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亚民俗学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而包含着大量民俗内容的东亚古代知识谱系，既是今后东亚区域文化整合的文化基础，也是立足受影响一方反观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参照系。从知识谱系这一视角透视东亚区域的艾草相关知识，分析“冰台取火”与艾草神性之间的关联，探讨古代东亚区域知识生产过程中主客二元结构的作用，对重建古代知识谱系，深拓东亚民俗学研究领域，理解中华民族自主知识体系原创性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艾草；火；东亚民俗学；知识谱系；主客二元结构
东亚民俗学今后注定将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沿领域。
我们这里论及的东亚这一概念，地理上涵盖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这是一个由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在长期多重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综合共同体，文化上有相似性、经济上有密切联系、人员上有多种形式往来，这个共同体包含复杂多变、数量众多的文化，是民俗文化的优质土壤。使用东亚这个概念，并非基于地理上的简单划分，而是基于该区域内共同的文化观念、文化秩序，由共同的知识体系结构而成的知识空间，以及生活于该区域内的人们长期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互通，而上述一切文化事象的结晶，便是历史上支撑了整个东亚区域的文化发展的知识谱系，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民俗内容。
从东亚民俗学视野出发研究这一知识谱系的重要性在于，当今的世界和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受到逆全球化趋势卷起的保守主义风潮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倒逼全世界进入新的区域合作时代。而对于中国而言，曾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区域，则会因其地缘政治意义在未来的区域整合过程中变得越发重要。东亚民俗学研究以及包含大量民俗知识的东亚知识谱系研究，正可为未来的区域整合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另外，从考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区域民俗文化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反观中国文化，对于如何在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多元文明叙事框架下重新认识中国自己的文明特征，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艾草为例，回溯围绕艾草展开的中国古代知识从萌芽到生长的编成过程，讨论这一知识如何衍射到东亚并在东亚各地获得新的生长点，并据此对东亚民俗的知识谱系编成进行梳理与研究。还原古代人对艾草的认识过程，还有助于探知主客二元因素的逻辑环节在中国古代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结构性作用，廓清关于艾草的特殊想象对东亚各地艾草知识的放射性影响。
一、作为方法的艾草
《诗经·王风》云：“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句描写古人采艾的诗句，告诉我们中国人利用艾草的历史何其悠远。艾草亦称艾（《诗经》）、冰台（《尔雅》）、艾蒿（《尔雅》郭璞注）、医草（《别录》）、灸草（《埤雅》）、蕲艾（《蕲艾传》）、黄草（《本草纲目》）、家艾（《医林纂要》）、甜艾（《本草求原》），民间又有遏草、草蓬、艾蓬、狼尾蒿子、香艾、阿及艾、野莲头等多种称法。参诸植物学、中医学著作，我们对艾草的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用艾草为药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是《黄帝内经》中提到的几种药物之一，东汉名医张仲景撰《伤寒论》《金匮要略》附方中也有提到艾草。
但是，围绕艾草，存在很多问题点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孟子》中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告诉我们战国时代已经有使用陈年老艾为良药的做法。一般而言，除了陈皮、陈半夏等特殊药材，草本植物药性通常会随时间衰减，何以唯独艾草的药性愈陈愈老而弥强？事实上，这涉及古人对艾草特殊性的认识。再比如，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艾草明显具有某种神性。这神性最有代表性的一点，是艾草具有的辟邪禳毒功能。《初学记·岁时部》“五月五日”条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汉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条云“是日以及上除，可采艾”，上除即上巳日。古人过端午节悬挂艾草辟邪的习俗早在魏晋时期已经存在，唐韩鄂《四时篡要》中引晋周处《风土记》云：“又以艾蒜为人，安门上，辟瘟。”而最常为人们引用的是宗凛《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这段话记载了端午斗百草、踏百草，却独选取艾草制作成艾人悬挂门首禳解毒气，足见艾草在百草当中的特殊地位。
有关艾人，《全唐文》中收有唐陈廷章的《艾人赋——以悬艾为人以禳毒气为韵》一篇，对以艾做成的艾人所具有的意义做了多方面诠释。赋中写艾草“行止于百姓之病，虽云具体而微；育材于万物之灵，必见尽瘁以俟”，用艾草做成人形是因为艾草“标至灵以卫物，因善救以成人”。在这里，艾草的药性只是使用艾草的部分理由，更重要的则是艾草的神秘力量，即“顺夏正之聚蓄”“育材于万物之灵”的艾草拥有“至灵”和“卫物”的“善救”之力。在中国古代传统医学中，最能反映艾草特殊地位的就是针灸用艾。针灸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而按照《黄帝内经·灵枢经》《五十二病方》等医书的记载可知，针灸的“灸”使用最多的便是艾，中医以艾火灸特定穴位温煦气血、透达经络、调和脏腑、逐寒邪外出。不过，中医药用植物本草种类成千上万，针灸之时何以独多用艾草？这是值得追问的。
在中国古人看来，艾草还与上天的意志有直接关联。《太平御览·时序部·岁》引《师旷占》云：
黄帝问师旷曰：“吾欲知岁苦乐善恶，可知否。”师旷对曰：“岁欲丰，甘草先生，荠也。岁欲饥，苦草先生，葶苈也。岁欲恶，恶草先生，水藻也。岁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岁欲溜，溜草先生，蓬也。岁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对此，请允许我插入一点个人回忆。记得还是刚上小学时，有一天白胡子老村长愁眉苦脸从村外回来，嘴里唠叨说“今年不好，今年多病”。有人接口问“您咋知道”，白胡子老村长回答说，村口河边的艾草今年出奇地多。小孩子们好奇，就跑到河边，果然绿茸茸的艾草长得比往年多了很多。那时候正是20世纪70年代，我听了这话也就只当是“封建迷信”，没有上心当成一回事。长大后读书多了，某一天突然发现白胡子老村长的说法大有来头。看到《师旷占》中有关病草的记述后，算是给老一辈人口传的习俗找到了来历。《师旷占》成书应不晚于汉代，如此看来，春观艾草以知一岁是否流行疾病的占法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艾草“至灵”，因其可以“卫物”，是多病之年上天给人间备下的“善救”之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在于，艾草为什么可以用来卜年，又为什么会与上天的意志相连接。
艾草通神还表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灼骨占卜。宋镇豪在对凉山彝族毕摩占卜的描述中，就提到卜者会“用艾绒或干火草捻成圆柱状或豆粒状成椎形，置于羊胛骨的无脊面”后，在仪式中“从骨扇宽薄一端开始”点燃艾绒或干火草，并通过念念有词和不时“吹火助燃”等方式使“骨面出现轻微裂纹”，揭示出艾火会被用于骨卜。使用兽骨和龟骨占卜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一，可惜我们今天对龟卜操作过程中用作卜火的原材料所知非常有限。刘玉建在《中国古代龟卜文化》中引贾公彦《仪礼疏》“古法灼龟用荆，谓之荆焞也”一句，支持董作宾“楚焞即荆，骨卜用荆”的说法。目前关于古代龟卜是否也使用艾缺乏确切证据，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
艾草能够辟邪禳毒、能够连接天的意志、针灸中独重艾草以及艾草被用于灼骨占卜中，其原因都不能简单地从艾草的药性这一个方面给出圆满解释。古人有关艾草的民间习俗和思想观念，显然还需要深入思考。用艾之俗，遍于东亚。既然如此，则有必要先对东亚知识谱系中的艾草做一个回顾。
二、东亚知识谱系中的艾草
（一）日本
古代日本曾多次通过朝鲜半岛招募良医或寻求药方、医博士、采药师等，中、日间使节往来和通商贸易也推动了学术文化的交流；《新撰姓氏录》记载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南朝梁简文帝曾赠日本《针经》一部，此后《针经》《明堂图》等中国针灸医著先后流播日本。《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九年（611）条记载：“夏五月五日，药猎于菟田野。取鸡鸣时，集于藤原池上，以会明乃往之。粟田细目臣为前部领，额田部比罗夫连为后部领。”所谓“药猎”主要是采集山野的药草和猎取可以成为药材的鹿茸，日本的五月五日药猎之俗实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岁时文化有密切关联。《夏小正》云五月“蓄药，以蠲除毒气”，《荆楚岁时记》亦云五月五日“竞渡，竞采杂药”。古有端午采百药之俗，艾草正是“百药”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推古十九年这次药猎最特殊的地方，是“取鸡鸣时，集于藤原池上，以会明乃往之”，也就是一大早就出发，这不由令人想到《荆楚岁时记》中“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采艾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等记载，由此我们有理由推定采艾正是推古十九年这次早起药猎的一个重要内容。采集艾草做成人形悬门户之上以禳解毒气的记述很早便传入日本，《年中行事抄》《明文抄》《真俗杂记问答钞》等日本古代文献中均有对《荆楚岁时记》相关记述的引用，现在看来相关习俗在推古朝就已经传入日本。
《续日本纪》天平十九年（747）五月条载：“太上天皇诏曰：昔者五月之节常用菖蒲为缦，比来已停此事，从今而后，非菖蒲缦者勿入宫中。”可知，早在天平十九年以前，日本的五月节习俗中就已经有用菖蒲为缦的做法，但是究竟早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不过，在成书于8世纪后期的《万叶集》收录的山前王所作挽歌中，已有“霍公鸟鸣五月者，菖蒲花橘乎玉尒贯”的表述，山前王是天武天皇之孙、逝于养老七年（723），由此可知五月使用菖蒲这一风俗早在8世纪前期就已存在。五月五、六日所用菖蒲，通常于每年五月三日由六卫府献上，五月四日由内药司、典药寮装饰成菖蒲舆（又称菖蒲案、菖蒲蓬），五月五日由中务省率内药司、宫内省率典药寮分别进献给天皇。端午使用菖蒲的习俗后来在日本民间更广为流传。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日本人在端午节经常在使用菖蒲的同时使用艾草。《延喜式·左右近卫府》记载：“凡五月五日药玉料，昌蒲、艾（总盛一舆）、杂花十捧（盛瓮、居台），三日平旦申内侍司，列设南殿前（诸府准此）。”可知艾草是古代日本“药玉”的原材料。又《延喜式·内藏寮》记载：“凡典药寮所献昌蒲并艾。奏进之后，寮允已下参入撤之。若官人已下不足者，召加内竖。”综合这些材料，可推知当时的日本已经流行以艾草禳毒辟邪。诗人菅原道真有诗《端午日赋艾人》云：
艾人形相自苍生，初出云沟束带成。运命欢逢端午日，追寻恐听早鸡鸣。
有时当户危身立，无意故圆信脚行。只合万家知采用，纵焚筋骨不焚名。
除了这首诗，《和汉朗咏集》中还收有菅原道真题为《悬艾人》一诗的两句：“有时当户危身立，无意故园任脚行。”菅原道真以外，吟咏艾与艾人的作品尚夥，篇幅关系在此不多胪列。
艾草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药材。随着日本对中医的接受，古代日本人对于艾的药性以及药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日本后纪》记载安倍朝臣真直等编撰《大同类聚方》后奉进表文云：“长桑妙术，必须汤艾之治。太一秘结，犹资针石之疗。莫不药力迥助，拯残魂于阽厄。”《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二年（870）三月卅日壬午条记有医人散位从五位上菅原朝臣峰嗣的小传，言峰嗣“不坠家名，处治必效，尝奉勅与诸名医共撰定金兰方，又针艾之所加，多方注之外。后进之备，至今称妙焉”，可知长寿七十八岁的峰嗣曾参与《大同类聚方》的编撰活动，并且是一个特别擅于使用针艾的高手。江户时代更有后藤椿庵著《艾灸通说》，围绕艾草的产地、栽培、使用、药性等进行了全面讨论。
（二）朝鲜
朝鲜半岛史料中最能反映艾草神性的，是古代朝鲜的檀君神话。13世纪末成书的《三国遗事》中记曰：“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让熊与虎获得由兽转人力量的神药，一是灵艾，一是大蒜。有关檀君神话中的艾和蒜，张哲俊在《韩国檀君神话研究》一书中已通过《檀君神话中的灵艾、蒜与中医》专章进行过详细讨论。这里想强调的是，上述故事反映出艾草在古代朝鲜半岛普遍观念中被认为具有神奇力量。
悬挂艾草、艾人以禳毒、辟邪的习俗在朝鲜半岛也一直有流传，在古代朝鲜端午之日饮菖蒲、酒、悬挂艾草是一项由来已久的风俗。高丽时代诗人徐居正有《儿子辈皆带艾诗以为戏》一诗，其中一句“菖歜古风今寂寞，青蒲细切泛轻觞”，可知高丽时代已有悬挂艾草之俗。朝鲜古代诗文中留下了很多反映挂艾或艾人这一风俗的诗句。朝鲜王朝时代文人成伣在《傭斋丛话》卷二中有云：“五月五日曰端午，悬艾虎于门，泛菖蒲于酒。”悬挂艾叶如李穑《端午》“艾叶扶翁上琼户”，悬挂艾人如元天锡《端午》“熏风微软气清新，万户千门挂艾人”，悬挂艾虎如金麟厚《大殿端午帖》“玉漏千门艾虎悬”。以艾蒿悬门、绘红色符字贴门左右等习俗均是为了辟瘟邪，洪万选在《山林经济·辟瘟》中提到：“端午日，以艾为人，悬门上。”曾出使清朝的李在其《燕行记事·见闻杂记》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看到的端午习俗：“五月五日，悬蒲插艾。幼女佩灵符，簪榴花曰女儿节，日中合家饮菖蒲酒，以雄黄涂耳鼻避虫毒。”一如范庆文《端午》所写“艾虎相传荆土俗”，古代朝鲜人知道悬艾之俗源自中国，但当古代朝鲜使者在中国看到同样的习俗，我猜想他们一定别有一番感受。
中国古代医学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元明之际成书的朝鲜中文课本《朴通事》中，就有一段关于用艾于针灸的记述，其时分灸为虚灸实灸。
虚灸那实灸？怎么虚灸？将一根儿草来，比着只一把长短铰了，将那草稍儿放在脚内踝尖骨头上，那稍儿到处，把那艾来揉的细着，一个脚上三壮家，灸的直到做灰。这般时，艾气肚里入去，气脉通行便好了。
此外，比如朝鲜王朝后期文人吴宖默有诗《端阳吟》云：
天中时节我兹乡，风物无藏入锦囊。蒲酒初成兰浴滑，蛟江欲渡米筒香。
先生艾草除俗病，长命宝丝祈圣皇。此日凭楼怀远想，官梅闲落满书床。
诗中提到的“先生艾草”一句，用典正是出自前述《师旷占》的“岁多病，则艾先生”。
（三）琉球
琉球位于东南海上，古代琉球统治者在明清两代一直接受中国册封为琉球国王。明朝有意识扶植琉球从事海上贸易，琉球也积极引进中国的礼乐制度。随着往来的增多，中国古代很多习俗自然传播到了琉球。谢必震曾专文介绍《福建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道：“三月三日为上巳节，据徐录（《中山传信录》）琉球人家作艾糕相饷遗。官民皆海滨禊饮，又拜节相往来。此俗亦与《福建风俗志》上所载相同。染饭，谓之青饭，亲戚邻里互相馈遗。徐录又载：琉球五月五日竞渡龙舟三（泊一，那霸一），一日至五日角黍、蒲酒同中国。福建皆同。‘端阳龙舟竞渡，悬蒲艾及桃枝于门’，‘端午插蒲艾，饮菖蒲酒，角黍、竞渡’。”可知琉球人三月三日作艾糕相饷，端午节也和中国一样流传“端阳龙舟竞渡，悬蒲艾及桃枝于门”“端午插蒲艾，饮菖蒲酒，角黍、竞渡”等习俗。
此外，琉球人对于艾草的认识也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琉球人吴继志撰《本草质问》（一名《质问本草》）中，记载艾草“俗名野艾，产靳州者佳，余俱不堪入药（孙琰、陈展）”，又载“野艾，亦名水芹，皆不入药（徐淮）；此乃野艾，不堪入药（陈光汉）；名千年艾，用叶，气味辛温无毒。主治：寒气血气诸痛（邵元世）”。据考证，《本草质问》的写作始自1785年、完成于1789年，作者吴继志字子善，琉球中山人，业医，曾赴中国留学，并随贡使至京师进贡。题名为《质问本草》的日本天保八年（1837）刻本中收药物图谱160种，同版所载吴氏自撰《例言》中则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吴氏称“自神农氏尝药以来赭鞭之学广被八方”，自己则“采中山及掖玖诸岛所产草木瑰异而名称未定者数百种”至中国问诘请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记录了前近代东亚地区药用百草知识谱系是如何不断地被整合的。
（四）越南
越南端午有很多与艾相关的习俗。《安南风俗册》记载：“五月初五日，为端阳节，馈送节礼，亦同元旦，而少减焉。儿童系五色缕，门外悬符曰辟毒，日午取艾叶作年运禽兽形，悬于门首（如子鼠、酉鸡、丑牛之类），阴干留为药料，经年艾治病亦甚传。取百树叶为茶曰端午茶。仿北人刘阮采药故事，礼品与节日同，多用醴酒及瓜果云。”据钟珂《中国传统风俗在越南的遗存和嬗变》介绍，至今越南端午节尚有悬挂菖蒲艾草的习俗和端午采集草药的活动。有关这些习俗当代的流行情况，越南留学生梅氏金青曾专文介绍称越南端午节文化有“采白药”习俗：“中国和越南过端午节时有一个相同的活动就是采白药。所谓的‘白药’不是一百各种药材，而有‘很多种’的意思。古人依靠药物治疗疾病，而疾病的原因对他们来说是有各种鬼怪造成。因此，他们认为采百药能够克制邪气。现代已没有采白药的习俗了，比较多的是采艾蒿和菖蒲这两种。而且只有农村地区还保留这个习俗，城市人几乎没有了。”“采白药”即中土端午“采百药”，由此可见端午用艾之俗在今天的越南仍有流行。
在酷热多瘴气、瘟疫易流行的越南，艾草是与瘟疫斗争的重要武器。《南药神效》为越南陈朝时期代表医家阮伯靖（又称慧靖禅师）所著，收有很多重要的药方，其中就提到使用青蒿治疗疟疾：“治疟疾寒热，青蒿于端午日初早采取阴干，每用四分桂心一分为末。末发煎酒服二刂，既愈。一方加冬瓜叶一分。”另据《南药神效》记载，越南在抗瘟除疫时也会使用艾灸方法：“断瘟疫法：用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勿令人知，秘法也。”此法本于《肘后备急方》：“密以艾灸病患床四角，各一壮，不得令知之，佳也。”《南药神效》又一方云：“干艾（艾叶）一把，水一钵，煎至半服即安。”此法本于《本草纲目》引《肘后方》“伤寒时气，温病头痛，壮热脉盛。以干艾叶三升。水一斗，煮一升，顿服取汗”。《南药神效》云：“夫瘟疫者，众人邻里俱病一般也，乃天行时疫，悉由人之正气圣违，自呼吸而得，随窍孔而纳，其为病也，头面肿红，喉咽不利，舌干口燥，增寒壮热，痰涎壅盛，如此症状，一切疫病皆是大热，不可妄用热药。”如此病理分析和中国医书是一致的。
综合以上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的相关史料我们看到，古代中国关于艾草的知识不仅是古代中国独自的文化，而且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化知识。不仅中国古代有关艾草的医学知识流播到了东亚各国，而且针灸用艾草以及辟邪禳毒用艾草这些以艾草特殊的神性为基础的特殊知识也影响到了东亚各国。所以对于古代艾草知识生产过程的考察，对于认识东亚区域文化特征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三、火的知识谱系
（一）以冰取火之法
艾草的神性认识，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与以冰质凸透镜取火的科学实验活动有关。艾草众多名字中，冰台这个名字特别引人注目。《尔雅·释草》云“艾，冰台。今艾蒿”，清人郝懿行疏云“盖医家灼艾灸病，故师旷谓之病草”。《尔雅》成书于战国到秦汉间，是中国最早的字书，被称为古代辞书之祖，可知这个“冰台”的称谓很古老。关于艾草何以称冰台，《太平御览》引《淮南万毕术》云“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可知古人认为这一称谓与以冰质凸透镜取火有关。我认为，古人以冰质凸透镜取火这件事情发生很早，或许是有关艾草知识生产中发生特殊化转折的关键契机。
以冰取火之法见于《淮南万毕术》与《博物志》，这两个文本的基础均为“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一句，差别只是《淮南万毕术》最后的“则火生”在《博物志》中变成了“则有火”，可以想见这两个记载基本来自同一知识传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采用了“冰台”这一说法：“王安石《字说》云：艾可乂疾，久而弥善，故字从乂。陆佃《埤雅》云：《博物志》言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则艾名冰台，其以此乎？医家用灸百病，故曰灸草。一灼谓之一壮，以壮人为法也。”另外，以冰取火一事从科学层面看是具有操作性的，历史上清人郑复光就曾成功做过以冰镜取火的实验。
通过以上材料可知，中国古代最早的辞书《尔雅》记载艾草又称冰台，汉代文献《淮南万毕术》则已开始推测“冰台”这一称谓与古人以冰取火的实验相关。如此说法自公元前200年起开始流传，晋人张华《博物志》、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等承其流播，到清人郑复光时还成功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记载的可凭信性。这是有关艾草的知识谱系中一个重要的传承线索，那么现在问题的根本点就在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一传承线索。我们必须思考古人为何偏偏使用冰台来指代艾草，古人用冰取火时又为何要使用干艾草，用艾取火这一行为背后古人的所思所想是什么。问题的根本点还是需要回归到这个实验的原点，即古代人究竟如何看待冰质凸透镜可以取火这一事实。于是，我们有必要对古人有关火的概念做一次学术梳理。
（二）古代生活中火的世界
《释名》曰：“火，化物也。亦言毁也，物入即皆毁坏也。”火具有“化物”的力量，使用火是人类进入文明的一大步。为了把问题引向深入，我们先要看看中国古人生活中对于火的认识。因为人类用火取暖、加工食物、吓退猛兽是普遍的，但使用艾灸之火治疗疾病则是特殊的，是中国特有的。其产生的契机应与古代人对于艾灸之火的性质认识有关。
艾灸之法起源于用火，发现与使用火是灸法产生之前提。依照考古学的研究，大约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是最早使用火的猿人，元谋人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屑，含炭层超过三米厚；在距今四五十万年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一处连通两个洞壁的石灰岩块上有两大堆灰烬，其中有紫荆木炭和被烧过的野兽骨骼化石。据《韩非子》等传世文献记载，上古时期“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有关燧人氏如何发明火，《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曰：“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识[顷]，云雾出于中间……有鸟若鸮，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成[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尸子》云：“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风俗通义》引纬书《含文嘉》曰：“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复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徐干《中论》亦云：“太昊观天地而画八卦，燧人察时令而钻火，帝轩闻凤鸣而调律，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可推知燧人氏之火实为钻木取火。
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是时间，所以火也与时间密切关联。《周礼》云“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时疾”应当是不同季节的流行疾病，盖古人认为火亦有生命，所以也有生壮老死，所以需要根据季节变化而改易新火。这与《管子·禁藏》“当春三月，荻室熯造，钻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的“去兹毒”应是一样性质；按照郑玄注引鄹子之说，四季与季夏分别有最具有代表性的木之火，即“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这一套知识在《淮南子·时则训》中则被简化为一年分别使用“萁”“柘”“松”三种材料，即孟春季春仲春“爨萁燧火”，孟夏季夏仲夏、孟秋季秋仲秋“爨柘燧火”，孟冬季冬仲冬“爨松燧火”。
到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火的分类已经更加复杂：
五行皆一，惟火有二。二者，阴火、阳火也。其纲凡三，其目凡十有二。所谓三者，天火也，地火也，人火也。所谓十有二者，天之火四，地之火五，人之火三也。试申言之，天之阳火二：太阳，真火也；星精；飞火也。天之阴火二：龙火也，雷火也。地之阳火三：钻木之火也，击石之火也，戛金之火也。地之阴火二︰石油之火也，水中之火也。人之阳火一，丙丁君火也。人之阴火二：命门相火也，三昧之火也。合而言之，阳火六，阴火亦六，共十二焉。
这是古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火的世界。有关火的复杂分类告诉我们，古人对冰中取火这一实验的理解是基于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知识体系，我们不应完全依靠今天的科学实验方法去理解古人，因为在古人那里，透过冰凸镜聚焦阳光点燃艾绒获得的火，是阳火、天火。
（三）天火的取法
汉代成书的《黄帝虾蟆经·辨灸火木法》中，对松、柏、竹、橘、榆、枳、桑、枣等“八木之火以灸”的性质及其与身体各部分的对应关系加以记述，并提出“太上阳燧之火以为灸，上次以石之火常用，又槐木之火灸，为疮易差，无者膏油之火，益佳”，即灸法的火源以取太阳之火的“太上阳燧之火”为上选。此后陈延之《小品方》、王焘《外台秘要》、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等医书中，关于这一点的说法完全相同。
关于取天火之法，从文献上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使用金属镜聚日光取火的方法。《周礼·秋官·司寇》云“司烜氏掌以夫遂[燧]取明火于日”，为什么聚阳光可以成火？古人有很多推测。《淮南子·天文训》云：“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荨，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方诸是古代在月下承露取水的器具，在这里太阳与月亮对举、阳燧与方诸对举，其属性被定义为一火一水，成为阴阳的最大代表，而“物类相动，本标相应”就是古人对聚阳光而为火成因的解释。同样的逻辑还见于《淮南子·览冥训》：“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手征忽怳，不能览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
透过以阳燧取火，磁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向日，汉代之人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并不仅仅决定于轻重，也不仅仅依靠耳目就能够完全判断。王充在《论衡》中对阳燧取火现象也多有论及。《诘术》篇云：“日，火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何以验之？阳燧乡日，火从天来。由此言之，火，日气也。”《乱龙》篇云：“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动，常以真气，今伎道之家，铸阳燧取飞火于日，作方诸取水于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定贤》篇云：“动致天气，宜以精神，而人用阳燧取火于天，消炼五石，五月盛夏，铸以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剑、恒铜钩之属，切磨以向日，亦得火焉。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于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于天。”以上《淮南子》及《论衡》的记述揭示出，在汉代以阳燧（金属镜）取火已是常识。郑玄注《周礼》“夫遂取明火于日”曰“夫遂，阳遂也”，可推知《礼记·内则》提到古人佩饰“左佩纷、帨刀砺、小觽、金燧”中的金燧，应该就是随身携带的“阳燧”。阳燧取火特殊的用途在于卜祭播物时必用阳燧所取之火，所以古人又称之为“明火”。
针灸之灸火，按照李时珍《本草纲目·火部》记载最好也是用阳燧取得的天火：
凡灸艾火者，宜用阳燧火珠承日，取太阳真火。其次则钻槐取火，为良。若急卒难备，即用真麻油灯，或蜡烛火，以艾茎烧点于炷，滋润灸疮，至愈不痛也。其戛金击石钻燧入木之火，皆不可用。
今天我们无法得知灸法火源以天火为最佳的说法起源于何时，但和诸木质之火相比，天火地位特殊这一点，在中国古人懂得以透镜取火那一刻起应该就已经形成。从中国人敬天敬时的文化特征出发推想，这一点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
四、从艾草看古代知识生产
（一）被发明的世界：中国古代知识生产的特质
中华文明史上的圣人，大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史载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罟，以田以鱼，盖取诸离”，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帝“伐木构材，筑作宫室”、后稷“辟土殖谷”、禹“决江疏河”、奚仲“桡曲为轮，因直为辕”。《周礼·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中国古人非常努力地认知世界，制度器物是圣人成之、贤者建功，他们在自己的文化框架中赋予那些在认知世界过程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人极高地位。在古代，文物制度发明者是中国的文化英雄，他们被推到非常崇高的地位，成为神圣殿堂中的人物。《世本·作篇》记载83项发明创造，其中燧人氏发明取火、伏羲氏发明5项、神农发明4项、黄帝及臣子发明29项、颛顼发明1项、尧发明7项、舜发明10项、夏代帝王发明11项、商代帝王发明3项、周代帝王发明12项，可谓“圣人作，贤者述”。同样，《山海经》也记载有番禺为舟、吉光为车、般为弓矢、晏龙为琴瑟、义均始为巧、帝俊子八人始为歌舞、叔均始作牛耕、叔均为田祖、河伯仆牛、太子长琴始作乐风、鼓延始为钟为乐风等。文明不断被创造和延续，历史不断获得发展进步。就是通过这种努力，古人从表象世界逐渐找到事物后面存在的客观规律，并从点到面，从面到立体，最后建构起来了认识整个世界的模式。可以说，客观认识事物并从中寻找出规律而利用之，是中国古代知识生产最重要的底色，也是其核心部分。
中国文明的基础源于人的创造发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特质。这一特质将中国古代世界与世界上众多的认为文明源于神之世界的其他文明区分开来。因为人的发明和神的赐予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人的发明的根本是理性精神，这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寻求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把握、认识并利用世界，是早期中国文明发明创造精神汹涌无尽的源动力。古人努力将知识建立在对其所生活的世界进行客观的观察与认识的基础上，并逐渐尝试以具象符号抽象地理解世界。由此产生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这些是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具象的对世界的观察认知中慢慢抽象出来的这一整套体系化知识，最后形成了中国古代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那么，为什么到了近现代，这种创造力比较西方出现了明显衰落呢？究其原因，古代知识生产过程中主观因素强力介入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涉及中国古代知识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的主客二元结构。
（二）古代主观性知识的谱系编成
和科学认知世界不同，中国古代知识生产过程中，主观性因素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依靠人主观想象产生的知识点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知识框架，同样是古代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细究主观性因素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动因，我们会看到以下几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是人类知识解释范围超越了观察的边界局限，不得不用想象来充填。文明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最开始古代人能够使用的观察工具非常有限。世界上存在很多难以观察到但又很重要的知识空白，即便在今天，人类的认知也始终是有边际的。当我们的思想走到了认知的边际，但依旧有很多重要环节我们认知不到，这时就需要用想象把这些环节补齐，用主观想象来链接起那些不清楚的逻辑环节。这实际上还是认知周围客观世界的一种努力，只不过这种努力已经脱离了纯粹科学的认知范畴，而进到了想象的阈限当中。上古时代，当古人认识到中国的广域地理格局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干燥东南湿涝，但对其成因却给不出客观解答的时候，就创造出了“共工怒触不周之山”这样的神话加以解释。生产这类解释的主观动机之一，正是古人要努力完整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这一主观意向。
第二，是人类想象力作用下能动的知识建构力量。人类永远期待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秩序世界中，期待这个世界有一个理想结构。当他们发现现实世界的构造不是那么理想时，他们会用主观意志去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构造。以太岁纪年法为例，《国语》《左传》中的岁星纪年法，本是以木星的天象运行为基础的十二年周期，即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为一周天的纪年法；但木星的运行周期并非理想的整十二年，而是11.8622年；这样经历几个周期，岁星就要超辰，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就记述当时本应“岁在星纪”而岁星却“淫于玄枵”。于是古人另外设想了一个匀速十二年一周天的理想天体，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从东到西，这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天体就是太岁（岁阴、太阴）。太岁和木星保持着大致一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是木星在星纪、太岁在寅，木星在玄枵、太岁在卯，如此类推；这种以假想的太岁所在之辰纪年的方法就是太岁纪年法，太岁正是古人在既不能放弃分周天十二等分，又无法克服木星运行周期并非整十二年的矛盾情况下，假设出的理想天体。需要强调的是，依靠主观想象建构出来的太岁运行时间，既不是纯粹客观的时间，也不是纯粹主观的时间。这个时间划分正好满足了古人以十二年为一周期的理想时间轴需要，又回避了木星实际运行不满十二年周期的不理想状态。就其本质而言，时间刻度本就是人为制定的，人希望按照十二年周期划分时间，当然就可以按照十二年划分。但将这十二年周期假托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天体上，就已经不是科学的秩序而是理想的秩序了。纯粹的客观时间分割中，也就加入了非常鲜明的主观想象。
第三，是最为典型的主观知识建构，即完全用来表达人的主观意愿和情绪的知识建构。如孟姜女哭长城、梁祝化蝶，如二十四孝的哭竹生笋、卧冰求鲤、郭巨埋儿都是一个建构。这里建构的是一种期望，要给这个世界一种期望，期望这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一个拥有神奇变化的世界。和一个纯粹科学的世界、纯粹建立在观测和计算的世界相比，这个有情的世界更能够满足人们精神上对秩序、对源自神圣力量的温情的渴望。人们的这种期待，是主观性知识体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动力。
审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我们看到中国古人一直在努力建构一个能够完整解释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他们努力建构的，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完整说明自然存在的知识体系，同时还把这一套知识和人与社会组合到一起，建构出一套将自然的道理和人与社会的道理统而为一的知识体系，这中间产生了中国古代天人相关、天命思想之类的重要命题。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却绝不是截然分裂的知识。这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地方，就是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大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分析这个知识体系中人的主观建构力量如何作用、为什么作用，是中国古代思维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艾草的主客二元知识生产
古代艾草的知识生产，就是非常典型的主客二元因素互动的结果。艾草知识生产的典型意义在于，用冰取火实验在艾草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于用冰取火这一实验的理解过程，则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古代人认知、理解世界时的主客二元因素互动方式和特点。
让我们思考一下“冰台”这个称谓产生的年代，以及古代人有关艾草的认知过程。如前所述，《尔雅·释草》记载艾名冰台，《尔雅》成书于战国到秦汉间，那么冰台这个称谓是否也产生于这一时代呢？前述李时珍曰灸艾之火宜用阳燧取太阳真火，而前引《淮南子》和《论衡》则可证明使用阳燧取太阳之火在汉代已是普遍化的知识。和金属凸镜比较，冰造的凸镜不仅透光弱，而且削制圆冰难度也很高，使用时又得抓紧时间以免被太阳溶化，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有了阳燧后，古人取天火一定会使用阳燧，而不是费力不讨好地去制作冰透镜来对日取火。古代文献中除解释艾草为何又名冰台的相关记载外，就再也没有用这种冰透镜对日取火的事例了。所以，“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有火”的知识大概率产生于阳燧尚未使用的年代。那么，这段以冰透镜对日取火所记载的本事，一定不是有了阳燧之后有好事者灵机一动的实验性操作，而更可能来自尚无阳燧年代的一次偶然尝试：具有凸面的冰镜偶然聚焦于艾，当绒绒的艾叶开始焦曲、燃烧并发出浓郁的香气，一个透过寒冰凸镜引导出天火的事实摆到了古人面前。那一时刻，艾草就注定获得了后来的神性，我们后世有关艾草的所有理解，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偶然完成并且可以反复验证的科学实验基础之上。
从地域上看，这一实验的空间背景应该是中国的北方。《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专门讨论过艾灸之法源自北方，其云：
北方者……脏寒生满病，其治宜艾焫。故艾焫者，亦从北方来。（【注】夫秋收之气收于内，冬藏之气，直闭藏于至阴之下，是以中土虚寒，而胸腹之间，生胀满之病矣。艾名冰台，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夫阳生于阴。火生于水。艾能得水中之真阳者也。北方阴气独盛，阳气闭藏，用艾焫灸之，能通接元阳于至阴之下。是以灸焫之法，亦从北方而来也。夫人与天地参也。天有寒暑之往来。人有阴阳之出入。经曰：陷下则灸之。即四方之民，阳气陷藏，亦宜艾焫。故曰：艾焫之法，亦从北方来。董帷园曰：故凡虚寒胀满之病，治宜温补，启发元阳，不可误用寒凉克伐之剂。）
这段话及注释虽专论艾灸起源于北方，但非常全面地反映出古人对以冰质凸透镜引燃艾草的火性之认识，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首先，在古人看来，寒冰制作成的凸镜和阳燧在属性上存在不同。这段冰台之所以称冰台，是因为“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艾由此与冰和火、与冰中取火这一实验关联到一起。冰中之火和阳燧之火在属性上存在阴阳区别。阴阳相克但又相生，这是古人很早就形成的观念，冰为极阴状态的水，借冰取火被理解为取出的是极阴中之真阳。其次，因为艾火有“通接元阳于至阴之下”的性质，是“能得水中之真阳”，而整个取火过程所展示的正是“阳生于阴，火生于水”的过程，这是古人对以冰质凸透镜可以取火的解读。再次，以冰与艾取火最早出现在北方，因北方“阴气独盛，阳气闭藏，用艾焫之，能通接元阳于至阴之下”，所以“艾焫之法，亦从北方而来也”。这里指出灸火知识、艾灸产生于北方，同时也表示只要病理符合“阳气陷藏”则四方之民都宜使用艾灸之法。
按照“物类相动，本标相应”的原则，生于极寒冰中的艾火，是能够用于抵抗阴气化身的厉鬼和毒气的超强存在。艾火“接通元阳于至阴之下”，是针灸为什么使用艾绒的答案。艾与天通，所以艾用于骨卜，艾被看成是代表天意救疾的药草。而因为艾火出于至阴，所以越是陈艾药性越佳。如果这个解释逻辑是成立的，以冰质凸透镜取火的实验，就一定发生在讲述“七年之艾”故事的孟子活跃的战国时代之前，在《周礼》记载的“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之前，时间上看已经可以上溯至周代了。
在逻辑上，如前所指出因为冰的透光度、圆冰制作不易、冰易融化等原因，和以冰制镜相比，生活中古人多使用阳燧取火；而另一面则是以冰取火的实验过程中，使用艾绒承接聚焦日光后的燃烧并不具备唯一性。我们多数人小时候都玩过在阳光下用放大镜聚集阳光到一点引燃干草或纸张等易燃物的游戏，所以围绕这个实验的艾草部分，我们还需要做一点辩证。我认为，古人也发现过使用其他易燃物同样可以承接聚焦日光后燃烧，但是围绕那些易燃物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知识，而围绕艾草的药性，在实验发生的时代一定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客观知识。以冰质凸透镜取得艾火，与艾草的药性知识之间完美契合，由此便生产、建构出了有关艾草的一系列神奇属性。历史上，端午节与艾有不解之缘，《夏小正》《荆楚岁时记》均记五月五日采艾，因为五月五日端午在古代是极阳之日。但引人注目的是，采艾的时间并不是正午，而是日出天亮之前。《荆楚岁时记》记：“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艾草之真阳与端午日鸡未鸣时的阴相对，其密切关联的逻辑也在于此。
上文以艾为例，我们尝试对东亚古代时空知识体系做了爬疏整理。在东亚古代知识体系中，按照古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东亚古人头脑中的自然和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努力。出现在端午节悬挂于门首的艾草，是融合观察和想象为一体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知识点。富有准确性的客观观察和积极的主观想象构成古代知识的主客二元结构。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古代本草中拥有神性的艾草，其知识就是这样建构于主客二元结构之上。其神性起源于周代甚至更早以冰质凸透镜取艾火的科学实验活动，这一实验将艾草与天、太阳、寒冰、火等密切联系到一起，与古人有关乾坤坎离（阴阳水火）的知识体系结构到一起。以冰质凸透镜取艾火这一可以反复验证的实验活动，是艾草相关知识发生特殊化转折的重要契机。
以冰质凸透镜取艾火这一实验奠定的知识体系在清代发生了结构性转换。清代学者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中指出：
《博物志》有削冰取火之说，或谓阴极生阳，不必然也。冰之明澈，不减水晶，令治之中度，与火镜何异？予曾亲试而验。○法：择厚冰明洁无疵者。（冰结缸边者佳，若结缸面者，多有纹似萝葡花，气敛所致也。）取大锡壶——底须径五寸以上——按其中心使微凹。（凹宜浅，视之不觉，审之微凹即可用。）贮沸汤旋冰，使两面皆凸，其顺收限约一尺七八寸方可用。仍须择佳日，使一人凭几奉冰靠稳，别一人持纸煤承光，乃可得火，但稍缓耳。盖取火因乎收光，不关镜质，惟冰有寒气，火自暖出，限短则暖逼于寒，杀其势矣。又，冰在日中，久则镕化，必取材大而安置稳，日佳光足，令其速速得火，不致久晒镕残也。
在西学东渐后的读书人郑复光那里，看冰镜取火已经不再拘于阴阳思想，“或谓阴极生阳，不必然也”，脱却古老的阴阳思维结构，就会发现冰镜与火镜（水晶镜）关键的相同点，即光通过相应的透明度和镜体凸凹程度，就可能点燃承光的纸煤。郑氏已经认识到“取火因乎收光，不关镜质”。可以说，古代知识生产过程中主客二元因素结构起来的知识，至此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转变。想到《镜镜詅痴》成书于1835年，用历史学的眼光审视，这个转变时间也是意味深长。
五、结语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即不同文明会根据自己的文明经验，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赋予某一事物以特殊的文化阐释，这种阐释形成于知识体系形成过程当中，由该事物自身的特质和围绕该事物的相关特殊经验所产生的主观想象共同建构而成。这种只属于该文明的特殊文化阐释一旦建立起来，常常会成为该文明的代表性文化特征。中国古代关于艾草知识的生产与在东亚的传播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值得认真剖析的典型事例。源于冰镜取火的艾草神性想象，作为知识散播于整个东亚。围绕艾草展开的东亚民俗知识谱系，在原点上包蕴着中国古代知识生产的主客二元结构：一方面，古人努力将知识建立在客观性观察与认识基础上，由此形成的系统知识是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和科学认知世界不同，主观性因素在中国古代知识生产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依靠人的主观想象产生与建构的知识点与知识框架同样重要。围绕艾草，古代人建立的知识就是这样一个主客二元结构。
东亚古代知识谱系，是产生于古代的、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对于东亚世界加以整体性解释的知识体系。它仿佛是一棵知识之树，有自身的萌芽、生长的生命过程。同样，西方的知识体系也是不断成长的生命过程。这本是相对独立的两棵树，但在今天已经结合到了一起，结构成了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知识体系。但这两棵树的结合并不是自然的合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强势的西方知识体系侵入、扩张、合并东亚知识体系，以中国文明为核心的东亚古代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被打散，成为西方知识之树上的补充性、局部知识，被用作点缀或镶嵌。今天我们肩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任务就是回到东方，将东亚古代知识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加以还原和认识。我们需要清理中国古代知识从萌芽到生长的整个生命过程，还原这一整套知识如何衍生到东亚，并在东亚各地获得新的生长点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丰富的民俗学研究内容，所以这是植根于东亚文化圈的东亚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一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笔者期待借这篇文章抛砖引玉，唤起更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研究领域。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刘晓峰，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日交流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与东亚古代文化史、日本史、民俗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研究，并尝试从东亚文化立场回望中国传统时间文化的特质。在《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清明节》《日本的面孔》《端午》《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二十四节气》等专著。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