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5期
【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2025年第2期
摘 要：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战争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的战争社会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继承与发展，应置于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思想谱系中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游击战争是两个具有社会学意涵的理论主题。沿着“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理论轴线，厘清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认识，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毛泽东的独到见解及其思想来源。沿着“克劳塞维茨—列宁—毛泽东”理论轴线追溯游击队理论的演变，可以更深刻地认知毛泽东的游击战争论述。战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路径，是分析战争和集体暴力的重要理论工具。
关键词：战争理论；战争与政治；游击战争理论；战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多年以来，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日臻完善。近年来，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愈发强烈，反映出学界对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日渐提升的重视程度。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有学者提倡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也有学者尝试从早期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老一辈学人那里获得启发。有些思想家虽未自觉投身于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但由于其学说在知识理念上与社会学相契合，也被引入社会学知识体系，以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其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关于阶级分析和农村调查思想，由于在关注议题和逻辑理路上与社会学的分层研究和社会调查异曲同工，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在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思想谱系中考察毛泽东的战争思想。首先，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条线索，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战争与革命的交互作用以及革命战争在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价值意义。其次，结合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沿着“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条理论轴线，探讨毛泽东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政治观，如何修正“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理论命题。最后，沿着“克劳塞维茨—列宁—毛泽东”这条理论轴线追溯游击队理论的演变历程可知，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的深刻思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图景，而且对第三世界的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思想谱系
在探讨毛泽东的战争社会学思想之前，我们不妨简单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识战争问题的。工业革命以来，日益扩大的工业阶层愈发强烈地要求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不可避免会与旧体制保守势力发生冲突。虽然1848年欧洲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高涨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却再也无法压制。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让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高潮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即将到来。革命事变的逼近，孕育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促使马克思恩格斯聚焦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来理解当时的国际革命情势。在这一背景下，透过物质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战争的起因和阶级性质以及各种军事问题做了细致研究。恩格斯长期关注军事问题，在《欧洲军队》一文中详细评述了欧洲各国军队，分析了它们的组织、编制、管理制度、训练方法和军事素质的特点。面对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军事信息公开和军事制度趋同的新情况，恩格斯指出：“只有多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者中间跃居首位”。这句话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斗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和政治状况。马克思在阅读《欧洲军队》后，对恩格斯的军事研究大加赞赏，认为“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的条目中，恩格斯的研究涵盖军事的各个领域，包括军队的形成、组织、训练、管理、武器装备和兵种构成，战略和战术，以及筑城工事、部队的物质保障和宿营等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军事史和欧洲各国军队，恩格斯发现，武装力量的性质、类型、特点以及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等方面，均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结构。至于战争的起因和本质，在为克里木战争及其进程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爆发由各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所主导。
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内战这三场主要战争构成了列宁对战争进行理论思考的现实背景。在列宁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必须分析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特征，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特点：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为金融资本、形成金融寡头；有别于商品输出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殆尽。这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特殊阶段——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当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各国的实力对比发生改变，以德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势力范围，于是寻求重新瓜分世界。“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两个强盗大国集团想要重新瓜分殖民地、奴役其他民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垄断利润和特权。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也是列宁的关注重点。身处民族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主张以“民族自决”来促成全世界无产阶级国家的创建与联结，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政治使命。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列宁革命实践中最重要的理论武器。通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缓和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将人民武装起来，凭借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实现专政和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国家才能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进而以“政党”来取得“国家”的形式。
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成型。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学说和战争性质学说，把阶级社会的战争归因于私有制和阶级利益冲突，并依据战争的政治目的和阶级本质来判明和区分战争的性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的思考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理论起点，但毛泽东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游击战争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为考察第三世界的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
二、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战争社会学的理论议题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恩格斯在一封致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列宁更是在阅读《战争论》时做了大量摘录和批注，并称赞《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是“最重要的一章”，几乎摘录了全文。毛泽东曾对这部军事理论著作做过专门研究，并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了某些重要论点，使之成为其战争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共性与个性原理，进一步深化了对战争与政治辩证关系的认识；二是补充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军事目的论，把战争的军事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三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盖然性理论，区分了绝对确定性和相对确定性概念；四是将克劳塞维茨在战术层面提出的“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概念提升到战略层面来认识，明确提出了“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五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不仅源自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还借鉴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民众战争的理论思考。在将毛泽东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思想进行比较时，大多数研究虽然注意到毛泽东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将“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至关重要的古典命题置于核心地位，而且也没有厘清毛泽东是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政治观，从而超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命题的。如果沿着“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条理论轴线来厘清关于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差异，那么不仅可以辨识毛泽东的特殊贡献，还能审视“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对于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从而拓展了战争社会学的理论议题。
（一）克劳塞维茨论战争与政治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考察克劳塞维茨战争思想的理论主轴。“战争是迫使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可以区分为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两种形式。从战争的抽象定义中能推导出绝对战争，借助绝对战争这一理想类型，并将其与经验实在相比较，克劳塞维茨方能客观考察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现实战争。现实生活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偶然性和盖然性，军事行动也要求指挥者时刻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政治目的始终制约着战争进程，这些都会弱化概念的绝对性，使我们只能在现实战争中发现政治的具体影响。“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命题规定了战争对政治的从属性。在1827年12月22日给吕德尔少校的信中，克劳塞维茨进一步解释：“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其法则不是全部只体现在自身内部。战争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的工具，它自己不活动，而是要由一只手来操纵。这只手就是政治”。换言之，政治目的具有最终决定性，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诸多手段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与外交、经济等手段处于同一层次，而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大小和投入力量的多少。于是，“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就成为一个尺度，既是通过战争行为应达到目标的尺度，也是应投入力量的尺度”。当然，政治目的本身无法成为尺度，它需要结合国家间关系及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来衡量。如果政治目的涉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且民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敌对意识，那么该国很可能会进行总体动员，投入最大兵力以求消灭敌军。尽管战争只是政治的一个工具，但并不意味政治可以对战争提出任何要求。若想顺利实现政治目的，就必须了解战争手段的性质，并努力做到目的和手段相适配。为了让战争完全符合政治意图，而政治又完全与战争手段相适应，克劳塞维茨甚至建议让最高统帅兼任内阁大臣。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战争形势的变化也会对原初的政治考量产生反作用，“因为最初的政治意图在战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改变，最后可能变成与最初完全不同的意图，这正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取决于已经取得的和很可能会取得的结果”。概言之，“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个论断包含了两层意思：政治决定战争，战争手段从属于政治目的；战争反作用于政治，政治目的必须同战争手段相适应。
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目标、战争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如何确定政治目的或政治意图，克劳塞维茨认为，“政治能够集中、平衡内政和个人的一切利益以及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对其他国家而言，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纯粹的代言人”，“我们在这里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可见，克劳塞维茨笔下的政治是超阶级的，代表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只有当政治朝错误方向发展时，才会暂时为执政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突破口，他们批判地改造了克劳塞维茨的“政治”概念，认为“政治”不是超越阶级对立的“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而是具有阶级属性和经济基础，因此要联系经济利益和阶级斗争来讨论政治。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战争与政治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提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基石。在阶级社会中，最突出的历史冲突自然是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在研究军事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把每场战争都看成“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将这句话抽象化成理论命题，就可以得出“战争是国家和阶级的政治的继续”这一论断。因此，战争在本质上就是阶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直接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即阶级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而进行的暴力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不仅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紧张，以致非动武不可……”。可以说，如果不消除人类的阶级划分和剥削现象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战争就会一直存在。
在列宁看来，“战争就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延续”，是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战争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他多次援引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并将其具体运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英、法、德、意、奥、俄等国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数十年来一直在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帝国主义战争延续的正是这种奴役其他民族的政治；相反，中国、波斯、印度等国推行的是一种唤起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资本主义强国压迫的政治，民族解放战争延续的正是这种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可见，列宁眼中的“政治”与制定政策的政府相关，而且包含了阶级和经济内容。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在研究战争时，就需要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和阶级本质，分析“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于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被列宁延展为“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照此而言，1792年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就是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当革命阶级取得胜利后，为了继续这种政治，便进行了革命战争来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个交战国集团的战前政治则表明，这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不断地进行着经济竞争，所以这场战争是互相厮杀的、旨在重新分配统治权的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是两大集团的政治的产物。简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两个交战国集团资产阶级的兼并政策和掠夺政策这种政治的继续。总体而言，列宁不仅修正了克劳塞维茨的“政治”概念，而且以分析现实战争的方式具体阐述了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战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三）毛泽东论战争与政治
在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中国红军的定位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军事行动必须服务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政治任务。所以，一切军事行动都要围绕着政治目的来进行。不仅军队需要知晓战争的政治目的，民众也一样，甚至极为重要，这是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所以有必要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抗日战争政治动员。只有在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共同奋斗，方能打破“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尽早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一再强调政治的阶级性，“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这可以视为对“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具体阐述。
至于战争的性质，毛泽东的论述更为完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依据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毛泽东不仅同样把战争视为阶级社会的直接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还认为战争是解决民族间、国家间和政治集团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在研究具体战争时，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明晰交战国双方之间的基本特点和战争目的。以抗日战争为例，比较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可以知道：日本的优势在于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的战争力量较强，劣势则在于战争本质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人力和物力匮乏以及缺乏国际支持；中国的劣势在于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的战争力量较弱，优势则在于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人力和物力充足以及得到国际支持。这些相互对立的基本特点规定了两国政治上的各种政策、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中国最终会取得胜利。至于战争的目的，毛泽东进一步区分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的根本目的。战争的政治目的需要结合具体战例进行分析，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战争的本质和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目的，“保存自己”是次要目的，这是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更有效地保存自己。既然消灭敌人是主要目的，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出进攻为主要手段、防御为次要手段的结论。
对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的阐释颇为独特，在他看来，“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相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争是国家和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以及列宁的“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毛泽东所提炼的“战争就是政治”是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进一步思考，不仅赋予了这一古典命题以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内涵，而且在理论上指明了后续思考方向。
总体而言，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政治观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对战争和政治及其互相关系作出了独到见解。围绕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古典命题，毛泽东提出“战争就是政治”的理论思考不只是延续了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路径，更是赋予了这个命题以历久弥新的理论生命力。如果把它代入社会科学之中，或许能激起热烈讨论。
三、游击战争理论的演变：从克劳塞维茨、列宁到毛泽东
20世纪是一个充斥着帝国解体和革命动乱的战争世纪，尽管传统主权国家间的战争逐渐减少，但内战和革命战争连年不断。不只是战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战争难以被1899年、1907年《海牙条约》编纂的战争规则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所框定，战争与和平的界限由此变得模糊不清。游击战争作为一种非正规战争形式、游击队作为一种非正规武装力量突破了传统欧洲公法的框架，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政治意义以及游击队员的法律地位。为方便在理论上清晰讨论游击队，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提出了四个标准以界定游击队员，即非正规性、高度灵活性、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依托乡土的品格。游击队的这些特征在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均有涉及，但与施米特从国际法角度来思考现代游击战争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总结中国20多年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论洞见。在施米特看来，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论断本身已经简要包含着一种游击队理论，而这种理论的逻辑通过列宁和毛泽东的发展才最终完成。这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研究线索，沿着“克劳塞维茨—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轴线，我们能够追踪游击队理论的演变历程。
在世界战争史上，非正规战斗是一种很常见的战争现象，但直到1808年至1813年西班牙人民为抵抗拿破仑大军而进行游击战时，游击战争才开始获得理论上的关注，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表述。作为一名具有改革思想的职业军官，克劳塞维茨注意到19世纪欧洲出现的人民战争这种新战斗手段，并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战争理论体系中。在他看来，人民战争是战争要素在19世纪突破了过去人为限制的结果，是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张和增强，它的出现在本质上与普遍兵役制的实行和国民军的征召属于同一个性质。从民众武装与敌人的关系角度来看，如果人民战争想要对敌军造成实际威胁，需要具备下述条件：战争在本国腹地进行、战争不是一局定胜负、战区占据大面积国土、民族性格有利于开展民众武装和地形非常复杂。为了把人民战争纳入战略防御计划，克劳塞维茨指出了两条路径：一是把民众武装作为会战失败后的最后一个补救手段；二是把它看成决定性会战前的一个自然的辅助手段。无论是哪种途径，人民战争都不过只是军事上的一种战斗手段选择。从军事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人民战争，克劳塞维茨自然也受制于传统欧洲公法的正规性思考框架，从而把非正规的游击战争置于正规战斗的固定框架下来看待。幸运的是，被克劳塞维茨忽略的作为革命手段的游击战争的政治意义，受到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的格外重视，经由他们的阐释，游击战争才开始迸发巨大的理论潜力。
十二月武装起义后，俄国陆续出现了以工人战斗队员或失业工人为主体进行的游击斗争。对于这种新的斗争形式，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认识不清，把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遭受的破坏归咎于游击战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列宁指出，当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加剧到一定程度，阶级斗争就会发展成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游击斗争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正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尖锐化的产物。而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之所以受到破坏，并不由于游击活动，而是因为党组织的软弱无力和准备不足，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应该承认和采用游击战争这种新战术，还要发挥组织和监督的作用，使其服务于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至于游击战争在革命斗争手段中扮演的角色，列宁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做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质言之，游击战争尽管没有成为核心斗争手段，却仍是对世界革命进程起到重要作用的斗争手段。对于列宁而言，为达到在世界各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政治目的，任何斗争形式均应该得到承认，无论是正规战争还是非正规战争，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讲，列宁对游击战争的思考就与施米特的“绝对敌对性”概念产生了共鸣。这点可见之于施米特对列宁的游击队员思想的概括：“现代游击队员是真正的非正规者，并因此成为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最强有力的否定，成为敌对关系真正的贯彻者。”绝对敌对性的战争根本不会承认传统欧洲公法所实施的对国家间战争的限制，因为绝对敌对性本身就能赋予战争以意义和正义性。而游击队员的地位问题，则主要看他们与革命政党的联系。如果游击队员承认革命政党在国内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并听从指挥，那么他们就是革命战士，其战斗行动也具有正当性基础；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流氓和破坏游击战争的游民，应坚决地消灭和铲除这些敌人。施米特同样注意到游击队员与革命政党的联系：“游击队员战斗在政治阵线，正是其行为和政治品格表达出Partisan[游击队员]这个词的原初含义。因为，这个词来自Partei[政党]，表达了与一个以某种方式作战、打仗或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党或群体的关系。这类关系在革命年代变得特别有力。”游击队员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正是这种政治品格使其得以与海盗、游民或其他战士区别开来。
游击战争理论的真正落地和成形是在毛泽东手中完成的。“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毛泽东对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在革命战争中各自所起作用的认识，符合列宁的判断。相较于克劳塞维茨和列宁，毛泽东突破了将游击战争置于战术问题来讨论的既定路径，提倡将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层次上加以考察，以此强调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对基本特点，反映出中日战争具有持久性和残酷性的特性，这规定了在中国广大领土上，游击战争大有可为。迥异于把游击战争看作无足轻重的边缘现象的传统认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抗日游击战争“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前文已述，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根本目的或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具体到抗日游击战争，则需要考虑游击队发展的现实问题，所以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原则是“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遵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具体而言，可分为六个战略问题。一是游击战争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也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我方是战略上的防御战、持久战和内线作战，但是我方凭借人口众多和依托乡土的优势，仍可以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这对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均适用。相对于正规战争，游击战争也有其特点，它通常以袭击的形式来进攻、追求主动权、灵活使用兵力和依据客观条件尽可能地采取严密计划。毛泽东曾生动地将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二是游击战争要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不仅要认识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配合作用，还要认识到游击战争在战役上和战斗上的配合作用。三是要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所以必须要有根据地来支持游击队的行动。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即“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四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当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采取进攻和外线作战时，我方游击队尽管处于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但仍可以通过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来进行反围攻。当然，反围攻作战的胜利，需要建立在深入的群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当敌人对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被打破，新一轮进攻尚未到来，此时敌人处于战略守势而我方处于战略攻势，我方游击队的任务便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同时，完成休息和训练。五是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发展。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战必须向运动战发展。从执行游击战的非正规部队转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扩大数量和提高质量。六是正确的指挥关系。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既要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也要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而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从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的方针、原则和战略战术的系统阐述可知，他不仅正确认识到游击队员的巨大革命潜力和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还阐明了非正规性如何向正规性转化的具体原理。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毛泽东指挥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和民族战争中积累的宝贵游击战争经验，为人民军队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科学指导。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游击战争与内战、民族解放战争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处境下，敌对关系更为复杂多样。检视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施米特发现：“在毛泽东的具体处境中，各种类型的敌对关系交汇在一起，上升为一种绝对的敌对关系。与白人殖民剥削者的种族性敌对关系、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敌对关系、与同一人种的日本入侵者的敌对关系、在长期的激烈内战中日益增长的与自己民族弟兄的敌对关系，并没有相互抵消或者制约，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得到证实和加剧。”如果说列宁对游击战争的认识还具有某些抽象成分，那么毛泽东基于亲自指挥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依托中国乡土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思考无疑更加简洁有力。游击战争从欧洲到俄国，再从俄国到中国，最后再从中国扩散到第三世界，经由克劳塞维茨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的理论诠释，迸发出强大而持久的理论生命力，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各国组织游击战争成功抗击殖民者中可见一斑。如果用三个命题来表达游击队理论演进中所蕴含的核心意义，可以概括为：“游击队非正规地作战着”（克劳塞维茨）、“游击队非正规地在政治战线上作战着”（列宁）、“游击队非正规地在多重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着”（毛泽东）。
四、结语
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视角考察毛泽东的战争思想，特别是聚焦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游击战争这两个具有社会学意涵的理论主题。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条线索，本文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战争问题，以及参照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毛泽东如何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战争思想。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古典命题启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沿着“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条理论轴线，我们可以指明克劳塞维茨理论命题的逻辑演进，即“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克劳塞维茨）、“战争是国家和阶级的政治的继续”（马克思恩格斯）、“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列宁）、“战争就是政治”（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或游击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着“克劳塞维茨—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轴线，我们能够追踪游击队理论的演变历程，即“游击队非正规地作战着”（克劳塞维茨）、“游击队非正规地在政治战线上作战着”（列宁）、“游击队非正规地在多重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着”（毛泽东）。这三条理论轴线通过不同的逻辑链条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的战争社会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汲取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合理成分，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游击战争这两个主题上均能观察到他们的理论影响力。
本文虽然主要考察毛泽东的战争社会学思想，但也从侧面梳理了战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脉络。社会学家一方面抱怨缺乏理解战争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又对战争与暴力现象视而不见，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战争社会学关注战争与社会的复杂关系，通常将战争作为一个有着深层结构性关联的互动整体来分析，而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维度分析战争的角度以及有关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游击战争的理论思考，构成了战争研究的多样化理论来源。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前的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并做出应有的知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