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八世纪前期，琉球王府相继编成的《琉球国由来记》与《琉球国旧记》皆设有辑录本国事物起源知识的事始卷。事始卷是中国事始类类书在东亚地区流播的产物，其形成体现了事始类类书体例发轫于中国，经日本转化，最终流布至琉球的路径。事始卷也是正始观念在琉球语境下的应用，琉球王府意图通过追溯并纠正事物起源，为其统治合法性及社会秩序重建提供历史依据。从《琉球国由来记》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改编反映了琉球事物起源话语建构的演进。在《琉球国由来记》阶段，事始卷虽借径《和汉事始》初步构建了本国事物起源知识体系，但因未能内化其体例，导致其在门类设置、条目结构及具体条目书写中陷入名实不符的困境。及至《琉球国旧记》事始卷，郑秉哲通过解构中日琉比较范式，并对原有条目进行筛选、重组与补充，最终完成了事始类类书的本土化。
关键词：琉球 事物起源知识 和汉事始 琉球国由来记 琉球国旧记
引 言
琉球群岛是位于中国台湾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岛屿群，历史上曾存在名为琉球国的独立政权。琉球国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接受明太祖诏谕，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被日本为止，在其立国的近五百年间与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十八世纪上半叶被誉为琉球的“文艺复兴”时期（波照间永吉，2014：141）。在此期间，琉球王府在积极摄取中日两国文化成果的同时，通过兴建明伦堂（见图1）、国学推广儒学，并主持编纂各类典籍以确立文教秩序。《琉球国由来记》（1713年）及《琉球国旧记》（1731年）两部官修总志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目前中国学界多从中琉关系史的角度出发，将二书视为考察琉球社会变迁与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史料；日本学界在版本校订之余，多聚焦于二书编纂过程中的文献来源及文体对比。[1]而二书中承载琉球事物起源知识的事始卷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厘清琉球王府在总志编纂中引入事始卷的动因、剖析二书事始卷在门类构建与文本叙述中出现大规模改动的原因，可以深入对二书的理解，也是有效引用其中记载的前提所在。鉴于此，本文拟从东亚书籍流播的视角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琉球方志事始卷的东亚源流
人类自上古时期开始，便对“生命的诞生有一种神秘的想象和敬畏心理，这使得他们对于一切的起源都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探测欲望”（葛兆光，2001：16）。十八世纪前，琉球群岛的人们也曾对特定的事物起源追问，并形成了适应其时世界观的观念型知识，但尚未加以聚合。有意识地将本国事物起源解释并分类汇编，则始于1713年编成的《琉球国由来记》。《琉球国由来记》被誉为琉球“最庞大、最古老的体系化地理志”（冲绳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务局，1983：874），全书共二十一卷，其中专记事物起源的卷三“事始·乾”、卷四“事始·坤”是琉球王府系统溯源其国事物的重要尝试。关于这两卷的体例来源，岛村幸一曾从引用的角度出发，指出《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无论从门类构建还是条目编纂，皆受到了日本儒者贝原好古《和汉事始》的深刻影响（岛村幸一，1985：345）。《和汉事始》全书由《中华事始》与《大和事始》两部分组成，分别于日本天和壬戌年（1682年）以及天和癸亥年（1683年）编竣，其初版刊印于日本元禄十年（1697年）。关于此类辑录事物起源知识的书籍，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称谓。中国学者依其特征，赋予其“事始类类书”（王雪玲，2015：104）、“溯源型类书”（潘虹，2015：2）、“事始物原书籍”（黄小霞，2015：7）等名称；也有学者将此类书籍视作“类书体小说”，归入博物体著述之列（刘天振，2014：142）。本文暂以事始类类书代称之。
事始类类书作为中国古代类书的重要分支，编纂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北魏刘懋的《物祖》。该类书籍的体例历经晋、唐的发展，至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时趋于成熟并定型。南宋至明代，作为典范之作的《事物纪原》得到多次增补、删订与翻刻，并衍生出王三聘《事物考》、朱权《原始秘书》、徐炬《古今事物原始》等十余部新著。中国学人系统整理事物起源的驱动力源于儒家“格物致知”认识论。明初学者胡俨将《事物纪原》视作“格物穷理之一助”，告诫后学应对事物起源“详观而识之”。至明正统年间，阎敬校刻该书时进一步阐发了博学与儒者修行之间的紧密联系，明确提出：“圣门之学，以格物致知为先；文学之士，以博问洽识为贵。而一物不知，又儒者之所耻也”（阎敬，1989：1）。此后，明成化年间的李果在《事物纪原》序中也对其功用做了总结。他认为《事物纪原》是“多闻多见之捷径，格致穷理之蓍龟。学者苟能熟读潜玩、溯流寻源，则涉猎酬对、泛应曲当，无所不可矣”（李果，1989：2）。这表明，对事物起源的考察在明代已被纳入格致之学的范畴，成为儒者完备知识体系的路径之一。
事始类类书也是东亚海域书籍交流的组成部分。日本明历二年（1656年），儒者鹈饲石斋以明刊《格致丛书》本中的《事物纪原》为底本进行训点，后定书名为《新刻事物纪原》，由京都武村市兵卫正式刊行（查雪巾，2018：398-399）。以该书的刊行为契机，事始类类书系统整理事物起源的方法逐渐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贝原好古编纂的《和汉事始》即深受《事物纪原》的影响。在《中华事始》凡例中，贝原好古坦言其编纂初衷是对《事物纪原》等中国事始类类书的修正与补遗，认为“《事物纪原》诸书所载，本编多有疏漏”。并且在实际编纂中直接沿用《事物纪原》的部分内容：“存其旧说而录之，以资博采异闻之助”（贝原好古，1907：563-564）。相较于具有补遗性质的《中华事始》，《大和事始》的编纂则体现了贝原好古利用事始类类书体例建构日本事物起源话语的自觉。在完成《中华事始》后，贝原好古察觉到其时的日本“多昧于本朝之实事”，以及《览初要集》《事始》等早期记录日本事物起源的书籍已湮灭不存，因而决定编纂《大和事始》（贝原好古，1907：689）。此为《和汉事始》体现的事始类类书传播路径。
自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起，以程顺则（见图2）为首的琉球赴华使节与留学生开始大量购买中国汉籍及雕版回国。在此背景下，以《事物纪原》为代表的中国事始类类书，存在经由福州流入琉球的可能性。然而，《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所涉中国内容多由《和汉事始》转引而来，而未直接采引中国事始类类书内容。究其制约因素，应有两点：其一，从汉籍流入琉球的种类来看，琉球人购买的汉籍多聚焦于儒学、教化、诗文集、史籍、医书等（孙岩，2023：50），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尽管中琉贸易往来频繁，但迄今为止，相关史料中尚未发现琉球直接引入中国事始类类书的明确记录。日本学者高津孝、荣野川敦在整理现存琉球相关汉籍后编成的《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中，亦未见得此类书籍（高津孝、荣野川敦，2005）；其二，纵使琉球已购入中国事始类类书，清初琉球汉语人才的缺失可能构成知识转化的障碍。十七世纪末，负责朝贡事务的闽人三十六姓后裔汉语水平已然衰退，甚至部分人士达到“文字、音语尽行盲昧”的程度（蔡铎、蔡应祥、郑士纶等，1972：140）；且十八世纪初，久米村人在平日活动中也多用和文，熟练掌握汉语的人成为少数（伊波普猷，1976：41）。综上所述，文本购买的偏好以及汉语能力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琉球未能直接利用中国事始类类书的障碍。
二、琉球王府引入事始类类书体例
事始类类书的传入构成了琉球方志事始卷编纂的外在知识背景。然而，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机械的单向输出，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其在地化的表现取决于接收主体的选择。考察中日两国的事始类类书，可发现它们鲜明的私修特征：中国的事始类类书“自出现之初即由私人编纂，直至清代相沿不改”（王雪玲，2015：106）；日本的《和汉事始》也是贝原好古的私家著述。在中日两国的语境下，事始类类书的功能侧重于满足知识群体广闻博识的学术趣味。与此不同的是，《琉球国由来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编纂主体是琉球王府。这种从私修向官修的转换，体现了琉球王府对事物起源知识的重视与利用。由此，重新审视琉球方志事始卷，需要考量作为编纂主体的琉球王府，为何会在十八世纪初国家总志的编纂中，引入对事物起源知识进行技术性分类的事始类类书体例。
知识观念是文献生成和发展的基础（过常宝，2024：8）。在事始类类书中，分类是组织知识的技术工具，通过分类可以将庞杂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化，进而达成“正始”观念的文本构建。江户前期学者松下见林曾指出：“凡事有源起，是以汉家有《事物纪原》，我朝有《览初要集》《事始》《事略钞》，皆所以正始也”（松下见林，1907：689），可见事始类类书在日本儒者的眼中是以“正始”为旨的知识实践。松下见林所言之“正始”，《诗大序》记有：“《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颖达等，2009：569）。“二南”通过记述后妃之德与家室和谐，阐明王化的推行始于君王家室，进而感化天下，以此确立诗之所正在于王道之始。东汉学者郑玄则将正始具象为时间意义上的起点，认为“二南”标志着周代王道教化在历史上的开端（秦东京，2024：70）。东汉公羊学者何休对于正始的理解则更侧重于政治秩序建构，他认为：“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左丘明、杜预、孔颖达，2009：3720）在他看来，政治首要厘清本源，因此《春秋》开篇才要追溯万物之始的“元”，通过对“元”的正确阐释，由上而下完成天、王、诸侯乃至境内治理的层层秩序构建。正始也由此成为政治秩序的逻辑起点，确保源头之正可赋予权力运行与社会秩序以合法性依据。
由此观之，琉球王府编纂事始卷应非单纯的文献存录，而是正始观念在琉球语境下的一次应用。《琉球国由来记》之《诸事由来记序》有如下记载：
夫王者之治其国也，莫要乎礼。故周公制礼，天下为之法焉。盖我中山，自舜天王而来，明王更作，良臣交出。既至尚圆王，而礼法大备矣。奈何文契未盛，典记不备……伏遇我王聪明天纵，德政日治。竟以国事之不轻，念及周代之盛功，特命臣向维屏、颖德安、向维藩、向弘业等，大修典记。（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5）
此序言将舜天王（琉球舜天王朝的建立者）至尚圆王（琉球第二尚氏王朝的开创者）的王统演进，比拟为政统初创到礼法完备的进程。这种叙事方式淡化了琉球权力更迭中的暴力底色，转而构建出一套基于礼法承袭的连续性逻辑。后文进一步将编纂《琉球国由来记》赋予“念及周代之盛功”的意涵。所谓“盛功”，实指周公制礼作乐，确立社会秩序的历史功绩。在儒家传统中，对此盛功最为念及的当推孔子，其在礼崩乐坏之时提倡克己复礼、渴望重整秩序。对于十八世纪初的琉球王府而言，“文契未盛，典记不备”不仅仅意味着本国文献的缺失，更意味着原本完备的礼法秩序面临被遗忘的危机。因此，“念及周代之盛功”蕴含着一种通过重整典籍，追溯并厘清琉球礼法原点的政治自觉。这一时期琉球王府对“礼”的推崇，也得到政治空间上的印证。首里城守礼门匾额在清康熙以前多悬挂“首里”二字，仅在中国册封使来琉时改换“守礼之邦”（见图3）；而康熙年间（1662-1722年），琉球王府决定将其永久更易为“守礼之邦”（蔡温，1962：105），标志着“守礼”真正从外交辞令转化为内在的治理思想。综上所述，琉球王府对各项事物起源的追溯，是为了在文献中重构一个礼法完备的过去，而这一被建构的过去将为琉球王府的统治提供历史依据和合法性支撑。
琉球王府产生正始诉求的原因，还须回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琉球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讨论。近年来，日本学界在探讨琉球历史上的重大社会转折时常引入“世代更替「世がわり」”这一概念，旨在提示由外部冲击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1609年萨摩藩的侵略便引发了琉球的“世代更替”。此次事件不仅导致奄美五岛[2]被迫脱离琉球版图，更使琉球遭受萨摩藩的经济盘剥和政治控制，深刻改变了琉球旧有的社会秩序。随着康熙二年（1663年）中琉封贡关系的重启，琉球王府以此为契机，在向象贤、程顺则、蔡温等主导下，开启了从颓势中寻求复兴的历程。王府一方面通过平衡外交巩固琉球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则借助《位阶定》与《琉球中山王府官制》等成文法典强化君权、完善官僚体制，同时辅以“御财制”等措施重振经济。这种由内而外的秩序重建，不仅依赖于制度层面的革新，更迫切需要通过文字与历史叙事进行合法性证成。正如外间守善所指出的：“深刻的历史焦虑促使十七世纪起的琉球人相继整编了《思草纸》《中山世鉴》《中山世谱》《琉球国由来记》等重要典籍，以图确认自身文化存在的确证与主体性”（外间守善，1997：595）。在此意义上，《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内的各种典籍编纂，已超越了单纯的记录功能。其是琉球统治阶层重塑本国内外秩序、从历史中确立自我定位的一种文化工具。
鉴于“本国诸旧记由来多因不详”（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集室，1982：225），尚贞王于1703年正式设立旧记座，任命首里系贵族向元良为首任旧记奉行，开启了对本国事物起源知识的制度化收集与整理。旧记座的设立虽然奠定了事始卷编纂的制度基础，但彼时的琉球在史料的可及性上却面临着巨大挑战。在科学工具尚未完备的古代，对事物起源的探索并非专注于物性的探源，而更侧重于时间维度上的追溯，这种倾向导致事物的溯源往往依赖文献记载进行。琉球国虽然在中日两国先进文字表达以及贸易外交需求的影响下引入汉字与假名作为书写体系，但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琉球王府仍未形成系统的修典意识，致使其在知识生产上长期处于“被书写的他者”的地位。因此，彼时的琉球面临着了解过往的强烈需求与可参考资料匮乏之间的深刻矛盾。1534年，册封正使陈侃到访琉球后惊讶于其“国无典籍”（陈侃，1970：24）；1579年册封正使在其使录中也感叹：“琉球狄陋寡文，原鲜属缀；求其掞蔚飞芳欲几囊代之佳笔，不可得也”（萧崇业、谢杰，1970：149）。中国册封使的描述或有些许夸张，但仍能反映琉球绝非是一个典籍浩繁的国度。而1609年萨摩藩的入侵更是导致琉球“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闵氏喜安亲方蕃元，1970：48），使得《琉球国旧记》的编纂者郑秉哲发出“况我琉球国，原无纪籍。前代事故，颇致湮没”（郑秉哲，1962：4）的感叹。在琉球史书编纂中也有体现，向象贤在1650年编纂琉球国史《中山世鉴》时，也因为缺乏本土典籍可考而面临依赖中日文献以及金石文的困境。
为了应对文献缺失带来的困境，旧记座在成立之后开始督导首里以及地方官员编修志书，相继形成了《八重山御岳由来记》《那霸由来记》等地方文献。同时，琉球王府通过整合士族家谱和《神歌主取家元祖由来记》《御养父之由来》等世系记录，构建出一个涵盖地理、祭祀、家族等不同维度的文献体系。至此，琉球王府在拥有外部事始类类书体例可移植的基础上，也具备了史料上的可及性。旧记座成员向维屏、颖德安、向维藩、向弘业也于1713年十一月编成《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由此正式出现在琉球官修文献之中。
三、《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对《和汉事始》的承袭和调整
任何知识都从属于系统，仅仅停留在整体认识层面不足以真正深入把握对象，需要通过相同、不同、相关等属性的比较，获得对事物联系与区别的认识（李凯，2023：119）。《琉球国由来记》卷三“事始·乾”及卷四“事始·坤”的编纂是琉球事物起源知识从整体性认识向内部系统化演进的表现，其以15门类辑录琉球事物起源条目174项，初步搭建起琉球国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此举的实现，基于对事始类类书《和汉事始》的参考。
《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对《和汉事始》的承袭，首见于门类。如表1所示，《和汉事始》首先区分“中华”与“大和”两国，前者设17门类；后者则于典制门和技术门之间增设神事门，扩充为18门类。《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沿袭《和汉事始》门类设置的基础上，形成以“天地门”为首、分设15门类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体例中引入了中日事始类类书中未见的“乾”“坤”作为卷名。从形式上，此举可以看作是对1711年琉球古语辞典《混效验集》乾坤分卷惯例的延续。池宫正治曾推测《混效验集》乾坤二卷由于编纂者不同，其分卷形式可能体现了卷目成立时间差异（池宫正治，1995：25-26）。但考虑到《琉球国由来记》其余卷次均未采用此法，事始卷独用“乾坤”应承载了编纂者的深层意图。乾坤二字暗含了“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生成哲学，将其应用于《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分卷中则可以通过系统梳理事物起源，构建琉球文明始于天地交感的宏大背景。而且《混效验集》与琉球各由来记、旧记的编纂时间相近，文化诉求也有一致性。《混效验集》是为解读琉球歌谣集《思草纸》而编，对唯一反映了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琉球本岛及离岛情形的琉球本土文献进行解读，正是琉球人溯源本国的表现（外间守善，1972：227）。因此，乾坤分卷不应仅是分册考量，更是琉球在确立主体性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典籍追溯自身文明根源的一种文化自觉。
其次，通过表1可发现《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沿袭《和汉事始》门类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门类上，将器用门改为财器门，使生类门脱离动植门而独立，并且新增了反映琉球风俗的游戏门；而岁时门、官位门、人伦门及武备门在《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中则缺失。若放眼《琉球国由来记》全书，可发现岁时门与官位门的内容并非被剔除，而是被分别整合到卷一“王城之公事”与卷二“官爵列品”中。这种整合存在政治考量的逻辑：一个政权或者君主，必须说明自己在时间里的角色。这是因为涉及到有关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孙英刚，2013：76）。《琉球国由来记》的这种调整，实际是将时间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从事物起源知识中独立，升格为琉球王权下更具特殊地位的政治知识。至于“武备门”和“人伦门”的缺失，应同样基于政治考量。源于中国事始类类书的“武备门”，内容主要涉及阵法、射艺以及武术三个部分（王小兵，2022：31），这些内容在日本武士社会中已臻成熟，《和汉事始》亦有用武、舟军、火战、武艺等共九项条目（贝原好古，1907：758-760）。琉球编纂者有意隐去“武备门”，固然有武备知识在当时琉球社会结构中趋于边缘的客观现实，但更深层的动机可能在于规避萨摩藩监视下潜在的政治与军事风险。而“人伦门”本应辑录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儒家社会伦理在琉球的起源，编纂者选择避谈人伦，或是儒学在十八世纪初的琉球社会以及首里系官员中尚不显赫的体现。综上所述，事始卷门类的增损逻辑，不仅反映了琉球与中日社会结构的差异，也反映了琉球在复杂地缘政治中确立本国主体性时的谨慎。
除门类设置上的承袭，《和汉事始》对《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影响还体现在编纂视角和具体条目的引用上。从编纂视角来看，贝原好古在《和汉事始》中通过划分“大和”与“中华”构建了中日文化比较的框架。而《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则在具体条目的书写中继承这一框架，并将其拓展为追溯中、日、琉三国事物起源的结构。以卷三“扇”为例，其文如下所示：
当国，自神代，槟榔扇制用之欤。中华，女娲氏造扇；又舜作五明扇。又《事物纪原》云，吴人以鸢尾翼作扇；周昭王时，鹊翅作扇，是始也。日本，见蝙蝠作扇。（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03）
该条目依次记载了琉球、中国及日本的扇之起源。当条目对象为三国共有之物时，编纂者往往遵循“琉球-中华-倭国”叙述次序；若条目对象涉及中日其一时，则维持“琉球-中华/倭国”的二元参照结构。这种文本结构的建立，折射出编纂者试图通过三国起源的对比，重新审视琉球地位的意图（木村淳也，2010：166-167）。在十八世纪初期琉球主体性增强的历史背景下，三国起源对比隐含了编纂者申明琉球国在明清宗藩体系与日本幕藩体制下，仍自成一国的特殊性。这一意图在《琉球国由来记》卷二“官爵列品序”中也有展现，编纂者通过记述琉球各官职的起源、发展，得出“我中山虽属万里海外，而论其所行，则犹与中华俱坐一席矣”（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48），意在申明琉球在官制的完备性上，已比肩中国。这种从官制完备推导出的“文明对等论”，与事始卷中的三国并立框架相呼应，共同塑造了琉球作为礼法主体的独立形象，为王府建构了合乎统治秩序的历史时空观。从具体内容看，《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大量援引了贝原好古《和汉事始》中的记载。据岛村幸一统计，《琉球国由来记》引用《中华事始》有58条目、66处；引用《大和事始》则有49条目，55处（岛村幸一，1985：334）。考虑到《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收录的174条目中，近三分之一直接引自《和汉事始》，足见该书是琉球编纂者建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的直接参考书目。因此，从门类设置、编纂视角以及具体条目，都可以充分体现《和汉事始》对《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影响。
《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效仿《和汉事始》体例写就，初步使琉球事物起源知识从分散走向整合，且意图在中日琉三国比较视域下，构建出具有主体性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然而，若从名实论的角度审视，《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编纂仍存在缺陷。如《墨经·经上》“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吴毓江、孙启治，2006：479）所言，知识的组织理应名实相符。将“事始”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在“类”的框架内加以建构时，所体现的不仅是事物起源知识个体的集合，也应展现哪些事物可被追溯、如何追溯，以及它们在知识体系中的位序。然而，《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门类设置、条目结构以及具体条目书写中，均表现出名实脱节的困境。
在门类设置上，《琉球国由来记》虽然承袭了事始类类书中展现宇宙观的天地门，但在该门类下却没有具体展开对“天”或“地”的起源、构成、运行等重要事项的记载。这与中日事始类类书中“天”“地”作为构建世界观基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琉球编纂者所参考的《大和事始》中，对天地、日月、星辰、风、雷、五行、天汉、海等均有详实的起源知识辑录（贝原好古，1907：691）。这种名实脱节也存在于天地门之外的门类中，共同构成了《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整体面貌。其次，在条目结构上，编纂者试图通过“琉-中-日”三国并立的比较视角来彰显琉球的地位，但实际却使琉球的“事始“陷入名不副实的境地。琉球本土文献的匮乏不仅导致琉球事物起源的深层阐释空间受到挤压，而且在与中日两国详实的文献考证对比时，更凸显了琉球事物起源知识的不确定性。结果而言，在《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总体记述中，“琉球事始”作为叙事主体的地位未能完全确立，在个别条目甚至被淡化乃至边缘化。这在前文提到的《琉球国由来记》卷三“扇”中便有所体现。此外，具体条目书写中也呈现名实脱节的情况。事始卷设立的直接目的是追溯事物的本源，然而其收录的条目中有诸多内容缺乏明确的时空坐标。例如卷四“渔猎”仅记载“当国，渔，自往古有之也”（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17）寥寥数语。生类门中对动物源流的记录也大多止于地域（中华、日本或琉球），而未记载具体的引入者和时间。此类条目虽形式完备，但缺乏具体的起源叙事，导致了事物起源知识建构中的名实脱节。
综前所述，由于琉球本土文献的缺失，《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编纂者在填充外部引入的事始类类书体例时，面临可考资料匮乏的窘况，从而导致编纂中出现名实不符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削弱了琉球事物起源知识体系的严密性，也限制了其作为王府文化工具的解释力。琉球上层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随后《琉球国由来记》被改编为《琉球国旧记》的原因就在于：“（《琉球国由来记》）所编辑者，多载汉和之事。或以繁冗，而不适乎用；或以糠粃，而不足乎传”（郑秉哲，1962：4）。“多载汉和之事”指向了事始卷在条目结构上的失衡，而“或以糠粃，而不足乎传”则揭示了事始卷记载缺乏严格考证的问题。由此可见，事始类类书体例的引入并不能直接赋予琉球构建自身事物起源“实”的能力。如何将事始类类书体例转化为逻辑完备、具有琉球主体性的事物起源话语，仍是彼时琉球王府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琉球国旧记》事始卷话语形式的突破
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映射，也受到人类社会客观历史进程的制约（吴建国，1980：52）。《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受限于彼时琉球文献的系统性匮乏，致使外部引入的事始类类书体例未能与琉球事物起源知识形成有效契合，最终使“琉球事始”限于名实不符的困境。为此，在《琉球国由来记》编纂完成后，琉球王府随即启动了新一轮的地方文献采集工程，通过行政命令向各间切[3]下达搜集地方资料的公文，并且要求部分间切编纂新的旧记或由来记，以全面了解各地的人、事、城之渊源。[4]这种自上而下的文献采集，为琉球事物起源话语的重构提供了新资料。此时琉球王府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采纳中国明清方志体例，依托纲目体对各地知识进行整合；二是对《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进行改造，重塑琉球的事始话语。琉球王府首先尝试了第一条道路，由此催生了汉文总志《古事集》。
《古事集》原典虽已佚失，幸赖冲绳学者镰仓芳太郎的抄录，其内容得以留存至今（见图4）。关于该书的成书时间，波照间永吉根据书中记事下限止于雍正二年（1724年），推断应介于《琉球国由来记》（1713年）与《琉球国旧记》（1731年）之间（波照间永吉，2014：165）。 据《镰仓芳太郎资料集（笔记篇）第二卷》抄录，《古事集》共有十三册，其体例较《琉球国由来记》发生显著的转变。该书采用明代方志较为普遍的纲目体，以行政区划“郡”为纲，各郡之下分设建置、胜形、山川、火神、土产、关梁、寺社、古迹、神社等目（冲绳县立艺术大学附属研究所，2006：691-802）。虽然这一转变反映了琉球知识群体对中国方志体例的自觉借鉴，然而《古事集》中的事物起源书写限于目之范畴内，而缺乏对“事始”的整体性回应。《古事集》也未能满足琉球王府正始的政治预期，仅被保管于评定所。鉴于此，琉球王府停止对中国方志体例的继续模仿，转而尝试重塑事物起源话语。
在《古事集》之后，琉球王府于雍正八年（1730年）令久米村士族郑秉哲对《琉球国由来记》进行改编。郑秉哲（1695-1760年）是琉球国政治家与史学家，号浚桥，童名真德，和名伊佐川亲方佑实，曾于雍正二年（1724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留学北京国子监，归国后历任要职，并承担了琉球官修典籍《中山世谱附卷》《琉球国旧记》《球阳》的编纂工作。郑秉哲对《琉球国由来记》的改编于雍正九年（1731年）告竣，新修总志定名为《琉球国旧记》，全书共有正卷九卷、附卷十一卷，体例为因事立目的图经变体（陈捷先，1996：21）。《琉球国旧记》是继《中山世鉴》改编为《中山世谱》后，琉球王府再一次将和文汉文混用文献改编为汉文文献。汉文的使用不仅“是琉球使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语言手段”，更促使琉球人“树立了用汉文叙述自己的正史和家族集团历史的文化态度”（高良仓吉，2013：1）。在此意义上，《琉球国旧记》对汉文的使用，不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对琉球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与延续。而且相较于《古事集》，《琉球国旧记》重新引入了辑录事物起源知识的事始卷：郑秉哲增删与重组《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内容，最终汇编为收录事物起源条目87项的《琉球国旧记》卷四“事始”。
编纂者对知识与语词的选择，不仅是编排理念、分类逻辑及词汇运用的体现，更意味着素材在“编”与“纂”的重塑过程中，转化为符合成书时代习惯的表达方式，从而折射出时人对事物的认知倾向（刘静贞，2019：83）。这一视角为解析《琉球国旧记》事始卷提供了切入点。通过对条目的筛选、整合与重构，郑秉哲构建起一个名实相符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并且将琉球王府对本国文化与历史秩序的深层认知投射于《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文本之中。
在《琉球国旧记》事始卷中，郑秉哲并未沿袭中日事始类类书的体例（见图5）。这首要体现在并未预设固定的门类划分。《琉球国旧记》事始卷仅以“事始记”为副标题，其后直接展开各条目的辑录。相比于《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174项条目，《琉球国旧记》事始卷大幅精简至87项，体量的缩减直接降低了多级门类划分的必要性。而且，舍弃源自事始类类书的门类划分有助于避免方志体例与事始类类书体例的混淆。伊波普猷等学者曾在琉球史料丛书本的目录中尝试为《琉球国旧记》事始卷增补划分了天地门、衣服门、动植门、饮食门、财器门、典制门、文教门、人事门、礼乐门、伎术门、宝货门、游戏门、释门、居所门共14种门类（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惇、横山重，1962：10-12），但这种后设的门类出现了条目错类的分类困境。如“伎术门”中存在“赠位”词条，与技术并不相关，应归类为礼乐门；与佛教事物相关的“释门”中出现“骑马”词条，“骑马”这一事物应置于“伎术门”中；“居所门”中的“爬龙舟”词条明显不符合主题，或应置于“游戏门”。由此可见，固定的门类划分未必契合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琉球的事物起源认知脉络。类书本身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分类意识、分类能力达到一定高度，知识沉淀达到一定厚度的必然结果（刘全波，2013：88）。复杂的分类逻辑需以丰富的事物起源知识为基础。在事物起源知识尚不丰富的十八世纪前期，郑秉哲将“事始”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类”进行呈现，不失为一种构建名实相符叙事的选择。
其次，《琉球国旧记》事始卷摒弃了源自《和汉事始》的国别比较模式。如前所述，在《和汉事始》确立的中日二元对照框架下，《琉球国由来记》的编纂者虽引入了琉球维度，却因文献记载薄弱而稀释了琉球事物起源的叙述。针对这一现象，郑秉哲在每一条目中皆删除全部用以对照的中日事物起源文本，仅留琉球自身的事物起源记录。[5]这种舍弃三国对照、独留琉球叙事的做法将“琉球事始”从一个从属于“事始”、并行于中日的子类，提升为具备独立阐释的主体，使《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内容实现了“琉球事始”的名实对应。
在确立琉球作为事始卷叙述主体的基础上，郑秉哲进一步通过条目筛选实现卷名与条目内容的对应。如前所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条目从《琉球国由来记》的174项锐减至87项。其中，郑秉哲有意识地剔除了《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中的日本事物。无论是《琉球国由来记》卷三中作为文字标识的“片假名”“假名”“伊吕波”，还是卷四中属于日本民俗范畴的“打鞠”“羽子板”“石团子”“京太郎”等均被排除在《琉球国旧记》事始卷之外。这种剥离实质上划清了琉球事物与日本事物的界限。其次，针对缺乏明确时空坐标、来源不明的条目，郑秉哲同样进行了大规模删减。通过剔除这些“糠粃，而不足乎传”的条目，郑秉哲不仅提升了《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可信度，而且在筛选中重新定义了何为“琉球事始”、规定了什么条目可以纳入“琉球事始”之中。
最后，在具体条目的编纂中，郑秉哲通过引入新材料与严密的文本考辨，对部分琉球事物的起源与演进进行了重构，“学校”条目的改编中便为其中的典型。《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对学校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当国，学校者，唐荣人员于天妃庙学。准学校者欤”（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09）。这一记载不仅语焉不详，而且缺乏明确的时间记录，使琉球的学校起源记录处于模糊状态。相比之下，郑秉哲在《琉球国旧记》中增补了详实的记录，赋予了较为明确的时空间坐标：
万历年间，有郑迥者，尝以官生入监。返国后，旋擢紫金大夫（今称总理唐荣司）司教。每旬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厥后金正春，亦授斯职。时奉王谕，选择文理精通者一人为讲解师，以教通事、秀才等。又择句读详明者一人为训诂师，以诲若秀才等。然而未设学校，但于天妃堂以为讲堂。
至于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尚敬王世代始设学校于圣庙之东，而庙学灿然大备矣。（郑秉哲，1962：83）
通过该条目的重写，郑秉哲从两方面完成了对琉球“学校”起源的追溯与建构。首先是由点及线的时序建构。他将郑迥、金正春等个体的教育活动，追溯为琉球教育制度的萌芽，从而为琉球的文教事业确立了早期的源流。其次是对琉球教育制度演进的还原。郑秉哲通过对“总理唐荣司”教育职能的确立、三六九日的教学周期、讲解师与训诂师的差异化分工，以及从天妃堂临时借用到圣庙东侧正式建校的空间变迁，勾勒出琉球教育从民间活动向国家制度化转型的轨迹。这种基于时序与制度细节的扩充，使“学校”在琉球语境下不再是《琉球国由来记》中模糊的“准学校”，而是一个拥有一定内涵的制度实体。在《琉球国旧记》事始卷中，郑秉哲通过类似的补充，使《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中原本模糊的事物起源，转化为拥有具体时间、空间、人物支撑的历史记录，由此实现了条目的名实对应。
从《琉球国由来记》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形成与变迁并非仅是对外部事始类类书体例的接受与调整。它具体投射着琉球王府在社会秩序重建时期对文化边界及知识权力的主动探索。通过郑秉哲的改编，“琉球事始”实现了名实对应，重新划定了知识边界，而且完成了琉球事物起源知识体系从自发模仿到自觉建构的转向。这一过程可视为事始类类书的琉球化。
五、结 语
琉球方志事始卷的编纂，展现了琉球王府作为一个政治主体如何整合外部知识观念，进而建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作为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两种独特模式（王勇，2003：5），深刻形塑了中国文化向周边地区流播的网络。明清时期，琉球在与中国舟楫相通、直接吸纳中国文化的同时，亦以日本为中转站，通过“书籍之路”间接摄取中国知识，《琉球国由来记》与《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编修便是中国事始类类书在东亚流播，进而影响至琉球的实证。同时，二书事始卷的编修也是琉球王府在“知识-制度-文献”的互动之中推动本国事物起源知识体系构建、变迁的产物。其内在逻辑表现在三个维度：在知识层面，源自中国的事始类类书体例不仅为琉球提供了整理事物起源的书写范式，也触发了琉球王府辑录本国起源知识、构建自身事物起源知识体系的文化自觉；在制度层面，事始卷通过对事物起源的追溯与矫正，将源自中国的正始观念转化为维护统治合法性、重建社会秩序的话语；在文献层面，这种话语成功地将外部知识体例与王府统治需求相绾合，凝结为具有鲜明本位意识的官修文献。应当注意到，琉球方志事始卷的编纂不仅是琉球对本国事物起源知识的整理，更是东亚知识环流与琉球知识建构的交汇。
刘师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琉球史、中琉关系史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琉球门中制与宗族社会研究”（批准号：23BSS049）阶段研究成果]
原文刊载于《日语学习与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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