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强大阵地。
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图像传播机制与效能提升研究”(25BXW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媛,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潍赟,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张媛,张潍赟.空间套叠与共同体叙事:数智赋能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J].新闻传播学刊,2026(2):79-88.
CY/T121-2015 张媛,张潍赟:《空间套叠与共同体叙事:数智赋能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2期,第79-88页。
MLA 张媛,张潍赟."空间套叠与共同体叙事:数智赋能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学刊.(2)2026:79-88.
APA 张媛,张潍赟.(2026).空间套叠与共同体叙事:数智赋能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学刊,(2),7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