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研究员
[摘 要] 在今天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应该聚焦毛泽东的文化观，探究毛泽东思考文化问题的主张。文化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意味着不能泛化文化，不能无限扩展文化的领域，应该从社会的总体性视野去看文化问题，从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中去理解文化问题。应该认识到文化不仅有传统与现代之分，还有新旧之分，而且新文化、旧文化本身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新文化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而成为旧文化，要跟上文化发展的节奏，善于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最终要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和解”。在讲传统文化优秀的时候，过度提倡传统文化里什么都有，认为今天我们提出的所有价值观念都在传统文化里，也是不准确的。尊重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国家的文化繁荣发展，不可能完全不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要有包容的态度，要有主动地、批判吸收其优秀成果、将其融入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文化观
如果我们要寻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典作品，那么毛泽东写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定会位列其中。这应该是毛泽东写过的最为系统地论述文化问题的作品，是一部基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的状况来探讨中国新文化走向的作品，是一部明确阐发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张的作品。在当时的背景下思考“中国将要走向何方”“新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建成的新中国，不仅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为此，他界定了文化的内涵，强调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了如何看待旧文化与新文化的问题，描绘了未来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图景，还着重论述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化与国外文化的问题。在越来越重视文化传承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走进《新民主主义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思毛泽东的文化观，探究毛泽东思考文化问题的主张，把握其对于新时代文化理论建构与文化建设实践的启发意义。
一、何谓文化、文化何为？
谈文化的问题，往往要开始于界定文化的概念。那么，何谓文化？套用那句被说过无数次的话来说，有多少个研究文化的，就有多少个甚至更多个关于文化的不同概念。在谈论文化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的状况是：你也谈文化，我也谈文化，谈的却不是同一个对象。尤其是当我们把文化广义地理解为人化，理解为人化的自然，或者理解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从文化的成果表现形式所下的定义）的时候，关于文化的探讨，就注定无法聚焦，就只能包罗万象，就必然会出现什么都是文化的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引领时代与改变世界为追求的学说，其对文化的关注，是从分析社会的总体性视野、从其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角度进入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文化放在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中进行界定，“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P694)文化只是作为总体的社会的一部分，作为观念形态与政治、经济相对应，只有在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理解。文化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对文化这样的定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特性。这也就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来思考文化问题，就不能泛化文化，不能无限扩展文化的领域。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去谈论文化，不能在谈论文化问题时，忘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
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将社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要素这一思路呢？不难看出，毛泽东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领域，不仅凸显了政治的作用，而且突出了文化的作用，更有利于分析社会变革的要素，而且他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范式，对于打破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僵化式理解意义重大。文化是社会的重要部分，离不开政治、经济。思考文化问题不能不去面对现实社会，不能不去关注政治与经济。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就能明白，为什么《新民主主义论》本来是关于文化的讲演，但毛泽东却要先讲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先讲在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后，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渐转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为如果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不能把握中国的国情，就无法真正地把握中国文化。而要把握中国当时的国情，就一定得弄清楚中国的革命。毛泽东为什么要花不小的篇幅去讲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讲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讲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逻辑：不理解中国当时的革命阶段、革命性质，就无法把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走向。
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特点后，毛泽东接下来分别谈的是政治和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在前、经济在后。这显然也是有讲究的。政治与文化同属于上层建筑，要比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关系更近。毛泽东谈政治与经济，不是抽象地去谈的，而是直接面向中国社会的现实，直接说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具体是指什么。政治是什么？主要指国体和政体，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政权构成的形式，即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强调，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就应该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如果只是某个阶级，即使是在本国最强大的阶级，也根本无法推翻由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本国的旧政权，也根本无法改变本国的命运。经济是什么？根本上就是指生产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生产方式共存，这就决定了实现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必须同时解决这两种本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并不相容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利用好暂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解决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
文化与政治、经济作为分析社会的三个要素，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毛泽东用一段话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P663-664)在这段话中，政治被提升了一个层次，它不再被看作经济基础决定的对象，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政治和经济相结合，二者不仅相互作用，各自具有独立性，而且构成一个结合体。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不仅反映经济基础，也反映并且影响经济和政治的结合体。
毛泽东既强调了文化的被动作用，又强调了文化的积极作用。在讲政治和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时，毛泽东使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叫“根据”：“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1](P664)这里的“根据”，不是“基础”，不是“决定”，而是一个新词。这对我们来说有一定启发意义，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作为基础的只是“经济”，而在毛泽东这里，经济和政治的结合是“根据”。“根据”和“基础”就其内容来说是不同的。“根据”是“母体”，是政治和经济滋生了文化，文化是从这一母体中生成的，这一层意思不是“基础”这个概念所能涵盖的。文化从母体中脱胎之后，就显示出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会给我们一种假象，好像它可以是完全主动的、可以完全脱离政治和经济对社会变革起决定性作用，让人以为不顾社会现实、政治和经济状况通过塑造某种文化、改变某种文化就能实现社会变革。
毛泽东恰恰针对这种观点来强调文化的被动性，“基础”也好，“根据”也罢，都说明文化不是完全独立的、不是完全主动的。这意味着，文化离不开政治和经济，要科学研判中国文化的问题，前提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都是生成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中的，要想革除旧文化，如果没有革除旧政治和旧经济，那是不可能的。要想建立新文化，如果不能对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作出科学的判断，也是不可能的。要革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就必须推进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变革。就文化谈文化，只在文化领域“孤军作战”，注定难成大事。
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的积极作用，文化会“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P663-664)毛泽东具体指出了革命文化对于革命的积极作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P708)文化可以作为有力武器，能够成为一条战线，能够为革命行动提供思想准备，关键在于如何用好文化，发挥好文化的作用。我们不能沉浸于决定或被决定这样的原理中，如果不面对社会现实而只是说来说去，原理就很容易变成教条。文化之于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之于治国理政是必须要考量的。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是人的主体性更容易发挥作用的领域，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已经能够把握、条件已经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更应该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人们摆脱了吃穿住用的匮乏之后，国家建构了完善稳定的政治制度之后，人们更需要思想的引导、精神的文明、头脑的丰富。当下的中国已经处在这个时代，顺应经济政治发展的现实，推进文化繁荣发展，明确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建设文化强国，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
二、文化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分
文化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分，这一点已成共识，这样的共识很容易遮蔽文化还有新旧之分，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值得挖掘，那就是关于新文化与旧文化的问题。毛泽东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变革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由旧到新的变革来得出文化有新旧之分这一结论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1](P664)传统文化不等于旧文化，现代文化也不等于新文化，文化的新、旧与文化的现代、传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思考文化建设问题，应该认识到文化有新旧之分，而且新文化、旧文化本身都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新文化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而成为旧文化。要跟上文化发展的节奏，不能在时代已经进步后还抱有之前的文化价值观念，让自己的思维沦为文化发展的绊脚石。要善于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自觉摒弃与时代不适应的旧的文化价值观念；要善于吸收新出现的文化因子，在及时更新观念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判断文化新旧的标准，是政治、经济的标准。反映并服务于旧政治、旧经济的文化，就是旧文化；反映并服务于新政治、新经济的文化，就是新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P695)这意味着，不能孤立地审视文化新旧，不能抛开政治和经济状况判定某种文化是劣还是优、是该抛弃还是该传承。中国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本来优秀的传统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可能就不再是优秀的，成为旧的；本来不合时宜的文化可能又会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而成为被认可的文化，成为新的。这也意味着传统的文化也可以成为新的文化，成为现代的文化。我们可以追问，有些文化，比如家风文化等，既可以存在于旧政治、旧经济中，又可以存在于新政治、新经济中，这样的文化是新还是旧呢？事实上，这样的文化与政治、经济变革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虽然它产生于旧政治、旧经济之中，也不能说它就是旧文化，反而可以作为优秀部分，继续发挥作用，这就涉及文化的传承问题。但这样的文化也不能说完全是先进的，其一些方面如果不适应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的要求，就应该被定位为旧文化而抛弃，这实际上就是文化的革新问题。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文化。归根结底，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不是完全同质、一体的，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各种政治主体的力量）和经济（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也必然是多样的。我们不能认为同一个时空的文化是铁板一块，要么都是新的，要么都是旧的。每个历史阶段往往都存在着多样文化的冲突，存在着新旧文化的对抗，只不过有的阶段对抗猛烈，有的阶段冲突缓和。新旧文化的冲突，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必然现象，在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不同文化的斗争必然更加凸显。新文化战胜旧文化也不是轻而易举、一劳永逸的，比如社会主义文化战胜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就是如此。新文化占据上风有一个过程，往往是在政治和经济发生变革后，旧文化还会残存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新文化取得主导地位，也并不代表旧文化不会卷土重来。文化是有惰性的，一旦在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形成，成为社会的观念形态，就不会轻易地或一次性地消失。
思考文化问题，就应该知道反对什么样的文化、追求什么样的文化，要看清楚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整体上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新旧文化的冲突和斗争的形势如何。中华民族追求的新文化，是摆脱愚昧落后、走向文明先进的新文化，要敢于舍弃不合时宜但又长存的旧文化，有意识地助力新文化的成长，为此要制定长远性和针对性的文化战略。当时的旧文化是什么文化，新文化又是什么文化呢？毛泽东明确指出，旧文化有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文化，一种是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给人们灌输的是奴化思想；半封建文化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文化，它是旧礼教旧思想的文化，给人们灌输的是复古思想。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在文化战线上同样要明确。毛泽东使用了这种分析方法，让反对旧文化有了明确的对象。鉴于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所固有的传承性与惰性，我们也不能说在今天这两种文化就已经完全被打倒了。虽然现在已不存在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但奴化思想与复古思想还是以某种新的面目残存着，比如认为中国在民主自由文化方面不如欧美的观念仍然存在，比如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伴随着文化复古情结的生成等。
明确了旧文化，那新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以来中国最先出现的新文化，是民主主义文化，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相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来说，它就是“旧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最先出现的新文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是随着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社会舞台而出现的，属于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文化或旧民主主义文化成为旧文化，中国的新文化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但它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不是旧民主主义文化，因为承担文化使命、建设新文化的领导阶级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已经是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个新文化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是来自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毛泽东实际上说明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新文化，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它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代表着世界历史走向的文化，它也使本来作为新文化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成为旧文化。所以，新旧文化是会发生改变的，随着社会的变革，会出现新文化，而原来的新文化会成为旧文化，新出现的新文化也会在未来变为旧文化。新旧之分，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社会历史的进程相关的，是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变革相关的。
依据社会历史的进程，明确什么是新文化、什么是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思考文化问题，本身包含着要建设何种文化、要摒弃哪些文化的问题，它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不能只讲立，不讲破，不去分析应该破的对象、应该破的文化形态；也不能只讲破，看不到要立的文化形态。既要从正向上明确、推崇我们要立的文化，又要借助一定的形式批判所要破的文化，要分析这些文化为何深入人心，为何驱之不去。所谓知己知彼，只看到自己的好，看不到对方的强，是不行的。所谓不破不立，如何立、如何破？应该双手联动，既要在宣传具有正能量的文化上下功夫，还得针对那些充斥着负能量的文化进行有的放矢地批判。
新民主主义文化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需要联合中华民族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尽可能多的成员，需要的文化应该是尽可能多的成员都追求的文化，应该是人民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P706)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只是阶段性的、过程性的新文化，它必将走向社会主义文化。为什么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阶段性的新文化？显然与其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分不开。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以及与之适应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或半封建文化的被否定，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就不再是新文化，就会被更新的文化所代替。
这就是说，在关于新文化与旧文化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不仅要指明当时的新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还要指明未来的新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将会走向何方。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就像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即旧民主主义文化）一样，必然成为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则会成为新文化。为什么必然会有这个走向？原因在于，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文化是什么性质的，关键看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与旧民主主义文化不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身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P704-705)按照这个逻辑，中华民族未来的新文化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走向当然是社会主义文化。
毛泽东不仅提到社会主义文化，还提到了共产主义文化，但他并没有区分社会主义文化与共产主义文化，也没有具体指明这两种文化的特征，只是强调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构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为主导，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P697)之所以没有对社会主义文化或共产主义文化进行论述，很明显是因为那个时候对他来说紧要的还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需要搞清楚的最为现实的目标。当时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即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归根结底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这就决定了当时追求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在这种形势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建设方针或者说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纲领呢？当时，整个的国民文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不能超前。立足现实，就是要追求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未来理想是要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因此要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要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追求以及其理论和方法，以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并最终通往社会主义阶段。但实践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要紧扣这个具体实际、具体实践来提供具体指导意见、制定方针政策，不要脱离实际。而且，面对不同的人群侧重点又是不同的，对于党员干部，可以更强调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宣传；对于普通国民，则要更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方针。
这里蕴含着毛泽东关于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法，实现理想要立足现实，看清楚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关键。立足现实不代表不追求理想，因此要去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文化的目标追求与文化的客观现实要结合起来。可以说，毛泽东提供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即既要立足当前，也要面向未来。要有文化的理想追求，但不能限于空想，应该立足现实来追求。
三、古代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看？
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然涉及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的是“古代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清晰明了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留下了一段之后被数次引用的话：“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P707-708)在这段话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度挖掘的观点和见解。
其一，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需要逐渐摆脱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这样的定位，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或者毛泽东说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中国，可以说在近代以来是经济落后，但不能轻易说文化落后。如果硬要说文化落后，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跟上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助推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其二，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古代文化，并不等于就是封建文化。古代文化中有一部分是封建文化，即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反映封建政治、封建经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比如“君为臣纲”等。古代文化中还有一部分文化并不与特定的政治、经济直接相关，比如尊老爱幼、知行合一的文化等，虽然其在封建社会中出现但并不能说其是封建文化，在今天，这些文化应该被看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的一部分。
其三，古代文化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优秀的部分。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到底在哪些方面是优秀的，体现在什么地方？毛泽东把“封建性的糟粕”与“民主性的精华”对立起来说，强调前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的东西，后者是人民的文化。优秀的部分具体来说是“带有民主的和革命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古代文化存在着民主的、革命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恰恰是今天值得挖掘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其四，不能割裂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文化必然是会传承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中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重建，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自己的文化。古代文化不代表就是落后的，就是非现代的，它也有现代的一面，甚至还可以为解决现代社会难题提供文化资源。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最终是要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和解”。但在讲传统文化优秀的时候，过度提倡传统文化里什么都有，认为今天我们提出的所有价值观念都在传统文化里，这也是不准确的。尊重传统文化，是为了往前看，是为了以史为鉴、以文化人，不是为了讲历史有多辉煌，传统文化有多博大精深。文化不是用来束缚人的，不是用来制约现代人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的。整体上而言，对传统文化要“批判地兼收并蓄”。兼收并蓄是我们要的结果，要通过批判来完成，不能“颂古非今”，这也是一个重要提醒。
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少不了思考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反对全盘西化，但并不反对所有外国文化，反而强调要学会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P706-707)
吸收什么样的外国文化？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一切能够被我们用得着的先进文化，既包括外国现代的进步文化，比如社会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等，也包括外国古代的先进文化，比如启蒙时期的文化等。如何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总结起来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八个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把吸收外国文化比喻为吃食物。好的食物对身体有益，但如果狼吞虎咽不经咀嚼地吸食，就会导致不能消化对身体有害。对外国的进步文化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要把其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只是作为原料，因此要去加工，要“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到现在依然面临着如何借鉴吸收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我们要带着批评的眼光看外国文化，不是什么样的文化都要吸收。不能迷信地认为外国文化都是先进的，都是值得引入学习的。即使面对外国先进的文化，也不能认为将其引入中国就一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建设，有些在别的国家好的文化，到了中国可能会水土不服，无助于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值得消化吸收的进步文化，比如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文化，也要防止走向极端个人主义。但不论可能的结果如何，面对外国先进的文化，还是要保持开放的胸怀、包容的态度，兼容并蓄才能够保证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先进的，是走在前列的。一个国家的文化繁荣发展，不可能完全不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要有包容的态度，要有主动吸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
在谈到吸收外来文化问题时，毛泽东还以马克思主义为例谈了具体的方法论，那就是赋予其民族特点、民族形式。他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1](P707)
马克思主义是学说，是思想，也代表着一种形式的外来文化。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解决中国问题的公式，如果只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成为“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就是形式主义地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是没有用处的，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国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仍然要警惕沦为“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已经变化发展的现实，只是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只会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分析、评价甚至批判现实社会，不知道根据具体实际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就是“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谈到了“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这里的民族特点、民族形式不仅包括中国革命实践的特点，实际上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包含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就包含着要用民族特点、民族形式讲述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它要让马克思主义有中华民族的表达形式，也要让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实际内容。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进一步赋予其“民族形式”，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总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不是中国的。经过长期的中国化时代化历程，马克思主义早就具有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和形式，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已经融入中华文化并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