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日，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捕了该国总统马杜罗。这是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战争行为，是对美国曾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准则的粗暴践踏。与此同时，丹麦、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伊朗等主权国家遭到美国不同程度的威胁，其所有苍白的理由，无不以武力为言说的后盾。一时间，世界似乎又回到我们熟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时代。
黑格尔说过：人类能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忧心忡忡的观察者们，不论是把美国当作自由灯塔，还是看成洪水猛兽，咀嚼着先哲的话，不禁为人类文明的前途扼腕再三。其实，特朗普也是讲历史的，他津津乐道的“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之类在美国政府看来“不证自明”的论断，其实就是200多岁高龄的“门罗主义”的新版本。用扭曲的历史，做一次充满帝国主义霸道逻辑的回望，是特朗普“致敬”历史的新腔调。
惊悚的是，类似的话，军国主义日本也说过，“亚洲人的亚洲”“亚洲的星辰”“大亚洲主义”等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眩的新词，如同黑夜中明灭不定的鬼火，诱惑了愿者上钩的合作者和同路人。而其底色，则是一个企图霸占中国、主宰全球的帝国主义新贵令人瞠目结舌的全球性思考和“宏大蓝图”。1929年，石原莞尔在中国长春第一次演讲其对于未来世界大战的思考。在他看来，被称为“the Great Wa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决战，不应称“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洋文明的中心转移至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以日本为领袖的有色人种与以美国为首的白色人种之间关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是以美日为中心的战争且是真正的世界大战”；此次战争，将是“人类斗争力最极限的战争”，是“人类的最后一场大战”。
为了准备预想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不由分说地设定自己的“利益线”和“生命线”，中国东北被石原莞尔看成理想的资源产地、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基地。占领“满蒙”，成立傀儡国家，组建“东亚联盟”，是石原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构想的基础。他提出，“以天皇为中心作为东亚联盟的基础”，该联盟在陆上要能够对抗苏联，海上要能够对抗英美。“满洲国在东亚联盟防卫上的责任相当重大。特别是对于苏联的侵略，必须要有与大陆日本军联合击溃苏联侵略的自信心。”石原的构想被那个时代的军国主义分子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奉为圭臬，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1931年的中国，面临重重危机。尽管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国际联盟为何物，但他们把国家的命运无奈地托付给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刚成立的国际组织。以一战中千万亡灵的名义，决心“非战”的国际联盟派出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德、意、法、美等国参与的代表团，不远万里，来到东亚，试图明辨是非，裁判公道。这就是陈海懿的新作剖陈的对象。
李顿调查团成行之际，与“满蒙”关系密切并与日本有着百年世仇的苏联，冷静地观察着。1931年9月23日，斯大林在索契致电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他猜测“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不大可能的是，美国为保护张学良而掀起喧嚣；很可能的是，日本与“老奉天分子”合谋。因而决定，不进行军事和外交干涉，“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而苏联应使他们“争吵起来”。但为了显示苏联反对日本武装干涉，他提出两手的宣传策略，“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大骂国联是战争的工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而《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
大国之间的博弈，果然在觥筹交错的表面文章之外。陈海懿围绕李顿调查团的组建、调处等过程，揭示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秩序面对挑战时的反应，以及反应背后的大国逻辑：李顿调查团基本厘清了九一八事变的来龙去脉，这是它存在的巨大价值所在，但无论是否派遣代表参加调查团，没有大国根据已经确定的事实，出面帮助中国。倒是身为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深受刺激，于1933年3月27日通知国联，声称鉴于其与其他成员国的深刻分歧，决定根据《国联盟约》第一章第三款，退出国联。退出之际，它用英文诉说了自己对于和平的“一贯追求”：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elieve that the national policy of Japan, which has for its aim to ensure the peace of the Orient and thereby to contribute to the caus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identical in spirit with the 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which is to achiev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It has always been with pleasure, therefore, that this country has for thirteen years past, as the original member of the League, and a permanent member of its Council, extended a full measure of co-operation with her fellow-members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its high purpose.
军国日本诉说自己热爱和平而不被世人理解，是世界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所以，就其初始目的而言，李顿调查团的使命失败了。日本未受制裁，坐实了国联“掩护侵略”的骂名，更糟糕的是，所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就此看穿了国际联盟的虚弱本质：国联的支柱英、法两国，根本就没有全球治理的能力和决心。于是，希特勒跨过莱茵河，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德、意干涉西班牙内战，伙同佛朗哥倾覆了共和国。1937年7月，日本几乎用同样的手法，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以国联为象征的国际新秩序还未定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把它化为灰烬。一片废墟之中，联合国应运而生；中、美、苏、英等创始诸国吸取了国际联盟空言误事的教训，决心把永久的和平与维护和平的机制传之后世。来路班班可考，在联合国权威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时刻，阅读陈海懿深描的国联“礼崩乐坏”的最初篇章，无疑可推动我们对现实的思考。
破坏国际关系秩序、走上与全世界为敌邪路的日本，最终以无条件投降，向历史呈上了自己的答卷。断尾求生的它，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表示：“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施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国内之日本国民之判决。”然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谬论，让我们又想起了“满蒙是帝国绝对生命线”的狰狞之语。历史不远，可为殷鉴。
2018年1月，我和陈志刚、屈胜飞前往日内瓦万国宫，查阅李顿调查团核心档案。两万里飞行辛苦，难掩无限喜悦，案卷尘封经年，一页页用小麻绳打孔串连，墨色如新，仿佛北平秋日的下午，起草者的气息还未散尽。每天晚间，我们沿着顾维钧、颜惠庆曾经漫步的日内瓦湖畔小道返回住处，丝萝缠绵，曲巷通幽，伍德罗·威尔逊曾经下榻的酒店静静矗立，远处阿尔卑斯山雪峰巍峨，俯瞰人世。时间与空间共构的历史，被我们不经意间穿越，念天地之悠悠，岂独古人同慨？
八年间，以李顿调查团核心档案为依托，我们搜寻了中、英、日、美等国的档案文献，编成《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26卷逾千万字，出版了多部论著，推动了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和中国早期抗战的再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清晰。起黑格尔于地下，当须再观察密涅瓦的猫头鹰如何在黄昏起飞。过程中，陈海懿已赫然成为李顿调查团研究无法绕过的青年俊彦，而国际联盟与中国成为其更为广大的视域。
有厚望焉，是为序。
2026年1月7日于仙林南雍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