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外学界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存在不同看法，有三个典型理解：是对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让马克思主义迎合中国传统，其背后的方法论存在着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符合经典作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追求，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内含着让现实服从于文本、发展让位于静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被稀释或替代，与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是其发展的必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没有内容的普遍规律、纯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单是理论问题，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命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 普遍规律/ 特殊规律/

作者简介：陈培永，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杨，女，重庆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毛泽东研究》(长沙)2025年第5期 第70-78页

标题注释：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2023年度重大委托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若干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3ZXHYW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它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①。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已形成基本共识，而国外学界则一直以来对此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典型的理解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让马克思主义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其背后的方法论存在着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矛盾等。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学者，尼克·奈特(以下简称“奈特”)在其著作《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对这些论题进行了综述性评介。本文以此为文本基础，既把握国外学界相关论题的代表性观点，认识其合理性，同时也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揭示其本质，在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还是背离正统的异端？

在国外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中，值得回应的第一个论题是正统与异端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缺乏统一性，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②。这种观点所指称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论述作为标尺，用来判断某种后继理论与已有理论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已有理论的论述被视为正统，修改或放弃具体结论的论述则被称为异端。

在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进行比对时，有学者认为二者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其一，在对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认为毛泽东背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及其内部斗争视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源泉，“通过赞扬唯意志主义和人类意志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来把马克思主义颠倒过来”③。其二，在关于革命主体和革命策略的构想中，认为毛泽东发展了一套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理论和战略，尤其是毛泽东对农民充分信赖，“称中国的‘革命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他深信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因此他甚至在共产国际批准以前就着手建立农村游击部队”④。

这种以经济决定论来指责毛泽东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窄化，也是对毛泽东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归根结底的角度来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并未忽视社会意识、人的意志力的反作用。只是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不去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必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旨在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毛泽东对人的意志力的强调，正是对这一辩证关系的创造性发展。他既坚持“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又深刻认识到在革命实践中“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⑤，通过思想动员、组织建设和文化改造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来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对上层建筑作用的重视与唯意志主义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性。唯意志主义将主观意志的作用绝对化，而毛泽东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严格将上层建筑的变革限定在经济基础所允许的范围内。因此，毛泽东对上层建筑的强调，不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意志论，而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超越，不能被当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背离。

在革命主体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忽视农民的作用，曾提出“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⑥；“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⑦；“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⑧。虽然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发展出一套有关农村革命的战略，但他始终强调农民阶级的生存条件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无法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领导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正如有国外学者所明确指出的，“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完全源自马克思和列宁，显然他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中国的农民阶级”⑨。毛泽东从来都没有忽略中国的未来在城市、在工业化这一事实，强调“一旦时机成熟，共产党将把城市工作重新确立为超越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⑩。新中国成立后强调走工业化道路就是对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证明。

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为背离正统的异端，是很难立得住的。奈特就曾指出，“毛泽东对他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重新整理和提炼，不能够被解释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精华实质的背离：确切地说，它们意味着扩大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尝试”(11)。实际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在马克思没有言说的方面进行的创造性发展，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作为洞察时代、引领时代学说的特质，更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追求。存在问题的反倒是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把特定时代产生的文本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由此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单一化的理解，内含着让现实服从于文本、使发展让位于静止的问题。如果用这种所谓的“正统”来评判基于新的时代条件产生的理论，给其扣上异端的帽子，无异于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落后于时代的理论学说，使其无法解决时代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甚至会成为束缚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枷锁。在现实中，在极端形态上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唯一、绝对正确和独断的解释，还会促使一部分人不再看重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力求成为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掌握对马克思主义排他性的解释权力。这样一种唯我独尊的思维不仅在当时存在，在今天的思想界、理论界也同样存在。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说存在如此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在当时乃至在今天仍然存在呢？排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偏见，从正面角度去思考，或许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坚持，一种回到马克思的精神，一种防止马克思主义被任意截取的态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底该坚持什么？马克思主义包含具体的理论观点并蕴含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具体的理论观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而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则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更为核心的维度，是能够被之后的时代所运用而又不会过时的部分。

从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往往会面临这样的难题：是坚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是坚持具体的论断和结论？是坚持基本观点还是所有具体的观点？坚持前者，可能意味着要突破已有的理论，甚至是修正或者彻底放弃已有具体理论和结论；而固守具体论断和结论，表面看似十分正确，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理论发展的停滞。显而易见，判断某种学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取决于对某些具体理论观点的固守，关键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是否将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现其发展。

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是发展，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而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应当给予必要的创新空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12)。如果能够秉持宽容的态度，以兼容并包的姿态从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智慧资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充满活力的表现。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只允许存在一种理解和解释，其结果往往会走向保守和僵化，进而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中华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

在国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中，值得回应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还是使其融入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受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形成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中华传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处于附属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通过传统文化改变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施拉姆就曾提出，即使毛泽东论证的范畴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最深刻的情结仍然是民族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的中国化，虽然在毛泽东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却只是一项更为重要的事业的外在表现，这种事业的目标是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便使之适合中国的环境”(13)。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牺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代价来拔高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现实重要性的，暗含了“对中国经验的民族主义的强调”(14)。奈特在总结这些观点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从属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具体特征以及中国革命现实的过程”(15)。

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看到了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元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特色、中国风格，当然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蕴。但他们将中国民族形式的表达、传统文化的融入、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强调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甚至取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马克思主义从实质上看已经被“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外学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一方面，与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采用的表达方式不无关系。毛泽东习惯用中国人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谚语和传说，而这可能使国外学者根据文本的外在形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够信任有关。国外一些学者很难相信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跨越文化背景、思维方式鸿沟，真正理解产生于西方语境的学说，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正如奈特所指出的，“他们拒绝承认中国人能够理解一种属于欧洲知识体系的思想”(16)。再加上思维定式的影响，国外学者易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式的思想在被应用于中国之前，一定有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必然会经过文化的洗涤、传统的改造。

实际上，这种理解隐含了一个根本性的谬误，即认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土生土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一定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会被中华传统文化所改造。它片面强调了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排斥，忽视了二者的内在契合以及在契合基础上的互相成就，进而否定了二者的双向需要以及在需要基础上的互构可能。同时，它还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纯而又纯的理论形态，无视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就会被冲淡、稀释，甚至被替代。这实际上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

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不是内在的、封闭的，而是在与各种学说、理论、思想、文化的碰撞、交织、渗透、融合中不断被推进的。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单独存在，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发展和创新。无论从两者自身的发展，还是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互为需要而不是相互取代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精华，这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人类共通性，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高度契合。双方的共通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这种融合不是外部的生拉硬凑，而是内在契合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彼此需要基础上的双向结合，结合的双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要避免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彻底否定、替代甚至消除中华传统文化，或者仅仅把中华传统文化当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正确性和适用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要避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存在，这样做虽然强调了两者的契合，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独特性的消解，是在传统文化发展上的故步自封。不能过度强调传统文化的作用，认为传统文化的复古就能解决当今社会的一切问题，这会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认同。

结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创新，在于新的理论创造、新形态的创立。今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已深度融合并改变了对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和优秀理论要素助力马克思主义聚变出新的理论优势，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不断深入发展也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者的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产生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相统一，还是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际的相结合？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中还有一个值得回应的论题来自奈特。他试图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后的方法论，尝试重构一种逻辑来理解毛泽东是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又同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的。在他看来，毛泽东既相信普遍规律的存在，但也认为可以得出一些不具备普遍性且明显只适用于特定实例的规则知识，形成特殊规律。普遍规律是对某一类范畴本身的规则的描述，而特殊规律则是对这一类范畴中具体实例的规则的描述。普遍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受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的限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特殊规律则来源于特定实例，是对特定实例规则的描述，具有相对和暂时的有效性，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

对奈特来说，坚持理论的普遍性与密切关注中国的特殊性，是两件冲突的事情。“要理解毛泽东是通过何种逻辑来协调这两件看似冲突的事情——坚持理论的普遍性与密切关注中国的特殊性，就需要重构毛泽东的科学与科学方法观。”(18)奈特认为，毛泽东把归纳法作为获取客观世界真理的唯一可靠方法，一贯反对演绎的方法，并且认为演绎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9)此外，他还结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强调，甚至得出毛泽东排斥演绎法、独尊归纳法的结论。

与此同时，奈特还认为，归纳法不可能完全不受观察者自身价值立场和已有预想的干扰，也不可能观察到所有事例，因此也就无法创造出一个涵盖所有未经观察实例的规律。对于这个难题，他认为毛泽东是通过既强调普遍规律，又强调特殊规律来解决的。对此奈特举的例证是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写的内容：“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20)奈特根据这段话指出，毛泽东反对那种认为只存在普遍的战争规律的观点，即他认为还存在特殊的战争规律。

奈特还提出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两种规律的存在，并通过构建“归纳金字塔”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一问题。在这一模型当中，特殊规律被置于整个层级结构的最下层，普遍规律则通过逐级抽象而从特殊规律中升华出来，成为更高阶的理论形态；每一层级规律既依赖于下层规律，又是支撑上一层次规律的基础；规律越往下越具有具体性，越往上越具有普遍性，以此类推，直至整个“规律大厦”建立。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奈特认为，毛泽东面临着严重的逻辑困境，因为“‘归纳金字塔’的建构以普遍性规律为基础，但他坚持认为实例的特殊‘规律’不具重复性，这就对普遍性规律产生了威胁。由于在建构具有较低普遍性‘规律’时缺乏‘可重复’的标准，因而这一‘规律’作为建构普遍性规律原材料的可能性受到了质疑”(21)。也就是说，普遍规律是具有普遍性的、可重复的，但使它得以建立的特殊规律基础却是具体的、不具有可重复性的；再加上毛泽东更多强调的是拥有相对和暂时有效性的特殊规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规律的普遍性。

奈特的这种分析路径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其将毛泽东所坚持的方法论作了片面切割，忽略了毛泽东所讲的“从实际出发”的价值立场和前提预设。“从实际出发”实质是理论指引下的实践，本身是从坚持正确的理论、运用科学的理论开始的，而不是纯粹地从具体实例开始。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两种方法来解读毛泽东的方法论，将毛泽东使用的方法进行非此即彼的定性，过于简单化、片面化。其二，毛泽东侧重讲的是规律的适用问题，而不是要区分出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给人一种存在两种规律的印象。其三，在将两种规律对立起来后，奈特自己也陷入了逻辑困境。他一直想的是两种规律如何同时存在而又没有矛盾，却没有真正看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有关科学理论如何具体适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以这样的分析为基础，奈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一方面，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剥离具体内容的抽象方法。在奈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建立在特殊性的基础上，通过对直接经验的科学抽象提炼而来，实现了对特殊性的超越，提供了理解和解释自然、历史及社会的框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中，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而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中抽象出来的更为一般化的原则和规律。这个抽象出的一般化规律是“归纳金字塔”的最高层，具有最高一般性的规律，拥有最普遍的适用性，是不受任何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限制的规律。但也因为它是摆脱了具体历史局限性的普遍规律，所以必然是抽象的，甚至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因为任何内容都会限制其普遍适用性。显然，奈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规律，隐约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只是方法或者说只是没有实际内容的规律，这实际上就掏空了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方法而没有内容，只是抽象而没有具体，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了。

另一方面，奈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通过实践补全理论的过程，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绑定于具体实践，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自足性。他认为，毛泽东只是把普遍规律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要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要素还包括至少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具体实例层面上的应用。抽象的普遍规律要产生普遍性的作用，必须在具体实例的层面上展开运用。经由这个过程，普遍规律才不再是抽象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也才能实现自身的完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并没有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而是代表了其中的一个要素，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由普遍的(或‘抽象’的)规律组成，这些规律被用来发现特殊历史所具有的‘规律’。如果普遍性和特殊性不以这种方式相结合的话，则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不完整的。”(22)以阶级斗争为例，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但没有说明阶级斗争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发生方式。这一普遍规律因此是抽象的，而要揭示具体历史语境中阶级斗争的特征，就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对特定时代背景中阶级斗争的经验性分析来实现。这个分析的结论就形成了特殊规律，有了特殊规律，才有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

对此，奈特进一步结合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23)观点进行了解读，认为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抽象的要素，而是表明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将普遍规律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定义的。按照奈特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作为复杂的理论体系，只有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完整的定义，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落到具体实例上、没有落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就是抽象的、不完全的、不完整的。奈特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制造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要靠现实来成就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的历史语境，也能确认自己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使马克思主义获得完整定义的过程，而是它作为洞察时代和引领时代的学说，需要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可以看到，奈特始终是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两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一系列普遍规律，也包含一系列分析具体事例而得到的特殊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与体现中国具体历史特征的特殊‘规律’的结合”(24)，“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规律组成——这种规律被应用于详细的调查中，以发现标志着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特征的规则(或特殊‘规律’)。这些特殊的‘规律’一经揭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组成部分”(25)。奈特通过分析得到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与描述中国独有特征的特殊规律的相统一。

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奈特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了一个理论问题，而没有看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普遍法则中获得启示，另一方面他仅仅把这种启示视作指导方针以进行深入调查并揭示规律——有待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特殊‘规律’”(26)。但显然，毛泽东绝不是为了揭示特殊规律，而是力求使马克思主义发挥积极的实践作用，解决中国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相结合的应该是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被使用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理论。以奈特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之所以误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他们并未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具有实践性的学说，没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未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性。

总体而言，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三个方面的质疑，是一个传统但又需要进一步回应与合理阐释的问题。本文以文本为基础，结合方法论的分析认为，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以指导实践的理论，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注释：

①[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②持“异端说”的国外学者包括本杰明·史华慈、斯图尔特·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他们的看法在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曾占据主导地位并影响至今。史华慈、施拉姆等人的观点在后期有不同程度的修正。如施拉姆认为，他早期著作过分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参见[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美]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1976,p.117.

④[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1页。⑨Justus M.Van Der Kroef,“Lenin,Mao and Aidit,” The China Quarterly,No.10,1962,p.37.

⑩Tony Saich and Benjamin Yang,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New York:Routledge,2015,p.I.

(11)[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12)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3)[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

(14)Mark Selden,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91.

(15)[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6)[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18)[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21)[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22)[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24)[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

(25)[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

(26)[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