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一词在《辞海》中被阐释为整饰己身品行，通俗意义上亦指自习、自学，即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行独立学习。毛泽东对自主性学习评价极高。他认为一个人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自学”，“靠自己学”。同年，春节座谈会上，他还援引了孔子、李时珍、高尔基等中外名家为典例，强调了“自修”的重要意义。虽然，毛泽东未有过关于“自修教育观”这一名词的专门论述，但毛泽东在自修观念指导下的教育设想与实践行为却是丰富的，因此，本文即以该词对与其相关的客观史实进行指代与探讨。毛泽东早年的自修教育观涵盖修知、修身、修志等多维层面，他较为关注的议题有学习自主化、教育平民化、学识应用化、探讨自由化，其对当代教育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迄今为止，相关学界对毛泽东早年的教育思想及其部分实践已有过若干探讨，但对毛泽东早年的自修实践与自修教育观进行系统分析的学术成果尚付诸阙如。因此，本文尝试在这一视角下结合相关史实对其展开深入探讨。
一、毛泽东早年自修教育观的生成源流
近代以来，各类强调教育救国的主张纷纭迭起，“教育”这一议题也多同救亡图存的现实路径紧密关联起来。青年毛泽东大力倡导“自修”，强调为学志在救国，重视个人学习的自主性，主张学以致用的现实性。其自修教育观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受到了现实困局的催生、传统湖湘文化与时代风行思潮的浸润，也有着个人性格的主观因素、古代书院教育精神的影响，还有着杨昌济等师友交际的深厚渊源。
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萌生于打破时代困局的诉求之中。诞生于封建王朝垂暮之时，成长于列强侵逼之际，青年毛泽东目睹了不息的硝烟战火，见证了数代仁人志士提出的革新社会的方案畅想，深层的救国需求促使他积极求学求知。近代教育虽较之传统教育受众相对广泛，但受教育成本日高，对底层乡村社会的溢出效应一度趋弱。苦于家庭因素与客观条件限制，毛泽东除受了断续六年的私塾教育外，直至1910年左右才开始从传统教育体系转向新式教育模式。在此期间，更多只能依靠个人自修方可提升知识储备，在战乱年代为救亡图存的志向与目标沉淀积累。
湖湘文化历史悠久，具有极强的地域色彩，其中浓重的各有专精、务实求成、明体达用底色，潜移默化地启迪了毛泽东自修观念的生发。“体用一原，匪圣曷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应然的价值追求，然而个体毕竟具有差异性，难以通学各方，应当批判地进行“通”与“专”的研读。青年毛泽东在自修过程中始终重视个人差异，湖南自修大学在入学考试时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考察学生：“（1）以前进过甚么学校？做过甚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那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以此对学生情况进行探析，不仅了解学生志向是否符合办学目的，亦可由此对学生的个体性特征进行一定的考察探究，便于更好地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同时，学校还允许“学友自制定课程表”，自行选择专门的研究方向从事，自行择取兴味所在的书籍阅览。此外，湖湘文化中务实求成、明体达用的特点也在自修的目标——即变革现实世界这一点上，颇有彰显。毛泽东在个人自修历程中，不仅重视知识、远志的修习，亦关注体育锻炼。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后，他主张劳动教育与学识教育并行，在生产劳作中既锻炼学生身体，又能切近社会现实，从创办新学校出发，改造学生，改良家庭，最终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毛泽东自修思想的产生历程中，还蕴含着彼时涌流纷繁的社会思潮因素。“五四”时期，毛泽东并非首位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架构尚未由某种主义或边界明晰的理论体系全然坚固构筑，亦非简单由爱国精神引导下的朴素状态，更多的是处于多重思潮交织影响下的徘徊混沌阶段。在青年毛泽东逐渐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前后，其教育观当中，对教学革命性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实用主义思潮强调现实性的影响。实用主义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与关注，符合毛泽东变革近代社会的需求。1920年杜威来华讲学时，主张体育智育结合、教育普及、平民教育、学识应用等观念。毛泽东受其实用主义教育观影响，主张尊重人性，自由学习，同时将教育与社会生产实际结合，创新社会教育以达到社会改良目的。
毛泽东在个人提升方面颇具主动性，于其而言，学生自学辅以师长指点的可靠性远高于填鸭式的灌输型教学。这样的主动性在其学习进程中常可得见。在第四师范求学之时，毛泽东在国文教员袁仲谦的指引之下，自主熟读唐宋八大家作品，对韩愈文章“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了解、领会，达融会贯通的地步，也因之造就了他“古籍新解、古为今用”的精彩文风和渊博造诣。他志于自学、践于实学的主动积极性，是充分体现其强大意志力一以贯之的一个内在面向，亦是其自修观念向现实转化的必要内驱力。
毛泽东自修观念的产生也根植于传统书院教育精神当中。历史上，书院为华夏文脉的延续培育了诸多经世安邦的人才，在近代更是在促进人们思维发展上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湖湘书院对“时务物理”与学生主体精神培养的重视，为湖湘文化的繁荣、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基础。书院教育是诞生于传统社会的特殊教育形式，其蕴含着若干带有前近代色彩的要素，然而毛泽东并未对其持一味摒弃的态度。毛泽东早年遍读临近乡里多家私塾，深受传统书院教育精神沁润，他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中修习到了以自学为主，强调自由研究的精神。而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性审视，使得毛泽东在创办自修大学时，采取了书院“研究的形式”，利用自动研读、互相讨论、教师导学的方法，研究各类学术。
除了毛泽东热爱求学的个人因素外，其在成长过程中所遇的诸位师友对其从早期个人层面的“自修”实践，到创设湖南自修大学的转向有着重要影响。“每个个体都拥有一张以自己为中心的人际网络，通过各种纵横向的经线维索编织起从事社会活动的结构空间。”毛泽东早期的人际交往在其自修教育观念的塑造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省立一中就读时，国文教师胡汝霖根据《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总要建议毛泽东可借前人读书治学经验，在自修中选择好书籍阅读的先后次序，更好地汲取学识。毛泽东便是在其指导下，系统性地制定了自修计划并付诸实践。对其而言，另一位彼时的“师者”——胡适，则更为直接地催生了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的设想。在毛泽东第二次赴京期间，他与胡适就中国学生求学“必要在什么地方”进行过交流。毛泽东认为中国学子求学不必定要出洋，且胡适与黎锦熙“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曾在回忆中述及，毛泽东依据其1920年发表的名为《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内容，拟成了《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并与他沟通了于湖南开办自修大学的设想。经胡适修订后的自修大学章程，汲取了北京工读团的失败教训，特别强调自修方法与工读精神，虽后续毛泽东未全部采用，但仍然保有部分胡适的建议与观点。
二、毛泽东早年自修教育实践
毛泽东自修观的核心层面，强调的是对学习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将学习者从纯粹客体地位剥离，更多地着眼于自身思维、实践能力的发挥与作用，是对学习者独立思索能力、主动求知能力、实践应用能力等的关注。“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毛泽东早年的自修实践呈现出了从思想层面步入实践阶段，由个人自治转向社会性群体实践的总体性特征。其自修观念也日臻完善，从局限性的孤立、片面式自修转向全面且具有联系性的自修观。
毛泽东早期萌生出的“自修”观念主要践行于其自身生活历程。他酷爱读书、主动求知，从旧小说、古籍读到新学，从书籍阅至报刊。从私塾时代，即其自修观念个人实践的初始时期，毛泽东便主动涉猎各类书篇，朴素地从古代传奇小说中探寻文学作品中主角身份的阶级性，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没有种地的农民”，也由之萌生了朦胧地对农民阶级的同情。
毛泽东对彼时的教育模式多有批判，他早年于多家私塾之间辗转，于其而言旧式学堂弊病丛生。“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使他饱读古书，纵使1907年他暂时停学归家务农，亦未曾放弃知识的汲取，但在入学东山小学时，年方舞象的毛泽东仍未习过历史、地理，二年级课本中仍有些词语不大认得，基础较差。甚至入学后，在课堂上和历史教员就《三国演义》是否为历史事实争得面红耳赤。东山小学校长仅同意毛泽东临时性入学，五个月后，毛泽东学习突飞猛进，除了得益于老师的单独补课外，也不免有他发挥主动性，刻苦自主学习的因素影响。
1912年，十八岁的毛泽东走出军营，决心继续求学，以第一名成绩进入省立第一中学后，甚觉中学课程“限制而肤浅”，学校规则亦“颇烦琐”。毛泽东做出自修抉择，是由于认为在迄今求学历程中，私塾教授的不过“四书、五经和一般的历史典籍”以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珠算、算术”，自己也对不感兴趣的科目时常“开小差”，且在省立一中求学甚觉中学教育肤浅，如若自行计划，反而更能不受课堂限制，自由自主、无拘无束地阅览。在阅读《御批通鉴辑览》后，毛泽东遂决意放弃在校学习，自行读书研究。1912年秋，毛泽东开始了为期半年，“极有价值”的自修计划。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的主动性极大地得到了发挥。他每日前往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涉猎广泛，有达尔文《物种起源》、斯宾塞尔《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等，类别涵盖中外，包揽古今。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修，终结于毛父认为其不务正业，拒绝再为他提供费用。也正是由于生活的困窘，毛泽东决定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还是以自修为主”。为了锻炼闹中求静、专心读书、不怕外在因素干扰的本领，他还曾故意蹲在人来人往的嘈杂城门口看书。夜晚，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熄灯后，又在通宵亮灯的走廊内看书或是坐在床上明起灯盏苦学，甚至通宵不眠。在此阶段，毛泽东的自修更侧重社会科学，习惯抓住中心问题，“专门研究它”，不管其他杂乱的功课。1915年，在《致湘生信》中，毛泽东对自己的此种学习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过往的自修方法，是“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的表现，决定在为学上“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受社会思潮以及个人人生经历影响，“五四”前后，毛泽东成为了“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的拥护者。早期青年毛泽东所进行的“工读”试验，与其于自修大学内主张学生除修知外，开展劳动教育，磨砺心性、锻炼体魄，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五四前后，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思想潮流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时期，左舜生、王光祈等人呼吁以“小组织”、“工读互助团”等形式从事生产劳动，获取经济自由，使新青年得以摆脱旧式家庭影响，实现个人的真正独立，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青年毛泽东对“新村运动”有着极大兴趣，曾在北京专门跑到八道湾拜访国内“新村主义”的鼓吹者周作人。1918年，在一师面临毕业问题的毛泽东，也曾提出在岳麓山邀集数友，创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毛泽东对工读主义的主张除了时代潮流的影响之外，不免有个人求学经历的深刻因素。对于物质需求的不可避免，他从个人求学所经历的困窘时刻中得以一观。因家庭因素，少年时期的他只能断续求学。在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之前，毛泽东的私塾学习生涯因为家庭务农等需求是断续的。在其决定前往长沙求学的初期，也由于物质因素而颇受阻扰。在个人自修实践时，其父也曾因认为其不务正业而欲图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他对求学过程中物质因素的重要性有着直接性的体会与感知，而工读则是解决此类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也为后来他在其自修观念中主张劳动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结合奠定了一定基础。
1919年，他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此文是毛泽东曾草拟的新村设想计划书中的一部分，从“学生工作”这一角度更为详尽地论述了他的规划。他主张尽力减少学校教授时间，学生以自动研究和工作为主，规定每日自习四小时、授课四小时、工作四小时。通过学生从事生产性的、联系实际生活的工作劳动，使学生认识社会、社会接纳学生，破除社会与学生相隔阂的状态。毛泽东的新村设想并非只是为了小范围内的制度实验，他希望通过“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使之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互关联，突显出了一定的共产主义色彩。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大学。1920年，随着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他开始在实践工作中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在他因驱张运动第二次赴京期间，随着对《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的阅读，“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返回湖南后，开始了湖南自修大学的组建。但创建自修大学的设想在中共诞生前便已有之。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采古代书院“研究形式”与现代学校“研究内容”之长的创造性建设，而毛泽东在1917年致信黎锦熙时便提出对当下学校不满甚多，欲采取二者优点组建教育机构的构想。“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此时，毛泽东受杨昌济影响，在社会变革上主张“倡学”，认为“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圮倾”，他思考出的实践方向便是建设依其理想而建构的学校，实现社会思想的变换，从而引领时代的发展。
1920年2月，毛泽东提出“想和同志成立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值此阶段，毛泽东将自修大学（即自由研究社）的学术任务认定为弄清中外的学术发展状况，作为留学考察的基础工具。这一点在而后湖南自修大学建设中也有体现。湖南自修大学在国内外学术昌明、重点机构、团体设通讯员，用以汇报各地学术发展情况、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相互联络交流。次月，他致信周世钊，提到“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他预想在这所学校内实行共产的生活，通过教课、投稿、编书、劳力工作四种方式获取生活费用。结合情形刊发学校杂志，并注重成立“学术谈话会”进行学术交流。他所设想的这种组织也可被称为“工读互助团”，由此亦可的得见工读主义与新村主义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及发展中亦留下了影响。
1921年8月，参加完中共一大返湘的毛泽东、何叔衡，同易礼容在长沙船山学社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与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船山学社董事长仇鳌多次商议，在船山学社内发展进步势力，最终得以在船山学社社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省政府每年拨给船山学社宽敞的场地与4000银元活动经费，为能够继续获取省政府所供经费，毛泽东团结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沟通省政府关系，最终以在船山学社内开展活动、研究新思潮为名，实现了省政府活动经费的继续获取。
毛泽东在为湖南自修大学撰写组织纲领时受胡适观点影响颇深。学校开设了图书馆、实验室，采取了教师辅助，学生自修为主的研究模式，针对年长失学、私塾改图、乡校课程不够升学之人还开办了补习学校。校刊《新时代》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介绍与传播。除他人文章外，毛泽东亦于《新时代》上撰文多篇，对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勾结作恶的黑暗政治现实，全国人民革命的迫切形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湖南自修大学以先进的办学模式，在思想狂飙突进的二十世纪初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为中共干部人才的培育提供了可靠的发展场域与理论战场。
1923年11月10日，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与宣传，湖南自修大学被反动军阀赵恒锡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的罪名强行关闭。由于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对于赵恒锡的阴谋早有察觉，便在其计划执行前筹划另一所学校的准备。20日，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又在长沙开办了湘江学校，以此承继湖南自修大学的事业。湘江学校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以“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为办学宗旨，湖南自修大学原附设的大部分师生也转入了湘江学校中。至此，青年毛泽东早期自修教育观指导下的自修实践告一段落。在毛泽东后续的革命生涯中，自修事业始终在持续发展与进行，然限于篇幅与选题，本文暂述及此。
三、毛泽东早年自修教育观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并不局限于知识性的学习，而是修知、修身、修志并举的多维度层面。在知识的修习上，非指孤立地思考，而是个人主动自觉地学习新知识，通过独自思索，产生理解，并在共同讨论、教师指导答疑、自主实践的系统性过程中形成认知。在修身层面，强调劳动教育与身体锻炼，通过劳动教育更好地锻造身体，磨练心性。在修志上，青年毛泽东强调学子要志存高远，要有强烈的救国之心，通过自修实践提升自己，更好地为挽救民族危机，推动国家发展奉献。毛泽东早年的自修教育观是一个逐步形塑的过程，集中体现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与发展中，呈现出了重视学习自主性、教育平民化、学识应用化、探讨自由化的几大特征。
（一）变“被动的”接收为“自动的”探究
毛泽东读书坚持“四多”方法，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极其关注学习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少年毛泽东在农闲之余，极尽所能地主动阅读书籍，自筹费用争取恢复学业；青年毛泽东的自修计划则更是依靠内生于自身“自动”的精神驱使。
“自动的”方法贯彻于他的个人自修实践，也在群体性自修实践中得以体现。湖南自修大学主张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要进路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学校为便利学友研究马克思主义，将船山学社藏书楼改为图书馆，为学生自学提供场所与资源。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新置了共计421种，100册各类书刊。其中，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汉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恽代英《阶级斗争》、李达《唯物史观解说》、李季《社会主义史》等。
学生自行选择所研科目，“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以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校内也仅以学科作为单位进行学生划分。湖南自修大学最为卓著的特点即是其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符合人性特征地为学生自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场域与环境。毛泽东从多角度批判现代学校，其中两点涉及学生自修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首先是泯灭学校戕害学生个性的趋同化的机械教授与管理方法。他认为现代学校对学生统一化管理沿袭了专职皇帝之作风，使得学生难以生成完整的人格，无法发挥自身自主个性。其二，学校授课时间较长，课业繁重，学生终日忙于课业，难有自动自发进行研究的时间。而书院则不同，书院在形式上没有严苛的管理，课堂多为精神交往，课下自由研究。同时，书院课程安排并不繁琐，重视周全的研讨。在组织大纲中，湖南自修大学还专门规定无自修能力、不能尽心研究者“得随时令其退学”。在成绩考核上，自修大学也体现出了对学生自主性的注重。学校成绩考核方式有三，一为平常所作之记录及论文，二每学期届满所作之论文；三每一科目修完所作之论文。成绩多通过论文形式考察，论文则最能体现学生思维的自主性，较于考卷式的测验能动性的体现更强。
求学不等同于被动地单向接收教师传递的知识，学生亦非纯粹的课本内信息的“容器”。湖南自修大学强调的也并非单纯的“自动”，而是辅以专人指导的“自动”。1919年毛泽东撰文主张每日时间六分，二分睡眠、一分游息、二分读书、一分工作，其中专门强调读书内有一分专为自习，另一分则为教授。在湖南自修大学的创设中，专门规定教师职责为“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学生“目前采完全自修主义”。于日常性指导上，其创立宣言中表明，“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湖南自修大学还设有学长，负责指导学友自修，考察学友成绩。同时，设专科指导员，以辅助学长指导与考查学生。针对特别指导，学校会定期联络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通函指导的方式为学生开具阅读书目、指导研究方法、解释问题困惑；开设特别专班，如外文、夜校等特别教授；邀请名人担任讲师进行特别讲座研究。
“自修”所关注的是主动性的知识吸纳，是教师启发指点，学生思索辨析的能动过程。纵然早期毛泽东曾有过憎恶学校，只想自学的想法，但随着经历的发展，他也逐步认识到了“自修”不能孤立地独自思索，应该在教师指引、同学交流、个人领悟、社会实践的互动中进行。
（二）变“贵族式”学堂为“平民化”大学
早期，因务农对人手的需要，毛泽东父亲并不想让他学习更多知识，只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学会算账。1907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虽然他未曾放弃知识的汲取，对旧小说的阅读提高了他的基础识读能力，但因条件限制，他仍有诸多不足。从表哥文运昌处借阅的《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使他开拓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发了他回归学业，修习新学的兴趣。
1917年10月，毛泽东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兼体育研究部部长，并在此阶段负责夜学的主持工作。夜学是“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为改善阻碍政令之推行的“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思想，推动教育普及化、平民化的一项举措。近代社会教育精英化，而夜校“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如有空位，准人随便听讲”，同时由学友会负责印制讲义，免费发放，极好地避免了近代求学过程中因为物质问题这一普遍缘由影响而难以修习知识的情况，也符合毛泽东人人皆可受教育，通过教育疏通社会隔阂，化社会为全体人民大学校，以期百年改良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从前的教育时贵族和资本家的专有特权，一般平民没有受教机会。资本家与贵族通过对金钱、教育的垄断，独占知识、资源，从而诞生出了阶级强弱之分。他还曾主张学生联合起来“自教育”，通过遵循卢梭的“自教育”思想，顺应学生本心，是指自由发展的方式进行自救，尽可能地“结合同志，自己研究”。
青年毛泽东对近代教育的垄断化、贵族化有清晰的认知，也致力于教育平民化事业。“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和同学们谈论教育问题时曾说：“有钱的人能受教育，从小学读到大学，没钱的就被关在学校门墙之外，做一世的光眼瞎子，这是合理的么？” 他认为书院与官式大学将学术秘密化，认为仅有少数特殊人可以入学，多数平民则不能参与，也由之造成了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现象。此外，“盖今日之大学生，每年所费，最低限度亦须国币三百元。”要想入学修习知识并顺利毕业，还得需千余元，这对于平民家庭则是难以负担的数额。许多有志升学而有才能的青年，苦于昂贵的学费，只能“望洋兴叹”、“莫敢问津”。湖南社会亦涌起了对平民教育的探讨与实践。《湖南大公报》陆续报道平民教育的开设与讨论，长沙青年会也曾倡导并在“贫苦小孩最多之地”开办平民夜学。湖南自修大学主张平民主义，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生不收学费，仅收寄宿生膳费，破除学术秘密化，力使学生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1922年9月，自修大学还针对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补习学校“暂设学科五门——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分三班教授，采用选科及学科制”。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到湘江学校的办学理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教育观中的平民主义主张。在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毛泽东变“贵族式”学堂为“平民化”大学，在改善湖南思想氛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为党组织发展初期培养了诸多人才。
（三）变“虚荣的”心理为“实际的”功夫
新民学会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每个学会成员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修养，提高文化水平，为改造中国而担起责任，其目标远大，落脚于改变社会。毛泽东主张要切实研究中国情况，不能仅树立空泛的目标，要集合社会力量讨论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共同的实践、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与共同的建设才可获得客观的效果。因而毛泽东主张旗帜鲜明地将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团体，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新民学会内部产生分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派选择用激进的共产主义方法改造社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新民学会从萧瑜认知中“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的状态，转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
1921年，一大后，毛泽东返回湖南，经数月筹备，创建了湖南自修大学。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在宗旨与发展特点实在新民学会的历史中逐步演进的。“夫学术之可贵，实以其能促社会之文明进步，而慰安吾人之心灵”，“求学是求现实”。求学的目的在于改造现实社会，学校极为关注学识的应用化与实际性，倡导湖南人民“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个人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 ，通过湖南自修大学的设立，使之成为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以达到在平民中普及文化，在社会中发展学术的实际目的。
学校注重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号召学生直接参与社会革命实践。毛泽东极为重视从实践中学习，将学识应用于实践，他曾多次自主或与友人随行游学，以此求习书本以外的知识，广泛地了解实际的社会情况。一大召开后，毛泽东返湘组织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建。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校内学员易礼容、郭亮、陈子博等是最早一批湖湘党员。为贯彻党组织加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心任务。校内党员以校园为基地，以晚会等形式为掩护，着重学术与社会现实问题的探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与斗争相结合，鼓励学生深入群众、深入工人进行社会调查。郭亮任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总指挥，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彻查工贼和释放被捕工人的胜利。罗学瓒、陈子博、易礼容、毛泽民、郭亮等分别兼任过长沙人力车、织造、泥木、笔业等行业及粤汉路新河、岳州等处工人俱乐部的秘书。毛泽东也同同学四处演讲，参与活动，唤醒了工人阶级意识，推动了湖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传播。
毛泽东早年在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思潮涌流之中发展了重视劳动教育的思想，随着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其对劳动的内涵认知更为丰富。为破除校内学生身体文弱的弊病，自修大学强调进行实际的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达到对个人志向的塑造，身体素质与知识水平的平均发展。湖南自修大学“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让学生不若旧式书院中，视学习为“升官发财”，“骄同类”，“夸耀闾里者”。 因而，自修大学提供园艺、印刷、铁工等方面的设备供给学生劳动使用。劳工神圣，让学生切实劳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这一点也堪称自修大学的“激进”方面。
（四）变“束缚的”环境为“自由的”氛围
五四时期，社会思想的激荡和时局的危难使得全社会对于社会发展的观点纷纭迭出，人们开始追求言论自由，对于当权者对舆论场域的操控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和批评文章，民众对社会思潮的关注达到了高潮期。毛泽东自小便喜好与他人展开思想交锋。他极爱撰文表明观点，《商鞅徙木立信论》《体育之研究》等文从多角度批判社会现实，展露个人思索。青年时期的他与萧瑜常就中华民族的当下与未来争论，时常因为问题的探讨而彻夜交流。他也酷爱与友人书信交谈，彼此劝勉、互相激励的同时，就实际问题各抒己见。他认为自由交流与探讨的氛围较于束缚的环境是求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毛泽东批判孤立、画地为牢的学习，他在对新民学会等团体进行社会改造进行探讨时，认为一个人孤立思索得出的结论与计划尽管或有其合理性，但终究发于“一个人的冥想”，“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而多成功少’，是‘最不经济’。”他主张新民学会应有意识地组织谈话会，应用“共同的讨论”，对共同目的进行探讨，对研究共同方法进行实践，才能拓展团体发展、社会改进等新局面。也由此，新民学会内部按内容和时间印发了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对会员内部针对改造社会的思想、出路进行了汇编，便利了学会内部的思想交流。1920年到1921年间，毛泽东不仅同新民学会会员往来沟通，还与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往来密切。为能够更为紧密频繁地谈论革命斗争策略，毛泽东组织了星期同乐会，除共同交流、休息调节之外，还抽出时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邀请无政府主义分子共同探讨疑惑，沟通思想。
旧式书院虽有诸般缺陷，但其师与生、生与生之间的自由研讨是胜于学校的。湖南自修大学对这一优势进行了学习，其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湖南自修大学研究的方法分为单独研究与团体研究两种。其中单独研究指学生个性化指定个人修习方案，而团体研究则是鼓励学生在校内组织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研究会，通过开会辩论商榷的方式进行思想碰撞与交流，在一定期限内针对相应主题进行探察。此外，上文已提及，学校还为便利学生研究还会通函校外教授学者对学生进行指导与讲座；为明晰学术动态，特设通讯员网络国内外学术新知，反馈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倡导学术观点的交流，对学生要求“入校后有投稿本校月刊的义务”，用以学术分享、思想交流。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立，刊物旨在探究改造国家、澄清政治、改革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所刊载的文章大都是自修大学学友通过自学、讨论研究的成果。
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是关注学习自主性、教育平民化、学识应用化、探讨自由化的全面系统。在个体上，毛泽东强调自修；在他者上，毛泽东强调交流；而在群体层面，毛泽东则重视自修、交流知识获取后的实践性转化。几者缺一不可，共同构筑了近代社会中能动自主学习的有效路径。作为毛泽东自修教育观指导下的集中性实践与体现之一的湖南自修大学，在其先进教育理念指导下为党培育了大批人才，在近代湖南，甚至全中国教育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结语
在其逐步形成的自修教育观推动下，早年毛泽东开展了诸多自修实践活动。除了个人的自修活动外，在其参与创建的各类组织中，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念亦得到了贯彻与发展。在参与“新民学会”活动的过程中，他颇为强调自修与讨论相结合，在会员们修识、修志、修身的实践中，学会的一大批成员最终成为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走上了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路。湖南自修大学的成功开办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壮大，系统化地培育了一众骨干人才。自1921年8月创办至1923年被军阀政府查封，湖南自修大学先后培养了二百余名学生，其中李达、李维汉、杨开慧、罗学瓒、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陈赓、陈昌等后来走向革命阵营者都曾在这里留下印记。在革命年代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不少均出现了湖南自修大学参与者的身影。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最早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可以说是三湘大地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在湖南乃至全国革命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党在革命早期输送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尤其是湖南自修大学的创设，为近代以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与方向。灌输型教学只强调知识的灌注，然而求知不等于在学校里被动的信息获取。对个性化学习的推崇与对现实性问题的注重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突破填鸭式教学的两个核心层面，突破了现代学校“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以及“终日埋头于上课”的弊病。《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由毛泽东主笔撰写，其认为教育是促使社会进化的重要工具，而教育者是使用教育这一工具的主体。“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因而，要不断促进教育学理、方法的进化，推动教育者思想的革新，方能引领社会的变革。蔡元培评价湖南自修大学为“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毛泽东强调修知、修身、修志相结合的学习观，在近代教学进程中是具有先进性的，而集其早期学习观念大成的湖南自修大学，也为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模式。
在毛泽东自修观指引下创建的湖南自修大学是打破教育垄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传播的重要场域。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性学校，它致力于推动兼具本校学员与党员干部双重身份的有志青年深入实践，领导工人运动，用实践改造社会，在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其校刊《新时代》针对改造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反对武人政治以及教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发文进行观点发表与宣传，更有李达《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陈佑魁《货币革命观》等名文从多角度切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进行传播。在自修大学教育思想引领下的诸多学子，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碰撞，学用相长，在理论学习中完善实践方法，在现实实践中丰富理论认知，在湖南乃至全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宣传。
毛泽东对自主学习、自主研究评价极高，其对自修的注重，为反对填鸭式教学，迈出了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早期步伐。毛泽东的自修观为个体学习指引了有效的路径。从本质意义而言，毛泽东的自修观虽涵盖知识学习、身体锻炼、品行修养三个层面，然其核心仍着重强调对个体性学习的方法论指引。毛泽东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自主学习，从乡间田野到书舍学堂，自行选择书目阅读，自主计划修习进程。他从个性化的学习中收获颇丰，他好历史，便遍阅古史；欲提升古文写作水平，便逐字解读韩愈文笔。对于个体而言，学习自主性是学习的关键性部分，也是学习结果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提高学习自主性，是引导知识获取效率提升的必然途径。
不过，“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方能逐渐地把握绝对真理，不承认这个认识能力的历史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个体独立的学习探究有助于思维深化，亦有利于个性化学习的制定，但也易陷入静止、孤立的片面状态。毛泽东在其自修历程中也发现了孤立自修的思维局限性，因而在湖南自修大学教育方略的选择上，最终决定了以学生自修为主，教师指导、学长监督为辅的模式，在主张学生积极主动进行知识体系建构的同时，加以师长等的思维方向性指引，对于当代教育模式转型有着一定启发性。
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萌发于当时社会思想、政治、文化多重生态的交织涌流之中，是内外因素同频共振的产物。其自修教育观指导下的实践，是关注学子个体性特点发挥，自发主动性知识汲取的创造性建设，为学习“通”与“专”的矛盾提供了个性化的选择取向，推动了个体学习的专门化、深入化发展。受工读主义思潮影响，毛泽东的自修观念中对劳动关注的倾向，为促使其教育设想突破精英阶层限制、实现平民化提供了可行性。毛泽东重视学习的实践性，强调学习从实际生活中来，到实际生活中去，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过程亦为成长发展初期的党组织培养了诸多干部，这些兼具学子与革命者双重身份的青年，深入社会，发动群众运动，为湖南区域社会孕育和生发了红色的种子。毛泽东的自修并不提倡孤立地学习，他主张共同讨论，在思想交汇中迸发出新时代的锋芒。
自修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学习方法。断断续续的六年私塾生涯，让毛泽东锻炼了自主阅读、思考的能力。长沙求学的岁月使他开阔了眼界，拓展了知识。早年自修实践锻造了毛泽东独立思索，汲取新知的强大能力，在实践活动中逐步形塑了他的早期自修教育观。在“五四”前后涌流的社会思潮中，他开启了坚韧的探索之路，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道路。湖南自修大学是他早年自修教育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早期革命实践之重要一环。修身、修志、修知，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包揽了个人修业的多个方面，具有极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自修教育观在其总体教育观中属于较为专门的一项，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又具有符合教育规律的普遍性，是其系统教育观当中值得研究与探讨的重要面向。其早期自修实践经历了从个人向群体性实践的转向，而相关观念的形成也呈现出了逐步趋向成熟、完备的特征。毛泽东的自修教育观是不断发展的，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与运行，正是他相关观点的集中性系统性体现。然而，毛泽东关于自修学习的教育观点并非至湖南自修大学停办之后便停止发展，对其后续演进流变的相关学术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原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