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概念”是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单元。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推演理路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深层逻辑，从马克思早期“伟大的颠倒”经“天国到人间”的唯物主义转向、“细胞的集聚”的系统知识构建直至恩格斯晚年“术语的革命”的演进脉络揭示了概念生成的内在方法：在根植历史与动态生成的纵横统一中把握“概念”的内涵外延、在摆脱抽象与回归现实的能动实践中实现“概念”的价值确证、在观照总体与关联成系的有机网络中理解“概念”的逻辑谱系、在立足自主与批判开放的交流互动中保持“概念”的生机活力。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范式具有现实指导性，具体表现为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通过核心性观点阐释回应时代命题，围绕核心范畴搭建体系化理论，并面向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传播，最终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概念；术语的革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栾淳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祎凡，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断，指明了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概念是知识体系的最小构成和认知单元。只有准确地把握概念的来源、特点以及检验方法，才能准确梳理概念、观点以及理论的内在逻辑，将社会历史现象转化为学科建设的研究范式，构建系统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当前，理论界对标识性概念的内涵意蕴、基本构成、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而鲜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的推演进行理论追溯与规律总结。因此，关于“概念”的学术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鉴于此，通过回归经典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概念”的推演理路进行系统爬梳、深刻阐释其内在规律及现实启示，有助于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观点及理论的解释力，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一、马克思恩格斯“概念”推演的历史爬梳
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系统理解与辩证运用贯穿于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他们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批判继承与唯物主义改造的前提下，采用全新的思辨方式，聚焦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实现对“概念”的系统应用与创新，揭示了“概念”推演的内在规律。
（一）马克思早期对“概念”的“伟大的颠倒”
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的批判扬弃是其对“概念”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前提。“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超越了康德的“先验知性论”的错误，使“概念”从有限的、主观的意识中彻底分离，不再是意识的产物，而是思维自我生成，并产生自身的主客体的行为。但黑格尔忽略了实践的维度，他认为“概念”的规定性是内部生发的，并不是反映世界的工具而是生成世界的能动主体，即承认现实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是基于“概念”的内在逻辑展开的，这种激进的唯心主义观点构成马克思批判的直接靶心。在这场批判中，马克思效法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法”的批判思路，并将其从神学与宗教领域拓展至政治与法领域，通过改造使“概念”的运用烙上了政治实践品格。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方法的内在矛盾，指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成谓语。而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在他看来，黑格尔对于国家的理解并非基于对家庭与市民社会的考量，而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把家庭与市民社会作为“理念”的外化，主语是“国家”，谓语是“家庭”与“市民社会”。但事实恰恰相反，“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黑格尔这种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和“主谓颠倒”必然导致政治结论的保守，从而成为捍卫普鲁士君主制统治的哲学工具。马克思的批判实现了在方法论层面上揭示黑格尔的逻辑谬误，认识到“概念”的缘起不是内部生发，而是现实社会现象演进变化发展的产物。此外，马克思将“概念”的推演思路拓展至经济领域。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是通过外化自身于自然界和历史中，最终在哲学思辨领域回归自身，实现自身扬弃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二者在思维范式上存在惊人的相似结构，这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认识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马克思强调要从真正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科学的、抽象的“概念”上去把握“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不能仅停留在事物的外部现象和脱离现实的空洞思辨，而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规律，这昭示着马克思已经开始使用经过改造的“概念”工具来进行经济领域的分析与批判。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天国到人间”
通过对黑格尔“概念”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实现从“天国到人间”的转向，“概念”不再被置于本体论的崇高位置，它的来源与性质被重新置于人类现实的物质生活当中。关于“概念”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以讽刺的笔法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错误的根源。以“果品”为例，青年黑格尔派从苹果、梨、扁桃等水果中抽象出“果品”的概念并认为它是真实的独立存在的本质，而苹果、梨、扁桃等只是“果品”的“单纯的存在形式”。这生动说明了思辨唯心主义是如何将抽象概念视为绝对主体，把一切现实的外部感性斗争纳入纯粹的内在观念斗争中，赋予其创造现实的神秘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这实质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批判将“概念”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荒谬思想，主张要从现实的物质世界出发，从社会历史实践视角出发来认识世界，唯物辩证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德国哲学语境下，“概念”往往从绝对精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的彻底转向，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从实际生活过程中揭示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而非从抽象概念或思维产物出发演绎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们提出了“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由此，他们给“概念”的来源做出了全新的唯物主义解答，“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包括“概念”在内的所有的精神产物，并非先于经验的，也不是绝对精神的发展，而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在交往和协作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概念”的阶级性，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控制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控制着精神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则处于隶属状态。经由统治阶级加工，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打上浓重的意识形态烙印，符合它所服务的阶级的利益，这为“概念”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发生学视角，要想真正理解“概念”，必须追溯其物质条件与服务阶级利益而非在思辨中实现逻辑自洽。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细胞的集聚”
在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分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放弃关于“概念”的思考与使用，相反将其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概念”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研究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马克思认为科学研究要“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从感性具体的角度出发，在“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的分析得到“简单的概念”，再通过思维的整合，实现从抽象概念向“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复归。这种方法与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的理解方法存在本质区别。科学的“概念”逻辑进程只是人脑认识和复现现实的方式，它不是本体的生产过程，而是思维掌握具体并将其作为精神层面的具体呈现出来的科学方法。这为马克思恩格斯系统使用“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提供了明确的方法思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普遍的概念，即分析“商品”开始，他系统运用了抽象的思维逻辑，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由抽丝剥茧从而得到“商品”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脱离现实，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充分把握其本质属性的内在联系，最终在思维中实现对“商品”这一概念的生动具体地复现。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概念”的来源是物质世界但也同样经由人脑的能动性改造从而成为概念和理论体系，说明科学的概念是客观在思维中的能动反映，是科学研究从现象深入本质的重要环节，为“概念”的来源、本质和形成过程作了最终的定论。同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大分析中，马克思绝非将商品、资本、货币等核心概念作孤立切割或机械罗列，而是以深邃的系统思维贯穿始终，通过揭示概念间内在的辩证关联与历史演进逻辑，提炼解释资本运行的核心观点，编联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范畴视为永恒法则的经验主义局限，更通过概念间的有机融合，完整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图谱，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学理化重构与革命性批判。
（四）恩格斯晚年对“概念”的“术语的革命”
在恩格斯的语境中，“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正是对“概念”创新使用的伟大尝试。恩格斯晚年承担了系统阐释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他将“概念”推演的方法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化了“概念”是不断变化、辩证运动的认识。在以杜林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试图从几个先验的、永恒不变的“概念”着手建构整个世界，将规律从头脑中强加给整个世界，但随研究深入，事物总是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的，这对形而上学来说是无解的矛盾。相反，恩格斯认为“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他认识到物质生活与人类历史处于运动变化中，“概念”作为一个运动的、变化的、有内在联系的、被认识过程的映像也应当是辩证的，“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这澄明在理论构建与研究中要在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中推导规律，并结合社会历史条件与发展情况不断更迭，在矛盾联系和转化中把握现实。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概念”的推演革新集中体现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超越。首先，恩格斯对“概念”来源进行重申，认为要“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才能成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强调“概念”是对现实的反映。其次，恩格斯对“概念”的发展性做出了论述，他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证明了“概念”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印证了他“术语的革命”的论断。而后，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哲学“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的观点，但也对其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他反对黑格尔认为的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的观点，认为这样“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最后，恩格斯在“概念”发展的动力层面提出了实践的观点，他认为推动“概念”发展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这实际上阐明了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概念”演进的重要动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概念”推演的四重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推演重构具有革命性意蕴，它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将“概念”固化为“永恒实体”的认知桎梏，打破了对“概念”的孤立性把握，把“概念”置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具体总体中，将“概念”推演升华为辩证思维的具象化过程，是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总结其规律为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方法指导。
（一）在根植历史与动态生成的纵横统一中把握“概念”的内涵外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的运用阐释，并非静态封闭的教条集合，而是在认识过程中基于科学历史观展现出鲜明的动态生成性，这种时间维度的延展与内涵外延的革新共同构成“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源头活水。一方面，丰富拓展“概念”的时间维度，在对既有理论资源的批判继承中实现时空延展。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凭空创造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而是根植历史纵深，在梳理既有思想资源中赋予概念新的时代生命力。马克思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他肯定了黑格尔“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的观点，承认其捕捉到人试图通过现实活动创造自身与世界历史的能动性，即便后者“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拘泥于“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但仍为马克思提供了关键方法论。马克思将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确证”的概念从哲学思辨领域解放出来，转而从现实物质角度分析，使“概念”在唯物史观框架下获得时空延展，不仅解释历史的生成，更成为剖析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理论工具。通过追溯概念历史，衔接时代语境的批判继承，让旧有理论要素在新实践中焕发解释力，印证了“概念”作为历史科学结晶的本质。另一方面，重新界定“概念”的内涵外延，以“术语的革命”实现理论建构的超越。“概念”的生成绝非对历史的简单复写，而是在实践变革中通过创新推动历史向前。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对“劳动”“资本”“阶级斗争”等核心概念展开革命，例如将古典经济学中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拓展为理解人的类本质与异化劳动的核心范畴；把作为财富物质表现的“资本”，演进为包含矛盾运动的社会关系总和；使“价值”“货币”等经济范畴突破单纯理论属性，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反映形式；“阶级斗争”不再停留于现象描述，而被赋予“历史直接动力”的唯物史观定位。这种对“概念”能指与所指的重塑，并非形式翻新，而是通过剥离旧有语境的遮蔽，在社会属性的本质层面实现自我超越，使“概念”在适应现实中获得更丰富明确的解释力。马克思恩格斯的“概念”推演，既体现为对历史资源的批判性延续，更彰显为对时代课题的创造性回应，二者辩证统一于从长期科学发展的历史出发的认识过程，最终使“概念”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活的灵魂。
（二）在摆脱抽象与回归现实的能动实践中实现“概念”的价值确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的阐释始终以实践为根本原则，通过反对抽象形而上学、扎根具体现实活动，使“概念”从形而上学的空洞抽象转变为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理论工具。一方面，反对抽象形而上学观念，在具体分析中赋予“概念”现实具体性。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将“概念”视为“永恒绝对观念”的抽象思维深恶痛绝，强调“概念”都应当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阐释与发展。这种立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尤为鲜明，他们从不泛泛讨论“生产”“价值”等概念，而是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语境下系统剖析，既否定将资本主义规律套用于其他社会形态的通用法则，也拒绝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空疏抽象。例如，对“剩余价值”的界定，并非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利润层面，而是通过剖析工人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中的双重异化，揭示其作为剥削本质的现实内涵。这种思维方式使“概念”从超历史的玄思中挣脱，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获得翔实内容，极大增强了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概念”的生成以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为基础，在服务改造世界中彰显实践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使“概念”成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受实践检验的思想武器。他们明确指出概念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前提”，无论是马克思强调思维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还是恩格斯主张“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均指向“概念”必须从现实个人的活动与物质生活条件中提炼概括。“价值增值”概念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商品特殊属性的实践考察，揭露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则基于对阶级斗争历史趋势的把握，构想了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这些概念既来自社会矛盾与实践运动的总结，又在指导巴黎公社等革命实践中接受检验、动态完善，真正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以能动实践为核心对“概念”的革新，既打破了抽象形而上学的桎梏，又坚持了现实具体与实践导向的双重原则，使“概念”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桥梁。
（三）在观照总体与关联成系的有机网络中理解“概念”的逻辑谱系
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阐释与应用，始终坚持观照总体与关联成系的系统思维，将理论体系视为社会关系辩证运动中生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活生生的有机整体，以此构建起成熟完善的概念体系，既突破了蒲鲁东对孤立范畴机械堆砌的纯粹理性误区，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从整体到部分，以逻辑驭现实的理论品格。一方面，将研究对象置于复杂社会关系总和之中，以宏观全局把握“概念”的总体内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概念”只有在“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机体中才能得到充分阐释，反对脱离社会总体的碎片化认知。以“资本”概念为例，若将其从剩余价值生产、商品交换等社会关系中剥离，便仅能被简化为货币积累与生产资料的物质叠加，其背后人与人的剥削性社会关系本质则被遮蔽，而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背景下，“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增殖逻辑、权力属性与历史暂时性才得以确证。这种对“概念”的阐释思路要求观照总体，使思维从碎片化走向整体化，在“概念”的互动中深化理解其本质。另一方面，“概念”间以逻辑结构与层次秩序构成有机整体，彰显系统思维的衍生力与严密性。马克思恩格斯以系统思维构建概念体系，既强调“概念”作为理论基石的起点性，更注重“概念”间关联属性的结构化。概念是观点与范畴的最基本质料和知识单元，是理论建构的起点，需从抽象到具体、由表及里层层递进。如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从经济的细胞形式“商品”出发把握“商品的二重性”，进而推演出价值、货币、资本等概念序列，最终揭示剩余价值规律，正是以概念奠基，以逻辑建构的系统体现。“概念”具有结构上的关联属性，环环相扣形成批判全链条。以“异化劳动”为起点，其普遍化催生资本主义进入商品生产与交换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使“商品”从使用价值异化为“拜物教”的载体，马克思由此写下“商品拜物教”的经典论断，穿透表象触及资本剥削本质，即剩余价值生产与积累。这种逻辑推演，使概念体系兼具历史预见性与现实解释力，彻底摆脱了蒲鲁东式机械堆砌的空洞。马克思恩格斯观照总体、关联成系的思维范式，既将“概念”置于社会关系总和的动态演进中确证其内涵，又以逻辑理路整合概念的有机整体，既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当下矛盾，更能预见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
（四）在立足自主与批判开放的交流互动中保持“概念”的生机活力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的推演始终秉持自主性与开放性辩证统一，既强调“概念”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具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独特性身份，又要求其为“精神上的精华”，以包容性批判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这种守正创新的特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坚持鲜明立场，又能随时代发展永葆生机活力。一方面，“概念”推演需立足自主，以立场边界坚守理论独特性。“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潮的“身份基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精准的问题逻辑与价值立场划清理论边界。从分析社会历史的基石、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生产方式”，到剖析资本主义运行秘密、戳穿资本增殖的剥削本质的“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均蕴含着唯物史观的独特思维范式，构成理论体系的独特身份标识。这种自主性绝非故步自封的排外，而是在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批判发展，以独立自主的逻辑方式观察世界、阐释问题，在不混淆立场、不模糊边界中确保理论的独立性，使“概念”成为自己时代的真理旗帜。另一方面，“概念”推演需持开放胸怀，以批判借鉴激活动态发展力。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理论视为封闭教条，而是始终面向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精华的开放概念体系。“概念”的演进是在充分汲取既有理论成果的合理因素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劳动价值论”提供养料，马克思充分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握“私有财产的主体质”、认识到“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合理性，同时突破其忽视劳动二重性的局限，通过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转移价值的分析，创立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经济理论。这一演进路径使“劳动价值论”从古典理论的半成品升华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科学武器。同时，“概念”的革新是坚持正确的思维方式对哲学传统的继承超越。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马克思正是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将其从“绝对精神”的思辨迷雾中解放，转化为从现实出发的唯物辩证法，为“概念”推演注入方法论活力。除此之外，“概念”的内涵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要在实践深化中更新修正。从“异化劳动”到“商品拜物教”，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内涵始终在社会历史实践、科学发现与革命经验中吐故纳新，成为回应时代挑战的“常青树”。马克思恩格斯“概念”推演的自主性是“根”，开放性是“源”，二者辩证统一使“概念”既具区别标识的锐度，又有动态发展的韧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三、马克思恩格斯“概念”推演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概念”层面面临机械借用、实践脱节、概念孤立、传播受阻等挑战，需立足中国实际提炼标识性概念、聚焦实践应用阐释核心性观点、围绕核心范畴搭建体系化理论、面向对外传播做好国际化交流，实现对概念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一）立足中国实际提炼标识性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的推演始终强调立足社会历史条件与现实情况，这一方法论原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供给概念提炼的不竭动力。标识性概念是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主体性与自主性的概念，是恩格斯提出“术语的革命”的集中体现。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概念提炼，要突破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打造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传统与现实的互动中展现独特的精神品格，明确理论边界与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实践不断实现概念自我扬弃、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突显其内生动力与未来指向，从而彰显“两个结合”的原创性、主体性与自主性鲜明特征，构建完备的概念体系。其次，以“概念”辩证发展为动力，在回应时代课题中推进概念提炼的自我革新。任何的概念、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民主”“共同体”等概念从不是书斋里闭门造车的思辨，也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纯粹移植，而是“民本”“九州共贯”等传统思想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治理模式相结合实现的文明跃迁，催生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亟需突破概念依附，建构中国自主的概念体系，其核心在于总结中国经验智慧、创新中国概念话语，以标识性概念回应中国之问与人类之问，让概念真正成为解释中国实践、引领文明对话的思想载体。最后，以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在回答“人民之问”中锚定概念提炼的价值坐标。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集中反映，是人民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在提炼标识性概念的过程中，既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又要以“解剖麻雀”的方法论自觉，在基层治理创新、公共服务优化中提炼中国之治的规律性认识，使“人民之问”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理论抓手与标识性概念提炼的实践源泉，最终形成既具中国特色又蕴含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体系。
（二）聚焦实践应用阐释核心性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的推演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根本立场，深刻揭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原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标识性概念转化中实现主体自觉与理论突破。当前，中国实践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新问题新情况，单一概念难以对问题进行解构与回应，需在概念转化与逻辑重构中构筑核心观点的“四梁八柱”。“共同富裕”正是如此，它是统筹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协调等子概念形成共享发展成果的核心观点，既深化了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又以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为实践提供理论坐标。单一标识性概念需经系统化整合与学理化阐释，从“点”的突破升维至“面”的协同，通过逻辑自洽的核心概念群支撑体系框架、解决实践问题，并以精准语言表达实现学界认同与社会理解的统一。二是要发挥历史主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激活核心观点的实践效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的使用是有其独特的发展与运动规律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核心性观点的运用，要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的基础上，明确概念、观点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前提”，在回应时代关切的过程中推动理论生命的激发与理论内涵的深化，丰富其意涵，催生核心性观点的现实性与指导性。三是要推动融合迭代，在实践、认识的螺旋上升中构建前沿的学科体系。现有学科体系生发于西方的实验科学与理性主义，但伴随数智技术赋能现代化道路的革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转型，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被重构，催生了范式调整与学科交叉的新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分析并验证了剩余价值规律的正确性，同样，当前概念观点的创新，“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既要对现有的引领性、传承性学科的核心性观点、标识性概念进行整合归纳分类，更好地发挥其赋能、指导实践的功用，又要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提炼契合未来社会实践发展需求的概念与观点，突破学科壁垒，催生学科交叉，通过对“概念”的实践验证与逻辑串联为构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体系奠定基础。
（三）围绕核心范畴搭建体系化理论
马克思以“商品”概念为核心范畴，通过严密逻辑推演构建宏大理论体系的系统思维，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超越零散观点阐释，以核心范畴为枢纽推进体系化理论建构，最终形成结构严谨、逻辑自洽的学术体系。一是立足总体视角，统筹整合分散化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以关照总体、关联成系的有机网络理解概念、提炼观点，打破了碎片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始终坚持以总体性思维实现对分散化观点的统筹整合。对既有的概念以及其衍生的观点进行重新梳理分类，厘清其重要程度与内部逻辑，防止出现概念孤立、含义混淆、逻辑冲突，避免知识生产陷入片面化碎片化分散化误区，以此完善学术研究范式。同时，伴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知识的生产方式发生革新，要打破学科藩篱，拓展概念外延，推动知识资源共建共享，尤其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动融合，在技术伦理、数智赋能等交叉领域深耕，形成兼具广度与深度的融合创新成果，拓展概念的覆盖面。通过这种总体性整合，将零散观点升华成体系化理论，最终实现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整体性阐释和系统性把握。二是聚焦核心概念，协同集成体系化理论。马克思以“商品”概念构建《资本论》庞大理论体系的实践表明，核心概念是体系化理论的关键内容。目前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已经逐步建构起一个由子概念、基本原理、逻辑框架相互关联的成体系的理论，彰显了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显著不同，对“西方中心论”实现全面超越。这种研究思路，实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论与恩格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整合方法的当代应用，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三是运用系统思维，构建自主化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人类认知结构，运用系统思维，以概念提炼核心性观点、以观点整合体系化理论的思路对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坚持系统观念，要以本土概念的系统梳理作为理论增长重要基点，挖掘本土知识生产资源，结合新兴技术赋能传统方式，实现研究方法现代转型，推动评价标准多元化，完善学术研究评价机制，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中国风格的研究范式、中国气派的学术理论的协同建设。
（四）面向对外传播做好国际化交流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立足工人阶级自主立场、以批判开放态度与多元思潮互动的传播者，其学说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更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最终要通过有效国际化交流构建全球话语体系，实现从理论自觉到走向世界。首先要提升理论解释力，以“概念”自主性创新增强话语活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也要着眼于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这需要对概念、观点、理论进行自主性创新，提升话语的现实解释力。目前，“新质生产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概念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在解释中国、指导实践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概念的话语活力集中体现在其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要立足人类文明高度，突破西方话语窠臼，用中国智慧回应全球治理难题，构建兼具民族根脉与全球价值的概念表达，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其次保持对外包容性，以“概念”开放化互鉴丰富话语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开放的、包容的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要以开放的文明气度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要做好传统基因与现代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对接，实现民族特色与时代基因的价值耦合，同时实现学科交叉，将关联学科的近似概念加以借鉴，实现跨学科转化创新超越，形成多元整合的话语内涵。除此之外，保持对外包容性要兼具国际视野，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学术对话交流，在批判鉴别的基础上催生其国际解释力，实现“概念”在世界语境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有效提升。最后要坚守文化主体性，以“原创性概念”提炼构建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概念转化与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兼具解释中国实践和进行文明对话的双重属性，现代话语体系的革新要聚焦“原创性概念”的提炼与阐发。所谓“原创性概念”，其指向性和规定性是“原创性”，即其具有区别于已有概念的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也就是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目前，社会发展演进使原有概念出现涵盖不全、解释力下降的问题，不能满足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需要。发展“原创性概念”，核心是要坚持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对原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拓展深化，完成理论建构，同时要持续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最终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匹配的话语体系，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四、结语
“概念”的推演根植于社会历史实践的认识深化与理论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理解始终贯彻实践、辩证、系统的思维方式，揭示了从“伟大的颠倒”到“术语的革命”的演进脉络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同时，从中提炼出根植历史与动态生成相统一、摆脱抽象与回归现实相统一、观照总体与关联成系相统一、立足自主与批判开放相统一的四重方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方法借鉴。
“概念”的推演是时代精神的提炼与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科学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术语的革命”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理论创造，这些概念生发于“两个结合”沃土，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中展现严整自洽的逻辑结构，以严谨复合的思想方法将中国问题同人类关怀相结合，有效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仍需持续深化对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阐释，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延展概念的时空维度，在回应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激活概念的实践效能，在融通中外的开放互鉴中提升概念的国际解释力与话语引领力，真正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概念支撑与理论保障，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智慧与力量。
