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动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征程中的重要使命。延安时期,社会上文化论战现象普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行其道,再加上中共党内未就文化建设问题形成共识,这些现象促使毛泽东开始思考文化改造与革新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以实现民族文化自信为目标,采取兼收并蓄、批判继承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又合理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这使得无产阶级牢牢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实现了文化重建与文化发展,为中华文化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 文化现代化; 延安时期
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进而提出“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1]。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已开始文化现代化的探索,并针对文化改造、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提出诸多要求,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推进文化建设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代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现代化思想的历史背景
西学东渐之风激起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极大震荡,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传统中学思想面临根本挑战。在数次文化论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战线的斗争,开始思考文化转型的方向与现代化的出路。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不仅受到本土传统文化内部的非儒学派别之诘难,也遭遇西方近代文化及其催生的新文化之挑战,这场外源型文化危机使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坚守的“以夏变夷”原则失效,表明扎根于农耕社会的旧文化无法解决工业社会提出的新问题。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初步搭建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思想启蒙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白话文的普及促进了日常语言和书面文字的合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也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然而,思想变革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文化运动并未彻底解决“传统与外来”的问题,甚至连新文化派内部的主张也屡屡产生分歧。随着民主、自由等舶来观点在知识界的广泛传播,部分思想家将“现代化”与“西化”的概念等同,部分思想家又固守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一时间各类纷繁芜杂的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在整个论战过程中,城市的思想解放走在时代前列,而广大农村地区尚未深度卷入其中,之后随着时局的变化,思想分歧逐渐从笔墨论战演变为武装对立。
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十教授宣言”)的发表再次掀起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十教授宣言”的基本立场是加强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在文化观点上兼顾特殊性与时代性,既看到“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又看到“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2]。不过,由于宣言在形成之初即得国民党CC系的大力支持,首刊杂志也是陈立夫兄弟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主办的《文化建设》,所以无论宣言提出者的初心如何,其背后的政治色彩都不容忽视。
(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20世纪初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或占领区进行文化侵略,企图从思想上泯灭中国人的反抗意识;国民党在统治区推行文化专制,剥夺民众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权利;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浑朴”“幼稚”“不成体系”等特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盛行。
首先,美日等国为在中国实现长期统治,大力推行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思想。殖民文化与资本主义互为支撑,相比于封建文化更具“先进性”,它凭借宗主国的政治力量在殖民地进行渗透和征服,通过高势位的文化输出毒害被殖民民族的思想,使其丧失文化主权和民族自信。19世纪以来,英、美、法等国在中国广泛开设教会、学校等机构,向信徒与学生渗透种族优劣论,鼓吹西方文明的强盛,逐步侵蚀中国的教育主权。大量外资资助的报纸报刊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喉舌,在中国舆论场上散播谣言、抨击革命、驯化国人。
其次,国民党当局实行文化专制政策,控制国民思想,摧残进步文化。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从日常生活入手,宣传“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3],这看似意在革除国民陋习、提高民族素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实际上,该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礼教与法西斯军国主义糅合后的产物,旨在与日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庭抗礼。《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更是强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并赋予特务机构极大权力,肆意打压查禁左翼刊物,迫害、暗杀进步知识分子。
再次,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浑朴”之态,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思想界颇有市场。基尔特社会主义忽略中国处于列强环伺的事实,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用和平进化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度,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写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等文,从自由权利、个性解放的角度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合理性。延安整风运动之前,由于新增党员的背景身份复杂,加之党内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够成熟,这些思想的传播给党的建设带来一定困难。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文化建设的尝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本就存在的文化之争和思想之别,与“左”倾右倾的路线交织在一起,上升到政治层面,使得问题愈加复杂化,各项工作难以推进。
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后,为填补苏区的文艺空白和获取左翼文人的舆论支持,党中央出台许多针对知识分子的优待政策,各地知识分子慕名而来。这固然能让文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但文艺团体将“传统还是外来”的文化论战带到延安,其间分歧也愈演愈烈。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毛泽东根据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不同来历,将其分为“亭子间文人”与“山顶上人”,并号召这些人面对工农兵勿要自我孤立或自我标榜,面对政治勿持冷漠清高的态度,应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为民族解放而创作。然而两派文人之间依旧摩擦不断,甚至“亭子间文人”内部还逐渐分化出“鲁艺”派和“文抗”派,二者关于创作应是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的问题争论不休。具体实践过程中暴露的缺陷,恰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早期文化建设方针的不成熟。
基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领导权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理论层面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道路,解决好传统与外来的矛盾。早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实践论》时,毛泽东已然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理论的立足点。在考察延安文艺界生态以及与张闻天等理论家的交流中,毛泽东逐步完善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的一系列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更是一个创造性的文化论纲,随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正是这一纲领的具体实践。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王明《论文化统一战线》三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在文化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4]。延安的文艺政策发生转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方针,这一新的口号通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办的刊物、活动向全党全民推进,为思想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基础
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战线的斗争,首先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过渡时期的文化,必须承担起文化转型的现实责任;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观要求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再次,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党内理论家的交流,也为修改《新民主主义论》、完善思想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
(一)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
“先进文化是相对于落后文化而言,并总是在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的冲突中体现出来”[5],这一论断最初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腐朽落后的文化的对立面而提出的。毛泽东在探索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大体经历过这几个阶段: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深入中国农村调研,在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认为新文化未能与中国传统、社会现实接洽,新文化运动的受众未能囊括农民阶层;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从愈演愈烈的农民运动中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从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时期形成的苏区文化身为封建文化、殖民文化的对立面,具有强烈的阶级形态特点,促进了农村封建文化的瓦解和农民反抗意识的觉醒;七七事变后,毛泽东等人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战时期的文艺方针将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形成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先进文化。
延安时期,随着抗战局势的演变,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逐步扩大,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与日俱增,又增添了文化革新的信心。这时,文化领域必须革新就成为党内普遍共识,而承担着话语体系功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不能仅仅局限于先进文化的范畴,要进一步发展成现代化的文化,指明革命道路的前途。现代化的相关概念自20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后,学界探讨中国的现代化时主要着眼于文化领域,尤其是中西文化的比较,而较少直接谈论经济制度。在这数次论战中,学界也达成共识:文化现代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复古保守,而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民族与国家不断向现代化转型。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观
《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98。统治阶级在物质和精神上占据统治地位,并通过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不断强化全面统治。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仅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破旧世界的枷锁,也需重视理论建设,唤起群众对无产阶级文化与革命前途的认同。
列宁首先提出“文化为政治服务”[7]298-300的观点,即面对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应借助文化领导权团结全民族,巩固和发展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应接收全人类的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7]299。其次,列宁在《怎么办?》中系统总结马克思、考茨基等前人的论述,使“灌输论”这一经典理论体系得以最终形成,即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形成正确先进的思想体系,必须通过宣传、鼓动,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8]。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观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哲学依据和历史借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文化问题,坚持文化建设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并通过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提出民族启蒙和文化革新的新命题,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方向。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关于马列主义文化理论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也因时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以领导左翼革命文化斗争,这为提高理论水平与积攒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重视文化战线的生产建设,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建军,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工作,通过灌输教育和革命实践,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最终得以形成。
(三)实践基础: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完善
以1942年为界,延安出现过两次“文艺高峰”。1942年前,张闻天负责宣传、文艺等工作时,陕北革命根据地举办过许多文化活动,如马蒂斯立体画展、曹禺戏剧演出等;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诸多沪区文人奔赴延安,延安文艺界接过上海左翼文化圈的接力棒,使得30年代初滥觞于北京的新文艺运动的火种得以保存和发扬;另外,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禁止国际记者在中国报纸上提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运动,延安方面为打破新闻封锁并赢得国际关注,积极邀请国际记者和外国使团前来访问。1942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因时而变,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方针,意在使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团结为一个具有战斗力的集体。这两个“文艺高峰”看似表现特征不同,但就本质而言并不是对立矛盾的,都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考。就前者而言,延安在革命年代点起一座开放包容的灯塔,文艺队伍的百花齐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广博胸怀的一个缩影,与上海文人、国际友人的交往,以及那些极具现代性的艺术,无不昭示出中国共产党与时代接轨、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就后者而言,历经整风运动的延安在思想上更具团结性,在步调上更具一致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隔阂被打破,文艺为群众而作,成功调动了各社会团体抗日救亡的积极性。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张闻天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思想相得益彰。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包括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维度[9]。1月9日,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部分,将张闻天思想中民主文化的内涵并入大众文化之中。比较《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版本,可以发现毛泽东主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方法,从最初发表的文章到选集出版时,毛泽东修改了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的论述,将写作侧重点从批判党内教条主义者和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转到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层面。“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一节中的这种转变更为明显,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10]704-706,这里就区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现代性文化的区别。延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因而文化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现状是这种现代性的文化并未在全社会确立起来,推动文化现代化将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现代化思想的内容构成
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本人并未明确提出“文化现代化”这一术语,但其思想论著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化革命”等概念均已涵盖文化现代化的倾向。本节将围绕目标、动力、方法等方面对毛泽东的文化现代化思想进行论述。
(一)目标:摆脱文化自卑,推进思想解放与民族独立
甲午海战中,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竟败于素来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这让国人开始反思与质疑“中体”的合理性。技术上的落差折射到文化领域,逐渐演变为文明形态的优劣比较,伴随着军事上的愈挫愈败,中华传统文化也丧失了一贯以来的主体性与优越感。然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要“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10]703,这是时代赋予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目标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0]663。
毛泽东看到依托先进文化与现代性文化改造国民思想的关键,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文化战线提到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战线上,并在中共七大上特别强调,“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11]415-416。封建制度下的广大人民,由于大地主阶级的盘剥、官僚资产阶级的压榨而丧失了财产,也就丧失了拥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的条件。之所以教育党员不仅要为自己而奋斗,更要为他人而奋斗,正是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294,这样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形成合力。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文化前进的方向,意在使广大国民由依赖性人格转向独立人格,由传统的顺民转向现代的公民,摆脱文化自卑与精神苦闷,树立主体意识。
(二)动力: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兼收并蓄,批判继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的抬头,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也是人民群众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毛泽东指出:“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10]705与政治战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文化革命也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必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化道路。
文化现代化应坚持兼收并蓄、批判继承的原则。首先,对待传统文化,需警惕厚古薄今和薄古厚今的极端倾向。例如,陈序经在文化问题上一贯主张“全盘西化”,其态度之偏激恰恰是因为对传统中学的“爱之深责之切”,正是出于迫切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心理,他才不惜全面毁弃传统,为当时标榜西式民主的国民党辩护。不过,国民党政权并未如其所愿走上西化道路,蒋介石为实现独裁统治,不仅在文化方面趋于保守,干预自由派的文化论战,还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复辟封建糟粕。反观共产党,陕北革命根据地民主氛围浓厚且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在文化问题上又坚持批判继承和兼收并蓄的原则,倡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主张。其次,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能封锁国门拒绝思变,也不能跟随西方亦步亦趋。外来文化不单单指与中华传统文化形态迥异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也历经多次飞跃。毛泽东数次阐述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危害,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主观主义者“言必称希腊”[11]799,批判宗派主义的党风“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和“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11]821,批判党八股是教条主义的宣传喉舌,会窒息革命精神[11]840。
(三)方法:掌握文化领导权,灌输无产阶级思想
“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0]706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的文化,已然走上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首先,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加紧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各级党员的理论水平。延安时期,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农民阶级的狭隘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思想等不同思潮在党的队伍内流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过思想混乱。马克思提到,“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2]。中国共产党人想培养干部人才,就必须经历自上而下开展的整风运动,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路线教育,整顿普通党员的思想作风,使文化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
其次,党中央在陕北根据地创办多所新式学校,用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取代封建主义或帝国主义思想,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和革命觉悟。辛亥革命时期,两广起义、黄花岗起义等起义全部失败,武昌起义也因未能发动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北洋军阀手中;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开办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吸纳和动员青年团体,教授马列主义知识,传授战斗与耕种的技巧,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决心与士气,精神力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物质力量,于民族解放事业中涌现大量人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
再次,必须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打造干净价值系统。延安部分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介于新旧之间,即虽然摒弃传统旧学的保守观点,但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仍停留在浪漫幻想阶段,或是沉迷西方价值体系日用而不觉。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将其塑造成一个完全的马列主义战士。鲁迅艺术学院提出“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的目标[13]。整风运动与文艺座谈会后,学院调整教育方针,将教学与创作的主题从五四启蒙转向团结抗日,转向文艺干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
最后,必须掌握媒体报刊,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近代以来,媒体报刊等新兴行业成为信息与知识的普遍来源,而中国共产党长期扎根农村,共产主义的火种若要更为深入广泛地在基层乡土社会传播,就需要采取更便捷更易于理解的形式。毛泽东强调:“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10]706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过程是不断发展的进行时态,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属于不完满现实的“实存”,而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历史必然发展的“现实”。
四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成效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现代化探索,不仅在思想理论层面具有明显突破,在实践层面也开始深入改造,这为近现代中国文化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解放区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并在引言中剖析当时文艺工作者存在的问题:在立场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是任何文艺创作都不能回避的基本点;在态度上,文艺作品中“歌颂与暴露”的情节不可或缺,文艺工作者应根据立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工作对象与工作问题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不应再继续互相隔绝,文艺工作者应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熟悉创作对象习惯的语言;在学习上,文艺工作者应清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勿在作品中大谈抽象的超阶级的爱,而要贴近政治实际与民族情感[11]852。
这次讲话不仅为文艺创作定下基调,还鼓励文艺干部与青年学生积极参与抗战事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方针使抗日人民紧密团结,形成极具先进性和战斗力的群体。文艺干部突破文艺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局限,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结合,创作出广为流传的抗日文学,得到边区军民的欢迎与传颂;青年学生在安吴青训班的组织下投身于大生产运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这些精神洗礼使知识阶层在实践中认识到革命的曲折道路与光明前途,在志存高远的同时变得更加脚踏实地。
(二)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利用
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并非自身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而是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作出的回应与反击。外力的介入扰乱传统的平衡,评述中国历史的参考系发生改变,导致中国的知识阶层也相应分化。倘若单单站在西方中心的视角上看待中国而忽略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则无法从旧的历史传统中挖掘新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从数次复古运动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趋古文化,文化创新常以“托古改制”的模式呈现;其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度隔离,前者为价值核心,仅在知识阶层内部流变。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毛泽东提出新的文化方针:首先,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解释文化的成因,认为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这推翻了“古已有之”的思维惯性与“托古改制”的创新模式;同时,文化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所以不能抛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空谈文化转型,而应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次,他提倡“大众化”的文化,这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隔阂;而文化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互结合,又具备了“化大众”的效果,可以促进工农兵群众知识素养的提高。
(三)为世界文化现代化提供全新路径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缘起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在思想、制度层面引起一系列变革;近代中国则是在文化领域先接收西方文明的成果,再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等领域。在现代化道路上,毛泽东兼顾民族文化传统与特殊历史环境,给中国指明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一方向。
首先,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分别规定艺术领域的自由发展和科学领域的自由争论,这标志着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从依靠行政命令解决学术分歧,转向通过自由辩论与竞争推动学术发展的多元格局。
其次,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式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农民革命运动中形成的农村文化、土地革命时期具有阶级形态的苏区文化、抗日战争时期将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抗日文化,以及延安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些文化形态的演进都是基于时代、国情的变化。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途径,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优秀文化立场,反对全盘西化;要求坚持开放包容,批判吸收他国优秀文化成果,反对保守复古。
最后,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作品应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未来是科技的时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建设必然受到工具迭代的挑战。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手段,应将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相融合,把理论的价值作用于既定现实,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广泛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五 结 语
文化总是在保守与革新的张力之间发展进步,文化差异的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各文明的相互遭遇。延安时期,毛泽东既认识到优秀理论是全人类共同的知识精华,而不应该以东西地域简单划分,又提出“反对洋八股、洋教条”和“建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观点,将文化战线提升到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战线上,肯定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到当代中国,这一文化创见进一步体系化为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时代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着强劲的理论支撑。现代化进程下的中国亦将寻回近代以来失落的文化自信力,同时着眼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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